增訂版序
陳來
1991年春，我到日本東京女子大學開會，會後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分別作了朱子、湛甘泉的報告。當時，我的研究王陽明哲學的著作《有無之境》剛剛出版不久，所以我也很留意日本學者在陽明學領域的研究狀況。1994年春，我又到日本宋明理學研究的重鎮九州大學參加會議，通過岡田武彥、荒木見悟和他們的學生，對日本的陽明學研究狀況有了進一步了解。在九十年代初期的這兩次訪日交流中，給我印像深的，不是日本學者對王陽明本人思想的研究，應該說九十年代初我們的王陽明哲學研究已經開始超邁日本的研究，而是日本學界對陽明後學，即對整個陽明學所作研究的廣泛性。我在日本的《陽明學》雜志封底看到日本的陽明學研究書目的廣告，涉及陽明後學的既多且廣，引起我的關注，感到在整個陽明學的研究領域，我們當時和日本學界的研究還是有一定差距的。當然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在五十年代以後，至少被各種政治運動耽誤了三十年之久。
由於我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也是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而北京大學是全國人文學術研究的中心，這使得北大學者往往比其他大學的學者更有一種自覺站在全國學術角度考慮問題的學術意識，於是在我的觀念中便對學界陽明學研究的布局有所考慮。在這個時期，我在北京、寧波等幾次學術會議上談到我們在陽明學研究領域與日本的比較，提出應重視陽明後學的研究。雖然我自己在我的《宋明理學》一書中也對陽明後學王龍溪、王心齋、羅近溪等做過一般論述，但我想推動的主要是加強對陽明弟子及後學專人專書的專題研究。然而，我自己卻並沒有因此投入這一研究領域，照理說我在王陽明哲學研究結束之後轉向陽明後學的專門研究，本來是順風順手的。其原因是，《有無之境》出版後一年，一位同事找我談，說他想研究王陽明之後的明代哲學，我明白他的意思，當即說你研究陽明後學吧，我不研究了。如大家所知道的，此後一個時期我就轉向古代宗教與倫理的研究了。
因此，對於我個人來說，此後推動陽明學研究的努力，並不是由我帶頭操刀下手，除了在學術界的呼吁外，更多是體現在我指導博士生的方向。1995年國翔考入北京大學中國哲學的研究生班，選定王門高弟王龍溪為研究方向，1998年他又考取了北大中國哲學博士班，繼續進行王龍溪思想的研究，都得到我的贊許。本書全面體現了他在這一時期研究王龍溪及陽明後學的成果，此一成果的完成超邁了當時日本與海外已有的王龍溪研究，故他的研究與成果可以說是我國學界開始重視、深入陽明後學專題研究的一個標志。從國翔開始，我指導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後報告，涉及明代的有：湛若水、王龍溪、鄒守益、羅近溪、焦竑、顧憲成、高攀龍、黃道周、劉宗周、黃宗羲、李二曲等。在同一時期，我國南方如上海、浙江的學者也都因與日本學界的接觸而逐步開始加強陽明後學的研究，而且發展較快。如21世紀開始，在國翔博士論文完成的同時，浙江省確立了“陽明後學研究資料叢刊”和“王陽明與陽明學派繫列研究”的課題，作為這兩個課題的結果，2006年到2009年，《陽明後學文獻叢書》與《陽明學研究叢書》先後出版，既突顯了浙江學者為主體的陽明學研究成果，也明確顯示出陽明學研究在我國開始走向興旺。正因為有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高校和學者在十幾年來的努力和所取得的這些研究成果，2009年在杭州的國際陽明學會議上，我在大會講話中說，今天中文世界的陽明學研究，包括陽明後學的研究，已經超過日本，這是我甚感欣慰的。
然而，須要指出，與其他時代儒學思想史研究有所不同，明中後期的陽明學研究是一項高難度的學術事業。陽明學的思想辨析，細致而深微，陽明學思想家的討論，正如黃宗羲所說，“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正理解這些討論，對人的心智能力是一個考驗，決不是淺嘗輒止可以進入的。大約十年前在北大哲學繫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有一個參加答辯的老師說，我煩的就是看理學的論文，這有代表性地反映出理解和進入理學話語對一般學者的困難。陽明學研究對學者心力的考驗決不下於西方哲學，甚至，就連我這樣研究理學的資深熟手，今天深入其中，也有時覺得力不從心了。以至於，我偶爾會想起朱子六十多歲時曾對學生說的話：“某向來分別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這般所在都說不到。”今天，我們的陽明學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績，但深入、發展的空間還很大。除了陽明的及門高弟，以下二傳三傳，其流裔直至晚明，代代都有可觀者出現，其中有待研究者大有人在，有待研究的問題也所在多有。而在每一項研究中達到較高水平，皆要付出全幅心力，決非易事。所以，未來的陽明學研究需要更多的青年學者投入精力參與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我一向強調博士論文的選題要避免重復，別人已經作過的題目盡量不要再作，力求開展新的研究，以作沒有人研究過的題目為好。如國翔完成的王龍溪及陽明後學的博士論文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準，再圖超越很不容易。但2007-2008年北大哲學繫竟有兩位博士生要選王龍溪為題目，我在開題會上明確表示不贊成，理由就在這裡。今年我收到兩篇南方大學王陽明哲學的博士論文評審，完成的水平我都是不滿意的。目前我國王陽明與陽明學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經達到很高水準，不是隨便可以超越的。博士生選題一定要從已有研究的薄弱環節去尋求突破，論文纔能有所創新。我國陽明學研究的格局也纔能更加豐滿。這個經驗之談希望引起指導教師和青年學子的重視。
國翔的王龍溪及陽明後學研究，如前所說，是我國陽明後學專人專書研究的先鋒，其著作《良知學的展開》不僅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而且該書的出版在這個領域起了一定的帶動作用。國翔此項研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的研究注重與臺灣學界的交流，他在碩士階段做的研究即在臺灣學術刊物上發表，他的博士論文也是先在臺灣印行，他在博士生期間還曾赴臺灣訪學，這使得他的研究不僅能夠吸收臺灣學界的相關成果，也使得他的研究在臺灣學界廣被認可和重視。近二十年來，臺灣中國哲學研究的發展自有其限制，但我常常說，與國外漢學不同，臺灣學界研究的平均水平較好，是我們研究的好“他者”，與意識形態無關的文史哲類研究，若不能在臺灣學界得到相應的評價和肯定，便值得認真反省。
國翔的這部研究王龍溪及陽明後學的書初印行是在2003年，相比於我的關於王陽明哲學研究的書，不過相差十二年，但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各自代表了兩個世代。我的書完成了我的世代賦予我的研究王陽明哲學的使命，而國翔的書則承擔了他的世代開啟陽明後學研究並使之發展的使命，故他此書的出版也標志了我國陽明學研究的世代交替。我也期待，他在這個領域取得更多的創獲、做出更多的成果。
國翔的書要出增訂新版，我就拉雜地寫了上面這些話，以為新序。
2015年7月8日於清華學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