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親愛的薩爾瓦托雷：
你可能並未意識到，但你是一位哲學家。你是哲學家，因為你處理生活及其問題的方式對你來說是私人化的。正因如此，我相信希臘哲學史的一些知識能為你提供用處，這也是我決定專門撰寫一本哲學史的理由。我想以平實的語言告知你早期哲學家們的生活和思想。
為什麼是希臘哲學？首先讓我告訴你，我親愛的薩爾瓦托雷，你可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希臘人——我是非常嚴肅地在說。你是希臘人，並且，我還想說，你是“雅典人”。希臘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片廣闊的地中海陸地，充滿陽光和人們的交談，在我們的半島上，它幾乎延展到沃爾圖諾河岸。越過這條兼為地域性與氣候性的邊界，則居住著羅馬人、伊特魯裡亞人和中歐人，他們是完全不同於我們的民族，以不同於我們的方式思考。為使你更加清楚地理解這一根源性的差異，我想讓你思考一個動詞，這個動詞隻能在希臘語裡找到，其他任何語言中都沒有與之對等的語詞，
除非使用冗長的短語，否則無法翻譯它。這個詞語叫作“agorazein”。“agorazein”的意思是“使某人浸身於市集中，去看看人們都在說些什麼”，因而也會去聊天、買賣東西、會見朋友。這個詞也表示閑遊亂逛，在陽光下漫步直到太陽落山，或者就像那不勒斯人所說的“intalliarsi”—意為悠然信步，直至融為手舞足蹈、相互顧盼、嘰嘰喳喳的人群中不可分離的一分子。尤其是“agorazein”的分詞形式“agorazonta”，形容一個人實踐“agorazein”的移動方式—背著雙手逛來逛去，從不走直線。要是有一個外國遊客或商人在某個希臘城市，例如科林斯或波佐利的街上，他會對眼前的場景大感疑惑—人們在街上閑逛，不時停下來加入一場激烈的論辯，接著沒走幾步，又加入下一場論辯中。這位遊客或商人可能以為這是什麼公休日，但他看到的不過是一幅完美的“agorazein”景像。希臘哲學的湧現大多歸功於歐洲南部民族喜好散步的習慣。
蘇格拉底：我親愛的斐德若，你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
斐德若：蘇格拉底，我和克法洛斯之子，呂西阿斯待在一塊兒。現在我要到城牆之外走一走。我們共同的朋友，阿庫美諾說，在鄉間行走要比在城市的廣場上漫步更舒適涼爽些。
這是柏拉圖對話錄好的作品之一《斐德若篇》的開篇。說實話，這些雅典人中沒有一個能被稱為有實際建樹的。他們散步、交談，討論善與惡的本質，但要說到從事生產、沉下心來制造一些可供出售或使用的實用之物，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記住，盡管那時的雅典隻有為數不多的兩萬公民，但除了公民之外，還有至少二十萬的奴隸和外邦人，所以雅典並不缺少使城邦正常運轉的勞動力。那時的雅典人還沒有受到消費主義的侵蝕，樂於過相對質樸的生活，因此也隨心所欲地將他們的時間花費在對智慧的追求和談話中。現在，讓我們回到哲學和我寫作此書的理由上。哲學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工具，是解決日常問題的有效手段。不幸的是，學習哲學卻並不像服兵役那樣具有強制性。如果讓我來決定，我會使哲學成為所有中學的一門課程；可是，我又害怕權力機關覺得它已經過時，用更加時髦的“社會科學”來取而代之。這就好像果蔬店有了自動收款機便廢除數學學科一樣。
所以，什麼是哲學？這並不是一個可以馬上回答上來的問題。人類通過兩門基礎學科達到了文明的—科學和宗教。科學吸引了我們的理性資源，研究我們周圍的世界；宗教回應人類的直覺需求，找尋一些的事物，一些超越感覺和理智範疇的知識。而哲學在這二者之間，和它們都有相同之處，具體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所謂的理性主義哲學家和更具有神秘主義傾向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屬於理性主義的思想學派，他把哲學描述為無人之境，處在科學和神學的中間地帶，它十分脆弱，容易受到兩面夾擊。
我親愛的薩爾瓦托雷，你並沒有受到更高層次的教育，不知道哲學究竟是什麼。但你不必感到羞愧—不止你一個人這樣。真相是，沒有一個人知道哲學的所有事。就比方說，在意大利的五千六百萬民眾中，大概隻有十五萬人可能會說出關於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有什麼區別的三言兩語，而這些人可能是哲學老師或者正在應付考試的學生。其他大部分人，甚至是那些受過古典教育的人，也隻能說出“柏拉圖式的愛情”，並將其定義為男女之間不願意發生性行為的愛意關繫。而柏拉圖自己在這方面的論述，卻比這些要更為復雜，更不壓抑。
如果哲學對於一般的意大利人來說是文化背景上的“黑洞”，那麼誰應該對此事負責呢？在我看來，絕不是這門學科本身，它並不枯燥，也不艱深—而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他們共同刻意地決定了哲學無法被廣泛習得。我當然不能說自己讀過了所有的哲學史，但在我所讀過的那一部分中，除了伯特蘭·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剩下的都憑借專業術語造成了嚴重的閱讀障礙。我有時懷疑這些作者不是在寫給哲學學科的學生，而是寫給他們的同僚看的。
專業術語一直是折磨著每一個外行的麻煩事。而事實是，總有那麼一些人喜歡裝腔作勢，用晦澀難懂的話來嚇唬外行。從五千年前的埃及祭司開始，到你能想到的任何故弄玄虛的神棍，再到醫院裡的醫生—當他們接受電視采訪時，從不會說“摔斷了腿”之類通俗易懂的話，而是更喜歡使用復雜的術語，如“股骨骨折”。術語的專業化是有好處的，它可以引起人們的重視，並且提高術語使用者的權威。在今天，任何一個團體、協會或俱樂部都有它們自己的術語。這種壞習慣是沒有界限的。例如，在意大利的機場，每當飛機晚點，就會廣播這段話：“由於areomobile（飛機）晚點，AZ642 航班不能按時起飛……”我非常想知道是誰發明了這種說法，他是否會以同樣的說法告訴妻子自己要坐飛機？他會說“卡特麗，我明早在米蘭有個約會，我會乘9：00 起飛的航班”嗎？當然不會。和妻子說話時，他會使用日常的語言，而為了從我們這些可憐的乘客身上纔能得到的一些好處，他對我們使用了另一種不太日常的語言。他清楚地知道，當面對這樣一種陌生的術語時，我們肯定會被唬住，以至於完全無法鼓起勇氣來抱怨飛機晚點。這就相當於是在告訴我們：“你們這些無知群眾又對晚點知道些什麼呢？你們對飛機一無所知！閉嘴吧，感激我們能屈尊跟你們說話吧！”
我還有一些其他例子說給你聽。那不勒斯暴發霍亂時，人們認為貽貝是罪魁禍首。貽貝在意大利語中通常的叫法是“cozze”，但由於電視裡的新聞播報員都把它喚作“mitili”，而所有的那不勒斯人都不知道“mitili”是什麼，於是大家繼續歡樂地喫著“cozze”。同樣的事發生在我的裁縫薩韋裡奧·瓜爾達肖內的家中。有一天，他和我還有帕皮盧喬正看著電視—帕皮盧喬是一隻他在地震後發現的、獨自徘徊於足球場附近的混種狗。播報員說：“逃犯在犬類輔助員的協助下被捕。” 薩韋裡奧問我：“教授呀，他說的‘犬類輔助員’是什麼意思？”“狗。”我稍微簡化了一下，回答他說。“天啊！天啊！” 薩韋裡奧大叫起來，“想想我養了一年犬類輔助員卻毫不知情！”帕皮盧喬可能察覺到自己正在被談論，感激地搖了搖它的尾巴。
不用我說，政客是所有人裡糟糕的慣犯。他們是典型的艱深語言藝術實踐者，隻為了一己私利。我曾聽聞他們中的一位在電視上說：“毫無疑問，意大利正遭受的小額貨幣短缺問題通過信用貨幣的發行得到了改善。”他的意思是，零錢不夠了，所以我們用小金額的支票來代替。相信我，我本該當場拆穿他的用詞，然後給他灌輸正確的人話！專家總是害怕使用平實的語言會被人認為無知。更糟的是，這幫專家可能還會覺得你對於他們寶貝的學科太過隨意！他們會立即回擊你是“科普員”並且冷嘲熱諷地皺起他們的鼻子，好像“科普”這個詞是有多麼惡臭難當。事實上這些人根本不會為他人著想，隻顧著自我膨脹，而不是分享知識。
意大利人是讓文化變得無趣的老手。你隻須去博物館逛一逛就能意識到這點：大大小小雷同的美術館，門可羅雀；陳列出來的雕塑和畫作邊沒有任何信息說明，陰沉沉的展廳服務員隻是在等著發工資—一切都像死一樣寂靜，簡直和美國的博物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拿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來說，那是一個人人都喜歡的地方，無論是老人、小孩、學者，還是文盲。那裡有酒吧、餐廳，有用於解釋前因後果的錄像，有重現歷史景觀的實景模型—恐龍磨著它們的牙齒，印第安人和坐牛a 在獨木舟上嫻熟地劃著槳。我承認這些博物館讓人想到更多的是華特·迪士尼而不是查爾斯·達爾文，但遊客們在這兒待上一天，至少會學到一些東西。
牢記這一點後，我決定無視所有的學者和學究，向你展示希臘哲學是多麼有趣並易於理解。有一些哲學家，尤其是在你了解他們一些之後，會讓你驚覺如此熟悉，於是你終會找尋他們和你親友間的相似之處。你甚至會發現，把一個人的心態形容為亞裡士多德學派的、柏拉圖學派的、智者學派的、懷疑論者的、伊壁鳩魯主義的、犬儒主義的、昔蘭尼學派的，會比參考星座書來得更為有效。不可否認，我們就是這些先哲的直繫後裔！
<前1184 年，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希臘英雄們和特洛伊難民散落各處，一些人在返程中被暴風雨衝散，另一些因復仇的恐懼分散開來，他們零零星星地沿著地中海海岸建立村莊，安定下來，成為我們的祖先。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伯羅奔尼撒和阿提卡的人們不斷遭到北部蠻族部落的入侵，感到人滿為患，決定乘船離開並在其他地方復現他們的城邦—或者說城市。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神廟、露天集市（中心廣場）、劇院、公共會堂（市民中心）、體育館，等等。我們已經能夠從中看到，古希臘之於西方思想的發展，正如產生出星繫和星座的大爆炸之於宇宙的形成。如果希臘文明不曾誕生，那我們將落入東方教義的影響之中—相信我，薩爾瓦托雷，這絕不是一個玩笑！如果你質疑我的說法，可以去看看地圖，你會發現，就在希臘下面、地中海右邊一點兒，就是中東。如果不是幸運地打贏了幾場戰役（在普拉蒂亞和波斯人的戰役，以及在普瓦捷和穆斯林的戰役），並且擁有繼承自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的希臘理性思想，我們之中將無人幸免於亞洲文化的侵襲。因此，所幸古希臘城邦並未像埃及和亞述帝國那樣受到祭司的統治，而是由一群對祈禱和神秘主義興致缺缺的貴族來管理。不過，既然提到了宗教，就讓我們快速了解一下希臘人和他們的神祇之間的聯繫。首先，眾神並非無所不能，甚至眾神之父宙斯也不能為所欲為。凌駕於他和其他神祇之上的力量乃是命運，或者說，就像荷馬口中的Ananke，即必然性。作用於眾神的力量和所有君主的這一限制，是我們繼承自先祖的偉大民主傳統中的一部分。對於希臘哲學家來說，善等同於節制。
其次，希臘宗教並未過度宗教化。眾神實際上受制於每一項凡人都有的弱點：會發生口角、醉酒、撒謊、私生活混亂。因此，倘若人們對於他們的敬意多少有幾分修正，也是毫不意外的。他們的確受人尊重，但僅此而已。同希伯來之神耶和華所引起的恐懼相比，完全不值一提。就拿眾神的落腳處奧林匹斯來說，它可不像其他嚴肅宗教中那樣位於天上，而是在一座山的山頂。也就是說，希臘人根本不擔心會有人跑到那兒突擊檢查。
我介紹古希臘宗教的原因是，哲學誕生的時間與迷信、神秘儀式讓步於對自然的科學觀察的時段相吻合。米利都的泰勒斯，一位專門研究日食的天文學家，是史上位哲學家—這根本不是偶然。請永遠記住，不是所有能產生與當下物質需求沒有直接關聯的想法的人都叫哲學家，否則哲學的誕生得往前推回到舊石器時代了。
我可以想像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胡努那天晚上非常高興，因為所有的事都搞定了。他殺死了一頭柔弱而肉質鮮美的小鹿，用石斧將它切作四等份，然後把它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熟。他和他的女人哈娜一起享用這頭小鹿，直到飽得再也喫不下。這一夜熱極了，他睡意全無，於是在草坪上伸展開來，躺在那裡仰望星空。這是一個無月的八月夜晚。他頭頂上數以萬計的細小光點閃爍著。胡努問自己，這些點點會是什麼呢？是誰把它們掛在了天上？是一個大巨人嗎？是一位神嗎？……於是宗教和科學同時誕生了，出於對未知的恐懼和對求知的需要。然後再是哲學。
L. D.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