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幾個月前，志祥教授來電，問我可否為其即將出版的《中國美學全史》五卷本作序。一方面，我感到能為這樣一部重要著作寫序是一樁挺有意義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有一絲顧慮：書中當代部分寫到我，由我來寫序是否合適？不過收閱全書電子稿後發現，我的擔心似無必要。首先，全書考察了中國美學史中上百個美學家，我隻是全書百分之一都不到的一個個體，應當不影響我有評論其餘99%以上的整體的權利。其次，作者在評述我的美學思想時，隻是客觀地加以陳述分析，並無溢美之詞，而且還有一些商榷性的評點。這就進一步賦予了我寫序的合法性，使我可以坦蕩地以一個美學工作者的身份，來談談對這部書的看法。
志祥教授小我10歲，我們很早就相識。十多年前，我在廈門大學主辦過一次會議，他應邀參加，這是我們次近距離接觸。2009年，他寄贈我一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國美學通史》。該書作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的成果，體量達150多萬字，由他獨立完成，給我留下深刻印像。2012年，我邀他加盟我主持的一個國家重點項目“現代性與中國現代美學思潮”，他是團隊成員中任務完成得快、好的。後來，我又收到他新出版的美學原理論著《樂感美學》，對他的了解進一步加深。可以說，這些年志祥教授著述甚富，聲名鵲起，是新近崛起的中年學者。我盡管早就知道其研究能力之強、寫作速度之快，但見到這部五卷本的皇皇巨著，還是有些喫驚。在中國美學史研究領域，以一人之力撰寫這麼大規模的著作，尚無其儔。2016年，《中國美學全史》被上海市*與新聞出版局列為“上海市高校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出版工程項目”。恰恰在這一年，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學科體繫、學術體繫、話語體繫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成為時代的呼喚。該書不負所托，以有備而來的潛心研究，響應了時代呼喚，建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史學科體繫。
《中國美學全史》上起先秦，下迄21世紀初，全景式地分析、描述了中國古代美學精神在古代的運行史及其在20世紀向現代美學學科的轉型史。這樣貫通古今的巨著，就我目力所及，還是部。已故章培恆先生曾批評將中國文學史古今斷代分割開來進行研究的弊病，呼吁將古今演變聯繫起來的統合性研究。由於學者能力所限，真正能夠達到這個境界的幾乎未見。志祥教授是少有的能夠將中國美學史古今演變的研究落到實處的學者。《全史》的價值，首先在於在時間跨度上達到，揭示了中國美學演變的完整歷史軌跡，具有劃時代意義。
志祥教授之所以能夠完成這部高難度、高水準的著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他幾十年如一日不懈努力的結果。據與志祥交流，他起步時曾得到錢中文先生的指點，這使他學會了用美學的觀點去研究文藝理論。後師從徐中玉先生研究古代文論，研究生畢業後不久，即於1993年出版了《中國古代文學原理——一個表現主義民族文論體繫的建構》。新世紀之初，志祥來到復旦大學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做的即是《中國古代美學精神》，它為《中國美學全史》卷提供了初的積累。《中國古代美學精神》完成後，作者返論於史，帶著“古代美學精神”去梳理古代美學史，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國美學通史》。這便構成《中國美學全史》第二至第四卷的主體。再後來，作者接著做《中國現當代美學史》的研究，並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立項。其成果成為《中國美學全史》第五卷的基礎。不難看出，《中國美學全史》不是趕任務、倉促上馬的應景之作，而是作者長期追求、不懈探索、嘔心瀝血、瓜熟蒂落的結晶。
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美學全史》呈現為三個組成部分。部分為卷，論中國古代美學精神。作者理解的中國古代美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對美和美感的基本看法以及中國古代三大文化主體儒家、道家、佛家對美的特殊看法。它們由一繫列主次有別、豐富多彩的範疇構成。一方面，它們充當第三至第四卷中國古代美學史演變考察的中心範疇和重要概念；另一方面，它們本身又相互照應，相互補充，具有中國古代美學範疇體繫或美學原理的品格，按照“原始以表末”的方法追根尋源，理出各種範疇概念的歷史脈絡，因而又有中國古代美學範疇史的功能。為了論證中國古代美學精神是關於美和美感本質、特征思想的合理性，該卷增加了論美一章，表述自己對美本質的思考，成為作者與評述對像之間進行對話的理論依據。為了論證美學史聚焦美本質的合法性，該卷又增加了論美學的學科定義一章，重申美學是美之哲學。因而，卷《論美學、美與中國古代美學精神》就成為一個環環相扣的嚴密整體。不僅如此，作為全書的首卷，作者還花大力氣寫了《前言》和《緒論》，作為對全書的綱領式的論述。《前言》對已出版的若干部中國美學史著作的得失作了盤點和反思，對《中國美學全史》的寫法及其價值所在作出論證和說明，使讀者對中國美學史的研究現狀可有一個綜合的了解。《緒論》高屋建瓴，刪繁就簡，以文藝美學為切入點，將第二至第五卷描述的中國美學史由古至今的演進軌跡和時代特征作了提綱挈領式的鳥瞰。較之其他中國美學史著作直接進入歷史的敘述，史論結合是本書突出的一大特點。本書與史相連的理論闡述，恰恰由卷體現。它是對中國古代美學史演進中積澱的若干共識的過濾與提純，也是對中國古代美學史梳理的理論指導。
第二部分為第二至第四卷，描述中國古代美學精神在中國古代的發展史。中國古代的美論和美感論，不僅體現在文藝美學思想中，這是以往的中國美學史所重點關注的；而且體現在哲學美學思想中，這是一般美學史所忽略的。兼顧後者，挖掘中國古代哲學世界觀中的美學思想，成為本書的另一特色。作者認為，中國古代共有的美本質論體現為味美、心美、道美、文美及物我同構、天人合一的適性之美的復合互補，它們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第二至第四卷，作者依據中國古代復合的美本質論的誕生、變異、回環、終結，將中國古代美學史劃分為奠基、突破、發展、綜合四個時期，即先秦至兩漢為奠基期，六朝為突破期，為發展期，明清為綜合期。這個時代分期的劃分，以論帶史，史論互證，自成一說，與不少美學史的時代分期史論脫節或按政治朝代的機械劃分形成了鮮明對照。與原有的《中國美學通史》相比，《全史》的古代美學史部分有所修訂與增益。如第二卷對《詩經》美學思想一節的增補、第四卷第六編對近代中國美學作為古代美學向現代美學轉型的過渡期的改寫，就是明顯的例子。
第三部分為第五卷，描述中國古代美學向現代美學學科的轉型史。作者揭示：中國古代美學並無獨立的學科概念，美學思想散落、分布在各種線索的哲學理論與文藝理論的線索中；而“五四”以後西方的美學概念在中國落地生根，美學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聚焦現實與藝術中的美及美感經驗的哲學思考，於是中國現當代美學史的敘寫結束了古代的多線並存，而能夠理直氣壯地單線推進。在現代美學史的描述中，作者以1928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為界，將中國現代美學史一分為二，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高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旗幟蘊含的價值取向的變異，以及前期主觀論美學向後期唯物論美學的轉變。在當代美學史部分，作者分為次美學大討論、第二次美學高潮、新世紀以來美學的解構與重構三個階段。對中國現當代美學史演變階段的這些劃分，有相應的實證材料支撐，洞悉底裡，不同流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關於中國當代美學史的著述。由於這一階段屬於正在進行時，缺少歷史沉澱的足夠時間，且與作者存在著復雜的利害關繫，因此涉足這一領域不僅很難，而且很有風險，因此為當代美學發展著史者寥寥。不過，為正處於進行時的當代著史也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與敘寫的人和事靠得近，可以觸摸到對像的體溫，容易程度地接近真實。本書本著對學術的真誠、對歷史的責任，致力於此，作出了獨特的學術貢獻。
《中國美學全史》的“全”不僅指時間上縱貫古今，而且指空間上籠罩群倫。志祥教授從文藝理論起家，卻緊抓哲學美學觀這個決定文藝美學觀的根本，做足做強。卷在論完中國古代共有的美本質論後，即分別綜論本同而末異的儒家美論、道家美論、佛家美論。第二卷至第四卷在中國古代美學史的敘述中，儒家美學、道家道教美學、佛家美學始終是同時並進的三條哲學美學線索，此外還根據時代生滅敘寫了墨家美學、法家美學、玄學美學。玄學本來就很玄，一會兒講禁欲的“雅量”，一會兒講縱欲的“任誕”。對立的二者都是令人追慕的“魏晉風度”。這種矛盾現像如何解釋？作者分析指出：二者實際上都可以落腳在玄學人生美學的根本追求——“適性”之上，隻不過對“性”的理解不同罷了。前者（禁欲、雅量）指順應老莊所說的人性——無情無欲、無思無慮，後者（縱欲、任誕）指順應現實中實際的人性——人生而有情有欲，人性以從欲為歡。與此同時，古代美學史部分還具體考察了哲學美學觀在各門藝術理論中的表現，廣泛地考察了每個時代的詩論、文論、詞論、曲論、小說理論、書論、畫論、音樂理論、園林理論中反映的美學思想。琳瑯滿目的文藝美學線索與多姿多彩的哲學美學線索齊頭並進，奏出了多聲部、復調式的古代美學交響曲，呈現出古代美學思想的全景圖。而到了現代，西方的各種美學學說紛至沓來，於是中國美學發生轉向。由於中國現當代美學史涵蓋了中西美學的關繫，因此，中國現當代美學史必須在研究中國美學的同時，也研究西方美學。志祥教授不僅熟悉中國美學，也了解西方美學。所以，他能夠跨越中西美學的邊界，全面地把握中國現代美學家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概念，對現當代美學作出深度闡釋。作者以全面的知識優勢，客觀揭示了這一歷史現像：中國近現代美學家的理論思想雖然接受了西方美學思想，也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了中國美學傳統，促使了中西美學思想的融合與中國美學傳統的現代轉化。
這樣，《中國美學全史》以先秦到21世紀初的時間為縱軸，在古代以儒、道、佛、玄等派別的哲學美學和散文、詩詞、戲曲、小說、書法、繪畫、音樂、園林等文藝美學的多條線索為橫軸，在現當代以美學概論、文藝概論之類的原理性論著為緯度，精心打造出了一個結構宏偉、氣像萬千的中國美學全史的思想學術宮殿。
如此巍峨的學術宮殿，按照慣例，應該有龐大的研究和寫作團隊，但實際上卻不然。它由志祥教授一人獨立完成，這在當代中國極為少見。近年來，由於建立了以項目招標為核心的學術體制，集體性的研究、寫作似乎成為常規。往往是項目越大、級別越高，團隊就越龐大，有的竟有十數人至數十人。這種集體性的研究、寫作模式對某些在資料性比較強的課題可能尚有某種必要性，但一般而言，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並不合適。學術研究是精神生產，是個性化的創造，要求體現思想的獨特性以及論說的有機性、整體性。而集體性的研究、寫作模式的弊病恰恰在於很可能抹煞學術個性和有機性、創造性，導致思想、理論的平庸化，甚至造成思想和邏輯的混亂。而這部《中國美學全史》相對這種合作風氣是一個異類。由於繫作者一人長期積累、精心結撰，所以避免了集體研究帶來的局限性，思理一貫，章法統一，結構整飭，表述均衡，對中國歷史上許多美學家都有獨到的解讀，對許多美學現像都有獨特的發現，不同凡響的思想閃光隨處可見，體現了極為可貴的學術獨創性和有機整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