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序
前言
導論
部分  習慣在行為中的地位
章  作為社會功能的習慣
第二章  習慣與意志
第三章  性格與行為
第四章  風俗與習慣
第五章  風俗與道德
第六章  習慣與社會心理學
第二部分  衝動在行為中的地位
第七章  衝動與習慣的改變
第八章  衝動的可塑性
第九章  改變人性
第十章  衝動以及各種習慣之間的衝突
第十一章  本能的分類
第十二章  沒有單獨的本能
第十三章  衝動與思想
第三部分  理智在行為中的地位
第十四章  習慣與理智
第十五章  思維心理學
第十六章  思慮的本性
第十七章  思慮與計算
第十八章  善的獨特性
第十九章  目標的本性
第二十章  原則的本性
第二十一章  欲望與理智
第二十二章  現在與未來
第四部分  結論
第二十三章  活動之善
第二十四章  道德是人的道德
第二十五章  自由是什麼
第二十六章  道德是社會的道德
1930年現代圖書館版前言
修訂版譯後記

主編序 
在杜威誕辰160周年暨杜威訪華100周年之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杜威著作精選》，具有十分重要的紀念意義。
    一百年來，縱觀西方思想學術發展史，杜威的影響不僅沒有成為過去，相反，隨著20世紀後半葉的實用主義復興，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矚目。誠如胡適先生所言：“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永遠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
    在中國，杜威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隻是在不遠的過去，國人纔終於擺脫了非學術的干擾，抱持認真嚴肅的態度，正視杜威的學術價值。於是，纔有了對於杜威著作的深入研究和全面翻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歷來重視對於杜威著作的翻譯出版，此前已推出了《杜威全集》（39卷）、《杜威選集》（6卷）的中文版，這次又在原先出版的《全集》的基礎上，推出《杜威著作精選》（12種）。如此重視，如此專注，在國內外出版界都是罕見的，也是令人贊佩的。
    或許讀者會問，既有《全集》、《選集》的問世，為何還要推出《精選》？我們的考慮是：《全集》體量過大，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不論是購買的費用還是空間的占用，均難以承受。而《選集》由於篇幅所限，又無法將一些重要的著作全本收入。《精選》的出版，正可以彌補《全集》和《選集》的這些缺憾。
    翻譯是一種無止境的不斷完善的過程，借這次《精選》出版的機會，我們對原先的譯本做了新的校讀、修正，力圖使其更加可靠。但我們知道，盡管做了努力，由於種種原因，一定還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懇切地希望各位方家不吝賜教，以使杜威著作的翻譯臻於完美。
    後，我們要特別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王焰社長，感謝朱華華編輯。杜威著作中文版本的翻譯出版，得到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朱華華編輯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沒有這種支持和付出，就沒有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杜威著作精選》。

    劉放桐  陳亞軍
2019年1月28日於復旦大學杜威中心

修訂版譯後記

復旦大學杜威研究中心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聯合推出“杜威著作精選”繫列，這對傳播杜威的思想和觀點是十分重要而有意義的事情。39卷本的《杜威全集》體量龐大，即使是研究杜威思想的博士生和專家們也未必能夠通讀所有這些著作，一般讀者想從中挑選自己感興趣的篇章就更加不易。所以，非常有必要把那些能夠代表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的著作選出來單獨出版，以饗讀者。
重新審校《人性與行為》書稿，一方面深深感受到杜威在其所處的時代對人性、道德和行為的傳統理解方式的激烈批判。他反對把人性視為永恆不變的主義觀點，反對把習慣、衝動和理智割裂開來的理論圖式，反對離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去尋求道德和善的理解視角，反對把人性與道德相互分離的做法。在杜威看來，即使承認人性的構造中有諸如本能等不變的因素，但我們依然不能據此假定那些滿足本能需要的方式和習慣也是永恆不變的。用杜威在《人的本性是變的嗎？》中所表達的觀點來說，“問題將不再是人性是否可以改變，而是在既定的條件下如何改變”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3卷，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50頁。
。杜威在《人性與行為》的導論中明確說道：“一種以研究人性而非忽視人性為基礎的道德會發現，關於人的事實與自然界中其餘事實是相連續的，因此它會把倫理學與物理學和生物學統一起來。它會發現，個人的本性與活動和其他人的本性與活動是緊密相關的，因此把倫理學與對歷史、社會學、法律和經濟學的研究聯繫起來。”（p.10）所以，對於杜威來說，我們既不應當以道德與人性的分離為基礎構造一種精巧的道德形而上學，也不應當“浪漫地贊美自然衝動，並把它當作某種優於所有道德要求之物”，而是應當依托人性以及行為，在一種動態的狀態中構建真正符合人的道德和適合人的善。
    另一方面，我也越來越意識到杜威在本書中以及其他不同主題中一以貫之的“實用主義原則和方法”。從哲學史的發展脈絡來說，杜威既不贊同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唯理論傳統，也不滿意羅吉爾·培根和弗蘭西斯·培根所倡導的經驗論觀點。杜威認為，近代這兩個哲學流派依然在精神與物質、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心靈與身體、理智與感對立的觀點之間遊走，沒有真正消除這些對立，而他所提倡的“經驗的自然主義”、“自然主義的經驗論”或“自然主義的人文主義”則通過把人與經驗和自然有機聯繫起來，真正消除了上述對立的存在。因為，“經驗乃是達到自然、揭示自然秘密的一種且是的一種方法，並且經驗所揭露的自然（在自然科學中利用經驗的方法）又得以深化、豐富化並指導經驗進一步地發展……”。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卷，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10頁。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杜威所說的經驗既不是理智經驗，也不是感覺經驗，而是作為主體的人與自然接觸時所發生的“原初經驗”。在他看來，“哲學，和一切反省分析的形式一樣，暫時使我們離開在原初經驗中為我們所具有的事物；在原初經驗中，這些事物是直接地發生作用和被作用的、被利用著和被享受著的”。
同上，第22頁。
    杜威在當時所推動的這種哲學運動通常被稱為“實用主義、實驗主義或工具主義”。這種運動完全反對那種認為“追求更高的實在決定哲學應研究的工作”的哲學傳統，“它肯定哲學的目標和任務跟古代哲學傳統的所謂追求智慧的任務是完全相同的；所謂追求智慧，即是追求那些能指導我們集體活動的目標和價值。它認為進行這種追求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恆的和普遍的實在，而是應用科學方法和好的科學知識之結論……把那應用在物理和生物現像上的科學的驗證知識的方法，推廣應用到社會的和人生的事務上去”。
《人的問題》，傅統先、邱椿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頁。
顯然，杜威在這裡倡導的是一種哲學上的“行動主義”或“效果主義”，而非“功利主義”。但後世的學者們卻明顯把“實用主義”等同於“功利主義”，使杜威在哲學史中的地位受到嚴重忽視。誠如哈貝馬斯在《確定性的尋求》德譯本的書評中所說：“在美國的一些大（哲學）繫，相當時期內他（指杜威）是一條‘死狗’。1979年，理查德·羅蒂把杜威與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相提並論，稱其為‘本世紀三位重要哲學家’之一；隻是到了這個時候，上述局面纔得以改變。與美國不同，在德國，杜威就連在過去當中也顯然沒有一席之地——除了在教育學領域，以及蓋侖的人類學中。”
《確定性的尋求》，傅統先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頁。
    很明顯，杜威及其思想在中國的影響與在德國十分不同。由於杜威曾經在1919年到訪過中國，在中國待了兩年多，親自宣講其所倡導的實用主義思潮，又對中國的許多問題發表看法和給予論述，再加上一批中國學者在20世紀赴美留學和回國宣傳，因而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經歷過高潮時期。但隨著對分析哲學，尤其是分析的實用主義思想的重視，包括杜威在內的古典實用主義思潮也經歷了低谷時期，甚至遭到誤解。
    2019年7月初在哈爾濱召開的實用主義哲學研討會上，中文版《杜威全集》主編、著名的實用主義研究專家劉放桐先生提出由於學界經常誤解“實用主義”一詞的含義，因而應當給“實用主義”更名，建議改為“實踐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提議，因為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恰恰與馬克思的實踐思想不謀而合，誠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們隻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杜威思想的目標正是通過經驗和行動改變人、社會和自然界。然而，更名能否真正達到初的目的？這也是一個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在筆者看來，21世紀之初劉放桐先生主持的《杜威全集》翻譯工作恰恰是在為“實用主義”正名，試圖通過翻譯和研究杜威的著作，真正把握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之真義。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杜威思想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拓展，“實用主義”一詞在中國會慢慢變成一個“褒義詞”。正如哈貝馬斯所說，“‘實用主義’這個詞在德國也已經從一個貶義詞變成了一個褒義詞”。
《確定性的尋求》，傅統先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後，十分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朱華華老師對我拖延交稿的“包容”，由於2018年書稿郵寄中的“迷失”，再加上自己的“怠惰”，導致本應當在2018年年底完成的任務，2019年的暑期纔得以遲滯完成。

    羅躍軍
    2019年8月1日於黑龍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