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啟蒙運動想像歐洲叢書

編輯推薦

《啟蒙運動》對啟蒙運動做了全面梳理和概述，10萬字讓你快速了解啟蒙運動的發展脈絡和多重面貌。

羅伊·波特是啟蒙運動研究名家，專注18世紀社會思想史研究。其歷史寫作敘事生動，深入淺出，文筆優美流暢，學術性與趣味性兼具，先後榮獲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裡歐·格什獎、英國的沃爾夫森歷史獎等。

顛覆刻板印像，駁斥錯誤認知，還原一個波及面廣闊、內涵豐富、形式不一的啟蒙運動。既對偉大哲人和經典著作進行了精彩剖析，也對啟蒙運動在不同時段、不同國家、不同階層呈現出來的特色做了引人入勝的描述。

公正客觀，既展現啟蒙運動的理想目標與光輝成就，也直陳其不足和負面遺產。

內容簡介

啟蒙運動決定性地開啟了歐洲思想世俗化的進程，它宣揚理性與批判性思維，思想、宗教和言論自由，科學的價值，以及對進步的追求，至今影響深遠。然而，這並非一場簡單的、思想統一的運動。歷經整個18世紀，運動的側重點不斷發生變化；伏爾泰、狄德羅、休謨和盧梭等啟蒙哲人的思想，共識與分歧並存；各國啟蒙運動的政治和宗教宣言也不盡相同……

《啟蒙運動》作者羅伊·波特用優美流暢的筆觸，理清了啟蒙運動中這些復雜難明之處，提供一種新的綜合視野來審視這場運動的多個層面。隻有清除掉根深蒂固的神話和偏見，我們纔能重新評估啟蒙運動的性質和意義。

作者簡介

羅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英國歷史學家。曾任倫敦大學學院韋爾科姆醫學史研究所的主任、醫學社會史教授。主要研究18世紀的醫學史、精神病學史和啟蒙運動，被視為與福柯齊名的“醫學史大師”。其歷史寫作能夠完美融合學術性與趣味性，曾榮獲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裡歐·格什獎、英國的沃爾夫森歷史獎。著述頗豐，先後編著有100餘種書，代表作有《瘋狂簡史》《歷史上的藥物與毒品》《劍橋插圖醫學史》等。

殷宏，北京大學歷史繫世界史博士。對中世紀與近代早期歐洲史有所涉獵，譯有《塔中書》《神聖羅馬帝國，1495—1806》等書。

目?錄

關於注釋／2

導言與鳴謝／3

1?什麼是啟蒙運動？／1

2?目標：人的科學／19

3?啟蒙運動的政治／37

4?以理性改革宗教／49

5?誰參與啟蒙運動？／65

6?統一性或多樣性？／81

7?運動或是思想？／97

8?結論：啟蒙運動是否重要？／111

／121

索?引／152

前言

導言與鳴謝20世紀60年代晚期，彼得·蓋伊（Peter Gay）對18世紀思想進行精闢研究的兩卷本大作《啟蒙時代》（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61］問世。蓋伊先後擔任過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在這部雖近千頁但寫得簡明生動的書中，蓋伊對啟蒙運動時期尤其是它所引發的問題和代表人物進行了全面研究。書後所附250頁的“書目短評”則對這一主題已有的龐大學術成果進行了梳理和點評。蓋伊寫作的時期正值啟蒙運動研究蓬勃發展之時。在蓋伊作品出版後的30年裡，大量新的論著相繼問世，開闢了許多新的研究方向，並不斷挑戰傳統認知，以至於讓人懷疑與蓋伊研究成果類似的著作在今天能否以不多於四卷或五卷的篇幅完成，而且參考書目本身就足以構成一卷。況且誰願意寫呢？鋻於學術界對於啟蒙運動的關注已大大提高，因此冀望在100頁的篇幅裡寫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就顯得愚不可及。不過，這種嘗試是很重要的，因為很少有學生能夠輕易地獲取浩如煙海的新出專著，以及日益增多的專業學術期刊。後者所涵蓋的領域多種多樣，如文學研究、文化史、社會史、婦女研究、思想史、宗教史、科學史等。甚至很少有圖書館能夠完整地收藏伏爾泰基金會為重要的一繫列出版物，這一繫列現在已出版大約400種。作為一本導讀性質的小冊子，本書隻能談及上述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便是書後所附的 “”也無法將全部相關論著一一列出。更確切地說，我的處理方式是介紹上一代學者如蓋伊［59；60；61］、諾曼·漢普森（Norman Hampson）［72］、萊斯特·克羅克（Lester Crocker）［44; 45］、亨利·梅（Henry May）［103］、瑪格麗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84; 85; 86］、多琳達·烏特勒姆（Dorinda Outram）［109］、J. G. A.波科克（J. G. A. Pocock）［116; 117; 118］等人具有代表性的同時也容易獲取的專著中提出的有關啟蒙運動的主要觀點和問題，並評估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或者反過來看看現在需要對其進行怎樣的修正。在某些領域，新的研究已經揭示出了關鍵性的新信息。而在其他領域，我們對於在有關思想、觀念和文化的歷史中何為重要問題的認識也已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這是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們也應該會認可的發展：在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的名作《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的序言裡，就曾出現過有必要創造出全新類型的知識以滿足新世界需要的論述［92; 125］。因此，我的目標是解釋性的、批判性的和史學史的，但我也盡量避免讓本書成為一篇實質上隻是對近來的學術研究略做點評的“研究綜述”。確切地說，我是要盡力寫出一部能自圓其說的獨立作品。讀者會發現下文的章節很少涉及“舊制度”、開明專制或者法國大革命的起源等問題，這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們與本書主題無關，絕非如此。其原因是本叢書已收錄有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52］和蒂姆·布蘭寧（Tim Blanning）［27］的優秀著作來討論這些主題。我衷心感謝本叢書的編者理查德·奧弗裡（Richard Overy）和約翰·布勒伊（John Breuilly）在本書完稿過程中所給予的支持、鼓勵和批評。馬克·戈爾迪（Mark Goldie）、瑪格麗特·金內爾（Margaret Kinnell）、西爾瓦娜·托馬塞利（Sylvana Tomaselli）、簡·沃爾什（Jane Walsh）、安德魯·韋爾（Andrew Wear）以及鮑勃·沃爾夫森（Bob Wolfson）也在本書成書過程中提供了意見。他們的熱心幫助使我避免了許多錯誤，謹致以誠摯的謝意。出版人瓦妮莎·格雷阨姆（Vanessa Graham）在10年前本書版出版過程中極富耐心地給予了支持，特卡·巴格利（Terka Bagley）則為此次第二版的印刷出版做出了同樣的貢獻。這一版讓我有機會糾正上一版的錯誤並得以討論的學術動向，此外也補充了50條參考書目。我還要感謝韋爾科姆信托x的理事們在過去的20年間為我在韋爾科姆醫學史研究所提供了一個優良的工作環境。謹以此書紀念這家非凡的機構。用詞說明啟蒙作家們通常使用帶有性別歧視的語言，例如“（男性）文人”（man of letters）。這種用法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畢竟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作家都是男性。為此，本書將不會嚴格遵循現代政治正確的用法。

媒體評論

“啟蒙運動”這一概念的內涵雖豐富但模糊，時常令人難以捉摸、困惑重重。而在本書中，羅伊·波特對啟蒙運動做了精彩闡述，簡明生動，引人入勝，可讀性極強。——德裡克·比爾斯（Derek Beales，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啟蒙運動》非常值得推薦給普通讀者。這類書*難書寫，並非任何學養深厚者都能做到舉重若輕、深入淺出。但羅伊·波特出色地完成了本書，我們應向其致以敬意。——艾倫·P. F. 塞爾（Alan P. F. Sell，聖大衛三一大學神學教授）

在線試讀

1?什麼是啟蒙運動？200多年前，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寫了一篇題為“什麼是啟蒙？”（Was ist Aufkl?rung?）的論文。對康德來說，啟蒙運動標志著人類的終成年，也就是人類意識脫離了無知與錯誤的不成熟狀態。他認為這一心智解放的過程在他的一生中都積極地進行著。知識——對自然的理解以及人類的自我認知——的進步會推動這一偉大的飛躍過程繼續向前。“敢於認知”（Sapere aude）就是康德從古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的作品中借用的格言。但在今天，隻有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能夠像康德那樣自信地宣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18世紀的啟蒙運動，由當時主要的知識分子和宣傳家們提出的一繫列的“進步的”和“自由的”思想與觀念，毫無疑問標志著人類進步過程中的一個關鍵階段。歷史學家有理由對出自過去發言人口中的這些口號提出質疑。無論如何，“聖徒與罪人”的歷史故事，講述了高瞻遠矚的“英雄們”殺死反動的暴君和頑固分子以創造一個更美好未來的場景，現在看來是充滿派繫觀念和偏見的。想要在啟蒙運動中找到一個人類進步的完美方案是愚蠢的。認為啟蒙運動提出了一繫列問題留待歷史學家去探索則更為合理。長期以來，這場運動一直在遭受批評，尤其在英國。“理性的時代”——這一傳統上用來描述18世紀思想的合成術語——被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們斥為一個充滿膚淺和獃板觀念、對抽像理性的力量總是驕傲而自負的思想家的時代。（人們認為，啟蒙時代的人相信）理性本身就可以提供關於人類、社會、自然和宇宙的所有知識，能夠促使他們發起對政治和宗教現狀的批判，而且重要的是，能夠為一個烏托邦式的未來提供基礎。然而，世界遠比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坐在椅子上空想的情形要復雜（後來的浪漫主義者也如此認為），尤其是想像力、感覺、傳統與歷史的有機力量，以及關於靈魂的神秘現像。啟蒙運動時期的學說有時是可笑的，有時是有吸引力的，但總體上是膚淺的，其危險的程度令人恐懼。它大肆誇耀的博愛主義導致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及其後違反人性的罪行的發生（許多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們如此認為）。今天被稱為後現代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冷漠無情的批評家們仍然持有類似的觀點［126; 146; 160］。在19世紀，很少有人善待“理性的時代”。浪漫主義者認為它是沒有靈魂的，保守主義者則批評它過於激進，與此同時，激進主義者則因為發現其領導者尤其是伏爾泰本質上是世俗的精英主義者和沙龍的健談者而非革命活動家而感到哀傷。隻有在20世紀，當我們了解到思想與行為之間真實存在的復雜關繫之後，我們纔逐步體會到了啟蒙運動微妙的諷刺意味。首先，現在所有歷史學家都認為，將18世紀稱為“理性的時代”，具有極大的誤導性［61］。在那個世紀，許多的知識分子本身都不認同17世紀信奉理性主義且建構起整套體繫的哲學家，尤其是笛卡兒（他認為“清晰、判然的觀念”對於理性來說是不言自明的）和萊布尼茨。他們批判這些17世紀理性主義者的程度之激烈，如同他們反對初在中世紀由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所創立（“托馬斯主義”）、後在天主教宗教改革時期進一步發揚光大的理性主義經院神學一般，後者在他們眼中隻是文字的詭辯而已。在牛頓自然科學大受認同的背景下，啟蒙運動時期的“男人們” 認為經驗和實驗，而非先驗的推理，纔是獲得真知識的關鍵［135］。人本身不僅是思考的動物，也是感覺的動物。誠如同戈雅所說，“理性沉睡，心魔生焉” ，但是如果離開了經驗和感覺，理性也同樣會走向謬誤與荒誕，這一點伏爾泰在其哲理小說《老實人》（Candide，1759）之中，就以諷刺的方式展現了出來。書中的配角人物邦葛羅斯博士（Dr. Pangloss）盲目相信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主張，認為“在這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在走向美好”，結果他卻對於在他“好的鼻子”底下正在發生的一切殘忍與痛苦之事完全視而不見［61: vol. 1，197; 158］。如同蓋伊所強調的那樣，啟蒙運動的支持者們既非認為理性等於一切的理性主義者，也非讓感覺、信仰、直覺和權威來控制其判斷力的非理性主義者［61: vol. 1，127f.］。他們批評所有這些過於簡單化的思想，因為他們重要的身份是批評家，目的是要將人類的理智用作理解人性、分析人的社會存在以及人所處自然環境的工具。這樣的認識將會為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建立奠定基礎。他們自稱“哲人”，該詞的法語形式為philosophes，由於該詞沒有一個準確的英語單詞來對譯，因此下文將以該詞作為這一群體的名稱［偶爾也會用德語的“啟蒙者”（Aufkl?rer）一詞］。不過，我們切勿認為他們類似於今日典型的哲學教授，後者隻會在其學術的像牙塔中為詞語之間的細微差異而感到痛苦。確切地說，他們是世俗之人——報刊編輯、宣傳家、激進主義者，不僅試圖去理解世界，而且還要去改變它。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的《百科全書》將“哲人”定義為“摒棄偏見、傳統、普世的共識與權威——一句話，所有禁錮人們頭腦之物——並敢於為自己而思考”的人。伏爾泰挺身而出，參與抗議18世紀60年代一繫列名噪一時的司法案件中法律不公的運動；哲人兼經濟學家的杜爾哥（Turgot）還曾一度擔任法國的財政大臣；美國重要的知識分子、費城的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則使得電學為人所知，不僅發明了雙焦眼鏡和避雷針，還在新生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7; 103］。在往日，哲人們被嘲諷為獨斷的繫統建構者，隻會沉迷於自鳴得意的經濟方案以及“存在於大腦中的空虛烏托邦”，然而，對狄德羅和孔多塞（Condorcet）等知識分子更為全面的了解打破了這種傳統印像［19; 125; 164］。重要的是，我們在描述他們的思想時應避免過於簡單化。他們經常使用通俗的語言，為的是能在人民當中普及他們的思想。他們經常用口號來表達觀點（他們需要如此，以便人民能夠傾聽），但是，在這些口號的背後存在著許多微妙之意。大約從1760年開始，伏爾泰開始抨擊宗教的種種罪惡，並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消滅臭名昭著的東西”（?crasez l’inf?me），但如果就此得出結論，認為伏爾泰對所有的宗教全面開戰，那就有失膚淺（見下文第4章）。20世紀警察國家的經驗應該可以告訴我們，為何哲人們在不同形勢下的說話方式不盡相同：他們時而直言不諱，時而為了避免無處不在的審查而以謎語或寓言的形式長篇大論［48］。坦率的談話並不總是可行或有效。一旦清除掉根深蒂固的神話和偏見，我們就可以開始重新評估啟蒙運動的性質和意義，不過這並不容易。在20世紀60年代這一樂觀的環境下，蓋伊寫出了一部耀眼而同時又富有同情心的啟蒙運動著作。他在書中將啟蒙運動刻畫為一個整體（“隻有一個啟蒙運動”［61: vol. 1，3］），是由一群大體上相互認識同時又相互欣賞，或者至少熟悉彼此作品的人所發動的。他們來自歐洲的主要國家和英屬北美殖民地。他們當中有法國人，如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達朗貝爾、杜爾哥、孔多塞；有英國人，如約翰·洛克（John Locke）、大衛·休謨（David Hume）、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有日內瓦人，如盧梭（Rousseau）；有德意志人，如霍爾巴赫（d’Holbach）、康德、赫爾德（Herder）；有美國人，如富蘭克林。他們是蓋伊所說的哲人的“家族”或“小圈子”的核心人物，活躍於18世紀20年代直到80年代嶄新的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前夕，此時也是法國大革命即將爆發的時期。此外，還有許多其他人物，他們的貢獻隻是稍小一點，影響力也僅是稍弱一些：心理學創始人拉美特利（La Mettrie）、孔狄亞克（Condillac）、愛爾維修（Helvétius），功利主義的創立者傑裡米·邊沁（Jeremy Bentham），意大利的刑法學家和死刑刑罰的反對者貝卡利亞（Beccaria），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美國憲政自由權利的締造者傑斐遜、亞當斯和漢密爾頓等。蓋伊也願意承認，與每一個關繫親密的家族裡的成員一樣，他們之間也存在著分歧，但他強調他們在根本問題上的態度本質上來說是一致的。他們都致力於批判社會不公，揭露舊制度的無能；致力於通過知識、教育和科學，將人類從無知與謬誤、迷信、神學教條，以及教士的陰魂影響中解救出來；致力於灌輸一種對美好未來充滿希望的新態度（蓋伊巧妙地稱之為“勇氣的恢復”［61: vol. 2，ch. 1］）；致力於為創造更大的繁榮景像、更公平的法律、更溫和的政府、宗教寬容、思想自由、專業的行政管理，以及更為重要的個人自我意識的強化而投身實際行動之中。正是由於蓋伊對這一“博愛黨”（Party of humanity）所做的全面的群像描繪，哲人們不再被譏諷為一群腦袋尖尖、賣弄知識的裝腔作勢之人［59］。不過，蓋伊的研究隻能作為解釋啟蒙運動的出發點，而非終點。如果深入挖掘檔案文獻或者從新的視角來思考，我們就會發現許多問題依然有待解釋。首先就是將軍與士兵的關繫問題。蓋伊做出主要研究啟蒙運動當中“偉人”的決定當然是出於對伏爾泰與盧梭等人崇高聲譽——在許多人看來是“惡名”——的尊敬。保守派經常譴責這些人物，就好像他們單槍匹馬地發動了法國大革命一樣。蓋伊的策略使他能夠深入到表像之下，揭示出他們復雜的一面，他們會為了應對形勢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思想，而不僅僅隻是書脊上的名字而已。但是，近來的學術研究不再隻將目光投向這些“的精英”，而啟蒙運動的“溫床”則獲得了更多的關注。是什麼樣的文化生活、什麼樣的作者和讀者群讓這些巨人得以蓬勃發展？他們的學說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傳播到廣大的讀者那裡？誰在他們死後繼續完成他們的使命？除了“上層啟蒙運動”之外，難道沒有一個“下層啟蒙運動”嗎？難道不存在一個“大眾的啟蒙運動”來作為對精英啟蒙運動的補充嗎［47; 84］？這些是第5章將要討論的問題。是把啟蒙運動視為一場主要由一小部分傑出人士充當先鋒的精英運動，還是視之為在一條寬廣的陣線上洶湧向前的思想潮流，這一選擇顯然會影響到我們如何評判這一運動的意義。領導層越小，啟蒙運動就越容易被描繪為是一場思想上的激進革命，是用泛神論、自然神論、無神論、共和主義、民主、唯物主義等新的武器來與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正統思想做鬥爭的運動。我們興奮於伏爾泰怒吼聲中發出的偉大呼喊即“消滅臭名昭著的東西”以及“讓中產階級震驚”（?pater les bourgeois），這些口號讓教會與國家戰栗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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