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導論
第一章  偉大的傳統及其衰落
第二章  17世紀的科學、思想革命
第三章  17世紀的政治思想革命
第四章  17世紀末：轉向啟蒙
第五章  啟蒙運動：自然神論者和“哲學家”
第六章  啟蒙運動：懷疑主義者和“科學家”
第七章  浪漫主義和革命
第八章  意識形態的時代：1815—1848年
第九章  進步的理念：黑格爾、孔德、馬克思
第十章  達爾文與維多利亞時代的信仰危機
第十一章  從自然主義到現代主義
第十二章  19世紀末的社會和政治思想
第十三章  困境中的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
第十四章  從經濟蕭條到30年代的戰爭
第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
第十六章  反叛與反動：1968—1980年
第十七章  解構的80年代
結語
索引
推薦文獻
譯者後記
再版後記

得知我的歐洲思想史著作將要譯成中文出版，我非常高興。
我聽說，中國古代皇帝總有兩個歷史學家跟隨左右。左邊的歷史學家負責確保一切事情和行為有序得當，右邊的歷史學家負責記錄人們的思想。(在同一時代的歐洲，奧古斯丁提出兩種城市之別：上帝之城和人間之城。在人類歷史上這二者既是分立的又是糾纏在一起的。這種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圖。)這樣我們必須設法在兩者中生活，盡管這並不容易。這二者迥然不同，有各自的內在結構、各自的歷史和傳統……它們在歷史上不斷地相互作用，在人類事務中互相影響，互相踫撞，互相糾纏，令人迷惑。這就是“思想史”關注的對像。
如何在思想與行動、文學與實踐兩個領域之間建立“統一的聯繫”——現代西方文化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在這方面的努力和嘗試。這是小說家福斯特的《霍華德莊園》的主題，也是兩三個世紀以來許多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主題。卡爾·馬克思試圖用“實踐”來進行綜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詹姆斯·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夜》中的夜晚世界和白晝世界領域確實有所不同：一個是行動和事件的世界，是戰爭與政治、商業和工業的世界，另一個是精神、書本、觀念和藝術的世界。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比較中國和西方的思想傳統時說過：“這裡有兩個世界，我們注定要同時生活在它們兩個之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現實原則與快樂原則”也都是這方面的例子。(我們這些輕信的人會在暗地裡猜想，我們的世界要比政客和工業界領袖們的世界更好。蒙田曾經指出：“人是邪惡的，但是他們寫的書是好的。”)
福斯特的另一部小說試圖探討亞洲世界和歐洲世論。這種聯繫是我們面臨的又一個挑戰，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尤其如此。今天我們也必須生活在這兩個世界裡。因此我很高興地想到，我的著作傳入中國以後，可能多少有助於這個進程。劉北成教授承擔起把我的著作譯成中文的工作，我以為這項工作是相當困難的，對此我表示衷心的謝意。

羅蘭·斯特龍伯格美國威斯康星－密爾沃基大學，名譽退休教授2002年11月

社會科學在啟蒙運動中誕生
毋庸贅言，18世紀使“科學”享有極大的榮耀。達朗貝爾在《百科全書》裡寫道：“哲學精神現在也就是觀察和精細的精神。”觀察、實驗、分析；基於細致的研究制定清晰嚴格的一般法則——這是確實可靠的方法，是笛卡兒和牛頓的產物，現在被認為臻於完善。因此所《拉瓦錫與夫人》，雅克·路易·大衛繪，1788年
拉瓦錫在夫人的幫助下，在巴黎兵工廠建立了一間精巧的化學實驗室，在此他進行了各種實驗，為他宣布實現化學革命奠定了基礎。
需要做得的僅僅是把這種方法應用到依然被迷信和混亂所困擾的各個領域。培爾的思想代表這個世紀的精神——“錯誤並不因為其古老就好些”；讓我們用有效的腦力勞動來清除過去的一切馬虎和輕信。這也是亞歷山大·蒲柏在著名詩句“人類的正當研究對像是人”中所表達的意思。
在這個世紀裡，自然和物理領域裡的新進展鼓舞了人們對科學進步的信念。到該世紀中期，電成為大眾的玩具，專家和業餘愛好者都喜歡演示這種神秘力量。1746年，穆申布魯克穆申布魯克(Pietervan Musschenbroek， 1692—1761年),荷蘭實驗科學家。發明了萊頓瓶(電瓶)；1752年，美洲的本傑明·富蘭克林進行了著名的實驗，證明閃電就是電。到該世紀末，亞歷山德羅·伏打發現了把電能儲存在一種簡單電瓶中的方法，人們制造出最初的蒸汽機和簡陋的火車，在大批人群的圍觀下乘氣球上天(1783年在巴黎)——“工業革命”開始了。凱伊、克隆普頓、阿克賴特、紐可門和瓦特使英國進入了一個機器技術的時代。其後果到19世紀初纔顯露出來。汽車、鐵路、飛機、電報和機械化工廠的萌芽在18世紀已經隱約可見——僅僅隱約可見，但足以暗示技術無限進步的誘人前景。在理論方面，達朗貝爾、拉格朗日和世紀末葉的拉普拉斯等數學家改進和完善了牛頓力學。在其他科學領域，布豐描述了各種生物形態，瑞典的林奈對生物進行了分類，莫佩爾蒂和狄德羅對生物的起源做了推測，多少預示了19世紀的進化理論。化學不甘落後，開始反叛亞裡士多德，並且在18世紀大約從施塔爾(1717年)到拉瓦錫(1783年)施塔爾(Georg Ernst Stahl, 1659/60—1734年)，德國化學家和醫生，提出燃素說。拉瓦錫(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年)，法國化學家，用氧氣學說推翻燃素說。逐漸形成一門現代科學。
不過，啟蒙運動期間，占據舞臺中心的是對人的研究。在C.E.雷文(《自然宗教和基督教神學》，1953年)看來，科學在18世紀可能遭受了一次“突然的日全食”。與17世紀相比，真正偉大的科學家確實寥寥無幾。——原注這裡是令人振奮的前線，在這裡人們能夠把當時對人本身的強烈興趣與同樣受到尊重的牛頓和洛克的科學方法結合起來。今天，我們往往著重看18世紀社會科學的缺陷，即過分的簡單化和過分的樂觀主義。錯誤似乎就出在要把人文簡化成物理，把人和社會說成牛頓式機器。但是，不能否認，18世紀奠定了各門社會科學的基礎。經濟學、社會學、歷史研究、政治科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後來在現代世界得到了發展。它們都脫胎於啟蒙運動，它們的創始人是當時那些全能的啟蒙者，如休謨、伏爾泰、孟德斯鳩。孟德斯鳩所寫成的法國啟蒙運動的經典著作之一是他對政治科學的開創性貢獻，這在前面已經談過。在18世紀60和70年代，人們的興趣開始集中在經濟學家身上。他們在法國被稱作“重農學派”。(Physiocracy的意思是由大自然進行統治。)
經濟學
18世紀經濟理論的背後隱含著當時人們的某種倫理關懷和問題。現代經濟學家非常講究“科學性”，他們會很驚訝地得知他們這門學問最初是道德研究的一個分支，但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18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是道德哲學教授。他在寫出不朽的《國富論》(1776年)以前寫過一部論述道德情感的著作(1759年)。愛爾維修的《論精神》對重農學派產生深刻影響。這部著作在1759年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它公然鮮明地支持享樂主義倫理——帶來快樂即為善，造成痛苦即為惡。沙夫茨伯裡伯爵、弗朗西斯·哈奇森(亞當·斯密的導師)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1694—1746年)，蘇格蘭道德哲學家、美學理論家。和休謨都以比較溫和的方式論證類似的主張。對於經濟科學來說，這個主張的意義在於，經濟學把永遠追求個人幸福最大化的“經濟人”作為自己的基本假設。第一位重農主義者魁奈在其開創性作品《經濟表》(1758年)中開門見山地宣布：“用最小的公共代價獲取最大量的快樂，乃是最完美的經濟行為。”沒有這種“經濟人”，也就不可能建立一門經濟科學。“經濟人”相信現世幸福就是人生目的，因此他們要以繫統的、有預見性的方式來為之奮鬥。現代意義上的經濟科學的一個前提，顯然就是對這一享樂主義倫理的普遍接受。這對於今天的人們似乎已司空見慣，但是啟蒙思想家對“追求幸福”的重視則反映了某種新的傾向。古希臘人重智慧輕幸福、古羅馬人重權力，中世紀人推崇聖潔；加爾文和新教徒盡管據說是帶來了“資本主義倫理”的某些因素(勤勞、節儉、節制)，但無意把現世成功作為終極理想。
現代經濟學的另一個前提是經濟個人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初學者和信奉者想當然地認為，不受任何團體支配的自立自強的個人，乃是最典型的。社會和思想的進化在很多方面都為此做了準備。霍布斯、洛克和盧梭幫助這些獨立的個人走到一起創立政府。在新的經濟思想中另一種現在人所熟知的因素是社會和諧觀，即認為個人活動的總和可能產生社會和諧。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經濟人——正如亞當·斯密所說，“每一個人都不斷盡力去為自己所能控制的資本謀求最有利的使用”——用什麼能夠防止出現那種意願相互衝突的混亂局面？或者說，救治社會無政府狀況的良方是什麼？斯密指出，幸好上天憑借一隻“看不見的手”，確保在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時社會整體隨之受益。《國富論》的一些部分接受了曼德維爾提出的著名觀點——“私人惡德乃是公共美德”。人們追逐財富，貪求奢糜，反而給窮人提供了工作，給國家帶來了財富。這種社會和諧觀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得自於牛頓的宇宙比喻：所有的質點都在運動，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宏大體繫。
在重農學派和斯密之前，人們對經濟問題也有許多思考。孟德斯鳩1748年就已經提出了建立一門研究社會現像的一般科學的概念。所有的法國重農主義者都承認從《論法的精神》中受益匪淺。甚至自博丹那時起，除了大量探討具體問題的務實文章外，也有一股嚴肅的經濟理論思考的潛流在湧動著。洛克本人以及與他同時代的達德利·諾思都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在法國，坎特龍坎特龍(RichardCantillon,?—1734年)，英國經濟學家，長期住在法國。的《論商業的性質》在18世紀初期就以手抄本形式流傳(直到1755年纔付印出版)，梅隆梅隆(JeanFran?ois Melon,1675?—1738年),法國經濟學家。1734年發表的《關於商業的政治論》也是對“重商主義”經濟思想的攻擊。
這裡應該談談這些被稱作“重商主義”的早期經濟學思想。思考經濟問題，並不新鮮。在亞當·斯密之後，人們往往把斯密之前的一切思考都斥為即興遐想和不著邊際——思維簡單，支離破碎，錯誤百出。對於從16世紀晚期到18世紀初期的這些早期經濟論著，人們誇張地使用了“重商主義”這個詞——這個詞是後來的發明，旨在對各種現像進行分類，有些像現代歷史學家把“封建主義”套用在中世紀的政治秩序上。最近一些研究者懷疑這個術語是否夠用，懷疑對這批文獻的貶低(把它們說成至多具有歷史價值)是否公平。重商主義據說是一種用顯而易見的方式來增強經濟實力的綱領。它著眼於商業，其判斷通常是管窺蠡測、淺見薄識。但是，盡管與“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及其之後的一些人)相比，這些思想散亂而不繫統，但是這些開拓性思想為後來的大綜合做了準備，而且最先提出假設：人能夠有意識地指導自己的行動去增加財富。17世紀，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就試圖把笛卡兒的數學分析方法應用於經濟現像。一般而言，與後來更輝煌的重農主義者相比，重商主義者對用計劃來改善經濟的可能性懷有更大的信心，也更樂觀。但是他們也看到有時“法則”會壓倒統治者的意志，因此他們建議明智的政治家應該順應“自然”，而不要對抗自然。
無論他們有多少可取之處，早期經濟學者到了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的時代就逐漸衰落式微。人們指責重商主義者提倡干涉“貿易自由”，違背了自然法則。舊的經濟秩序，無論是否得到所有的“重商主義”理論家的認同，本身是管制性和歧視性的。它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進口商品與本國產品競爭顯然是壞事，因為這樣會使本國的手工業者失業，因此必須加以限制乃至禁止。金銀流失也被視為壞事，而贏得貴金屬則是好事。“良好”的貿易享受補貼的鼓勵；出口本國產品來換取外國的原料就屬於這種貿易。關稅、禁令、補貼都被用來確保實現“貿易順差”和保護國內制造業。此外，國家有時還試圖控制工資和物價。
這種“體制”很容易導致腐敗，因此在1750年以前就零零散散地出現了一些抨擊，有人還建議最好用“貿易自由”來取代這種臃腫的特權體繫。大衛·休謨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性批判。他指出，貿易順差是一個幻想，從長遠看，經濟法則總是在打破這種幻想。順差帶來了硬幣，從而引起物價上漲，結果是出口下降。反之，如果一個國家的貿易是逆差，物價就會下落，就將贏得市場。因此，最終總會實現一種平衡。(法國的先驅者坎特龍大約在同時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觀點。)與自己的朋友和蘇格蘭同胞亞當·斯密相比，休謨的經濟思想既不全面也不繫統，但是為亞當·斯密的思考做了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