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這是一本論文集，收集的是刊發在《大學教育科學》2009年第5期～2012年第6期“名著鏡詮”專欄上的20篇文章。
寫這組文章純粹是出於偶然。在海南大學工作的朋友要出一本集刊，約我寫稿。寫了兩篇後不見出集刊的消息，就拿給《大學教育科學》的朋友看，朋友當即表示要給我開闢一個專欄，發一組借鏡外國高等教育理念觀察中國高等教育歷史和現實的文章。發篇的時候加了一個編者按。編者按是這樣寫的：
浮華時代需要讀經典和名著，因為經典和名著厚重。變革時代也需要讀經典和名著，因為經典和名著中飽含了人類前行中的歷史智慧。本刊有意推出專欄，刊發詮釋外國高等教育名著的文章。專欄名為“名著鏡詮”，有兩個意思。一是借助他國的高等教育名著鏡照中國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人總是通過認識他人來認識自己的，國家也一樣。二是通過詮釋名著中的經典論述，獲得解決當今中國高等教育問題的智慧。因此，名著摘抄的部分並不追求全面性，而是講究適切性。采用兩欄排版，左邊是摘錄的名著，右邊是詮釋的文字，兩邊的小節一一對應；就像一個人，對著鏡子在觀察自己，在思考問題。
“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是古人的智慧。借鏡他國思想家的理念，是以人為鏡。“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但以思想家的理念為鏡，看到的更多的是失，而得到的卻很少，因為理念是理想的、完美的，現實與理念之間總是有距離的。以銅為鏡，看到自己外表的瑕疵，往往帶來悲觀的負面情緒，因為除非整容，否則人無法改變自己的外表。以理念為鏡則不同，即使看到的更多的是失，也不會聚集悲觀主義的負能量，因為現實是可以改變的。以理念為鏡能激發起我們對理想的追求，我們的未來因此而更加美好。
初的兩篇是詮釋《大學的理想》和《高等教育哲學》的。外國高等教育名著當然是紐曼的《大學的理想》 ，這不僅因為它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較早繫統地論述大學教育基本理論問題的論著，更是因為它在理論上將西方古代的自由教育理念轉化成了現代大學教育的理念，是一本承前啟後的劃時代的著作。
自由教育的理念是古希臘的大學教育理念。自由教育是通過研究自由學術培養自由人的教育。亞裡士多德所定義的自由學術是研究原因和原理的學術。那些不事產業的貴族有很多的閑暇時間，教育就是要讓他們學會過閑暇生活。對於貴族來說，研究自由學術是好的閑暇生活，研究自由學術能讓他們成為追求真理的博雅、優雅的自由人。相反，如果他們在閑暇時間裡盡情地享樂，他們本有的高貴的理智得不到發展，就會成為被低級的欲望和激情所控制的不自由的人。
與19世紀初新興的大學相比，牛津大學等產生於中世紀的“紅磚大學”代表著古典主義的博雅教育傳統。然而，“科學知識有價值”的斯賓塞宣言開始影響古老的大學，從歐洲到美洲，實用主義悄悄地開始在古典大學蔓延。與此同時，捍衛自由教育傳統的運動也悄然興起。19世紀初，先是洪堡在德國創立了標志著現代大學產生的柏林大學。洪堡的職志是：在德國遭受戰敗、悲觀主義情緒蔓延的時候，在柏林大學通過科學研究培養一批像古希臘人那樣的“完整的人”，振興德國的民族精神。然後，有耶魯的一批教授反對美國大學教育的功利化，提出了一個堅持古典主義博雅教育傳統的“耶魯報告”。
然而，全面闡述西方古典大學理念並將其現代化的還是紐曼。紐曼從詞源學的角度認為：大學（University）是傳授普遍（Universal）知識的地方，而不是傳授狹隘的專業知識的地方。大學的使命是“培養良好的公民”，良好的公民集智慧、勇敢、寬容、修養等高貴的品質於一身。為此，大學應為自由教育而設。紐曼所說的自由教育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動”，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紐曼的自由教育並不排斥專業學習和科學研究，而是為了更好地從事專業學習和科學研究。他說：“在總體上對智力進行培育，這有助於專業學習和科學研究。”在紐曼這裡，古希臘的自由教育思想成功地實現了現代轉型。
鏡照《大學的理想》，我們看到，中國古代也有類似於自由教育的君子教育，但我們的君子教育沒有完成它的現代轉型，而自由教育的理念隻對中國的大學教育產生過微弱的影響。
中國古代沒有“自由教育”的傳統，但我們有“君子教育”的傳統。君子和自由人一樣，都是貴族。君子教育和自由教育的目標都是要培養人健全的心智和完整的人格。所不同的是，自由教育更強調通過研究自由學術培養理性精神，而君子教育更強調通過學習《詩》、《書》、《禮》、《樂》等人文經典，培養仁義禮智等人文精神。君子教育更注重情感的調和，而不是理性的完善，對探討原因和原理的自由學術，中國古代的君子天然缺乏興趣。中國古代的大學教育，無論是官方的大學還是半官方的書院，所實施的都是君子教育。在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君子教育隨同書院和太學一起，被徹底廢除了，我們引進的是西方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教育思想。但一開始我們學習的是西方的職業技術教育，現代大學的體制和自由教育的理念隻在民國之後部分地被模仿。民國時期的大學更像是當時赫欽斯等人所批評的功利主義的美國大學，而不是歐洲的古典主義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運用蘇聯的“綜合技術主義”改造中國的大學，徹底肅清了民國時期大學裡所殘存的自由教育的理念。
如果隻選兩本，第二本當然是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 ，不是因為這本著作的學術水平，而是因為這本書是我見到的較好地回答了高等教育中一些基本問題的書。這些問題包括：高深學問、學術自治、學術自由、高等教育為誰服務、普通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繫、治學的道德等。
關於高深學問，布魯貝克區別了認識論的觀點和政治論的觀點。認識論的觀點把高深學問看成滿足“閑逸的好奇”的自由學術，政治論的觀點則把它看成服務於社會、服務於國家、服務於民族的高深知識。後一種觀點必然引出高等教育服務社會的職能，這正是所謂的“威斯康辛思想”。但據布魯貝克的觀察，即使在威斯康辛大學，也是兩種認識論並存的，教授們更傾向於認識論的觀點。
學術自治是歐洲大學的傳統，布魯貝克根據高深學問的性質論證了它的合理性，並指出：如果大學從事高深學問以外的事情，也就喪失了自治的合理性。關於學術自由，布魯貝克從認識的、政治的、道德的三個層面論證了它的合理性，並區別了公民自由與學術自由、教學自由與學習自由。布魯貝克批評了冷戰期間敵對雙方都曾經有過的對學者真誠度的甄別。他沉痛地指出：這樣做不僅違背了學術自由的普遍原則，而且產生了親者痛仇者快的惡劣影響，其惡劣的程度遠遠大於真正的賣國賊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害。
在精英教育時期，高等教育是為精英服務的，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後，為誰服務成了一個突出的問題，“一所大學如果試圖辦成滿足所有人需要的機構，那不是騙人的，就是愚蠢的”。因此，高等教育化，大學繼續為精英服務，職業技術學院為大眾服務。
到布魯貝克寫作此書的20世紀70年代，自由教育已經在赫欽斯等人的持續努力下成功地轉化為通識教育（普通教育），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繫也已經得到了較好的處理，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一是以培養理性為目的的自由學術越來越專業化；二是知識爆炸導致新的技術知識大量湧現，導致專業教育不斷擠壓通識教育的空間。這些問題被布魯貝克敏銳地觀察到了，但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關於治學的道德，布魯貝克堅持認為其準則隻能由學者自己制定並由他們自己來監護。後，布魯貝克還討論了信仰的問題，期望大學繼續擔當“社會良心”的責任。
鏡照《高等教育哲學》，我們看到，盡管中國古代也有“道高於勢”這樣的偉大思想和學術傳統，但布魯貝克所討論的高等教育的基本問題在中國基本上沒有得到解決。由於這些基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嚴格地說，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興起，士階層獨自標舉，“道高於勢”的思想被普遍認同，學者為王者師，“說大人則藐之”，存在了一個半世紀的稷下學宮“不治而議論”，“兼容並包”，“百家爭鳴”。之後，再沒有出現過一所堪比稷下學宮的大學，學術成就也沒能再超越春秋戰國時期。西周時期的君子教育也在這一時期逐漸轉化成了普通教育，教育目標仍然是培養“喻於義”的君子，學習內容也仍然主要是西周時期的五經。但學生不再是貴族子弟，“學而優則仕”，“貧下中農”也可以通過接受教育成為君子。歐洲的自由教育是伴隨著封建制的滅亡而消亡的，並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而轉化成了普通教育，目的仍然是培養人的理性精神，但教育內容已經遠遠超越古希臘的“七藝”。自由教育在19世紀的轉型是一次飛躍，君子教育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轉型隻是一次平民化的過程。而到了近代，平民化了的君子教育沒有再實現它的第二次飛躍。在中國古代，作為高深學問的“道”既是用來修身的，也是用來治國平天下的，因此既是認識論的，也是政治論的。由於中國的現代化是在“救亡保種”、“保家衛國”的深刻民族危機中進行的，高等教育中所引進的西方科學技術一開始就被嚴重地功利化和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終演變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樣理解的高深學問既不培養君子，也不培養紳士，隻培養“高級專門人纔”。由於對高深學問的理解是政治論的，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不僅沒有可能，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了討論的禁區。我們急於要達到政治論的目的，必然傷害學術的學術性，而一旦學術性受到了傷害，政治論的目的也不可能達到。
這兩篇原本是為朋友的集刊寫的，現在改為寫專欄，便要有個整體的安排和長久的打算。手頭上有一套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漢譯世界高等教育名著叢書”，先把它分成主要談高等教育理念的和主要談教學、科研、管理的兩類，然後大體按成書的先後分兩類一本一本地讀。
《大學的使命》 是西班牙思想家奧爾特加?加塞特根據他在馬德裡大學所做的關於高等教育改革的講演修改而成的。
加塞特首先討論了激進改革和溫和改革的問題。激進的改革在一種理想的驅動下以革命的方式進行改革，往往隻是破壞了舊的體制，而無法在短時間裡建立起新的體制，因為從現實到理想之間有許多中間的、基本的問題需要解決。舊體制被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