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大學辦學定位的制度邏輯演進研究

內容簡介

中國大學辦學定位的制度邏輯在100多年的發展演變中，表現出政府定位的維度、市場定位的維度和學科定位的維度三種定位維度，分別呈現出問題導向型、機會導向型和目標導向型三種路徑模式，國家主義、功利主義和學術資本主義三種價值取向以及強制性路徑變遷、誘導性制度變遷和漸進性制度變遷三種路徑變遷形式，但從中國大學自身的制度形態、從大學制度變遷的內在邏輯和深層基礎來看，大學辦學定位表現出較強的路徑依賴，逐漸曝露出制度設計上的一繫列問題，而解決問題的出路在於頂層設計、底層實踐、繫統推動的協調配合。

章緒論
節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文獻綜述
第三節核心概念的界定

第二章理論基礎
節資源依賴理論
第二節博弈論及演化博弈論
第三節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理論
第四節利益相關者理論

第三章大學辦學定位的制度邏輯演進歷程
節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起源
第二節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變遷

章緒論

節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文獻綜述

第三節核心概念的界定

第二章理論基礎

節資源依賴理論

第二節博弈論及演化博弈論

第三節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理論

第四節利益相關者理論

第三章大學辦學定位的制度邏輯演進歷程

節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起源

第二節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變遷

第四章大學辦學定位的制度邏輯演進分析

節大學辦學定位邏輯主體的演進分析

第二節大學辦學定位演進的制度邏輯分析

第三節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路徑依賴”的“意外”後果

第五章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策略選擇

節大學辦學定位的策略選擇機制

第二節大學辦學定位的策略選擇行為

第三節大學辦學定位變革的動態博弈

第六章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共性問題分析

節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中大學自主性問題

第二節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中大學特色問題

第七章中國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思考

節中國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特點

第二節中國大學辦學定位制度邏輯演進的關注點

第三節中國大學辦學定位變革的制度性建議

參考文獻

後記

在線試讀

《大學辦學定位的制度邏輯演進研究》：
與制度理論相比，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分析制度時，已經不僅僅是關注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問題了，而是將分析的重心放在如何解釋制度上。也就是說，以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作為分析的理論依據，將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個問題，制度是通過什麼樣的路徑產生的？第二個問題，制度存續的依據是什麼？
首先來看個問題，制度是通過什麼樣的路徑產生的。通過前面對制度含義的分析，制度無論是一種規則體繫，還是具有文化特點的認知模板，制度（組織）都不是從來就有的，就好像大學作為一種在中世紀纔出現的組織形式一樣，大學的組織制度也並不是與生俱來、生來就有的。在這裡，我們並不是追根溯源分析大學產生的原因，並不想分析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世紀大學制度的產生。我們分析的重點是，從中世紀以來，在大學制度已經存在的情況下，近代中國是通過什麼樣的路徑建立自己的大學制度的。這就涉及制度影響個體行為的途徑問題。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三個流派在制度影響個體行為的途徑方面具有一定的差異。歷史制度主義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影響個體行為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算計途徑”，另一種是“文化途徑”。所謂“算計途徑”，假定個體尋求化地實現自己的一繫列目標，而目標又由特定的偏好所設定，所以，他們在實現目標時，就會徹底考慮每一種方案，並選出那些能夠使自身利益化的方案。也就是說，采用“算計途徑”的人們，在行動之前就有了行動目標和既定的偏好，而且這些目標和偏好是在制度之前就有的，這種假定對於人的特性有一個前提假設，即認為人是完全理性的。“文化途徑”強調的是個體的行為並不是充分策略性的，而是受到個人世界觀的限制。這一途徑並不否認人們在行動的時候具有一定的理性，而且在行事之前有一定的目標導向，但是，他更加強調的是個體在行動時會建立規則或類似的行為模式來實現目標。個體的行為是滿意而止的，而不是利益化。
在“算計途徑”中，制度影響行為的方式，主要是為行動者提供有關其他行動者現在或將來行為或大或小的確定性程度。具體而言，制度提供了與其他行動者相關的信息、協議的執行機制、對背叛行為的懲罰，等等。在“文化途徑”中，制度影響行為的方式，主要是為解釋和行動提供了道德或認知模板。制度不僅提供了何種策略纔會有用的信息，而且還影響著行動者的身份認同、自我印像和偏好。總體而言，這兩種途徑是交叉起來共同影響著制度的形成的。《大學辦學定位的制度邏輯演進研究》：
與制度理論相比，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分析制度時，已經不僅僅是關注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問題了，而是將分析的重心放在如何解釋制度上。也就是說，以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作為分析的理論依據，將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個問題，制度是通過什麼樣的路徑產生的？第二個問題，制度存續的依據是什麼？
首先來看個問題，制度是通過什麼樣的路徑產生的。通過前面對制度含義的分析，制度無論是一種規則體繫，還是具有文化特點的認知模板，制度（組織）都不是從來就有的，就好像大學作為一種在中世紀纔出現的組織形式一樣，大學的組織制度也並不是與生俱來、生來就有的。在這裡，我們並不是追根溯源分析大學產生的原因，並不想分析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世紀大學制度的產生。我們分析的重點是，從中世紀以來，在大學制度已經存在的情況下，近代中國是通過什麼樣的路徑建立自己的大學制度的。這就涉及制度影響個體行為的途徑問題。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三個流派在制度影響個體行為的途徑方面具有一定的差異。歷史制度主義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影響個體行為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算計途徑”，另一種是“文化途徑”。所謂“算計途徑”，假定個體尋求化地實現自己的一繫列目標，而目標又由特定的偏好所設定，所以，他們在實現目標時，就會徹底考慮每一種方案，並選出那些能夠使自身利益化的方案。也就是說，采用“算計途徑”的人們，在行動之前就有了行動目標和既定的偏好，而且這些目標和偏好是在制度之前就有的，這種假定對於人的特性有一個前提假設，即認為人是完全理性的。“文化途徑”強調的是個體的行為並不是充分策略性的，而是受到個人世界觀的限制。這一途徑並不否認人們在行動的時候具有一定的理性，而且在行事之前有一定的目標導向，但是，他更加強調的是個體在行動時會建立規則或類似的行為模式來實現目標。個體的行為是滿意而止的，而不是利益化。
在“算計途徑”中，制度影響行為的方式，主要是為行動者提供有關其他行動者現在或將來行為或大或小的確定性程度。具體而言，制度提供了與其他行動者相關的信息、協議的執行機制、對背叛行為的懲罰，等等。在“文化途徑”中，制度影響行為的方式，主要是為解釋和行動提供了道德或認知模板。制度不僅提供了何種策略纔會有用的信息，而且還影響著行動者的身份認同、自我印像和偏好。總體而言，這兩種途徑是交叉起來共同影響著制度的形成的。
與前兩個流派不同的是，社會學制度主義關注的核心是制度安排的“合法性”或“社會適應性”問題，即為什麼是這一制度而不是別的制度。在這個問題上，有的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強調的是現代國家規則的大範圍擴展方式，通過為社會組織提供公共平臺而向他們強加了某些實踐模式。其他人則強調了，在某些領域中日漸增長的職業化，產生出了帶有某種文化權威的職業共同體，並向其成員強加了某種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共同的制度實踐被說成是發生在一些既定的網絡中（面臨著共同的問題，如何去解釋這些問題，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等），行動者在這一網絡中通過相互討論而相互影響的程度會不斷加大。在離開這些網絡之後，行動者被認為是已經建立了與其他成員相同的認知地圖，而這裡面就包含了相互適應的制度性實踐模式，這樣一來，能夠相互適應的制度也就大大地擴展了。在這些情況下，作為制度建立依據的相互影響和創設過程就成為一種社會建構，這是非常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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