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輯  寶塔山下的記憶（1941.4～1946.11）

我們給獻花/ 項蘇雲（3）

抗小學生給拜年/ 馬新如（5）

我們見到了/ 孟瑜（6）

在老一輩革命家的關懷下/ 惠懷國（9）

劉少奇同志對抗小師生的關懷/· （9）

任弼時看孩子們的牆報/ （11）

劉伯承師長寫給抗小師生的信·/（12）

我見到了朱總司令/ 李致寧（13）

王震伯伯看我們來了/ 張小明（17）

起點/ 歐陽天娜（18）

難以忘懷的歲月·/黃義先（20）

懷念我的父親/ 劉力貞（24）

我的母親/閻澤群（28）

我的一家/李釗（囚童）（32）

想起我的爸爸·/ 劉紀原（38）

寫給爸爸的信/ 宣平平（宣平）（40）

一位克己奉公的共產黨員/ 熊暢蘇（44）

模範共產黨員劉卓人/ 劉北辛（48）

康保姆/康國雄（50）

我們是歷史的見證人（外一章）/ 李致寧（54）

一張老照片的故事/ 張爾可（二狗）（58）

回憶延安抗小二三事/項蘇雲（61）

我在抗小的日子裡/ 李駿（63）

黨的光輝照亮我們兩代人/ 吳群（吳世益）（68）

理想的風帆在這裡揚起/ 歐陽代娜（77）

我入“抗小”的故事/康國雄（91）

難忘在延安抗小的日子/· 楊寄萍  張鐵錚（96）

真情永存暖心頭/ 宣平平（99）

我的金色童年/ 李慧（112）

延安“抗小”回憶片斷/李子溶（李  溶）（115）

童年歲月如歌/ 張爾可（123）

往事歷歷/孫健生（128）

姊（賀建群）（132）

憶“抗小”生活片斷/ 崔世芳（135）

延安抗小給了我什麼/ 李大立（138）

抗小，我童年的鳥巢/郝維平（郝小雁）（146）

一張照片引起的回憶/ 賀逸秋（152）

我加入兒童團·/劉北辛（158）

延安生活珍憶/李萬中（160）

一段難忘的思念和回味/韓秀榮（163）

抗小二三事/ 趙紀子（張曉霽、趙霽子）（165）

我在“抗小”/ 羅箭（羅小青）（173）

一段美好生活的回憶/陳手戈（177）

延安“抗小”生活小記/賈珂敏（180）

鄧家溝是我的家/ 馬新如（182）

“抗小”生活學習的點滴回憶/ 崔樺（184）

我記憶中的延安八路軍干部子弟小學/ 蘇燕京（188）

抗小、保小歌曲彙集·/ （190）

歌詠趣聞：長江在“抗小/ （194）

第二輯  四千裡征程戰旗紅（1946.11～1949.6）

在戰火中成長/ 邢立統（199）

兩千裡行軍的故事/潘江漢（209）

從延安到北京，四千裡行軍中的故事/ 李致寧（218）

一段珍貴的生活記憶/ 李驥喬林（228）

行軍路上一件難忘的事/李長馨（郭小紅）（233）

娃娃兵，神奇勇敢的第六縱隊/李致寧（236）

我發現了特務/ 楊家文（268）

延安保小黨支部對行軍工作的總結報告（節選）/（270）

延安保小1948年行軍模範評選材料/（277）

韓老師指引我入了黨/ 邢立統（283）

吳成保先生/朱尊英（何林中）（286）

第三輯  歲月如歌（1949.7～）

深切懷念終身奮鬥在教育戰線上的父親·/吳群（291）

國民素質教育的先驅——深切懷念人民教育家吳燕生校長/ 歐陽代娜（304）

對保小、抗小教育的回顧和思考/ 邢立統（315）

花紅尤思延河岸

——記李鐵映尊師的故事/宋舟（324）

老師的心血滋養著我們成長/ 李久銘（330）

五十年前的回憶/ 黃義先（341）

循循善誘 動之以情

——記韓作黎老師教育學生幾例/ 唐林（唐惠欽）（346）

弘揚延安精神的成功實踐

——重走行軍路活動總結報告/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351）

讓延安精神放射出時代的光芒

——在陽邑小學捐贈儀式上的講話/伍紹祖（357）

走到哪裡也把你想

——和白家坪延安保小同學會面時的講話/ 李大立（360）

重走行軍路有感/ 韓秀榮（365）

回延安（三首）/ 閻澤群（367）

詩作十一首/ 程海（369）

終身朋友同志程海/ 李釗（376）

念奴嬌·想延安/李致寧（383）

觀北京故宮“紫玄琺瑯”展有感（外一首）/ 李大立（384）

第四輯  春暉頌（1942～）

往事的回憶

——回憶八路軍干部子弟小學/ 曲高（389）

抗小生活散記/ 惠懷國（394）

我時常回想起/李志平（401）

難忘的一天/ 郭林（406）

師生母子情/ 郭林（408）

特殊兒童項阿毛/ 袁溥之（409）

革命的搖籃黎明的曙光/ 彭迪（410）

忠誠於人民精勤於事業

——懷念戰友程今吾同志/ 謝永（413）

深切的懷念

——《程今吾教育文集》序/ 韓作黎（416）

懷念崇敬的程今吾校長/ 惠懷國（420）

學做並舉的教育/ 程今吾（428）

將德育教育滲透到一切活動中/ 程今吾（434）

紀律教育與事實教育/ 郭林（440）

思想品行貫穿在各科教學中/李志平（442）

作文教學的一些體會

——八路軍抗屬子弟小學

國語業務學習小組的意見/ 韓作黎（445）

怎樣培養教育特殊兒童/韓作黎（450）

我的點滴回憶/高忠毅（454）

附錄一：延安八路軍抗屬子弟學校大事記/（程海編寫，童子華、田可夫協助整理）（457）

附錄二：延安八路軍抗屬子弟學校師生名單/(閻澤群整理）（467）

後  記/ （477）

黨的光輝照亮我們兩代人

吳  群（吳世益）

一、日寇占東三省，全家逃難到北平（北京）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占我國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蔣介石國民政府不顧東三省的三千萬同胞死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把祖國肥沃的國土放棄給日寇侵占了，豐富的資源被強占和搶走。廣大東三省的老百姓被殺害，婦女被奸淫，老百姓過著亡國奴的日子。當時一些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要抗日救國，一位愛國將軍馬占山組織了“民眾抗日救國軍”抵抗日寇。我的外祖父任作田是一位中醫，他所在的蘇炳文旅首先起來響應，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日寇更加瘋狂，集合了重兵圍攻這支“民眾抗日救國軍”，由於武裝力量太懸殊，又得不到國民政府的支持，迫使這支抗日的隊伍敗退後，跨越中蘇邊境到蘇聯去避難，而蘇聯正處在革命成功初期，經濟也很困難，“民眾抗日救國軍”的成員不能久留在那裡。後來通過愛國將軍張學良向國民政府申請去內蒙古與綏遠之間的河套地區墾荒，組成難民墾區，由中共地下黨組織協助我的外祖父任作田，在這裡組織大家墾荒種地，這裡的土地十分肥沃，大家全體勞動，自力更生，墾區內有小學校、醫務室和大食堂，搞農業、漁業和種植業；還有縫補室，大家過著類似蘇聯集體農莊式的生活。

我的父母受外祖父的抗日愛國思想影響，也不願當亡國奴，便帶我和大弟吳克難從被日寇侵占的瀋陽市逃回到祖籍地北平。我的父親吳燕生是蒙古族鑲黃旗人的後裔，我的母親任義是滿族人。他們從20世紀30年代就從事聾啞教育事業。我們一家逃回北京後，父母繼續從事聾啞教育事業。1933年至1935年，父親受愛國將軍張學良的資助，去日本東京聾啞學校一面學習教學方法，一面參與教學工作，同時學習兒童心理學。父親不在國內，家裡的生活全靠母親在家為有錢人家的聾啞子女教書所得維持。1935年初，父親回到北平，他以救大家聾啞兒童的名義，向社會募捐到2800多銀圓（當年的幣制），他這一行動，受到北平市教育局的傳令嘉獎。同時得到他的學生家長袁某某（北平市長）的撥款，1935年7月，創辦北平市立聾啞學校，位於西單北西斜街宏廟八號，首招學生29人。並指定他擔任市立聾啞學校的校長。父親用在日本學到的教育聾啞兒童的口語法進行教育學生。受到社會和家長的認可。這是一種由老師把漢字寫在黑板上，讓學生集中注意力看老師讀字發音的口型來理解漢字含義的教學方法。有時老師把學生的手背放在自己的顎下，通過發音的聲波，讓學生進一步感受字意。當學生理解了，他們臉上流露出笑容時，老師也十分欣慰。這期間，父親繼續參加愛國活動，並接觸了白乙化、吳濤和王遇鴻等中共地下黨同志，有時地下黨的同志被反動派抓捕入獄，他就以聾啞學校校長的名義和自己的薪金去擔保營救，有的同志一時沒有職業，生活困難，他就送給他們生活費。有一位叔叔叫郝克勇（郝仁），是我們家的常客，新中國建立後，他是冶金部的一位司長。我記得，有一次他剛出獄，正遇寒鼕，父親就將自己的長棉袍送給他穿。

二、日本侵略者本性更瘋狂，北平淪陷，全家逃離北平

由於蔣介石國民政府的不抵抗，1937年春“盧溝橋事變”，日寇又步步逼近北平城，雖有第29軍的抵抗，但日寇動用飛機、大炮攻打北平城。而第29軍的武器落後，又沒有國民政府的支持，北平淪陷了。父母仍然不願當亡國奴順民，8月初，由身為鐵路職工的三叔幫忙給我們家買到通往包頭的火車票，母親帶領我和兩個弟弟逃離了北平城，去投奔身在河套墾區的外祖父、外祖母。火車隻通包頭，從包頭乘坐無篷大卡車，一路上忍受炎熱和風沙。我暈車，母親怕汽車拐彎時把我甩出去，就緊緊地抓住我，酷暑不因母親的慈愛而減弱它的炎熱，結果母親的手臂曬得紅腫脫皮。我父親深愛他一手創辦的北平市立聾啞學校，仍留在北平。當時他對日寇的侵略野心認識不夠。但由於他以往的愛國行動，早已被日本特務機關列入“黑名單”並定為首批要殺害的愛國人士，幸有中共地下黨組織事先得到消息，就讓父親連夜逃出北平城，也去投奔我的外祖父所主持的、有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黃河河套墾區，其全稱叫綏遠省和韶公墾區，該墾區位於當時的綏遠省安北縣扒司撲隆鎮（現改為興隆鎮），這是一處類似蘇聯集體農莊式的難民營，大家有分工，集體勞動，共享收獲，大家都在食堂裡喫飯。我父親在那與地下共產黨員吳濤共同為墾區的孩子們開辦了有120人參加的小學校和中學部，教育孩子們要愛國，學習文化知識，長大了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消滅日寇建立新中國。

三、歷經千難萬險，合家投奔延安參加革命

1937年秋，日寇的魔掌又伸向綏遠地區，墾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在中共北方局劉少奇和彭真同志的領導下，由地下黨員白乙化、吳濤、王遇鴻、陳仲等同志組成了黨支部，與墾區的主持人、我的外祖父任作田共同研究，如何組織隊伍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外祖父積極支持黨支部的考慮，當即就組織了墾區員工和家眷共170多人的隊伍，並慎重地安排人員分工，我的父親吳燕生是隊部成員，協助黨支部和外祖父安排行程。從墾區到延安的路程有千餘裡，基本上是沙漠，人煙稀少，所以必須準備足夠的糧食，在食堂裡大家輪班炒著小米，用一部分給隊員每人的米袋子裝，大家把米袋子橫挎在肩上。更多的炒米是用牲口馱著一麻袋一麻袋，以此保證每天宿營後大家喫飯的需要。白天行軍時，大家就邊走著路，邊從自己的米袋裡抓出一把干炒米，一邊口中咀嚼著炒米，一邊踏著松軟打滑的沙包前進。當遇到沙漠裡有綠色小水塘時，大家就停下來，用沿路撿來的灌木“紅柳”的干枝葉和干草當燒柴，飯鍋是架在臨時挖的坑上，一家家煮著干粥，沒有菜，隻放點隨身背著的大粒鹽。這支170多人的隊伍沒有車坐，全靠腿艱難跋涉。尤其是小孩子和老人更加辛苦和勞累，當時我隻有8歲，手拉著7歲的大弟弟吳克難，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遇有下坡時，我們就坐下來，把黃沙當成滑梯滑下去，這樣既好玩又省點力氣。母親雖然在行軍前兩個月纔做了子宮切除大手術，但為了行軍跟上大家，她用大腹帶把剛愈合的傷口緊緊地固定好，纔能背著3歲的弟弟吳彬往前走，父親為了協助地下黨支部帶領大家向延安進發，就無法顧及我們母子。大家白天行軍已經很疲勞，到天黑時，很難找到容身的旅店，內蒙古大草原人煙稀少，偶爾遇上有牧民的牛羊圈的圍牆，就是好的擋風住所。深秋時節，大草原的風沙很厲害，大家都和衣而眠，並把被子蒙在頭上，既御寒又防沙。夜間各家輪流放哨，一防大風吹來的黃沙能埋人，二防壞人來了能叫醒大家。父親每夜都陪伴著值班隊員巡邏。有一次，已經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內蒙古反動派的騎兵來襲擊，就把父親綁架走，他們逼問父親，這一些人是不是去革命根據地延安的，父親用蒙語回答說，這些人是去大後方重慶投奔親人的難民。瞞過了敵人，纔避免了慘遭殺害和活埋，保住了大家的生命。近兩個月的長途跋涉，十分艱苦，沿途有的人家就落腳在蒙古族的地方不肯再向前走了。當我們快走到黃河邊上時，中共黨支部組織了六七十名青少年到晉察冀邊區參加八路軍，奔赴前線了。當我們走到黃河渡口時，隻聽到黃河水在咆哮，卻看不到有現代化的輪船或大木船，隻有當地人們用十幾張羊皮縫制的皮筏子，一個筏子上可坐十幾個人，由船夫用木棍撐著劃水而駛向對岸，全船人的生命就掌握在船夫手中，雖然我們已交了乘船的費用，但為了盡可能安全，父親拿10塊銀圓給船夫（當年的10塊錢是很管用的）。大家坐在船上精神很緊張可又有什麼辦法，為了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將近兩個月的行軍實在太辛苦，又擔驚受怕，後走到革命聖地延安的隻剩下六七十人了。

1937年12月9日，當我們走到延安城外，看到寶塔山上的磚塔時，就標志著我們到達革命根據地延安了。大家忘記了一個多月的艱辛和疲勞，孩子們歡跳著，高喊“到了！到了”！邊區政府、中央組織部接待部門的同志聽到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王遇鴻同志和我父親的彙報後，就開始分配和安置大家，大人們被分配到陝北公學和抗日軍政大學，進行幾個月的培訓，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馬列主義著作和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及《論持久戰》等等。以便更快地提高革命認識去投身到抗日工作或參加八路軍奔赴前線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我父親當時是隊北公學的一個大隊長，他善於關心同志、團結大家並組織大家清晨做體操，提高同志們的身體健康素質，隻有好身體纔能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務。青年們參加培訓班學習，學習革命道理和愛國抗日的知識，他們經過短期培訓之後，多數被分配到抗日鬥爭的前線。孩子們被安排到邊區政府小學，也學習抗日救國的大道理和文化知識，讓他們懂得要好好學習，長大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要建立新中國。

四、接受黨和人民的重托

1938年2月，我的父親經過兩個多月的學習後，被邊區政府教育廳分配到邊區政府小學校工作，任學校的教導主任，母親擔任老師，他們是從特殊教育教聾啞改行做普通教育工作，面對著以革命烈士、革命干部和部分延安市民子弟為主的小學生，他們十分認真用所學的革命理論知識去教育學生們。學校初設在延安城內南關，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對延安革命根據地狂轟濫炸，黨和政府為了保護革命後代，將學校搬到該市南門外邊半山腰，距邊區政府很近。學校執行供給制，老師和學生都享受供給制，住在學校，在食堂喫飯，一年發兩套衣服，喫著黃黃的小米飯、蘿卜和白菜，過年過節會餐有肉喫。住的是山坡上的窯洞，窯洞給人感覺鼕暖夏涼，學生們年紀雖小，但也像大人們一樣穿上了灰色粗棉布的衣服，個個是神氣的小八路。1938年春、夏之交時，學校的學生不斷增加，學校更名為魯迅小學。由於抗日形勢緊迫，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為了這批革命後代的安全，及時地將魯迅小學的100餘名學生轉移到離延安七八十裡的弔兒溝，地處群山之中。後來又搬到泗兒溝。三次搬遷都是為孩子們免遭日本侵略者的狂轟濫炸，大家都非常感激黨和政府的英明決策。那時學校負責轉移的是我父親，他已擔任校長，為了行軍方便，減輕勞累，他申請邊區政府給教職工發了一個大背包，學生們背著小背包，走了兩天路，纔到達目的地，當地的老百姓為我們騰出了土窯洞，燒熱了土坑（沒有木床）和洗腳水，讓我們倍感親切和溫暖。我們很快就解除了長途跋涉的疲勞。

1938年秋，魯迅小學從遠離延安的深山泗兒溝搬到了距延安市五六十裡的安塞縣白家坪，在這裡雖然也是窯洞，但山坡下的平地較多，環境開闊多了。學生們住的宿舍窯洞，也是學習的教室，有的坐在坑上，有的坐在小板凳上，山半腰有一較寬的平場，是老百姓秋收曬糧食的地方，也是全校師生集合的“大”操場。風和日麗時，我們就在露天上課。學校沒有課桌就給每個學生發一塊石板和幾根滑石細棍；同學們把這些東西放在膝蓋上，就成了學習用具和“課桌”。高年級同學上自然課時，任進之老師講汽車構造和駕駛時，就以洗臉盆模擬方向盤。同學們照樣學得很認真，聽得津津有味。

1938年10月2日，陝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成立，一些學齡前的烈士子女、干部子女在這裡生活、學習，保育院有老師還有保育員照顧學生的生活。為了統一管理，邊區政府教育廳把魯迅小學編制成保育院小學部，簡稱“保小”。學校受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的直接領導，我父親擔任校長，他把的講話精神作為辦學宗旨。在一次接見保小學生時說：“你們是未來新中國的主人翁，你們今天的任務就是努力學習，學好本領，將來要用你們的雙手去建設一個美好幸福的新中國。”我父親強調學生是革命後代，是舊中國的改造者，是建設新中國的柱石，所以無論學習和生活都注意培養學生的民族意識，樹立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他在工作中十分重視文化知識的教育，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學校盡可能給學生講些自然科學知識，也重視德育教育，還要學生關心時事，了解八路軍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戰事情況。學校組織學生參加各種革命活動，如公審日本特務和漢奸，迎送周恩來同志去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參加延安飛機場的建設，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動，讓我們從小就把理想和革命事業連在一起。教育學生要熱愛國家熱愛黨，熱愛和革命長輩、革命英雄；熱愛人民，熱愛勞動，自己動手克服困難，認真努力學習。

當年的教育較全面，除語文、算術、政治、地理、歷史、音樂和美術外，每周都設有時事課，講國內外大事。體育課也是半軍事化，學習打槍，利用假期組織學生走出學校學習行軍。在學校經費有限的情況下，體育設施很少，父親就組織學生搞“人軍旗”的活動，這樣既鍛煉身體，又提高了應變的智慧，學生們玩得很認真，興趣特別多。學生還利用學到的自然科學知識參加植樹、除草、秋收，在學校的菜地裡澆菜的水，都是從大河邊兩人抬一桶抬來的。種白菜、蘿卜、西紅柿和茄子，每當收獲時同學們都分著喫西紅柿和大蘿卜。這當時是好的“水果”。學校有時還組織學生幫助就近農民做些力所能及的農活，讓學生學以致用，知識與實踐相結合，提高了學生對勞動的認識和增強了喫苦耐勞、艱苦奮鬥的精神。真正做到從小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虛心向群眾學習，嚴格提高自己的革命素質，跟著黨中央把革命進行到底。

我的父母自從接受了黨和人民的重托，他們是盡自己所能去努力工作，他們帶著深厚的革命感情，去教育和愛護學校的每一位學生，除了教育和培養學生，他們還像父母一樣地關心學生的起居和身體健康。1938年秋後，學校搬到遠離延安市的深山區泗兒溝，學校的宿舍都是土窯洞，門窗是用小木板釘成的，鼕季寒風吹來，學生們睡在炕上，把頭捂到被子裡，窯洞裡雖然有學校給燒的幾堆木炭取暖，但窯洞大，也無濟於事。窯洞沒有廁所，隻在學生們睡的土炕一頭放著一個大木桶，供他們夜間小便用，第二天一早，由值日生兩人抬著倒尿洗桶（洗桶是指抬到大河邊去衝刷）。因為深山有狼出沒，學生不敢也不能夜間走出窯洞去上廁所，為了盡可能保障革命後代學生們的安全，父親深夜背著三八式步槍，夜晚巡邏在上下兩層土窯洞宿舍區。他的睡眠很有限，但沒有怨言，一背上那支步槍，就猶如一名戰士一名獵手。他既要防豺狼，又要防備日本特務、漢奸，他高度警惕，以確保革命後代的安全。我的母親是教員（老師），是二年級的班主任，又是醫護人員，如有哪個學生身體不適，她要查體溫，給藥，照顧飲食，督促多喝水。遇有小的外傷，她就用1937年底從北平背出來的小藥箱裡的藥給診治，有位烈士的兒子叫洪小靈，得了凍瘡，傷情較為嚴重，我母親就天天為他換藥，清洗傷口，直至痊愈，總算保住了他的右腳。夜裡母親也不能睡個踏實的覺，她要叫有尿床毛病的學生起床排尿，免得大鼕天濕了被子無法晾干而受罪。

我們姐弟三人，大弟吳克難，二弟吳彬，我和同學們同樣受著愛國、愛黨、愛、愛人民的教育，要求我們要有自信、自強和自尊的意識。在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時期，要懂得不怕困難，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和無私奉獻。對學習要努力認真，嚴格要求自己不落後，不以父母是校長、老師就特殊。而且要關心別人，特別對有困難的同學要盡自己所能去給予幫助，不爭名不爭利。直至1946年初，我已經入黨是革命干部了，父母還是要求我們要有高度的革命覺悟和革命精神及堅強的革命意志去克服一切困難，去實現革命的理想和奮鬥目標，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正是當年我隨父母跟著中共地下黨組織，邁著孩童的小腿，徒步穿越內蒙古大沙漠走到革命根據地延安參加革命。在革命的搖籃所接受的教育及革命者父母對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在學習、工作及生活中，一直按著這些要求去努力。雖說我從小就體弱多病，1974年又被人用自行車撞成嚴重的顱腦外傷，大量流失了腦積液，生命難保，幸有名老中醫任應秋救治，纔撿回了生命，但頭痛、頭暈至今還在折磨著我。1980年10月由陝西省調到中國專利局出版社時，組織上讓我擔任支部書記，同樣參與出版社的組建工作，我沒有干過出版工作，就抱著邊學習邊做的態度去努力，領導上讓我去出版局報批成立專利文獻出版社，我帶著相關文件、資料，乘坐公交車跑來跑去，爭取得到批準。當我拿到國家出版局批準“專利文獻出版社”成立的批文時，我特別高興，為自己又能為革命事業出一份力了。就在我很想繫統地學習和熟悉出版業務、為搞好專利事業出版物而努力時，領導因工作需要又調我到綜合管理部組織聯絡處，負責與中央各部、委、局共幾十個單位的專利管理部門進行專利業務聯繫。在我國專利事業初建時期，協助他們宣傳專利法，貫徹執行《專利法》。幾十個單位及其所屬廠礦分布在全國各地，我就本著黨的教導，艱苦奮鬥，自力更生，深入實際去聯繫各單位的專利工作同志，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及時地反饋給局領導，爭取為他們解決困難，積極貫徹執行《專利法》。那幾年，我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出差深入到各單位，我寫了幾十份工作彙報材料。雖然我一個人出差很辛苦，但心情很愉快，我也像父母一樣地敬業，直到1989年60歲離休。

隨著《專利法》的貫徹執行，中國專利局的對內對外的業務不斷擴展和增加，1989年，當局領導讓我去國家發改委為局機構升格爭取該委領導的支持時，我認為是事業的需要，就積極地和局辦公室主任一同帶著說明專利事業的需要及相關資料，向該委領導陳述我局的請求，並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該領導經過慎重考慮後，支持我局的請求並得到國務會議的通過與批準。我局正式成為副部級的機構了，對專利事業的發展更有利，我和同志們都很高興。由於局機構升了半格，各級領導的職務也升了半格，待遇不一樣了，我也沒有想過機構升格以後與個人待遇會有什麼關繫。所以當我得知自己依然是一名副研究員後，心中也沒有什麼波動。因為我自從參加革命以來，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心為革命事業，不能考慮個人得失，不能向組織上伸手要什麼，完成任務是革命的職責。我覺得這樣活著踏實、知足。

還是要感謝黨，感謝，把我們一家引向了中國革命的大道！

（2012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