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晚境，喜歡回憶，我也如此，想來想去，活了七十多歲，竟然有六十多年，整整超過一個甲子和圖書館結下了親密的緣分。從十來歲在浙圖受到文化的熏陶，爾後在我所在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圖書館借書讀書自學四年，居然從一個初一的失學少年考上了大學，成了一名大學生。杭圖初創時，在青年路那幢普通的民房裡，我去尋訪過。在上大學期間，與杭大圖書館朝夕相處四年，除了上課睡覺以外，幾乎大多數時間皆在圖書館的閱覽室中度過。工作以後在單位圖書館也是常客。自以為做了一件好事，“文革”
初起，我所在學校的紅衛兵腦子發熱，準備將圖書館全部藏書付之一炬，我和他們的頭頭玩繞口令，使此事消彌於無形。難得的是新世紀裡又和紹興圖書館、海寧圖書館、溫州圖書館結緣，認識了新朋友，結成了書緣。2000年有幸在國家圖書館縱覽明板珍籍，以致那裡的借書人員竊竊私議“來者何人”
。此行後來與浙圖王巨安君談起，他羨慕地說：顧老師你福氣真好，有的人在圖書館一輩子，恐怕也沒有這樣好的運氣！
回憶平生，圖書館給我良多，圖書館像父母、像師長一樣哺育我成長，伴隨我從青年、中年到漸入老境。圖書館啊，圖書館，叫我如何不愛您！
浙圖是我的啟蒙老師，維繫的時間長，整整至今有六十餘年，超過了一個甲子。用蔡尚思先生的話來說：大的圖書館，就是太上研究院。說浙圖是太上研究院，是實至名歸，一點也不誇大。我的心目中有三個聖殿，極為神聖的殿堂。1960年我在杭州大學中文繫讀大四。下半年約10月開學不久，我們全年級同學赴紹興柯橋貫徹黨中央的十二條緊急指示信，主要內容是糾正當時農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調”。我有幸不久和一位老師三四位同學被抽調到紹興城裡的魯迅紀念館幫助整理資料。我在當時的一個感覺是我進入了文學的神聖殿堂，崇高的敬意油然而生。我的第二個神聖殿堂是1990年代初在寧波的朋友陪同下，登上天一閣的寶書樓，作為一個藏書愛好者和研究者，這是我又一個神聖的殿堂。當然我心中個神聖的殿堂是浙圖。我是個感恩的人，對別人的幫助我總是心底記著，古人雲“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浙圖予我以多多，可以說是扶育我成長，至今隻有受惠而無回報。我選出自己兩部可以過得去的書，送給浙圖，在《浙江印刷出版史》的扉頁上寫上“敬贈浙江圖書館，我心中的聖殿”；在《浙江藏書史》的扉頁上寫上“敬贈浙江圖書館，感恩浙圖對我的滋養”。這是我的心裡話，但是人以湧泉滋養，我隻有滴水報之。
2015年8月15日，在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和浙圖聯合舉辦的“藝術與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張宗祥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上與溫州圖書館的盧禮陽先生相遇，我們緊緊握手。前兩年他來杭州公干，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是要來看我。我趕緊打車前往他住的賓館看他，這是初見，豈能失禮。我們一見如故。此次二見，共同回憶那是個細雨漾漾的夜晚。此次見面，我說了四個字是“兩心相通”：我倆讀過彼此的文章，尤其是連了微信，時時可見他的行蹤，他發的微信，每見，他對溫州文化的見解，對整理甌地文獻的執著，對甌地文化遺跡和抗日遺地的保護，使我引為同調。有次他說今天收到了幾本書，雙休日有事干了，這是他在微信上自言自語，他是個讀書種子。此次見面，我對他說，不要太苦了自己，冷落了家人，老婆女兒要罵的，他不置可否地笑笑。他聽說我給一位年青人著的地區藏書史寫了篇序言，就說交給我，讓讀書報給發了，我說暫不，我想寫篇《我愛圖書館》，他說：好，好，寫好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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