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演講

新文化運動百年回看學衡派（汪榮祖）

德國概念史的經典著作（馮  凱）

學衡故事

近代中國白話文運動的“逆流”：嚴復、林紓與學衡派（黃克武）

從向外到向內：“五四”前後劉伯明教育思想的轉折（謝  任）

鳳鳴高崗

——張其昀傳略（聶蕾）

郭廷以傳略（宋逸煒）

中西文化

《學衡》與西方保守主義思想傳統

——兼論“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現代命運（郭亞佩）

《新法蘭西評論》（NRF）之中國新文學介紹

——新文化運動與中法文化交流（趙  怡）

世紀回眸

想像“現代化”：193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解剖（潘光哲）

當代新儒家的“儒學人文主義”概念建構初論：以唐君毅和牟宗三為例（章  可）

南雍藝海

《娛親雅言》詩選（卞孝萱 輯）

鼕青書屋書畫選（卞  敏 編）

學林回聲

手西文史料仍應是目前中國利瑪竇研究的基石之一

——兼評宋黎明著《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夏維中）

道術相濟，一以貫之

——讀柳詒徵晚年《家書》（高旭東）

選自《想像“現代化”：193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解剖》（潘光哲），第125—130頁。

晚清以降，“西力東漸”導入的文化衝激現像，多面復雜，身歷其境者的反應，一樣千變萬化。“歐化”或“西化”這兩個詞彙，便是當事人表述這些現像的概念語言。然而，以“歐化”或“西化”當作國族文化未來的方向，批判之聲，始終不絕。像梁漱溟區分世界文化的繫統，自成一說，卻也不能不感慨“幾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中國“現在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他正是要向這“西方化”的潮流奮起力爭。錢玄同（1887—1939)則斥責稱謂“中國現在的新文化”為“歐化”或“西方化”，“都是不妥當的名稱”，而應該是“現代的世界文化”。雖然他贊同林語堂（1895—1976)“爽爽快快講歐化”的主張，但是，在他的心目裡，“所謂歐化，是全世界之現代文化”,仍以“現代”與“世界”為“文化認同”的評判標準。至於胡適在同一時段裡發表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既控訴“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為“沒有根據而又有毒害的妖言”，並反其道而行，論證西洋近代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潛在臺詞自是呼吁人們熱情擁抱“西洋近代文明”。即便胡適被批判為“介紹的西洋近代文明，是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的工具”，“是腐朽不堪行將死亡的文明”，批判者主張的卻是“西洋近代的新興的健康的文化”，即“馬克司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的全部”，“因為這些真正纔算是新興的健康的文明”;然而，在批判者與被批判者那裡，作為“文化認同”的評判標準，和錢玄同、林語堂沒有太遠的距離，都是奉西為尊，以今為尚（隻是，他們認同贊許的“西”或“今”，則心目裡各有所指，甚有不可調和之勢，孟森與胡適的“迷惘”，應可由此得其解）。“現代”被視為承載進步意涵的詞彙，非“西人”或是“歐人”所可獨擅，而具有普遍意義。

在這樣的思想語境之下，兼及進化論“今勝於昔”的認知已經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世界觀，都使“現代化”這個詞彙輕而易舉竄進中國知識分子的概念世界，成為他們理解世界的“後設語言”之一，為他們開展對於中國前景的各式各樣的想像提供了空間。

三、“現代化”與中國前途的多重想像空間

“現代化”一詞被導入中國言論界之後，好似一個無限大的想像空間，可以讓各方論者自由馳騁對於國族前景所向的意念。

1.“現代化”可以被理解為蘊涵著“進步”的普遍意義

即如天津《大公報》刊出的《現代化與非現代化》一文明白暢言“從進化公例言，現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趨勢”，“一切一切的‘現代化’，乃進化公例所要求”;張素民則謂，“現代化含著進步的意思”，“現代的人，應該比古代的好；現代的物品，應該比古代的好”;陳序經則直言：“沒有經過現代化的中國，不外是舊中國”，“若不是落後的中國，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國”。一句話，“現代化”被賦予了求新尚進的意義。

2.“現代化”可以是對於某種現實狀態的評估標準

像是蔣廷黻所謂“日本的物質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著封建素甚多”,他對大學新生的諄諄教誨也是如果希望“改革國家，要使國家和社會完全現代化”，便應該“在學校裡面作起”，“中古的意態、習慣、空氣都不應有絲毫存在於學梭之內”。《申報月刊》的編者也指陳“中國生產以及國防方而的‘現代化’，至今還是十分幼稚落後”。這些都是在上下文裡不必論述究竟怎樣纔算是“現代化”，便放筆立言、進行評估的例證。又如中國科學社成員之一，擔任是社機關刊物《科學》雜志主編的劉咸（1901—1987),將“迷信”

與“科學”對比為勢不兩立，感慨中國“數千年來缺乏科學”，以致“迷信百出，無奇不有”，可以說，“迷信”乃是“科學發達過程中之障礙物”，因此“誓必破除之，廓清之，使不為科學之累”，否則科學“不得自由發展，亦即國家科學化，現代化，不能迅速實現”,完全將科學等於“現代化”，“迷信”則和落後畫上等號。在他們的評估裡，與“現代化”相對立的便是中古、落後、不進步等等狀態，這也證成了“現代化”所蘊含的求新尚進的意義。

3.“現代化”可以是一種目標的期待

如蔣廷黻之判斷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國家的現代化”，所以他呼吁南京國民黨政府“必須表示它有領導中國近代化的本領”,他希望“作政論的人”能以“集中力量來幫助和督促政府實行現代化”作為自己的“責任”，而且“如政府不走這條路，我們不妨光明正大的內政問題來批評政府，推倒政府”。而如蘇雪林指陳胡適當時“擁護現政府的目的”，便在於“從散漫無紀的國家，一盤散沙的民眾中間，造成一種‘中心勢力’”，從而“內以促中國現代化之成功，外以抵

抗強敵之侵略”,也同樣是立基在一個朦矓的“現代化”樣態的殷切期望，而無須說明“現代化”的具體內容／定義。尤其在國族面臨著重重危機的情況之下，論者痛切指陳“現代化”是中國救亡圖存的無上命令：或謂中國“若於生產方面，再不趕快順著“現代化”的方向進展，不特無以“足兵”，抑且無以“足食”，我們整個的民族，將難逃漸歸淘汰、萬劫不復的阨運”,或謂“近代化的問題關繫民族的前途太大了。無論犧牲多大，我們不可顧惜。不近代化，我們這民族是不能繼續生存的”。“現代化”儼然是推動國族奮力以進的軌道方向。

4.“現代化”可以是開啟知識分子國族前景想像空間（各個領域）的無限大範疇

以下便是著名例子。《申報月刊》在1933年5月決定對“現代化問題作一回公開的討論”，並“為謀集中討論生產現代化的便利，故於征文信中又不得不將我們注重於經濟方面的意思”集中為以下兩個問題，向知識界征文：

（一）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是什麼？要促進中國現代化，需要什麼幾個先決條件？

（二）中國現代化當采取哪一個方式，個人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外國資本所促成的現代化，或國民資本所自發的現代化？又，實現這方式的步驟怎樣？

響應者眾，遂有《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的問世。發刊在其上的眾家論者，各執己見，主張“整個地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和集體生產”者有之,倡言“中國生產之現代化應采個人主義”，“欲使中國現代化，以采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宜”者亦有之；關心“農業的現代化”者有之，思索如何促使“生產現代化”，怎樣開發煤、石油與水力等“原動力”而使“中國現代化”者亦有之。或可一言蔽之曰：盲人摸像，各有所得。即使是日後以主張“全盤西化”而成眾矢之的的陳序經，也在同一時段以“現代化”為立論張本，反省檢討當時中國教育的問題，從而提出”全部的中國文化是要澈底的現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現代化，而且要激底的現代化”的見解。竭力主張中國應走向建設以謀求出路的蔣廷黻，則直截了當地說：“所謂建設就是物質的和制度的創造和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換，就是國家的現代化。”流風所及，蔣介石於1934年基於多重目標而發動“新生活運動”，詮解其意義，即謂：“新生活運動，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精神和行動現代化。……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地說，就是‘軍事化’。”期可“徹底鏟除過去一切虛偽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適合現代的積習”。相互對比，想像／關懷中國國族（各個領域）的未來，道路可以無限多，方向可以無限廣，共同交集唯有“現代化”這個詞彙而已。至於“現代化”具體的內容，人言各殊，各有祈向，隨論者倡言立論的需要而可以不斷變動。孟森和胡適的“迷惘”，正是面對無限大空間的反應。

可以想見，“現代化”一詞的意義／內容，知識階層雖然各有己見，沒有共同的認知，但它作為一個討論／建立“文化認同”而無所不包的概念範疇，已然形成時代共識與共同語言。特別是，在1934、1935年接連爆發了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聯名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而掀起的論爭，未幾，更有圍繞著陳序經“全盤西化”言論的“全盤西化論戰”。在這一連串此起彼伏、絕無共識可言的“文字戰爭”裡，“（全盤）西化”“本位文化”乃至“中體西用”等等主張，都各被立場相對的論者力斥其非，而未被“污名化”的，隻有“現代化”一詞。正如參戰者之一的張熙若（即張奚若）所謂：“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卻不能包括現代化”，因為“西化差不多是抄襲西洋的現成辦法，有的加以變通，有的不加變通”，相對的，“現代化有兩種：一種是將中國所有西洋所無的東西，本著現在的智識、經驗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如“中國古書加以句讀”，“或將古文譯為白話文”；“另一種是將西洋所有，但在現在並未合理化或適用的事情，加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如“許多社會制度的應用和改良”。在他那裡，“現代化”成為結合中西之長的一種方式。可是，他還是承認：“西洋所有，但在現在並未合理化或適用的事情，與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在質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而“中國所有西洋所無的東西”，隻是“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從張熙若的判斷與分別所舉的例子來看，在他的潛意識裡，雖然中西各有其長，但對比之下，落後者還是中國。又如馮友蘭（1895—1990)後來的觀察：

從前人常說我們要西洋化，現在人常說我們要近代化或現代化。這並不是專是名詞上改變，這表示近來人的一種見解底改變。這表示，一般人已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來之所以到處喫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個覺悟是很大底。

然而，“西洋文化”既然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所以“優越底”，那麼，文化論爭裡的中國／西方或是東方／西方這組地理意對立架構，便為“中古”（後來還可以是“傳統”）／“現代化”這一組時間認對立架構所包攝進去。“現代化”，其實指的既是空間上的也是時間上的“西方”。

總結來看，自從1930年代起，出現於中國的言論舞臺上的“現代化”，其內容含義即便人言各殊，卻是一個可以依據論者需要而被信手捻來的開放論述空間，既可以根據立論範疇添加實質內容（如主張發展科學或打倒帝國主義），也可以是無須任何論證的主觀期待（如聲言“我們希望中國／青年現代化”）。它更是一個承載了以西方為標準的時間與空間意識的統一體像征，從此成為中國（若干知識分子）理解／詮釋／想像世界的“後設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