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愛恨交加的大學排名
在混沌理論（chaos theory）中，當某地的微小變化或發展導致他處的巨變時，就會出現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這個概念由愛德華·洛倫茲（Edward Lorenz）提出，其理論依據是颶風的形成取決於遠處的蝴蝶是否在幾周前扇動過翅膀。同樣，沒有人預料到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個小型研究團隊會在2003年研發出一份改變遊戲規則的全球學術排名。作為對（學術）世界秩序的解讀，他們發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ARWU排名）以及緊隨其後問世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學排名”，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對排名的討論。
全球排名迅速吸引了決策者、學術界、媒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注。面對排名，世界各國反應不一，但對發達國家而言，全球排名立即成為衡量全球競爭力的明確標準，成為（經濟）權力關繫（再）分配的晴雨表，並及時反映不足之處（Montes & Popov， 2011， p.119-147）。盡管關於排名方法適當性等方面的批評聲不斷，但全球排名被廣泛認為是衡量質量的國際標準。
躋身“百強大學”（top 100）已經讓國家和高等教育機構不加批判地將“世界一流”（worldclass）變成了一種戰略和願景。事實上，“世界一流”除了成為學術研究的主題外，還幾乎被應用於所有的目標（Sirat， 2013， p.207）。它出現在同行評議和非同行評議的期刊論文、碩博論文、新聞評論、線上文章和網頁以及會議、講習班和研討會之中，數量之巨以至無法一一追蹤。截至2014年7月，“大學排名”（university ranking）一詞在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中的檢索結果達200多萬條，在谷歌（Google）中的檢索結果超過了2.5億條。
與此同時，人們對排名影響和國際比較的關注與日俱增。本書將通過展示大量證據來闡釋排名如何持續推動高等教育繫統和院校的深刻變革（見章）。面對全球化以及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知識密集型經濟體的壓力，我們很難釐清排名影響的特殊性。現代化、管理主義、職業化、市場化和問責制的力量共同衝擊著高等教育，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高等教育、研究及其投入在國家政治和政策議程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發達國家普遍認為，全球排名對其全球高等教育和知識生產的主導地位帶來了明顯挑戰。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排名的看法往往更為樂觀。排名可以成為有用的問責工具，特別是在排名文化和實踐尚不成熟的社會和高等教育機構中。排名也可以是“與世界學術機構平等參與全球知識網絡”的標志（Altbach & Salmi， 2011， p.1），揭露“高等教育繫統的腐敗”（Okebukola， 2013， p.150）或“幫助改善人類價值體繫”，成為人類進化的一部分（luo， 2013， p.181）。一個國家出色的排名表現被認為是“比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強大的國家資本”（Billal， 2011， p.2），是一種“具有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工具”（俄羅斯聯邦教育與科學部前部長Fursenko轉引自Kishkovsky， 2012），或類似於“國足在國際聯賽中的表現……將影響人們對國家整體形像的感知”（Chapman et al.， 2014， p.41）。
過去十多年裡發生的重要事件有助於理解排名的重要性和影響力。21世紀的頭幾年，不受監管的金融資本所推動的長期經濟增長走向尾聲，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排名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接下來幾年則是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所帶來的揮之不去的影響。當經合組織（OECD）國家在奮力擺脫60年來嚴重的經濟下滑時，發展中國家2012年和2013年的GDP年均增長達到了6%。有能力擴大投資（尤其是在生物科學和技術領域）的國家將獲得的收益，其中包括許多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盡管歐盟希望通過“地平線2020”計劃（Horizon 2020）2014—2020年間在科研與創新領域投入80，但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似乎更有可能超過歐洲和日本並主導未來的研發增長，加之人力資本的可獲得性和投入的增加，其投資規模終將媲美美國（Hazelkorn， 2013b； Europa， 2008c）。在歐盟內部，一些國家的高等教育與研究經費累計減少超過30%，而另一些國家則追加了新的投資或是進一步擴大了既有資助規模，二者之間差異明顯（EUA， 2013； Hazelkorn et al.， 2014c）。由於高等教育現在已成為衡量國家和院校競爭力的晴雨表，全球排名顯得格外重要。
我們對百強大學的過度關注忽略了高等教育的復雜性，同時也模糊了學術活動的地域變化。歐美國家的老牌大學仍然是主要的贏家，但若我們放眼大學之外的群體，就會發現高等教育和科學知識的日益多極化。即便是在美國和歐洲，情況也是如此。以201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簡稱THE排名）為例，美國大學在前100名中占46%，而歐洲大學僅占35%。但如果把排名範圍擴大到前400名（相當於全球高校的前2%），美國的份額將下降到27%，而歐洲則提高至41%。這表明，美國在大學數量方面表現不俗，但在為整個高等教育領域提供高質量教育方面，歐洲更勝一籌。
由於排名前列的院校大都根基扎實、捐贈基金雄厚，因此，“要把這些老牌名校拽下神壇並非易事”（Altbach， 2012， p.28）。
財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學要想在排名體繫中保持主導地位，除了學費以外，還需要私人捐贈和科研收入等其他資金來源（Calhoun， 2006， p.26）。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排名前列的院校變動並不多，但新上榜的院校（主要來自亞洲）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在THE排名百強大學中，亞洲大學占12%，在前400名中占17%（Li et al.， 2011， p.923）。
大學排名表現出的國家（地區）差異很大程度上可以歸於收入、人口規模、研發投入和國家語言四個社會經濟因素。若以國家擁有的資源來論，美國的表現其實要差4%~10%左右。相反，新興的經濟大國——中國在排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超越了資源水平相近的國家。
相比之下，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地區隻有少數幾所大學進入全球前500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隻有南非的傳統白人大學上榜，中東地區國家則僅有以色列長年在榜。
即使某些國家的大學排名在上升，但並不能改變上升緩慢的事實。自2003年以來，隻有兩個國家（塞爾維亞和希臘）成功擠進ARWU排名前400強。THE排名中的情況也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自2010年THE獨立發布排名以來，雖然上榜的國家數量未變，但國家（地區）發生了改變；在2013年的榜單中，2011年上榜的埃及和智利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哥倫比亞和沙特阿拉伯這兩個新的國家。這種變化可能是投入、產出和影響之間漫長的時間間隔所致（Mansfield， 1998）。另外，如果國家不對治理結構、學術文化和能力進行繫統性改革，可能所取得的成就會是有限的。印度因傳統大學規模龐大而難以進行“有效管理”，其教師招聘和晉升主要基於資歷、隸屬關繫和種姓制度（Altbach引自Reynolds， 2010）；而俄羅斯可能受體制僵化和傳統聲望因素依賴的限制，與國際文獻計量學背道而馳。歸根結底，英語國家是主要的“守門員”（Hazelkorn， 2013b，2013c）。
全球層面的排名變化既反映也掩蓋了國家層面的變革，延續了本書版（2011年）所指出的趨勢。首先，伴隨著地緣政治焦慮（有時轉化為政策恐慌），國家和院校都在努力重組高等教育繫統，並重新確定院校的優先事項。全球推行世界一流大學戰略的國家數量不斷增加，其中包括法國、德國、俄羅斯、西班牙、中國、韓國、馬來西亞、芬蘭、印度、日本、新加坡、斯裡蘭卡、南非和拉脫維亞等國家。與此同時，印度、俄羅斯和中東等國家和地區為了提高自身地位，也紛紛授權定制排名。美國也出現了類似的行動，各州相互爭奪經費和能帶來豐厚利潤的州外學生，這與各國做法雷同。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Best Colleges Ranking，簡稱USNWR排名）的指導下，佛羅裡達、亞利桑那、明尼蘇達、印第安納、得克薩斯、肯塔基和堪薩斯等各州通過不同的方式重組公共高等教育繫統，嵌入績效指標或進行其他變革（Hazelkorn， 2011d； DeYoung & Baas， 2012）。
大學也不能幸免，高等教育領導者們始終希望在國家和全球排名中獲得更高的名次。雄心勃勃當然值得肯定，若不抱有這些雄心壯志，大學又將何去何從？有證據表明，排名在塑造這些遠大抱負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對研究的重視，排名經常被用來指導組織變革、院校合並（Liu et al.， 2011； Lo， 2014）以及建立國際合作與伙伴關繫。事實上，許多政府經常將排名作為國際學生獎學金的授予標準之一。向排名所使用的指標和權重看齊，政府和高等教育機構給予研究與教學、研究生與本科生的重視程度失衡，這對學術專業和研究實踐都產生了影響。
雖然學生及其家長仍然是排名的主要受眾，但所有的利益相關者（政府、雇主、投資者、高等教育機構及商業伙伴、公眾和媒體）都受到了排名的深刻影響。排名有意或無意地融入到全球、國家層面的決策和意見形成過程以及個人和院校的行為中，產生了深遠且不利的影響。因此，盡管一些國家和院校行動的初衷是提高其高等教育質量和績效，但隻要進入榜單（不考慮實際名次如何），都會向流動資本、人纔、企業和公眾發出非常有力的信號。
證據表明，本書2011年所指出的趨勢仍在延續。綜合2014年進行的國際調查和其他研究，作者的主要發現如下（詳見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 83%的受訪院校不滿意自身排名，而2006年這一比例為58%；
- 32%的受訪院校希望成為全國，而2006年這一比例為19%；
- 29%的受訪院校希望進入全球排名前5%，而2006年這一比例為24%；
- 院校持續監測其排名位置，但往往更重視其全國排名；
- 84%的受訪院校設有正式的排名審查機制，其中這種機制由校長領導的院校占40%；
- 絕大多數受訪院校用排名來指導戰略決策、設定目標或確定優先事項，並為國際合作提供信息；
- 大多數受訪院校認為排名對聲譽的影響利大於弊；
- 52%的受訪院校認為排名可以衡量績效，40%認為排名可以衡量質量，而2006年，70%的受訪院校認為排名可以提供高等教育的比較信息；
- 84%的受訪院校利用排名監測全國同類院校的表現，而2006年這一比例約為76%；
- 近77%的受訪院校監測全球同類院校，而2006年這一比例約為50%；
- 學生、公眾輿論和政府一直是排名的用戶群體，2014年他們受到排名的負面影響可能高於2006年；
- 80%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授課型和研究型）對排名很關注，且二者的關注並沒有實質差異（igraduate， 2014）；
- 高成就和高自尊的學生根據聲譽和排名等非財務指標做出院校選擇的可能性；
- 國際學生繼續將聲譽和排名作為其選擇院校、課程和留學國家的關鍵決定因素；
- 在國家和院校層面，排名、對質量的看法、院校聲譽和求學目的地選擇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事實上，頗為諷刺的是，當一個國家努力滿足所有社會需要，要求高等教育為社會提供更大的影響和利益時，資源密集型的“世界一流大學”卻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全球排名並不是服務於院校所在的地區或國家，而是提倡一種“自利型大學”（selfserving university）的概念，不受國家的束縛，不關心社會，致力於實現化和私有化，招聘國際人纔並參與全球事務。追求狹隘的“世界一流卓越”是否被用來將高等教育轉變為追求全球地位的私利實體？公眾利益是否已經與私人利益或自身利益混為一談（Hazelkorn， 2014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