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1933年是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教授從芝加哥大學退休前的一年，這年他在燕京大學訪問了一個學期，教授社會學，費孝通是其中一位學生。那時，費孝通即將與王同惠結婚，並遠赴廣西進行關於瑤族的田野考察。調查結束時，妻子意外身亡，費孝通險些喪命。開弦弓村的研究成為他走出傷痛的寄托，也成為他的博士論文題目，並由此開啟了漫長而卓越的學術人生。十年過後，費孝通在美國國務院的資助下訪問芝加哥大學，置身於帕克教授曾經的辦公室。費孝通給當時已八十歲高齡的帕克寫了一封信：

當您在中國燕京大學任教時，我是您的學生。那時，我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沒有什麼出眾的地方使您注意到我。然而，可以說，我並不是一個受到您啟發的人。我們得知您回美國時，特意編輯了一本小書，名為《帕克的社會學》 。當中，我負責翻譯了您寫的關於中國和社會學的文章。這些事都發生於1933年，整整十年前……現在我正在您的辦公室［Social Science 502］裡工作。一種人類的命運感向我襲來，這感覺就像夢境，但這夢有些許真實……一個來自民俗社會的人必然為這面牆壁後的歷史著迷。我一直感覺，我在您的精神之下工作著。（信件， 1943 年11 月15 日，Robert Park Papers，芝加哥大學）

跟芝加哥大學的前輩帕克教授一樣，我發現自己跟中國的關繫越來越親近。我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博士生，他們總是不斷重燃我對中國的熱情。這一興趣的源頭，便要從半個世紀前說起。那時候，我對費正清的課特別熱衷。其中，中國社會的知識演化和高等教育令我感興趣，這些也是我現今課題研究的重心。

這本書收錄了我在這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分為三部分。部分（、二章）討論了本科教育的一些問題；第二部分（第三至六章）則是關於研究生層面的知識；後一部分（第七至九章）探討了三位聞名於世的中國社會學家。

在部分，我特意選取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為學生講的， 另一篇的寫作對像則是教職人員。前者是2002 年我在芝加哥大學“教育的目的”講座的講稿。這是1961 年以來一繫列年度演講中的第42 屆，由本科生學院院長挑選出來的教授在秋季迎新周中為新入學的本科生演講。所有新生都必須出席，並在這之後在宿舍裡對演講內容進行小組討論。我受邀時得到的信息就隻有標題的幾個字——“教育的目的”，僅此而已。在演講中，我提出一個較為激進的觀點：被芝加哥大學這樣的精英大學錄取已經能夠保證學生將來獲得外在成功的人生，因此， 在大學裡，學子應當追求的是內在的充實和智識的善。“教育” 是不能用其他符號定義的東西，教育除了它自身沒有其他的目的，教育本身就是目的。

這篇演講為學生定義了教育的目的。相比較而言，教師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獲得了教育，其任務便是將教育傳遞給年輕人， 因為教育並不能直接教授，它不是一種需要被記誦或掌握的材料體繫。相反，教育是一種立場、態度、存在的方式。在第二章， 我遂展開對“旨在教育”（aims for education）而非“教育之旨” （aims of education）的論述，追問教職人員如何把教育這一不可教授的“存在的方式”傳遞給學生們。我思考了不同類型的課程，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各自的價值，以及實用教育和博雅教育的問題。另外，我亦考慮到知識過剩和減少負荷的機制。我也反思了“教育之旨”在教職人員的立場上的意義，教職人員必須教授學生的技能，以及這些技能何以令學生程度獲得對教育本身的深刻感受。

本書的第二部分涉及廣義上的知識。前兩篇文章討論了學術知識世界本身直接關注的問題，篇更聚焦於學術出版，這篇文章的內容原本來自一個為美國大學出版社聯會舉辦的講座，當中我先以美國學術生活的簡史作引子，然後轉而討論對支撐學術生活而言必要的出版模式。我留意到這種出版模式已經持續了一整個世紀，如學術出版的運作模式、學者中的人均出版率（早在我演講的十年前已經開始上升） 和對此繫統的怨言。但是，這一繫統中的某些方面早已改變：現在學者的人數比一百年前漲了十倍，大學出版社規模逐漸壯大並更有影響力， 學者們不斷嘗試提高文章的總體出產量。後，演講在末日式未來的討論中完結。

此部分的第二篇文章則以理論形式探討了應對知識過剩問題的兩個基本學術策略。一為正典，即謹慎地從歷史文海中提煉出精華的部分，要求學術圏（學者與學生） 對其反復雕琢， 直至書中的一字一句都能被完全掌握。二為文摘，即保留對龐大知識量的苛求，轉而以被消化過再重新修訂的簡化經典作為主要的閱讀文本。文章先從兩者的歷史背景開始，再輔以不同例子進行闡述，強調兩者在西方學術史——尤其在中世紀，甚至古代——中占據的位置。同樣地，中國在歷史上也十分重視此兩大策略，千百年來，各種各樣的經典文本被設為科舉考試的正典，而且自6 世紀起各個強盛的王朝都延續了類書的編纂。這些歷史深刻地提醒了我們，信息泛濫從不是現代獨有的困境， 數千年來人類早已對供過於求的知識感到厭膩。

第三篇文章從理論轉向現實，向讀者展現正典與文摘在學術生活中的實踐。此文內容初是我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揭幕儀式上的演講詞。我借那次機會重新反思了為什麼這類研究機構更容易造就創新。舉例來說，1929—1970 年間在芝加哥大學成立的社會科學樓為日後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長期發展提供了養分。盡管芝加哥學派的政治科學和芝加哥風格的人類學的影響與壽命不如社會學和經濟學，但兩者都同樣受到這座社會科學樓的潤澤，後者更發展為美國人類學的和主流，甚至說它本身就定義了整體的美國人類學，所以無人費心為其特意起新的名字（這些都發生在芝加哥社會科學的偉大時代，即我先前提到的，費孝通訪問美國的時候）。我把這樣驚人的成功歸於幾項因素，而當中主要的，必然是社會科學樓把一眾社會科學家凝聚起來這個事實，這使他們能夠互相刺激與競爭。學科之間的交流和競爭，加上圖書館就在咫尺之間，為卓絕的學問提供了沃土。

眾所周知，學院派的精英知識與普通大眾特有的各種形式的日常專業知識往往互相對立。由此作切入點，第四篇文章釐清了專家知識和業餘知識之間的關繫，並繼續討論後者現時在美國的空間有多大。文章分析了1920 年至1930 年美國的精英知識界把自己從“業餘”的標簽中解放出來的這段時期，並以 “知識異化”這一新創的詞語來形容我們的專家一方面透過社會和歷史動力來解釋研究主體的行為，另一方面卻以康德式的純粹自由個體自居這個狀況。因此，恢復與行外人知識的互動如何能為今日某些疲態盡顯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奉上解藥，這篇文章探求的就是這個問題。

本節的後一篇文章將思考今天知識的社會過程所涉及的各個層面，對求知和知識的未來展開眺望。文章先駁斥世界正處於知識革命這一空洞而無力的想法，因為我們從來不難得知， 自18 世紀後，知識便一直處於“革命狀態”，不論是通訊、媒體、科技改革或知識工具。我接下來探討了求知之人，被知之物，知識和求知過程。在這些領域有一些長期存在的趨勢：比如邁向更為社會性的（與自然科學相對的）知識的傾向，求知之人形成組織的傾向，知識的戲碼會越來越像商品（比如數據庫）的傾向，把知識越來越想像為一種商品的傾向，以及從話語性的求知（邏輯的，語言的）向口述和圖畫性求知（圖片為基礎的）轉變的傾向。而其他的主要趨勢則是周期性出現的： 在新的層面湧現的知識細節，邁向新的集體求知的推動力，科學作為無所不適的模式，以及求知的基本定義變為演算，而不是聯合。上述情況就像鐘擺一般來回擺動，他們也許今天向此方擺動，明天又會擺向另一方。文章在結束前提出一個新的觀察，現今世界存有一套聯繫著20 世紀美國和美國式大學致知體繫的知識典型。我深信這類典型的存在，但它早已走過了，現在也正在走下坡。我們對於知識的未來仍然存疑，因此我認為推想出下一個知識體繫的出現，正是我們當下的任務。

本書第三部分收錄了三篇對中國社會學家的評析。我在美國社會學期刊擔任了多年的編輯，遍閱美國的社會學研究，但在2009 年，我發現當下的美國社會學變得越來越狹隘， 並為此感到擔憂。首先，這是一種時間的狹隘性，即一種對過去社會學經典的繫統性遺忘，尤其對於那些處於現今美國社會學注重的實質性範圍以外的作品。其次，這亦是一種地域的狹隘性，忽視美國以外的世界其他角落。我曾為自己定下一個目標，要為不同的古老書籍寫讀後感，而在2010 年7 月以後， 更是特意為出生於美國以外的作者的書籍寫讀後感。為了增添一些樂趣，這一繫列的讀後感都以芭芭拉·塞拉倫特（Barbara Celarent）作筆名面世。（這個名字取自中世紀僧侶為了記住正確的直言三段論所用的代號，隻不過芭芭拉同時也是一個平常的女性名字。）

這三篇文章評析的中國社會學家分別是瞿同祖、陳達和費孝通。我不打算在這裡概述三篇文章，以免掃讀者們的興， 不過三人的確是偉大的學者，嘗試總括他們的學術貢獻必是徒然。盡管這三人僅是一個龐大的學者體繫中的小樣本，而且是一個很大程度上受翻譯的不確定性影響的樣本，但是當讀者把三篇一並閱覽時，仍然能夠了解到一些20 世紀初期中國社會學想像力的深度。

在撰寫這三篇評析時，我真切感受到費孝通在信中所言的人類命運。事源是我曾收到過費孝通的兩本書，分別是《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其中費孝通寫了篇社區研究和結論），後者更是費孝通特意獻給自己三位老師的著作，包括史祿國、馬林諾夫斯基和帕克。此書內容包含了原本以中文出版的三篇研究的翻譯版本，而翻譯工作正是費孝通在1943 年至1944 年間訪問美國，寫下此序言開篇所摘引的書信期間進行的。

盡管我的評析參考的是圖書館版本的《 鄉土中國》，但我 實在太喜愛此書，所以我索性在網上買了一本，價格1。收到書時，我在扉頁上發現了四列潦草的中文。我的同事趙鼎新告訴我，我可能偶然地買到一本費孝通本人在1980 年為贈予知名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埃裡克·沃爾夫（Eric R. Wolf）而親自題字的版本（費孝通因獲頒馬林諾夫斯基獎而重回美國）。確實， 我能認出沃爾夫在封面內頁的簽名。

所以，看來我與中國社會學的聯結是命定的。也許這本關於教育和知識的小書早在我出生之前就聯結了命運的鎖鏈。我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