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寒門也能出“貴子”嗎？

• “來啊，跟我一起去意大利！”

有歸屬感, 或沒歸屬感

這裡就好像是高中

       “炫富”

“您能為我在書上簽個名嗎？”

       面對教授, 輕松還是緊張

       經營關繫網, 還是獨自單干

       減負, 還是加壓

• “我，也，餓”

       把她們當女僕吧

       請你去排另一條隊

       春假期間的掙扎求生

結語 在錄取之後

       認真對待 “過去”： 窮學生的多樣性

       此時和此地: 從錄取到融入

       向前看: 政策解決方案

附錄

注釋

致謝

索引

譯後記

過去近半個世紀，我一直在哈佛講授以“不平等”為題的課程，但即便對於我這樣的大學教授來說，《寒門子弟上大學》仍是一部讓人眼界大開的作品。這是一部擲地有聲的力作，可以想見，未來數十年，它都會不斷被閱讀和討論。

——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哈佛大學校級教授）

嬌慣式的精英化教育，在美國秀的私立大學中無所不在，也成就了它們的與眾不同。但在《寒門子弟上大學》中，安東尼·傑克以引人入勝的討論向我們揭示，對於那些尚未做好準備、無法充分利用這些“特權”的學生來說，這一重要的支持繫統無濟於事。關於美國的精英大學教育，本書的觀察和洞見意義非凡，無論是書中所講述的美國“雙重貧困生”，還是來自美國以外的留學生，都將從中受益。

——李中清（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寒門子弟進入名牌大學總是鼓舞人心，但隻是半個勵志的故事。通過親身經歷和大量訪談，作者刻畫了“寒門幸運兒”的困頓與掙扎。他們逆轉命運的願望面臨著各種或隱或顯的障礙，有待深刻的制度與文化變革。這本書傳達了一種切膚之痛，不止揭示美國社會的問題，也催人反思教育與優績制的困境。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寒門子弟上大學，是一個世界性的命題；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則是安東尼的獨特發現。這種悲憫和體恤的視角，毫無疑問來自作者個體經驗的激活和喚醒，貼著日常的切口表現不平等，使得本書實現了對美國大學社會圖景的描述。安東尼所提供的經驗不僅僅屬於美國青年，也屬於全球化進程中的所有青年。

——黃燈（《我的二本學生》作者）

寒門也能出“貴子”嗎？

“托托，我覺得，我們已經不在堪薩斯了。”

——桃樂茜，《綠野仙蹤》

“別的黑人窮孩子在哪兒呢？”這是記憶中我問自己的個問題，那時的我，還是一名肥嘟嘟的大一新生，梳著辮子頭，走在阿默斯特學院的校園裡。不一會兒，我就發現自己來到了校園主庭院的中心地帶，站在約翰遜教堂外。草坪剛剛修剪過，看上去很清新，閃著深綠色的微光。那個夜晚，對於我這種邁阿密土生的外來客略有些冷，但初來乍到的新生在四處閑逛，躁動不安地互相問候寒暄，夜晚的空氣中也飄浮著激動。話匣子打開後就再關不上，我被包圍起來。沒費多大工夫，新同學就帶我通過了跨入大學的儀式，15年後，我現在稱之為“破冰對話”——就是發生在你去喫飯或上課的路上，那些短暫且隨意的閑談，以自我介紹為主，仿佛不經意之間，同學們口頭提及一段他們的學業經歷，或者向所有願意聽的人講述他們暑假的消夏旅途。

這些陌生人——我的新同學們——交換著他們夏日玩樂的趣事。有人出國旅行了好幾周，有人在家裡的避暑別墅內辦了酷炫的派對，有人拿到了職業籃球賽的場邊票，還有人接到邀請，觀看電影的私人首映禮，據我所知，都是那些尚未到影院公映檔期的電影。這些孩子多是白人同學，但黑人同學也會插話進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開始講述自己護照印戳背後的精彩故事。班上就有一位黑人同學，漫不經心地提到她曾經坐過私人飛機。我當時就想到自己次坐飛機的經歷，其實就發生在數月之前：為了趕上阿默斯特的橄欖球招生行程，我乘坐達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從勞德代爾堡飛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所有人都警告我，使得我非常害怕自己的耳膜會爆裂，於是乎，我，拼命嚼了5塊綠箭薄荷口香糖。我搜腸刮肚，試著想出一個可以讓我加入對話的故事。在我印像中，能稱得上家庭度假的一次，就是全家人駕車沿著95號州際公路，從邁阿密開往我們在佐治亞州的親戚家。這些富家子弟有他們自己版本的夏天，但在我家，夏天僅僅是一個季節而已，是一百天揮之不去的酷熱、潮濕和颶風。當然，還有該死的蚊子。

我被富人包圍了；我在阿默斯特的一些同學是真有錢。阿默斯特的宣傳手冊驕傲地宣稱，約有40%的學生獲得了經濟資助，但我知道，這句話的真意要反過來讀：在這所學校，超過一半的同學來自能賺大錢的家庭，這讓他們壓根沒有資格申請任何經濟資助。但財富並沒有讓我感到驚訝。畢竟，我已經知曉了同富人一起上學是什麼樣子。我剛剛從格列佛預科學校（Gulliver Preparatory）完成高中學業，那是一所昂貴的私立中學，就位於邁阿密。雖然我在格列佛隻待了一年，但那一年卻讓我初嘗了未來的滋味，我也因此對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做好了準備，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學術上。我在格列佛交到了好的朋友，是他父親說服我開始喫五分熟的漢堡，而不是我們家裡習慣的全熟漢堡，在高中後一年，他收到了一輛車，還有費用全部付訖的橫穿歐洲背包遊，作為他的畢業禮物。我次聽到“青年旅社”這個詞，就是在他們家的西班牙風格的豪宅裡，裡面有兩個家庭活動室，我們當時就坐在較大的那間閑談。

然而，從我在格列佛的經歷，到我在阿默斯特的發現，兩種生活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差異。盡管財富已經不再讓我震驚，但我確實曾因阿默斯特的膚色而感到驚訝。在格列佛，那些富家子弟，開著路虎攬勝車，炫耀著昂貴的度假旅行，都不是黑人。但在阿默斯特，在我的新同學裡，卻有很多富家子是黑人。

我在那天下午的發現，絲毫不差地映照了我多年後的閱讀。我後來成為一名社會學的研究生，在閱讀威廉·鮑恩和德裡克·博克關於美國高等教育的開創性研究《河流的形狀》時，我又回想起初到阿默斯特的日子。鮑恩和博克發現，在他們所研究的28所精英文理學院和大學（其中既有常春籐盟校，如哥倫比亞大學，又有居於領先位置的公立大學，如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中，大多數的黑人學生都來自高收入家庭。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學們也不例外，有些人是貝恩資本和麥肯錫咨詢公司的公子哥，還有些則是出身梅奧醫學中心和麻省總醫院的富家女。我則不然。我來自邁阿密的椰林區，是一個“贏在起跑線”項目（Head Start）的孩子。2013年，我的故土作為一處破敗之地被《邁阿密先驅報》稱為“被時間遺忘的街區”。我的母親30多年如一日，穿著一件綠色的Polo衫，背後印著“保安”字樣的白色大寫字母，在龐塞德利昂中學的長廊裡巡邏。白天，我大哥穿著他的淡藍色制服，全身布滿了漂白劑的斑點，在我從前的破舊小學裡打掃教室；到了晚上，他還要在南邁阿密醫院裡清掃急診室。

在我轉學到格列佛之前，我同財富親密的接觸要數奶奶講給我的故事。在她成年後，占據她全部生活的，就是在有錢的白人家裡打掃衛生，主要是醫生和律師家庭。當我的堂兄因非法持有管制藥品而被捕時，奶奶的一位律師雇主代表他出了庭，算作對奶奶20多年家政服務的回饋。奶奶從不八卦雇主的家長裡短，但她間或還是會透露一些瑣事，關於某次昂貴的采購或者某次奢華的家庭旅行。其中一家的父親是一位民航飛行員，他曾邀請奶奶搭乘由他執飛的某次航班去旅行，這樣一來，在登機旅客找位子就座時，奶奶就能聽到雇主通過班機通話繫統傳來的迎客聲。（奶奶壓根就沒去。）然而，即便是這些二手的敘述和沒有回應的邀請，也已是我能接觸到的極限了——於我而言，財富隻不過是一種傳說。聽著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學講述他們的奇遇，仿佛我們坐在奶奶的膝頭聽她講故事一樣遙遠，我早已學會讓自己坦然面對，在一個富有且以白人為主的地盤上，成為少數的黑人窮孩子，從前在格列佛是這樣，如今在阿默斯特也是如此。

那個下午，我匆忙得出的結論是合理的。美國的高等教育是極其不平等的，其階級分化也令人不安。與有錢人家的同齡人相比，窮人家的年輕人，不論族裔為何，他們上大學的可能性要更低，而其中來自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窮孩子就更沒啥可能了。即便他們能夠上大學，也很少就讀於阿默斯特這樣的學校。在美國的全部本科生中，雖然約有一半學生是其家庭中上大學的人——這部分學生又多半出身貧苦背景——但代大學生卻不成比例地被分流至社區學院、以賺錢為目的的學院，還有某些更容易被錄取的四年制學院。這些學校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資源匱乏，學生資助稀缺，在讀生流失嚴重。

當然，這種不均衡在精英大學裡卻顛倒過來。學校在錄取時選撥性越強，則它們錄取的苦出身的學生人數就會越少，無論在階級還是種族意義上，都是如此。安東尼·卡耐瓦萊和傑夫·施特羅爾是喬治城大學教育與人力中心的研究人員，通過統計1982年至2006年間的大學生人口數據，他們的研究清楚地記錄下這一現像。在錄取競爭激烈的大學梯隊裡，如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和斯坦福，來自全國收入分配排位後半段家庭的，隻占全部本科生的14%。而在錄取競爭難度第二梯隊的大學裡，也即諸如狄金森學院、福爾曼大學和斯基德莫爾學院這類大學，同比數據也隻有16%。在兩位學者合作研究時，他們在錄取競爭激烈的分層裡納入了193所學校，在此類大學裡，低收入學生的稀缺，同另一現像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上述兩檔類型的大學裡，來自收入分配排位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的學生，其比例分別為63%和70%。換言之，以經濟收入作為衡量標準，富家子弟已經在全美好的大學裡占據了三分之二的席次。

來自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國家庭的孩子們到底去哪兒上大學，新的數據提供了一幅更詳細但卻也更令人沮喪的圖景。2017年，經濟學家拉傑·切蒂和他的合作者研究發現，來自收入高居金字塔頂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超出630,0的家庭，與那些年收入30,0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類型家庭的孩子入讀常春籐盟校的可能，比後一類型高出77倍之多。這項研究還做了一個統計，研究者在樣本中納入了共計38所精英院校，包括科爾比學院和巴克內爾大學這樣的地方，結果得出了一個驚人的數據，在這些大學，來自收入居前1%的家庭的學生，其人數之多，超過了來自落在後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的家庭）的學生總數。在科羅拉多學院，這一比率甚至已經高於2:1，而在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經突破了3.5:1。

換一種比較方法，我們再來看看超級富豪的大學目的地，上述的不平等還能有更加尖銳的呈現。切蒂的研究報告指出，統計收入在0.1%家庭的學生，他們就讀於精英大學的比例為40%，這一百分比同出身窮人家的孩子讀大學的比例是相同的，隻是後者要把所有的大學包括在內，無論是四年制，還是兩年制。

我們現在或許有了更好看點的數據，但這一狀況本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事實上，在此前20多年的時間，大學一直面對著巨大的壓力，它們被認為應當更積極有為，更努力地去戰勝不平等，具體而言，大學應當利用它們可觀的財富來應對高等教育“上學貴”的問題。2008年，就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夕，參議院的財政委員會就發出警告，根據它的指控，大學拿到的捐贈雖然水漲船高，但卻沒有將經費用於學生資助和錄取。公眾也隨聲附和，抱怨學費開支不斷增長，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無力承擔。大學也因此錯失了出身卑微但上進心十足的好苗子，過去是這樣，現在依舊如此。因為錄取中的不平等，出身貧寒的年輕人難以獲得精英教育的收益，為了解決這種不平等，同時也為了回應公眾對教育開支飛漲的強烈不滿，有些大學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就引入了無貸款助學政策。在此之前，助學政策通常采用獎學金和學生貸款的組合，對於許多貧窮家庭來說，成本之高依然令年輕人望而卻步。而現在，學校開始引入一攬子的助學政策，用獎學金和其他形式的資助代替了貸款，希望借此幫助那些出身卑微但卻有學術天賦的申請人，首先把他們招進大學，繼而支持這些窮孩子。

普林斯頓大學在1998年開啟了這場變革運動。當年的校長哈羅德·夏皮羅在談及該政策時曾如是說：“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盡我們之所能，確保沒有學生僅僅出於經濟考慮而決定不申請普林斯頓。”普林斯頓改革之後，許多高校立刻跟上。阿默斯特在1999年也如法效仿，此舉為數年後我獲得錄取掃除了障礙。到2008年為止，所有的常春籐盟校都加入了無貸款助學的行列。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和杜克大學也采納了類似的政策。雖然推行此類政策的大多是私立院校，但無貸款助學政策也在一些旗艦排位的公立大學得到推廣。2003年，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成為引入無貸款政策的公立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緊隨其後。唐納德·薩利赫，此前曾任康奈爾大學新生錄取及助學辦公室的主任，就曾道出社會大眾對此類助學新路徑的感觸7：“保證社會經濟背景的多樣性，其意義不可低估，唯有如此，大學校園纔能成為整個國家的縮影，而不隻是高收入者的家園。”

這些政策革命擴展了進入大學，尤其是步入精英院校的通道，其收效可謂立竿見影：學生群體看起來開始發生變化。2015年，瓦薩學院贏得了首屆“庫克促進教育公平卓越獎”，在該校，有資格申請“佩爾獎學金”的學生，也即來自收入分配位居後四分之一家庭的學生，占比從2008年的12%提高到2015年的23%，幾乎翻了一番。而根據北卡羅來納大學和阿默斯特學院的報告，統計它們在2012年至2014年間所錄取的學生，至少有20%來自低收入家庭。

精英大學雖然為數不多，但這些學校的影響力，特別是它們對學生個體之生活乃至美國社會之整體的影響，卻不容小覷。對於那些家境貧寒或出身卑微的學生而言，能到精英文理學院或大學讀書，就意味著踏上了一塊社會流動的跳板。從任何一所大學畢業，學生都能因此受惠——尤其對於隸屬某些群體的學生而言，他們之所以能上大學，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旨在讓大學生在階級和族裔構成上的政策紅利——高等教育更是能提供實在的收益。但是，在畢業率更高的精英院校，這種差異卻更加顯著。在美國，那些在入學錄取時競爭激烈的大學，也向來因其90%甚至更高的畢業率而驕傲，相比之下，社區學院的平均畢業率隻有57%。如何解釋這種畢業率上的差距，一方面要看到就讀於不同類型的院校，學生在學業上的準備是天差地別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精英文理學院和大學可以提供豐富的資源以及充分的支持。也因此，就讀於精英院校，學生在畢業後的經濟回報也會更大。一項1999年的研究發現，比較精英私立院校和排名靠後的公立大學的畢業生，雖然是同齡人，但前者的經濟收入要比後者高出39%。無論我們把目光投向聯邦法院的大法官，還是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看到的往往是畢業於精英文理學院和大學的校友，極少有例外。社會學家勞倫·裡韋拉也為我們展示，在嘗試進入管理咨詢、法律和投資銀行這類高收入行業時，來自精英院校的學生都帶有文憑的優勢；久而久之，精英院校的校友也就主導著此類公司的各級人事。

考察精英院校本科生的人員構成結構，變化是顯著的。越來越多的院校都在推行新政，促進出身卑微者的社會流動。這些院校致力於讓校，引申開來，也旨在擴展美國未來領導者素構成，它們也因此備受尊重，並獲得嘉獎。對於窮學生來說，精英院校的大門正在日漸打開。但我們要問，究竟這扇門現在開了多大的縫？我們不應忘記，普林斯頓是率先引入助學政策變革的，但即便是普林斯頓，在前述切蒂的研究中，仍是其樣本中的38所大學之一，來自收入1%家庭的學生多於後60%的家庭。較之於50年前，窮學生進入精英院校的人數現在可能多了些，但這些大學的校園仍是財富圍成的堡壘，作為其堅實地基的風俗、傳統和政策，所反映的仍是有錢人的品位和習慣。

我堅信，我們應該祝福這些文理學院和大學，應該為它們的改革意願而驕傲。然而，我們也不能止步於此。我們必須做進一步的追問：那些得益於新助學政策而走進大學的學生，他們究竟是誰？當這些學生置身校園之後，他們又會遇到什麼狀況？既然他們已經成為某一精英院校的學生，他們又是如何在學術聖殿內安身立命的？

回到阿默斯特方庭的那個下午，在四處閑逛並寒暄問候之後，我和新生同學們一道，步入了瓦倫廷餐廳。用餐時，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黑人女孩，她剛從一所高貴的私立中學畢業，前一年還曾到西班牙做交換生，但當我知道她來自一個單親家庭，而且也是家裡的頭一個大學生時，諸位可以想像我當時的驚訝。發現了我們竟有共同的過去，一股強烈的安慰就湧到心間，不僅因為我們都曾經歷的貧窮，也為我們共同體驗的自由。我們當即找到了共同話題，開始交流來阿默斯特之前的生活故事。原來，我們倆都在隔離社區內長大，那裡差不多都是黑人。我們所見過的白人，不外乎如下清晰可辨的三類：警察、癮君子、迷路的人。她家也是勉強維持生計，經常入不敷出。我們倆都曾在燭火下寫作業，不是為了烘托氣氛，而是因為沒錢買電。

當說起為月末開支買單而陷入絕望掙扎時，我倆都笑了，感受竟是如此相同。很快，在我們桌上，又有其他幾位同學也加入進來。事實證明，我們不是的例外，原來，曾在小時候嘗過窮困的滋味，但卻在轉入預科中學後接觸到另一個不同世界的，並非隻有我們。我這纔發現，在剛纔的破冰寒暄中，我從一些新朋友口中聽到的度假別墅，並不一定是他們自家的。這些度假屋，經常屬於他們有錢的高中同學，就是那些與我們交好的家庭，讓我們得以瞥見過美好生活的模樣。原來，我不是孤身一人。我也不是校園內的黑人窮孩子——曾超越家庭的經濟能力甚至是想像力，有機會去體驗那些原本不在自己生活經驗裡的經歷和場所——我在阿默斯特並非孤例。原來，在我和身邊同學之間，並沒有我曾認為的那麼不同。我們都很窮。但我們也都很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