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郭沫若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內容簡介

本書分四部分選錄郭沫若1949年以前代表作中的重要篇章：文學部分著重其由“自我表現”到“革命文學”，再到“人民本位”文藝觀的轉變；史學部分側重其運用新興科學觀點，以“兩重證據法”取得的重要成就；考古部分突出其甲骨文、金文研究的開拓性功績和歷史編纂思想；科學部分展示其“以大眾化為其目標，以文學化為其手段”和 “政治的民主化以為前提”的思想內容。集中起來，反映其吞吐中西的文化觀，“接受科學，走科學的中國化途徑”的科學思想，追求藝術與社會雙重價值的美學思想，即創造民族新文化、填補世界文化史白頁的完整思想體繫。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郭沫若（1892—1978），號鼎堂，生於四川樂山沙灣。以新興的、科學的觀念創造民族新文化，成為20世紀中國享譽海內外的詩人、劇作家、史學家、考古家，被不同政見的學人評選為中央研究院屆院士。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屆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編者簡介
人物簡介

郭沫若（1892—1978），號鼎堂，生於四川樂山沙灣。以新興的、科學的觀念創造民族新文化，成為20世紀中國享譽海內外的詩人、劇作家、史學家、考古家，被不同政見的學人評選為中央研究院屆院士。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屆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編者簡介

謝保成，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郭沫若研究會顧問。著有《中國史學史》（三卷本）、《隋唐五代史學》、《民國史學述論稿》、《龍虎鬥與馬牛風——論中國現代史學與史家》、《郭沫若學術思想評傳》、《貞觀政要集校》。

魏紅珊，女，文學博士，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四川省郭沫若研究會副會長，《郭沫若學刊》副主編。著有《20世紀文學泰鬥：郭沫若》、《郭沫若美學思想研究》，合著《全球化文化語境中的中西文藝美學比較研究》。

潘素龍，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參加《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整理、《四庫大辭典》撰寫，發表《關於〈十批判書〉版本的一些問題》、《郭沫若學術年譜》等文章。

導言

文學
文藝論集
文藝論集續集
羽書集
蒲劍集
今昔集
沸羹集
天地玄黃
史劇創作

史學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導言

文學

文藝論集

文藝論集續集

羽書集

蒲劍集

今昔集

沸羹集

天地玄黃

史劇創作

史學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青銅時代

十批判書

歷史人物

考古

卜辭通纂

兩周金文辭大繫

兩周金文辭大繫圖錄

古代銘刻彙考四種

美術考古一世紀

科學

生命之科學

人類展望

大眾科學叢書

論集中的文章

郭沫若年譜簡編

媒體評論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周恩來：《我要說的話》（1941年11月）

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纔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遠，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
——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1923年6月）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周恩來：《我要說的話》（1941年11月）

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纔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遠，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

——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1923年6月）

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他把《詩》、《書》、《易》裡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裡面的地下材料，熔冶於一爐，制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繫……郭書所用的舊史料與新史料，材料都是極可信任的。

——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1951年12月）

在線試讀

導言

郭沫若（1892—1978），生於四川樂山沙灣。學名開貞，1919年9月開始自名沫若，20世紀30年代發表學術成果和文藝創作時往往使用“鼎堂”一名，成為展示其學術成就的一個響亮名號。

一

1914—1923年，郭沫若走著一條從立志學醫到棄醫從文之路，出版詩歌集《女神》，開一代詩風，確立起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1924年初步轉向馬克思主義方面來，經瞿秋白推薦、林伯渠安排，1926年為廣東大學（不久改為中山大學）文科學長。隨即投筆從戎，參加北伐，任北伐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少將軍銜）、副主任（中將軍銜）。1927年3月底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8月初趕赴南昌參加武裝起義，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1937年亡命日本，“走了他應該走的唯物主義的研究道路”，奠定了在甲骨文、青銅器研究領域的崇高學術地位，與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被譽為“甲骨四堂”，同時為“新史學”闢出更新的“草徑”，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開拓者。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別婦拋雛”，秘密回國，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後改為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主盟文壇，從事抗建之役”，一面撰寫大量政論性文章，一面在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上取得諸多成就，1948年與陳垣、陳寅恪等同時被評選為中央研究院屆院士。導言

郭沫若（1892—1978），生於四川樂山沙灣。學名開貞，1919年9月開始自名沫若，20世紀30年代發表學術成果和文藝創作時往往使用“鼎堂”一名，成為展示其學術成就的一個響亮名號。

一

1914—1923年，郭沫若走著一條從立志學醫到棄醫從文之路，出版詩歌集《女神》，開一代詩風，確立起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1924年初步轉向馬克思主義方面來，經瞿秋白推薦、林伯渠安排，1926年為廣東大學（不久改為中山大學）文科學長。隨即投筆從戎，參加北伐，任北伐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少將軍銜）、副主任（中將軍銜）。1927年3月底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8月初趕赴南昌參加武裝起義，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1937年亡命日本，“走了他應該走的唯物主義的研究道路”，奠定了在甲骨文、青銅器研究領域的崇高學術地位，與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被譽為“甲骨四堂”，同時為“新史學”闢出更新的“草徑”，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開拓者。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別婦拋雛”，秘密回國，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後改為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主盟文壇，從事抗建之役”，一面撰寫大量政論性文章，一面在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上取得諸多成就，1948年與陳垣、陳寅恪等同時被評選為中央研究院屆院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二、三、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當選為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世界和平委員會執行局副主席（約裡奧居裡為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連選連任屆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作為國務活動家和世界和平使者，從政之餘，郭沫若依然實踐著要在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上“努力攀登不問高”的誓言。

20世紀是中國社會不斷發生巨變的100年，中國文化也隨之而不斷更新、不斷創新、不斷求新。從世紀初的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登上文壇，到世紀下半葉的另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呼喚科學的春天），整整60個年頭，郭沫若始終站在文化大潮的潮頭，肩負著“弄潮兒”的歷史使命，成為一位與時俱進、不斷創造民族新文化的巨人。其學術文化歷程大體可以作如此劃分：20世紀20年代前後，憑著感情的喜好，棄醫從文，邁出新文學的步伐；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銅器等古文字、古器物為基礎，進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走出新史學之路；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歷史劇創作進行歷史人物研究，一面縱論先秦諸子思想學說；50年代，主要精力在古代社會分期問題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以歷史人物研究與歷史劇創作影響著當時的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在50—70年代的20餘年間，隨時都有關於古文字、古器物的單篇考釋或研究論文發表。

二

“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是進入20世紀的中華民族迫切需要的時代精神。在以創造者的姿態努力創造光明世界的同時，郭沫若更以創造者的姿態努力創造民族新文化。

創造精神貫穿郭沫若整個人生和全部學術文化歷程，郭沫若的學術思想可以用他自己多次說過的七個字概括——“創造民族新文化”。這一學術思想體繫，包含吞吐中西的文化觀、科學的中國化思想、追求藝術與社會雙重價值的美學思想，三者交織，融於一體。

（一）吞吐中西的文化觀

在新文化與舊文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一次次劇烈踫撞的歷史進程中，郭沫若形成長期影響其思想認識和學術研究的文化觀——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矚目異民族的優秀文化，以國情為基點考驗其適應度，吸吮其純粹科學的甘乳，促進民族新文化的創造，填寫世界文化史的白頁。

20年代初，他明確提出這樣的認識：

我國的古代精神表現得真切、純粹的總當得在周秦之際。那時我國的文化如在曠野中獨自標出的一株大木，沒有受些兒外來的影響。

……以後，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經沉潛了幾千年，要救我們幾千年來貪懶好閑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們要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歐西的純粹科學的甘乳。郭沫若:《論中德文化書——致宗白華兄》，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149、15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同時強調：“要宣傳民眾藝術，要建設新文化，不先以國民情調為基點，隻圖介紹些外人言論，或發表些小己底玄思，終竟是鑿枘不相容的。”

《郭沫若致宗白華》，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20頁。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從事國外理論與學術、文藝著作的翻譯過程中，郭沫若注意到辯證唯物論的闡發和高揚“已經成為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但認為“隻作為純粹的方法來介紹，而且生硬地玩弄著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譯名和語法，反而會在這個方法的接受和運用上增加阻礙”。為了使“這種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廣泛的接受”，郭沫若采取了“使它中國化”的做法，“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見的中國人，要感覺著這並不是外來的異物，而是泛應曲當的真理，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已經有著它的根蒂”，而關鍵在其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

我也正是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

郭沫若:《跨著東海》，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33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以中國的實際作為檢驗外來文化真理性的標準，這是郭沫若在接受外來文化方面超越同時代其他許多思想家之處。不僅如此，他還看到“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紀載，正還是一片白紙”，“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見《沫若文集》,第14卷，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便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提供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填寫了“以新興科學的觀點”來認識中國古代的這一世界文化史白頁。

進入40年代，郭沫若看到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大都有興有替、有盛有衰，唯獨中國文化“五千年中永遠保持著了它的一貫的進化體繫”，“看著便要達到老境了，立地便有一針青年化的血清注射”，而這“青年化的血清”便是“異民族的文化之優秀成分”，由此提出：“我們因以創建與時俱進的優秀的文化，並吸收異民族的文化之優秀成分使之成為自己的血肉，或成為自己文化創造力的觸媒。”

郭沫若:《青年化，永遠青年化》，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323~32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949年以後，郭沫若更進一步指出：“從歷史發展中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進民族新文化的創造”，“在世界史中關於中國方面的研究卻差不多還是一片白頁。這責任是落在我們的肩頭上的，我們須得滿足內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的白頁寫滿”

郭沫若:《開展歷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設高潮》，見《沫若文集》,第17卷，42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在發掘傳統文化積極、進取精神的同時，郭沫若深感固有文化的另一面：“以前的中國文化誠然是很有光輝的，但就因為太有光輝，在變革時期便不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了”，“因為歷史太久，光輝太燦爛，動不動就往後看，而不往前看”，“這是接受西歐文化不能成功的一大原因”

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87頁。，“固有文化優越於一切的觀念依然為主持杼軸者之一大方針。而所謂固有文化要不外帝王時代所欽定之體繫而已”

郭沫若:《為革命的民權而呼吁》，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46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因此，如何處理外來文化與固有文化的關繫，就成為創造民族新文化的一大關鍵。郭沫若的態度是：一則以傳統文化為前提，尋出外來文化與固有文化的“一致點”，檢驗外來文化的“適應度”，並使之“中國化”；二則吸收“異民族的文化之優秀成分”，作為自己文化“創造力的觸媒”，或借助外來文化衝擊“固有文化”的“惰性”，給漸漸“要達到老境”的固有文化注射“青年化的血清”，使之成為“自己的血肉”，煥發新的生命力，保持中華民族文化的“一貫的進化體繫”郭沫若:《青年化，永遠青年化》，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323~324頁。。唯其如此，纔可能在學術文化上取得具有開拓性的成就。一旦失去對“固有文化”的“惰性”的警惕，沾沾於“固有文化優越”，或為“帝王時代所欽定之體繫”所“桎梏”，便很難有所創新了。

創造民族新文化，填寫世界文化史的白頁，既是郭沫若學術思想的核心，又是他在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間所走過的學術道路。在中華民族進一步同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深入交往的今天，在“異民族的文化”彌漫中華大地的時候，郭沫若的這一思想依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需要我們進一步發揚，在不斷求新中創造出我們自己的新文化！

（二）接受科學，走科學的中國化途徑

1945年4月，郭沫若提出一個關於“科學的中國化”的繫統思想：

今天要接受科學，主要的途徑應該是科學的中國化。要使科學在中國的土壤裡生根，從那兒發育出來，開花結實。科學的理論和實踐要能和中國的現實生活配合得起來，要使它不再是借來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裁剪，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郭沫若:《“五四”課題的重提》，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544~545頁。

接受科學，走科學的中國化之路，郭沫若為之努力奮鬥一生。這一思想，包含著“以大眾化為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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