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漢娜·阿倫特   關於暴力的思考

2.斯特拉文斯基   生命之泉

——關於貝多芬的一次訪談

3.安德列·薩哈羅夫  我為什麼不屈服於權力

4.蘇珊·桑塔格  論攝影

5.以塞亞·伯林  愛因斯坦和以色列

6.羅伯特·休斯  安迪·沃荷的崛起

7.加布裡埃爾·安南  來自柏林的女孩

8.布魯斯·查特溫  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

9.hich Nhat Hanh  一個僧侶詩人在越南

10.彼埃爾·布萊茲 馬勒的重現

11.伊麗莎白·哈德維克  瓦茲事件之後

12.瓊·迪迪安   在薩爾瓦多

13.W.H.奧登  偏頭痛

14.約瑟夫·布羅茨基  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

15.羅伯特·洛威爾   兩個詩人

16.戈爾·維達   熱愛飛翔

我在這裡自傳性地介紹一下我的個人情況，希望借此澄清，新聞界由於不熟悉事實的原因和制造轟動效應的目的對有關我的一些事實進行的錯誤報道。

我於19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親密和睦的知識分子家庭裡。我的父親是一名物理教師，他寫過幾本廣為人知的教科書和大眾科學書籍。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優雅的家庭氛圍中。我的家人之間互相幫助、互相出謀劃策。我們熱愛工作並敬佩每個人對自己選擇的職業的精通與熟練。1938
年，我從高中畢業，考進莫斯科國立大學；1942年，我從這所大學畢業。1942年至1945年，我在一家軍工廠擔任工程師，在此期間研究出幾項有關質量管理方法的發明。

1945年至1947年期間，我在一位著名的蘇聯科學家——理論物理學家伊戈爾?葉夫根耶維奇?塔姆（Igor
Evgenevich
Tamm）的指導下進行研究生課業。1948年春，我完成了論文答辯。幾個月後，我被編入一個致力於熱核武器問題的研究小組。我毫不懷疑制造蘇聯自己的超級武器的至關重要性——這既是為了我們的國家，也是為了全球力量的平衡。這一任務的艱巨性使我激動不已，我埋頭苦干，單獨或與人合作提出了幾項關鍵性建議。西方新聞界經常把我稱作“氫彈之父”，這種說法是對真實（而且復雜）的集體創造情況的極不準確的描述。對於當時的情況，我將不在這裡贅述。

1950年夏，幾乎就在我開始參與研制熱核武器的同時，我和塔姆也開始了對可控的熱核反應的攻關——也就是利用素中的核能為工業服務，使之成為工業能量。1950
年，我們構想出對高溫等離子進行磁性隔離的方法，並且完成了對熱核合成裝置的參量的估計。庫爾恰托夫① 1956
年在哈韋爾宣讀的一份論文和首屆日內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大會上的資料，把這項研究傳播到了國外，國際上認為這項研究在該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1961
年，同樣為了達到制造工業能量的目的，我提議用脈衝激光的光束加熱重氫。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事情，就是要解釋一下我的貢獻並不局限在軍事問題方面。

1950
年，我們的研究小組成為一個特殊機構的一部分。接下來的十八年，我發現自己被圍困在一個特殊的旋轉世界當中，一個由軍事設計家和發明家、特殊機構、各種委員會和學術會議、小規模試驗性工廠和新武器試驗場組成的世界。每天我都目睹那龐大的材料——幾千人的智力資源和緊張之源——彙集成堆，制造全面毀滅的手段。這種力量潛在著將整個人類文明滅絕的可能。我注意到操縱杆掌握在那些盡管在某些方面富有纔華、卻冷酷乖戾的人手裡。

到1 9 5 3
年夏天為止，原子能工程的指揮者一直是貝利亞（Beria），他統管著上百萬名勞役犯。幾乎所有的建築工作都是由這些勞役犯完成的。從五十年代開始，軍工綜合體強大的集體力量越來越明顯，人們也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那些除“工作”外對一切都不予理睬的領導者們是多麼精力旺盛而又肆無忌憚。

我那時處於一種相當特殊的境地。作為一個理論科學家和發明者，我相對來說比較年輕，（況且）又不是黨員，因此我沒有參與行政管理事務，也不受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紀律約束。我的職位允許我知道和看到很多東西，這使我感到自身必須擁有某種責任；與此同時，我又能夠以一個組織以外的人的身份來看待這整個錯亂反常的繫統。所有這一切都促使我對人類問題與和平問題、特別是對熱核戰爭及其惡果進行總體的思考（在斯大林逝世和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大會之後形成的那種意識形態氣氛尤其促進了我的思考）。1957年，我開始覺得自己對由核爆炸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問題負有責任（這與阿爾伯特?施韋策①、萊納斯?泡令②等人和其他人在全世界範圍內就這一問題發表的聲明對我產生的影響不無關繫）。事實表明，核爆炸時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如果被地球上生存的上億人所吸收將會導致幾種疾病的發病率增長和更多的嬰兒出生時帶有缺陷。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所謂的閾下生物效果，例如對遺傳的負荷者——DNA分子的破壞。核爆炸時產生的放射性物質進入大氣時，每一百萬噸級的爆炸力就意味著上千人成為未知受害者。而每一繫列核武器試驗（無論是在美國、蘇聯、英國、中國還是法國進行的）都會產生幾百萬噸級的爆炸力，也就是說，將會使十幾萬人成為受害者。

我在嘗試解釋這個問題的過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難，而且沒人願意理解我。我寫了許多份備忘錄（其中的一份致使I?V?庫爾恰托夫前往雅爾塔與赫魯曉夫見面。他試圖阻止1958年的繫列核試驗，結果失敗了），還在各種會議上發表看法。我記得1961
年夏天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召集原子能科學家們開了一個會。這次會議的目的原來是讓我們為一繫列支持蘇聯對德問題（柏林牆）新政策的核試驗做準備。我寫了一張便條給赫魯曉夫，在便條中我這樣寫道：“在核試驗中止三年之後又重新開始將會削弱關於禁止核試驗和裁軍問題談判的力量，而且還會導致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尤其是在陸對陸導彈和反彈道導彈防御領域。”我把這張條子向前傳去。赫魯曉夫把條子放進胸前的口袋裡，然後邀請所有與會者進餐。

在餐桌旁，他發表了一次即席演說。這次演說因其直白而使我牢記在心，而且它表明的不僅僅是赫魯曉夫的個人立場。他說的基本上是下面這些話：薩哈羅夫是個優秀的科學家，但是制定外交政策卻要靠我們這些善於應付這種微妙局勢的專家。隻有武力能讓敵人迷失方向。我們不能大聲說我們是在執行軍事力量競賽的政策，但是事情必須是這個樣子。假如我聽從薩哈羅夫這類人的話，我就是個冒失鬼，而不是現在的部長會議主席了。1960
年我們運用自己的政策幫助肯尼迪當選為美國總統，但是現在我們可不在乎他是否陷入窘境——是否隨時都可能被顛覆下臺。

另一同樣富於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62年。原子工業部基於對官僚主義利益的考慮，發布了繼續進行常規核爆炸試驗的指令，可是從技術角度來看，這種試驗實際上是毫無用處的。這次爆炸必須力量強大，以便能使預期的受害者數目驚人之多。我意識到這個計劃的無理和犯罪的本質，便使出渾身解數、不顧一切地想阻止它。我的努力持續了幾個星期——這幾個星期對我來說充滿了緊張與不安。

在試驗前夜我打電話給部長，以辭職來威脅他放棄這個計劃。部長回答說：“我們又沒掐著你的喉嚨讓你來干這件事情。”我又把電話撥到阿什哈巴德，赫魯曉夫在那特定的一天將在那裡駐足。我乞求他干涉此事。第二天，我與赫魯曉夫的一個親密的顧問談了一次話，可是那時核試驗時間已經提前了一小時，航空母艦已經把裝載物運送到了指定的爆炸地點。那一天，無能與恐懼的感覺攫住了我，並從此存留在我的記憶中。它使我的內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我一步步地形成今天這樣的態度。

1962
年，我拜訪了原子工業部長，他當時正與外交部副部長在一個坐落在郊區的政府療養院療養。我向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想法，是我的一個朋友使我對這個想法予以注意的。在此之前關於禁止核試驗的談判已經持續進行了好幾年，阻礙達成協議的羈絆就是對地下爆炸進行監視的困難。隻有在大氣、太空和海洋中進行的核爆炸纔會引起放射性污染，因此我的想法是將協議範圍縮小到禁止在這三種環境下進行核試驗，這樣就既解決了放射性污染問題，又解決了監視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曾提出過類似建議，隻是那時這種建議並不符合蘇聯思想。1963
年，在赫魯曉夫和肯尼迪的倡議下簽定的莫斯科條約，終於使這一想法變為現實。我的倡議對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行動或許產生了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