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若真想了解這個世界，好的辦法就是去當煤礦工人。
礦工們生命中的麻煩，就是他們的宿命思想。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在西弗吉尼亞州南部的煤礦工作過一段時間。那是在1971年，當時我讀了哈裡·考迪爾(Harry Caudill)的《夜幕降臨坎伯蘭》一書。在他的筆下，對肯塔基州東部阿巴拉契亞高原的民眾遭受剝削、貧困潦倒生活的描寫堪稱經典。他們的人生中，貧窮和苦難隨處可見，然而細細品味，卻也不乏某種堅毅和真實的特質蘊含其中。我知道，這些特質在我自己的人生中是缺失的，於是，我放棄了自己位於曼哈頓西區的寓所，驅車南下，前往西弗吉尼亞州，希望創作出以那個地區和人民為主題的作品。
當時，煤炭行業正值多事之秋，亂像紛呈。1969年，改革派候選人約瑟夫·“喬克”· 雅布隆斯基（Joseph “Jock”Yablonski）競選礦工聯合會主席失利，在自家床上被槍殺，同時遇害的還有他的妻子瑪格麗特和他們二十五歲的女兒夏洛特。這次謀殺給煤炭行業留下了恐懼和猜疑的陰影。直到四年後，礦工聯合會主席安東尼·“托尼”·博伊爾（Anthony“Tony”Boyle）因雇兇謀殺雅布隆斯基被定罪，這種情況纔有所好轉。
我來到西弗吉尼亞州南部的時候，主張改革的“民主礦工”組織正在開展運動，意在接管貪污腐·bai的工會。同時，煤炭公司也在緊張地提防著所謂的外來煽動者挑動礦工鬧事。在那裡，我的社會關繫是一位朋友的朋友，他在貝克利經營一家家具店。貝克利人口一萬六千人，是西弗吉尼亞州中南部的城鎮。這位朋友告訴我，若真想了解這個世界，好的辦法就是去當煤礦工人。
礦工聯合會和威斯特摩蘭煤炭公司同意我到礦井工作，前提是，我不能告訴任何人自己是記者，而且我的寫作內容隻能涉及礦工工作本身，不能涉及工會政治。第二天，我來到貝克利城外被稱為埃克爾斯六號的礦井上班，我的班次是大夜班，時間從午夜到次日早晨八點。
當上礦工的天夜裡，我按時趕到更衣室。礦工們上班前在那裡換上工作服，下班後在那裡衝洗掉身上的煤塵。我到那兒的時候，正趕上第二班礦工離開礦井。身穿嶄新的工作褲和綠色長袖襯衫，頭戴嶄新的黑色頭盔，我看上去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新手。當我和同班次的其他礦工乘電梯下降到一百五十英尺深的豎井中時，心裡非常緊張。1914年，從我工作的礦層下行三百英尺處，曾經發生過一次爆炸，一百八十六名礦工在那次事故中喪生，那是西弗吉尼亞州采礦史上第二大礦難。十年後，又發生了一次爆炸，這次十九人遇難。
那之後這個礦井沒有再發生過如此嚴重的事故。不過，礦工們在每次下井之前，都會把寫有自己名字的錫制標簽掛到更衣室的布告板上；當他上完班回到地面上，再把自己的標簽摘下來。如果礦工被困井下或是死於事故中，這塊八角形的金屬片就能夠告訴人們，井下被困和遇難的都有誰了。
礦工在井下工作一輩子，平均能趕上三到四次重大事故，事故有時會嚴重到礦工必須休養一段時間。當礦工退休時，他們往往會罹患黑肺病而咳喘不已。這種病就是由於長期大量吸入煤塵所致，病人往往身體虛弱，痛苦不堪。即使沒有患上黑肺病，礦工也會患上其他疾病而縮減壽命。
盡管面臨種種風險，對於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普通人來說，煤礦的工作仍然可以讓他過上體面的生活。此外，當時男人們賺大錢的途徑還有一種，那就是離開他們熱愛的山地，到底特律的汽車裝配線上找份工作。
我告訴大家，我之前是紐約北部汽車修理廠的機修工，來到此地是因為我需要工作養家糊口。而大家對我的解釋深信不疑，原因就在於此。一個男人丟下他看重的一切，去陌生的地方謀生，他們認為這樣的做法合乎情理，不足為奇。可以這樣說，幾乎從我在煤礦的個夜班開始，礦工們就接納了我，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這很重要，因為如果人們不喜歡你，那麼你很可能就獃不長。
如今，礦工初次下井之前必須接受為期一周的安全教育。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可沒有為礦工上崗提供這樣的準備工作。新來的礦工要依賴同班組的前輩傳授自我保護的辦法。比如，如何避開頭頂上懸著的明線以免觸電；再比如，如何繫緊鞋帶以免鞋帶卷進傳送帶把人也絆倒在傳送帶上，輕則皮肉受傷，重則丟掉性命。
起初的幾個夜班，我的任務是負責為白班補充所需物品和給養。後來，我成為一個八人采礦小組的成員。在我們小組中，一名礦工負責操作連續采掘機，旋轉的鋸齒狀刀片不斷掏挖出煤塊；兩名梭式礦車司機每次鏟起五噸新開采的煤，把這些煤運送到傳送帶上。梭式礦車司機干活很熟練，但難免會將一些煤灑落在傳送帶旁邊的地面上。我負責站在傳送帶旁邊，把灑落的煤再鏟到傳送帶上。如果我不能及時把煤鏟起來，傳送帶會暫停作業，梭式礦車也無法正常傳送煤炭。我必須時刻留心梭式礦車的到來。這些梭式礦車就像一隻體型巨大的蜈蚣，照明前燈穿越重重黑暗，從坑道盡頭悶聲悶氣地開了過來。初的一個夜班中，我的手指頭就被磕破了兩處。
午餐時間或者設備停止作業時，我們都有大量的時間來交談。很快我就了解到，大部分礦工，除非曾經去軍隊服役，否則終其一生離開貝克利的遠距離也不會超過五十英裡。他們談論的話題隻有煤礦和山脈，此外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些人與世隔絕的程度與一百年前他們的祖先相比別無二致，當年他們的祖先生活在山谷中，靠山喫山，靠水喫水。他們中的有些人已經在礦井下工作了三十年，他們甚至對煤炭行業實現機械化之前的采煤歲月還記憶猶新，那時他們使用的采煤工具是鎬頭和鐵鏟。
上完夜班，我們向外走去，從一輛又一輛礦車邊上擠過去，車上滿載著我們剛剛采掘的煤炭。一個夜班如果順利的話，我們能夠采掘出八十車或者更多的煤。許多人認為煤礦工人很不幸，可是我共事過的礦工卻對他們的工作感到驕傲和自豪。理由很充分，他們覺得自己干的是可以計量出價值的工作。每天早晨，他們都能夠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完成的工作量。礦工們不會討論那些煤車像征著什麼，不過，如果沒有煤也就不會有工業革命了。我們現在都知道燃煤發電廠會污染空氣，所以正在慢慢減少煤炭的使用量，但是那時，即便是工業時代末期，假如沒有煤的話，美國的照明將會黯淡無光，制造鋼材的焦炭同樣無從談起，城鎮的樓房自然也無法建造。
我在煤礦也就工作了幾個月。離開那裡時，我寫了一篇文章，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描述了礦工的生活，1971年12月發表在《哈珀斯》雜志上。文章講述的故事在西弗吉尼亞引起了轟動，好幾家報紙以專題文章的方式刊登，其中包括貝克利的《注冊先驅報》。
一年之後，我回到貝克利，為《紐約時報》撰文記述煤礦工會內部的衝突。一天晚上，我參加工會集會，遇到了兩位以前曾經共事過的礦工。“伙計，你去哪兒了？”其中一位工友問道。“你隻說離開一天，可是你離開我們再不回來了。”他們對我發表的文章一無所知。我感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背叛了他們。來到他們身邊時，我編了謊話；離開他們時，我還是沒有告訴他們我是誰以及我為什麼要來到他們身邊工作。
在隨後的歲月中，我多次回憶起自己在煤礦的那段人生經歷。2010年11月，我看到《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新聞標題中有“貝克利”的字眼。文章講述的是1998年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煤炭生產商梅西能源公司主席唐納德·利昂·布蘭肯希普（Donald Leon Blankenship）如何迫使一家小煤礦破產的故事。這家煤礦的業主休·梅森·卡珀頓（Hugh Mason Caperton）在起訴梅西能源公司的官司中勝訴，贏得了五的賠償金，然而隨後布蘭肯希普就發起了反擊。這篇長文儼然帶有巴洛克風格，內中彌漫著嫉妒、復仇和腐·bai的氣息。故事開始於西弗吉尼亞州遙遠的群山之中，途中經歷著種種迂回曲折，直至美國法院。時至今日，這故事仍在發展演變中。
對於這起曠日持久的司法糾紛，《時代》雜志這樣評論道：“卡珀頓先生案子裡的那些陰謀詭計，與約翰·格裡沙姆（John Grisham）的法庭劇《上訴》中的故事情節頗為相似。”而在我看來，這個故事足以架構起一部敘事性紀實文學力作。我離開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家，坐上火車，前往西弗吉尼亞州南部。沿途盡管西弗吉尼亞州群山起伏，風景秀美，但我沒有心思欣賞美景，過目即忘。山脈將這一地區分割為眾多的小城鎮和小村莊，人們生活在偏遠狹小的山谷中，處於相互隔離的狀態。火車駛過眾多半廢棄的煤礦營地、移動住所和簡樸的小屋，後到達了距貝克利十一英裡的普林斯車站。
卡珀頓來到車站接上了我。他的家族經營著貝克利城外的斯萊布福克煤礦，已歷經四代。他要帶我去看看他生於斯長於斯的煤礦營地。我們驅車行駛在蜿蜒的山路上。我告訴他，離開埃克爾斯六號煤礦後，我曾有幸結識了過去的時代中後一位資深煤炭巨頭，他就是已經九十歲高齡的小梅傑·W.P.塔姆斯（Major W.P.Tams Jr.），後來我還曾為《花花公子》雜志撰文講述他的故事。塔姆斯曾經生活在一個半廢棄的煤礦營地裡，這個營地以他的名字命名，與斯萊布福克煤礦僅一山之隔。他住在1909年運上山的一座小木屋裡，也就是在那一年，他開辦了屬於自己的煤礦。卡珀頓也說，自己小的時候就常常坐在塔姆斯的大腿上，聽他講述拓荒歲月中的故事。與塔姆斯一樣，當年卡珀頓家族將煤礦打理得非常出色，在西弗吉尼亞州數一數二。那時候礦工們居住的小木屋油漆一新，整潔有序。不過，斯萊布福克煤礦破產以後，那裡的煤礦營地全然敗落不堪，釘上木板封條的樓房和無人打理的房子隨處可見。
在美國各州的貧困度排名中，西弗吉尼亞州位居第二。但是，我在那兒居住的時候，當地人對自己所在的這個州和它的文化充滿著自豪。他們都認為，一切都是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著。那時的貝克利的確充滿活力，我也特別喜歡到市中心去逛街。然而，四十年後，我重遊故地，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景像，市中心商業區就如同大多數的產煤區一樣，到處都是空蕩蕩的商店和髒兮兮的櫥窗。
我以前認為，工會作為一個重要組織將會持續到永遠，卻不曾想到，它現在已經淪落成為無人問津的機構，主要的任務隻是為退休工人和傷殘人員提供服務。早在20世紀70年代，針對露天煤礦的開采問題，曾經引發過一場激烈爭論。當時，很少有人能夠預料到事態發展的結果居然是，反對露天開采的一方不僅輸了，大規模的山頂削除行動還隨之成為現實。山頂被削平後，整個工地就如同一個高海撥的停車場。
布蘭肯希普四處活動，施加自己的影響力。他曾經削弱了美國激進的一個工會組織。他主張終止或者限制社會福利計劃，而這些社會福利計劃可以幫助許多西弗吉尼亞人擺脫生活困境。但在布蘭肯希普看來，這樣的福利計劃會使民眾喪失勇氣和信念。不僅如此，他還強力支持西弗吉尼亞州的山頂削除行動。
離開貝克利後，我隨即前往匹茲堡，與卡珀頓的兩位律師——布魯斯·斯坦利（Bruce Stanley）和戴維·福西特三世（David Fawcett Ⅲ）會面。這兩個人是本書的核心人物，他們都是裡德史密斯法律事務所的合伙人。這家事務所是世界上的法律事務所之一，總部位於匹茲堡一座雄偉的大樓裡。兩位律師的辦公室位於大樓七層，我們在那裡見面。
我首先與斯坦利律師會面。斯坦利身材矮胖，舉止熱情，平易近人，從表面上看，他為人謙遜，給人的感覺是他從事法律工作似乎是入錯了行當。然而，在那天的交談中，斯坦利自信而又強勢的談吐，又讓人產生另外的感覺，即誰如果低估他，就可能犯下致命的錯誤。斯坦利成長於西弗吉尼亞州南部貧困的地區，那裡距貝克利西北有一個半小時車程。盡管在匹茲堡已經生活了二十年，他卻從未試圖遮掩自己的根是在阿巴拉契亞山區。
斯坦利還辦理著其他一些起訴梅西能源公司和布蘭肯希普的重要案件，其中包括非法致死、污染數以百計平民用水等案件。斯坦利對我說，布蘭肯希普的公司對工人安全的漠視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因此他認為，梅西公司應該對幾十名礦工的死亡負責。而事實上，任何人膽敢挑戰布蘭肯希普在煤炭行業裡的權威，就等於同他結下了宿仇。
此時此刻，我已經感覺到，與初了解到的情況相比，這個故事的牽涉面要大得很多，其社會意義也更加深遠。它並非僅僅涉及一樁訴訟案件，而是牽涉著六七樁案件之多；它也並非僅僅涉及西弗吉尼亞州，而是事關對於美國正義本質的詮釋。
與斯坦利會面結束之後，我來到戴維·福西特律師的辦公室。福西特出身匹茲堡律師世家，是其家族中的第三代律師。他身材高大，穿著考究，為人謹慎，說話做事嚴謹周密。從這一點看來，福西特原本不可能成為斯坦利的合作伙伴，與布蘭肯希普和梅西公司進行長達十年的鬥爭。我用了好長時間纔贏得他的信任。對於布蘭肯希普的惡行以及由此帶來的危害，福西特並非如西弗吉尼亞州出生的斯坦利那樣感同身受，並且發自肺腑地深惡痛絕。不過，他從小受到的教育也是要敢於伸張正義，並且，他也接手辦理著其他一些起訴梅西公司的案件，因此，他同樣下定決心，要竭盡全力將布蘭肯希普拉下馬。
布蘭肯希普是美國煤炭行業歷具影響力的巨頭。他是在阿巴拉契亞地區煤炭行業每況愈下、一蹶不振的背景下開始起家的。當時的西弗吉尼亞州迫切需要出現新的領導者，來幫助該州實現新的轉型。煤炭行業未來的預期越糟糕，布蘭肯希普的權勢反而越加牢固。十多年來，似乎隻有這兩位匹茲堡的律師做了些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對布蘭肯希普控制西弗吉尼亞州和煤炭行業的局面起到了阻礙作用。為了把公平正義帶進美國的這個角落，兩位律師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司法訴求。
在美國，許多人都認為西弗吉尼亞人屬於另類民族，他們地處偏遠，不值得給予關注。斯派克電視臺曾經制作過一套關於西弗吉尼亞煤礦的電視繫列節目，節目編輯在影像下方增加了字幕，讓人感覺礦工們講的都是晦澀難懂的外語。
但是，我在理解他們的語言方面從來沒有感到困難。因此，我驅車前往西弗吉尼亞州，重新踏入那個多年前我就曾了解過的世界。行駛在山路上，我不停地回憶起那些多年前與我共事過的礦工。在我看來，礦工們生命中的麻煩就是他們的宿命思想。他們經常會懷著踫運氣的念頭去做那些不安全的事情，其實他們知道不應該這樣做。他們認為，假如糟糕的事情終將發生，那麼無論你做什麼或者你采取什麼樣的預防措施，這些事情還是會發生；既如此，那就不妨按照自己的意願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斯坦利的父兄都曾經是礦工。與我曾經共事過的每一個礦工一樣，他也是地道的西弗吉尼亞的兒子。但是，斯坦利卻絲毫不為山區的宿命論所累，福西特也是如此。兩位律師竭盡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能力，與布蘭肯希普進行鬥爭。不論處於多麼絕望、多麼孤立無助的境地，他們都拒絕放棄。在這裡，我要講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