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此心安處是吾鄉：季羨林歸國日記1946

編輯推薦

本書是由季羨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之後返回祖國並在北大開始工作的近兩年時間內所記日記的手稿編輯而成。目前季羨林先生的日記已出版的包括《清華園日記》、《留德十年》等，本書所記錄內容在時間上基本是《留德十年》的接續，在國內屬於首次出版。

本書忠實地記錄了作者從1946年5月1日香港開始，輾轉上海、南京、北平、濟南等多個城市，拜訪朋友、赴北大任教、回濟南家鄉探親等等的日常生活、遭遇見聞、讀書寫作和所思所想。

書中詳細記錄的日常生活，不僅有利於我們了解一代學術大師的學術追求、日常交往、為人處世與內心世界，而且可以了解到抗戰結束後到解放前這一段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不僅是研究季羨林先生的寶貴資料，更是珍貴的社會生活史素材。先生文筆質樸、真實、親切、自然，其中記事率真、寫景動人。

內容簡介

本書是季羨林自德國回到祖國、受聘為北大教授並在北大組建東語繫這一時期生活、工作、社會交往的原始材料。先生生前發表的一些懷念性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人與事，比如與陳寅恪、胡適、湯用肜、梁實秋、鄧廣銘、臧克家、李長之等人的交往，在這本日記中都可得到印證。雖然隻是短短一年多時間的日記，但從中可以看出季羨林的很多方面，比如個性率真、節儉、勤學苦讀、尊師重道、待人真誠、作息規律，等等。從中可以看出一個真實、鮮活、樸厚的季羨林。

作者簡介

季羨林（1911.8.6~2009.7.11），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翻譯家、散文家。精通12國語言。曾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與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等職。其著作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季羨林全集》（30卷）等。

1946年5月1日——1946年5月13日        香港

1946年5月19日——1946年6月2日        上海

1946年6月3日——1946年8月29日        南京

1946年8月30日——1946年9月20日       上海

1946年9月21日——1947年7月15日       北平

1947年7月16日——1947年9月1日        濟南

1947年9月2日——1947年10月5日        北平

前言

編者的話
1945年深秋，因二戰炮火阻隔羈旅德國十年之久的季羨林，終於有機會離開收獲學術也歷經轟炸煉獄與饑餓折磨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1946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西貢到香港，坐船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南京。在南京接到北大的聘書，但因學校放假且戰亂交通中斷，隻得在南京度過漫長的暑假，之後又折回上海坐船到秦皇島，再經唐山、天津終到北京。離開故國十一年，到了北京已是“落葉滿長安”的深秋時節。
經清華讀書時的教授陳寅恪先生的引薦，1946年35歲的季羨林入北大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繫執教任副教授，隨即轉為正教授兼繫主任，主持東語繫工作。
多年海外漂泊和歷經幾個月的各地輾轉之後，季羨林終於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在北大東語繫的軌跡基本是：每天六點起床，到圖書館研究室看書、寫作，到繫辦公室去看看，出去喫飯，再回去看書，有時到街上逛逛舊書攤，再回來看書、寫作……開始了一個學者的平靜生活。1947年7月，暑假的季羨林終於有機會回到濟南家鄉跟叔父妻兒團聚並探訪親朋好友；9月初，暑假結束，季羨林又返回北京，繼續大學教授的書齋生活。編者的話

1945年深秋，因二戰炮火阻隔羈旅德國十年之久的季羨林，終於有機會離開收獲學術也歷經轟炸煉獄與饑餓折磨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1946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西貢到香港，坐船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南京。在南京接到北大的聘書，但因學校放假且戰亂交通中斷，隻得在南京度過漫長的暑假，之後又折回上海坐船到秦皇島，再經唐山、天津終到北京。離開故國十一年，到了北京已是“落葉滿長安”的深秋時節。

經清華讀書時的教授陳寅恪先生的引薦，1946年35歲的季羨林入北大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繫執教任副教授，隨即轉為正教授兼繫主任，主持東語繫工作。

多年海外漂泊和歷經幾個月的各地輾轉之後，季羨林終於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在北大東語繫的軌跡基本是：每天六點起床，到圖書館研究室看書、寫作，到繫辦公室去看看，出去喫飯，再回去看書，有時到街上逛逛舊書攤，再回來看書、寫作……開始了一個學者的平靜生活。1947年7月，暑假的季羨林終於有機會回到濟南家鄉跟叔父妻兒團聚並探訪親朋好友；9月初，暑假結束，季羨林又返回北京，繼續大學教授的書齋生活。

本書內容包括的就是這一段時期季羨林先生的日記，我們按先生輾轉各地的時間和旅程，將全書內容分為：香港、上海、南京、北平、濟南等。蒙季承先生（本書中的“延宗”）信任，授權我們使用先生珍貴的手稿；又在本書出清樣之後，幫助我們審讀校勘。同樣需要致以誠摯謝意的還有季羨林國際文化研究院院長、中國散文家協會會長卞毓方先生，卞先生抽出寶貴的時間幫我們審讀文稿並作序。二位先生所付出的心血，使本書內容最大程度上做到了準確和嚴謹。

季羨林先生為人樸厚、學問精深，說過很多既世故又天真的名言妙語，比如“不完滿纔是人生”、“時間面前，人人平等”，比如“要說真話，不講假話。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先生生前有堅持寫日記的習慣，日記即是先生內心的真實顯露。本書的一大特點就是“真”。比如日記1946年9月29日寫道：

……去看梁實秋先生，走進大門，一看門上糊了白紙，心裡一驚，一打聽，原來他父親死了，我於是也沒有進去。就到市場去，看了幾個舊書攤，買了幾本書，到潤明樓喫過午飯，就步行回來……

日記1946年11月23日寫道：

六點出來到市場潤明樓喫晚飯，到東來順去，任繼愈請客，我不高興喫，所以先喫了。看他們喫完，一同回來。

一個內心坦率、天真的青年學者形像躍然紙上。 “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日記中隨處可見先生勤學苦讀、生活簡樸、待人真誠的事例。比如1947年印度漢學家師覺月（Bagchi）來華到北大做訪問學者期間，時任校長胡適將照管這位印度學者的事宜全權委托給季羨林，這一段時期日記經常可見作者幫Bagchi借書、印講義、陪同演講、遊故宮北海天壇等照管Bagchi日常工作生活的記載。例如日記1947年3月29日寫道：

九點到翠花胡同去找Bagchi。同他一同到故宮博物院去……我們一直逛到十二點……到潤明樓，我請他喫午飯，結果每個人喫了兩份……

先生愛書，可惜時值內戰、物價飛漲，教授的每月工資也捉襟見肘，往往是遇到想買的書又買不起，又或者寧可餓著肚子也要多買幾本書。比如1946年6月30日寫道：

到舊書店裡去逛，琳瑯滿目，隻是自己沒有錢，我買了一部《天竺字源》，用。

1947年10月3日寫道：

這是一條有名的舊書店街，我以前還沒有來過，我因為錢已經不多了，不想再買書。但一看到書就非買不行，結果又買的書……四點到圖書館去看報，忽然看到《益世報》上登了一篇訪問我的記錄，我於是就到市場去買了份《益世報》，不由不到書攤上去看了趟，結果又買了一本。決意十天不上館子，隻啃干燒餅。

書中詳細記錄的這些日常生活，不僅有利於我們了解一代大師的學術追求、日常交往、為人處世與內心世界，而且可以了解到抗戰結束後到解放前這一段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因此這本日記不僅是研究季羨林先生的寶貴資料，更是珍貴的社會生活史素材。

由於日記寫作時間是1946—1947年，我們將手稿中的繁體字全部轉化為簡體字；另外一些標點符號和漢字的使用與當前所要求的規範有所不同，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在編輯過程中酌情給予了修改：例如增加了書名號、英文句點“.”酌情改為逗號和句號；對於日記手稿中的錯別字以“[ ]”進行修改，漏字以“< >”進行添加。然而先生讀書甚廣、鑽研甚深，因時間和編輯能力所限，仍有可能出現紕漏，如有發現還請讀者加以指正，以便我們重印時得以修改。

“此心安處是吾鄉”是蘇軾《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中的一句，原為抒發作者政治逆境中隨遇而安、無往不快的曠達襟懷。作為本書書名，這裡反其意而用之，表達作者歷經十年海外漂泊、終於回到祖國；又經過香港、上海、南京等城市近半年的輾轉，終於有了安身立命之所，真正心安的地方是祖國故鄉的感受。

“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隻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隻是常。”相信讀者將會通過本書的閱讀，領略到季羨林先生的純粹、真摯和平淡，在淡然中獲得啟迪和感動。

編者

2014年11月

代序

卞毓芳

承重慶出版社寄來《此心安處是吾鄉：季羨林歸國日記1946—1947》書稿，讓我作序。翻閱幾遍，惶惑之下，不知從何著手。

忽然想起一則疑團。

據《季羨林自傳》，1946年，季羨林從歐洲返回祖國，因陳寅恪推薦，進了北大。他寫到：

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國外歸來的留學生，不管拿到什麼學位，最高隻能定為副教授。清華大學沒有副教授這個職稱，與之相當的是專任講師。至少要等上幾年，看你的教書成績和學術水平，如夠格，即升為正教授。我能進入北大，已感莫大光榮，焉敢再巴蛇吞像有什麼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晉謁湯用肜先生。湯先生是佛學大師。他的那一部巨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集義理、詞章、考據於一體，蜚聲宇內，至今仍是此道楷模，無能望其項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像中，他應該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軀瘦長的老者；然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他身著灰布長衫，圓口布鞋，面目祥和，嚴而不威，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像。暗想在他領導下工作是一種幸福。過了至多一個星期，他告訴我，學校決定任我為正教授，兼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繫的繫主任。這實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說不高興，那是過分矯情；要說自己感到真正夠格，那也很難說。我感愧有加，覺得對我是一種鼓勵。不管怎樣，副教授時期之短，總可以算是一個記錄吧。

同一場面，季羨林在《回憶湯用肜先生》一文中說：

第二天，少曾(陰法魯號)陪我到設在北樓的文學院院長辦公室去謁見錫予先生，他是文學院長。這是我景仰多年以後第一次見到先生。把眼前的錫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錫予先生一對比，當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卻更愛眼前的錫予先生。他面容端嚴慈祥，不苟言笑，卻是即之也溫，觀之也誠，真藹然仁者也。先生雖留美多年，學貫中西，可是身著灰布長衫，腳踏圓口布鞋，望之似老農老圃，沒有半點‘洋氣’，沒有絲毫教授架子和大師威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渾身感到一陣溫暖。晚上，先生設家宴為我接風，師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當時一介和一玄都還年小，恐怕已經記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從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開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絕沒有想到，過了一個來星期，至多不過十天，錫予先生忽然告訴我：我已經被聘為北京大學正教授兼新成立的東方語言文學繫繫主任，並且還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導師。

同一內容，還可舉出第三個版本。季羨林在散文《我的心是一面鏡子》中回憶：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了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肜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隻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隻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繫主任，時年35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

你看，一個星期後，季羨林由副教授轉為正教授，這事如板上釘釘，確鑿無疑。

然而，此番面對重慶出版社送來的打印稿，愕然發現，上述三種說法都與日記有出入。出入在何處？且讓日記說話。

1946年1月23日，在瑞士：

寫給湯用肜先生一封信，因為陳寅恪先生寫信告訴我說北大想設東方語言繫，讓我把學歷著作寄去。

1946年5月24日，在上海：

虎文回來，帶了一大批信，居然有叔父他老人家的，我真是大喜過望。同時湯用肜先生通知，我已經被任為北京大學教授，可謂雙喜。

1946年6月19日，在南京：

正在閑談的時候，忽然接到北大寄來的臨時聘書。

1946年6月25日：

早晨七點起來，洗過臉，喫過早點，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見傅斯年。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說話有點不著邊際，談了談北大的情形。我覺得他們沒有誠意聘我，他們當然高興我去，不過沒有我也行。

1946年9月16日，從上海乘海輪北上。

1946年9月21日，到北平，入住沙灘紅樓。

1946年9月22日：

夜裡雖然喫了安眠藥，但仍沒睡好。早晨很早就起來了，洗過臉，到外面澡堂裡去洗了一個澡，回來，陰（法魯）同孫（衍炚）在這裡等我。我們一同出去到一個小飯館裡喝了碗豆漿，喫了幾個燒餅，陰就領我去看湯錫予先生。我把我的論文拿給他看，談了半天。臨出門的時候，他告訴我，北大向例（其實清華也一樣）新回國來的都一律是副教授，所以他以前就這樣通知我，但現在他們卻破一次例，直截請我作正教授，這可以說是喜出望外。

看明白了吧。留學生回國，先當副教授的規定，的確是有的。季羨林在南京接到的臨時聘書，應該就是副教授的聘書。但是9月21日到了北平，第二天晉謁湯用肜，立刻就得知被破例聘為正教授。因此，若從6月19日接到臨時聘書算起，到9月22日被告知聘為正教授為止，間隔是三個月零三天，若從9月21日到北平算起，到第二天被告知聘為正教授為止，則幾乎沒有間隔，所謂一個禮拜從副教授轉為正教授的記錄，純粹是子虛烏有。

那麼，季羨林為什麼會有“一星期轉正”之說呢？竊以為，22日，湯用肜院長雖然當面告訴他已被聘為正教授，但不是正式任命，所以在潛意識裡，自己還是副教授。

然而——又是然而，既然已經當面告知，那麼，關於正教授一事，就不存在“大大地出我意料”，或“絕沒有想到”了。這兩個詞，隻能限定在“東方語言文學繫繫主任，和文科研究所的導師”。

寫到這裡，還得贅一筆。2008年11月18日，季羨林作口述史時講到這一段，他說：

我去北大是陳寅恪介紹的，這個問題我提過，當時陳寅恪是清華的教授，為什麼他不介紹我去清華，介紹我到北大，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不過當時啊，北大那個門檻很高。我們去見……當時胡適不在國內。湯用肜文學院長，兼管這個學校的，那時候北大六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北大六個學院，湯用肜是文學院的院長。是不是院務委員會主席，我不知道。反正我們去見湯用肜，在路上走的時候，中間有傅斯年，傅斯年是北大的副校長，代理校長，胡適的校長。路上走，他主要介紹北大這個門檻怎麼怎麼難，講到別的大學教授要進北大，要降一級，教授改成副教授。就是介紹這個門檻高。一路就講這個。到了那個，那時候是在城裡，在這個啊，不是紅樓，那時候是在北大圖書館後面，一個北樓，北樓就是辦公的地方。陪我去見湯用肜，一路上就講這個北大門檻怎麼高，那個意思就是給我一個副教授，就已經是天恩高厚了。反正我記得一路上，就講這個玩意兒。見到湯用肜，還沒有進入正常的談話階段，他就先講，我讓你當一個禮拜的副教授，立刻給你改成正教授。當然出我意外啊，至於為什麼，我不知道。不過當時我這個，你要說我沒有資格，我1941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拿到哲學博士學位。這是1946年了。

這裡又憑空冒出個傅斯年，證之以前引三種說法，尤其是他當年、當天的日記，可見純粹是記憶混亂，把南京的談話搬到了北平。至於“見到湯用肜，還沒有進入正常的談話階段，他就先講，我讓你當一個禮拜的副教授，立刻給你改成正教授”雲雲，也是“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為主而惑以終身”的了。

季先生曾教導我“做學問要在不疑處存疑”，我今現躉現賣，也算是對先生的一份作業報告。

可見日記畢竟是有史料價值的，不知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2014年11月21日

(本文作者卞毓芳先生為季羨林國際文化研究院院長)

在線試讀

1946年5月1日—1946年5月13日
香港
五月一日這裡的鐘都不對，不知是什麼時候起來的，喫過早點，同虎文[1]坐電車到六國飯店去，我坐了會就出來到電車站去，預備坐電車回來，但電車裡面的人都擁擠得厲害，一輛輛車面前開過去，有的簡直不停，有的雖然一停但自己也擠不上去，一直等到快一點纔等到一輛。回到旅館喫了點米飯，躺在木床上睡了會，起來更是無聊，同住的人都是市儈商人，沒有一個順眼的，連一個能談幾句話的人都找不到，隻好一個人獃坐了。喫過晚飯，正躺在木床上要朦矓睡去，忽然窗外一陣亮，起來一看，原來是歡迎劉督放煙火，射探照燈，一會就完了，沒有多大意思。
二日早晨七點多起來，喫過早飯，同王小姐、蕭先生坐電車到郵局去，想把替Silgie帶來的包裹寄走，沒想到手續還不簡單，沒有寄成。出來逛了逛大街，就回旅館來，喝了點水泡米飯，躺下休息了會，起來沒有事情作［做］，覺得異常無聊。旅館裡來來往往全是人，自己一點也靜不下，從窗子裡看出去，還是碼頭，人聲又是噪雜，連封信都寫不安靜。喫過晚飯，同王、蕭出去逛大街，兩旁全是店鋪，而且都是貨物山積，隻是不知道那［哪］裡會有人用這許多貨物。九點回來，旅館裡又開始熱鬧起來了，一直叫到半夜，我纔得到睡的機會。
三日早上七點多起來，喫過早飯，同虎文、蕭、王坐電車出去，我先到郵局包裹處想把包裹寄出去，今天又沒成功。到外交特派員公署會到他們，見了見郭德華特派員，出來就坐電車回旅館來。人病還沒有全好，身上又是一點力量都沒有，又不想喫東西，隻是咳嗽，呼吸非常不方便，不知究竟是什麼病。躺下睡了會，等到五點，喫過晚飯，他們出去散步，我一點力量同興致都沒有，獃在家裡，其無聊更是難耐，我真希望趕快離開這環境，但目前隻有忍耐。
四日早晨七點多就起來了，九點半喫過早飯，同虎文到六國飯店去，半路上下了電車把包裹寄去，買了點東西，在六國飯店休息了會。一點喫了點面包，坐到三點，同虎文一同坐電車回旅館來，病似乎還沒有好，渾身隻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什麼東西也不想喫。今天勉強喫了點面包，胃裡就有作嘔的意思，自己在船上三天沒喫東西，下船又病了幾天，滿以為現在可以補上，豈知更變本加厲，一點都不想喫。躺在木床上休息了會，喫過晚飯，他們還在高談闊論，我就朦矓睡去。
五日星期日早晨六點多起來，洗過臉，獃坐到九點。喫過早飯，仍然是與無聊作伴，人比昨天更疲倦，連坐著的力量似乎都沒有了，但躺在木床上，渾身散痛，而且來來往往全是人，一點也靜不下，真不知應該怎樣好。站在窗子前面看街上，也沒有多少意思，擁擁擠擠全是碼頭工人，氣味更是難聞，我一生還沒有住過這樣髒的地方。五點喫晚飯，喫完，照舊是無聊，坐了會，就把氈子鋪在木床上睡起來。1946年5月1日—1946年5月13日

香港

五月一日這裡的鐘都不對，不知是什麼時候起來的，喫過早點，同虎文[1]坐電車到六國飯店去，我坐了會就出來到電車站去，預備坐電車回來，但電車裡面的人都擁擠得厲害，一輛輛車面前開過去，有的簡直不停，有的雖然一停但自己也擠不上去，一直等到快一點纔等到一輛。回到旅館喫了點米飯，躺在木床上睡了會，起來更是無聊，同住的人都是市儈商人，沒有一個順眼的，連一個能談幾句話的人都找不到，隻好一個人獃坐了。喫過晚飯，正躺在木床上要朦矓睡去，忽然窗外一陣亮，起來一看，原來是歡迎劉督放煙火，射探照燈，一會就完了，沒有多大意思。

二日早晨七點多起來，喫過早飯，同王小姐、蕭先生坐電車到郵局去，想把替Silgie帶來的包裹寄走，沒想到手續還不簡單，沒有寄成。出來逛了逛大街，就回旅館來，喝了點水泡米飯，躺下休息了會，起來沒有事情作［做］，覺得異常無聊。旅館裡來來往往全是人，自己一點也靜不下，從窗子裡看出去，還是碼頭，人聲又是噪雜，連封信都寫不安靜。喫過晚飯，同王、蕭出去逛大街，兩旁全是店鋪，而且都是貨物山積，隻是不知道那［哪］裡會有人用這許多貨物。九點回來，旅館裡又開始熱鬧起來了，一直叫到半夜，我纔得到睡的機會。

三日早上七點多起來，喫過早飯，同虎文、蕭、王坐電車出去，我先到郵局包裹處想把包裹寄出去，今天又沒成功。到外交特派員公署會到他們，見了見郭德華特派員，出來就坐電車回旅館來。人病還沒有全好，身上又是一點力量都沒有，又不想喫東西，隻是咳嗽，呼吸非常不方便，不知究竟是什麼病。躺下睡了會，等到五點，喫過晚飯，他們出去散步，我一點力量同興致都沒有，獃在家裡，其無聊更是難耐，我真希望趕快離開這環境，但目前隻有忍耐。

四日早晨七點多就起來了，九點半喫過早飯，同虎文到六國飯店去，半路上下了電車把包裹寄去，買了點東西，在六國飯店休息了會。一點喫了點面包，坐到三點，同虎文一同坐電車回旅館來，病似乎還沒有好，渾身隻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什麼東西也不想喫。今天勉強喫了點面包，胃裡就有作嘔的意思，自己在船上三天沒喫東西，下船又病了幾天，滿以為現在可以補上，豈知更變本加厲，一點都不想喫。躺在木床上休息了會，喫過晚飯，他們還在高談闊論，我就朦矓睡去。

五日星期日早晨六點多起來，洗過臉，獃坐到九點。喫過早飯，仍然是與無聊作伴，人比昨天更疲倦，連坐著的力量似乎都沒有了，但躺在木床上，渾身散痛，而且來來往往全是人，一點也靜不下，真不知應該怎樣好。站在窗子前面看街上，也沒有多少意思，擁擁擠擠全是碼頭工人，氣味更是難聞，我一生還沒有住過這樣髒的地方。五點喫晚飯，喫完，照舊是無聊，坐了會，就把氈子鋪在木床上睡起來。

六日早晨七點起來，喫過早點，同虎文、西園[2]坐電車出去，先到救世軍[3]同Major Watson談了談船的問題，又到郵局寄了兩封信，就到太古去，結果是不但頭二等沒有票賣，連三等我們自己也買不到，出來我先同虎文回來，順路到上面一條大街上去買了點喫的東西，回到旅館喫了點東西，就躺在木椅上休息。腦筋就想到將來的計劃，亂成一團，一點頭緒都沒有，內戰已經又起來了，有家都回不去，還談別的什麼呢？三點西園煮了點東西我們喫，等到五點又喫了頓晚飯，喫完看了看報紙，十點就睡。

七日早晨七點起來，喫過早點，獃坐了半天，以前在沒有事的時候，還可以讓幻想出去飛飛，但在現在這樣的環境裡，臭氣充鼻，人聲喧亂，終日隻是皺了眉頭，連幻想的餘裕都沒有了。十一點自己坐電車到大街上下來，看了看鋪子，到那條專賣美國東西的街上買了幾個罐頭，又坐電車回來，出了一身大汗。王小姐回來，陪她喫了點面包，西園做好了大米綠豆飯，又飽飽喫了一頓，無論如何今天總算喫飽了，到五點喫晚飯的時候，一點都不想喫了。看了看晚報，快到十一點纔睡，隔壁還在高談闊論。

八日早晨七點多起來，喫過早點，本來有意思出去走走，但一看到外面的太陽，再一想到大汗如雨的情形，立刻沒了勇氣，隻好在家裡同硬木頭椅子長期抵抗。事情一點都不能做，書當然更不能看，一想到這樣虛度光陰，心裡就像刀割，難道自己今生的學術業就這樣完了麼？下午西園又做飯，我們飽飽的［地］喫了頓，喫完仍然是無聊。這裡的報紙趣味也低得很，看不出什麼東西來，香港這地方隻能產生洋奴買辦同市儈商人，那［哪］裡談到什麼文化與學術？喫過晚飯，大家隨便亂談一陣，十點多睡。

九日早晨七點起來，今天外面大概非常熱，坐著不動，仍然是流汗。喫過早飯，又沒有事情作［做］。這裡坐一坐，那裡坐一坐，好容易盼著時光過去。快到下午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坐電車到大街上去買了盒鳳尾魚，我對這東西特別喜歡，在外國十年，有時候還真想到它。回來仍然是獃坐，四點多西園作［做］完飯，我們喫了一頓。五點再擺上晚飯的時候，心裡就沒有什麼興致喫。同時又從汕頭來了一批旅客，最少有一百名，髒的［得］不能形容，這小小的一個旅館竟然敢收容這些人，中國真是無奇不有，一直坐到快十一點纔睡。

十日夜裡床前睡滿了人，放屁咬牙說夢話，個個都是全套的把戲。半夜裡起來喫了片安眠藥纔勉強睡了點，這簡直是難民收留所，那［哪］裡是什麼旅店？早晨十點起來，喫過早飯，本來大家計劃上山去玩一天，躲一躲這一大群同胞，但天公偏不作美，從夜裡就下起雨來，一天隻是不停。除了同這一群人坐在一起外，沒有別的辦法。一點的時候，喫了頓飯，休息了會，三點出去到大街上去買了點東西，回來的路上又讓雨淋了陣。回到旅館，仍然是鬧嚷嚷亂成一團，勉強喫了點晚飯，八點就躺下。

十一日早晨七點起來，地上橫七豎八頂少睡著三四十人。喫過早飯，同虎文出去，先到南泰，會到陸經理，要了一封介紹信，到新華預備去會黃買辦，隻有一個老頭子在，據說是他的賬房。人非常不和氣，我們同他談上船安置行李的問題，都不得要領。到外交部特派員辦事處去了趟，就坐電車回來。餓得眼前發昏，喫了點面包，休息了會，五點一個人喫晚飯。現在真是度日如年，同這一群人在一起，有的簡直是渾身楊梅，看了就想作嘔，希望趕快離開這裡。

十二日星期日早晨七點起來，喫過早飯，等他們收拾完，我們就出去。外面下著雨，我們想買船上喫的東西，走了好幾個鋪子，把喫的東西大體買好，我就同虎文、西園到一家山東館子去喫鍋貼。喫完又冒雨到華人街去買雪茄煙，買完，我同虎文到六國飯店外面去拿面包，又坐電車回來去買了五十個咸鴨蛋。地上很難走，手裡提的東西又髒又重，情形非常狼狽。回到旅館，出了一身大汗，一看表，已經快四點了。五點喫晚飯，喫完，看了會報，十點回屋，睡。

十三日[4]

1946年5月19日—1946年6月2日

上海

十九日半夜裡在睡意朦矓中，聽著船似乎還在走。早晨醒了，時間還很早，已經有人起來，鬧嚷嚷洗臉，卷鋪蓋，船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停了，據說就在吳淞口。我也起來，收拾好，等醫生來檢查，一等等到十一點纔來，模模糊糊看了看就走了。以為船就要開了，但又要等。最後船終於開了，一直到下午兩點纔到上海，從早晨一點水、一點東西都沒喫，肚子裡真是難過。上海，這真是中國地方了，自己去國十一年，以前自己還想像再見祖國時的心情，現在真的見了，但覺得異常陌生，一點溫熱的感覺都沒有，難道是自己變了麼？還是祖國變了呢？到了上海又是等，過午三點多纔靠碼頭，行李、小販、旅客、迎客的亂哄哄擠成一團。我們托中國旅行社把行李運走，顧先生替我們找到旅館和汽車，我們就上車到東方飯店來，洗了洗臉，喫了頓很豐富的晚餐，坐下談了會，大家都倦了，就回屋睡覺。

二十日夜裡沒能睡好，早晨很早就起來，把箱子重新整理了下。到虎文屋喫過早飯，等他們收拾好，我們就一同出去。先坐人力車到中國旅行社，看了看行李，拿出了幾件衣服，出來換了點錢，就到會賓樓去喫飯。雨始終在下著，我們喫了頓很豐富的北方飯，大家都贊美廚子的手藝，又冒雨到向新飯店去看蕭、王。我們在這裡人生地不熟，問路真有些不方便，在外面住慣了，一回國覺得一切都七亂八糟，街上吵吵嚷嚷，人擠人，我們的神經真有點喫不消。在那裡談了會，又冒雨回來，人疲倦，仍然仿佛坐在船裡。休息了會，喫過晚飯，談了談，看了看報，就回屋睡。

二十一日早晨不到六點就起來了，先寫給叔父一封信纔洗臉。十點同虎文到市政府去，在所謂貴賓室裡坐著等了等，就由交際科的一個職員帶領去見吳國楨[5]市長，他是清華同學，年紀還不大，我們同他談招待問題，他把何秘書長叫去，談了談纔辭別。何又領我們去了幾處，快到十二點纔出來，一到門口站崗的一排警察忽然舉槍致敬，我喫了一驚。我們到商務印書館去看了看，舉世聞名的商務原來位置竟這樣簡陋。出來就到會賓樓去，等到西園，喫了一頓包子。喫完我們步行到郵政局去，路非常遠，沿途問了不知多少次，結果郵箱也沒有租成。坐汽車回旅館來，剛休息了會，顧先生來訪，一直談到快七點纔走。我們喫過晚飯，談到九點回屋睡。

二十二日早晨六點前起來，寄了幾封信，洗過臉，同虎文到市政府去。先見了歐陽總務處長，又到交際科同張科長談了半天。十一點出來，坐汽車到山東會館去，同一位□[6]先生談了半天，那裡已經有人滿之患，我們到上海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那裡住，現在這唯一的希望也幻滅了。出來到上海美專去訪俞劍華[7]先生，一直談到快兩點纔出來。坐汽車回旅館來，喫過午飯，休息了會，似乎睡了點。五點又同虎文到市政府去，同□[8]秘書談了談。出來到郵局去寄信，一寄就是一個鐘頭，中國到處七亂八糟，毫無秩序，而且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我對我們的民族真抱了悲觀。回到旅館，蕭同顧先生來，坐了會就走了，喫過晚飯，不久就回屋睡。心情極壞，住處問題不解決，別的事情更難作［做］。

二十三日早晨六點起來，洗過臉，喫過早點，就同虎文出去到中國旅行社去，要了一個賬條，到市政府去，同□[9]秘書談了談，等到劉蜀康先生，我們一同到救濟總署去，原來清華同班孫德和在那裡做事，把請求救濟的事情辦完，出來到商務印書館看了看，買了兩本書。十二點回來，喫過午飯，俞劍華先生帶了兒子來，談了半天閑話。劉蜀康先生來，在我屋裡坐了會就走了。俞先生四點多纔走。我立刻出去，把名片取出來，到郵局買了點郵票，到商務換了書，回來放下就到青年會去，參加清華同學會，歡迎梅校長、吳市長，我萬沒想到在這裡遇到這樣多同班，到會的有四五百人。喫完飯，梅校長報告他自己和學校的情形，一談就幾乎兩個鐘頭，最後吳市長演講，十點多纔散會回來。

二十四日昨天因為喝了茶，又喝咖啡，雖然喫了安眠藥，仍沒能睡好，早晨七點前起來，看黎東方[10]《先秦史》。蕭來，我到虎文屋裡同他談了談。虎文回來，帶了一大批信，居然有叔父他老人家的，我真是大喜過望。同時湯用肜[11]先生通知，我已經被任為北京大學教授，可謂雙喜。十二點多俞劍華先生帶了兒子來，請我們到三和樓去喫飯，喫完又回來，一直談到五點他們纔走。回屋休息了會，六點同西園、虎文出去到三和樓去喫飯，現在一回國，隻恨自己的胃太小，好喫的東西真太多了。回到旅館，看了會書，就睡。

二十五日早晨五點半就起來了，外面又是無比的好天。寫給湯用肜先生一封信，喫過早點，同虎文出去，先到中國旅行社，告訴鄭先生到市政府去領錢。出來賣了點美金，就到救濟總署去，同□[12]先生談了談，出來到中國銀行想彙錢給叔父，但沒彙成，又到浙江實業銀行去了趟，就回旅館來。休息了會，同他們出去到三和樓去喫飯，喫完回來，人倦得出奇，簡直連躺著都覺得喫力。躺在床上，也沒能睡著，起來看《昌言》同《周報》。七點到虎文<屋>去，喫過晚飯，俞劍華先生來，一直談到十點多纔走。

二十六日星期日早晨七點多起來，今天又是好天氣，天空裡一片蔚藍。喫過早飯，在屋裡寄信看書，頗享得一點清靜的快樂。孫德和來，到虎文屋裡陪他談了談，他走後，我們就喫午飯。喫完不久俞劍華先生來，領我們到他家去看他的太太，他住在寶山路，離這裡頗遠，坐在洋車裡，身上直出汗。在那裡一直坐到四點多纔出來，坐了一段電車，又坐洋車回來。我出去理了理發，回來同虎文、西園出去喫晚飯，喫完立刻回來。看了看報，九點半睡。

二十七日早晨五點半起來，看了會書，寄給鄭振鐸先生一封信。剛洗過臉，聽虎文說，石生來了。我立刻到虎文屋裡去看他，我們已經有十七八年沒見面了，談了談他的近況。我出去買了點燒餅，回來喫過早飯，又是閑談別後的情況。十一點我同虎文到善後救濟總署去，見了見署長，出來賣了點美金就回來。喫過午飯，洗了個澡，王福山來，坐了會，同他一同出去坐電車去看章伯母，走了一個鐘頭纔到。她現在真老了，三個兒子死了兩個，又同章士釗鬧翻了，一個人獨居，情況頗可憐。七點出來，到家已經快八點了。喫過晚飯，同他們談了談，回屋又同石生談到十二點多纔睡。

二十八日早晨五點半起來，喫過早點，就出去，先到郵政局寄了封信給叔父，就到中國銀行，想把錢彙出去，結果他仍然不接受。到彙理銀行[13]去問了問換瑞士佛【法】郎的事情。十一點到金城銀行去看王馨迪[14]，談了會，出來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了本書。回到旅館又同他出去到會賓樓去喫飯，喫完回來，休息了會，天氣很熱，人非常倦。四點半俞劍華先生領了位陳先生來，不久王馨迪來，我就同他出去看李健吾，徐士瑚[15]也在那裡，坐了會同李出來，坐汽車回來，喫過晚飯，同西園、虎文談到十點回屋，睡。

二十九日早晨五點半起來，隨便看了點書，喫過早飯，同他們在虎文屋裡閑談。十點半出去，到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去。在那裡等到快十二點傅先生纔去，同他談了談。領東方飯店的茶房到會計處去收賬，十二點出來，買了點青菜，就回來。德國同學羅萬森在這裡，同他談了談，他走後，我們就喫午飯，喫完，回屋來睡了會，又看了點書。六點俞劍華先生來，我們一同出去到會賓樓去喫晚飯，外面下著雨，喫完又回來，談到十點送俞先生走，就回屋來。

三十日早晨五點半起來，看《西北大地研究》，一直等到快九點，他們纔起來。剛要喫早點，蕭來，坐了好久纔走。喫完早點，已經快十點了，下了一夜雨，現在還下著，坐洋車到中國銀行去彙錢，又沒能彙走。出來想到先施公司[16]去，走了好久纔到，因為走錯了路。買了點東西，又坐洋車回來。喫過午飯回屋睡了會，起來，看《西北大地研究》。五點同他們出去，想到跑馬場去散散步，沒能進去，就到會賓樓去喫晚飯。喫完回來，又談了半天閑天，回來睡覺，已經十一點了。

三十一日早晨六點前起來，洗過臉，看《西北大地研究》，到虎文屋裡去，他們隻是收拾不完，早點也喫不成。還在忙亂的時候，俞先生同他兒子來了，他帶了幾本他的畫冊給我看。十一點俞先生出去，我因為同虎文約好，就出去到救濟總署去。會到虎文，見了見傅先生，又到樓上同孫德和談了談，回家喫過午飯，又出發到中國旅行社去看行李。從那裡到先施公司去買了點東西，回來，還在喫晚飯的時候，西園忽然病了，看情勢頗嚴重，大家忙了一陣，漸漸靜下來。我坐車到北站替石生退票，回來稍坐了會，就回屋來。

六月一日早晨六點前起來，喫過早點，在虎文屋坐了會，一個人出去買東西，先到冠生園買面包，又到別的鋪子裡買咸菜，抱了一大堆回家。虎文來電話讓我到救濟總署去會他，會到他，我們就去見瑞士人。原因是我想把那隻表賣了，今天他又貶了價。見了以後，我頗有點發火，但仔細一談，瑞士人沒有錯，這一切價錢他根本沒給，都是虎文幻想出來的。人家給了他一個賬單，他根本沒看，我當然不知道。我隻好把錢收下，最少喫的虧。回來喫過午飯，三點帶了箱子到中國旅行社去，把箱子點好，出來把瑞士人給的金子賣了，又喫虧一萬。回來休息了會，因為石生隻是不回來，西園同虎文幾乎演了武劇，這一切據我看都不必要。石生終於回來了。喫過晚飯，同虎文到俞先生家裡去，送給他請他放出去。十點多回來。

二日星期日早晨六點前起來，剛喫過早點，徐士高同周源楨來，在虎文屋裡談了半天閑話。他們剛走，我也就出去，拿了張地圖，出門到鄭振鐸先生家裡去。走了好久纔到，他居然在家裡，正在抱著孩子玩。到他書房裡談了許多創作出版的計劃和比較文學史上的問題，他勸我翻譯gātaka[17]和Pacatantra[18]，談的［得］真是痛快淋漓，他非留我喫午飯不行。喫完，又談，他因為有約會，我也要回家等俞先生，隻好分手。他在臨別的時候還談，我最好能在上海多住幾天，文藝協會要開會歡迎我。回到旅館，不久俞先生來，他領我們到寧波同鄉會去看繪畫展覽，琳瑯滿目，裡面確有好東西。他又領我到中國畫苑去看繪畫展覽，似乎比寧波同鄉會還豐富。看完回到旅館，已經筋疲力盡，仿佛立刻就要睡倒似的。喫過晚飯，俞先生來談了會就走了，我也就收拾睡下。

1946年6月3日—1946年8月29日

南京

三日早晨五點就起來，洗過臉，收拾好行李。六點半大家一同出發，到北車站去，自行上車上船。照例是忙亂一陣，幸而車是對號的，還不太狼狽，而且車上的茶房隔不久就掃一次，所以車裡還相當的干淨，中國也總算有了進步了。車裡熱得很，吸煙的又太多，我開頭似乎有點頭暈，但不久就好了，大喫大喝起來。我們以為過午五點纔到南京，一點多就到了，這真令人高興。下了車，坐汽車到新街口明湖春酒店，休息了會，喫了點東西到隔壁一家書店裡買了兩本書。回到樓上，躺了會，他們回來，隨便談了談。十點喫過晚飯，十一點坐汽車到興華旅館來。

四日早晨六點起來，喫過早點，就同虎文出去到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去，問了許多人纔找到，署長沒在家，隻同厲秘書談了談，他非常和氣，滿口應允，替我們盡力。回到旅館，休息了會，喫過午飯，外面驕陽當空，屋裡也夠熱的。人非常倦，躺下就睡著了，厲先生來我纔醒了。他告訴我他交談的結果，對於招待一層一個字也不說了。他走後，屋裡熱得不能坐，到曬臺上去看報。六點出去到南京社會服務處去問存行李的問題。七點半回來，又一同出去喫飯，回來人非常累，乘了會涼，就睡。

五日早晨六點起來，喫過早點，我們便出發到中國旅行社去。那裡暫不能存行李，代運也非常困難。出來，我便一個人到社會服務處去，告訴他我們就到下關去取行李。到中央航空公司去問飛到濟南的情形，再到中國銀行去問彙錢的事情，問完便預備到天山路國立編譯館去找長之[19]。但這天山路卻真不容易找。我曾問過好多人，回答都不一樣。結果我就照著大多數人說的地方去找。快到了，又問了一個郵差，他說我走錯了方向。我隻好回轉頭走回旅館來。停了會，同西園、文文[20]出去喫飯，喫完回來。屋裡熱的像蒸籠，睡也睡不著。五點多又到社會服務處去，虎文、西園把我們的行李從下關送了來，又費了多大力，交涉好把行李暫存在那裡，遇著孫永齡。回到旅館喫過晚飯，孫來，談到十一點走。

六日早晨七點起來，洗過臉，看林語堂女兒寫的《吾家》，他們隻是不起，我便一個人出去到中國銀行彙給叔父。回家來，喫過早點，同虎文到善後救濟總署去，同厲先生談了談，出來到郵局寄了封航空掛號信，就回來。不久我們又出去到新安旅館去喫飯，喫完回來，屋裡又像蒸籠似的熱起來，躺下休息了會，起來到曬臺上站了半天。六點多孫永齡來，一直談到快九點纔走，我們喫過晚飯，同石生、西園、文文到鼓樓下面去散了散步，風景真不壞，隻是沒有人修整，回來又在曬臺上涼快了會纔睡。

七日早晨五點多起來，洗過臉，看《吾家》及《西北大地研究》，虎文同西園隻是不起來，看看過了九點自己肚子裡已經餓得響起來，他們仍在高臥。好歹等他們起來，喫過東西，仍然是遲遲其行。等我同虎文出發的時候已經十點過了。先到了教育部去，門房說朱部長[21]還沒有去。我們就請見周鳴經司長。在會客室遇到邊理庭、葛□□[22]，周因為有事，不能立刻見我們，我們就進去見杭立武次長[23]，他也有事，我們就等。天氣熱的［得］要命，我穿了鼕天的衣裳，其苦可知。一直等到十二點，外面汽笛聲起來了，杭還沒接見，我們都急了，出來在走廊裡亂轉，忽然看到中央大學校長吳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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