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K.默頓（Robert K. Merton），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學社會學奠基人、結構功能主義流派代表人物之一，師從社會學名家索羅金、帕森斯及科學史家薩頓，先後在哈佛大學、圖蘭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曾任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並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代表著作有《大眾信念》《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論理論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等。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英國當代具有跨領域影響力的社會人類學家之一，曾任教於基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是《民族志》雜志創辦人兼高級編輯。1977年出版《學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的“突破性”人物的歷史地位，其學術研究深刻影響了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學、人類學和教育學的發展。
烏爾裡希·貝克（Ulrich Beck），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生前為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貝克是“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並與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現代性”的觀念，力圖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開闢出“第三條道路”。其代表作有：《風險社會》《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什麼是全球化？》《世界風險社會》。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美國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世紀中期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主要作品有《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1948）、《改革時代》（1955）、《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1963）及《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1964）等。

《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
《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
《社會行動的結構》
《現代社會想像》
《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弱者的武器》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
《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
《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
《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
《文化的解釋》
《自足的世俗社會》
《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
《美國生活中的同化》
《知識人的社會角色》
《希臘民主的問題》
《人民主權與德國憲法危機：魏瑪憲政的理論與實踐》
《媒體、國家與民族：政治暴力與集體認同》
《實踐感》
《世俗主義之樂：我們當下如何生活》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黑皮膚，白面具》

前 言

本書的主題是那個不起眼的前綴“後”（post）。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字。一切都帶“後”了。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已習慣了“後工業主義”，我們多少還能理解這個概念。而從“後現代性”開始，一切變得模糊起來。後啟蒙概念幽暗無光，以至於向來無懼黑夜的貓都會為之逡巡不前。“後”是茫然無措的代號，自陷於流俗時髦。“後”指向一種難以名狀的超越之物。在內容上，“後”保留了同我們熟悉的事物的聯繫，既為它命名，同時又加以否定。冠上“後”的“過去”（Vergangenheit plus post）： 這就是我們借以面對四分五裂的現實的基本處方。在毫無理解的情況下，思維遲鈍，言辭冗贅。
本書嘗試追蹤這個“後”字［有時又寫作“nach”（後）、“sp?t”（晚期）、“jenseits”（超）］。它承擔的任務是努力把握現代性在近二三十年的歷史發展（特別是在聯邦德國）賦予這個“後”字的內涵。這種努力要想獲得成功，隻有同舊的理論和思維習慣進行一場艱苦搏鬥。後者正是通過冠上“後”字纔延續了自己的生命。不僅是別人，也包括我自己，都不免被這些舊物盤踞。有鋻於此，本書時常敲響戰鼓，加大音量，這是因為我同樣需要去擊退自己的異議。因此，本書中會有不少地方顯得尖銳刺耳、諷刺過頭或倉促冒失。畢竟，我們不能用慣常的學術權衡去抵御舊思想的引力。
下面所要展開的研究，並不考慮經驗性社會研究的準則所要求的那種代表性。相反，本書遵循另一種要求，即在仍舊占據優勢的“過去”面前，讓已經開始成形的“未來”進入我們的視野。以下內容將采用歷史比較法，以一位19世紀初社會場景觀察家的立場來書寫。這位觀察家小心翼翼地張望，看到在封建農業時代漸趨衰落的外表之下，當時尚不為人所知的工業時代的輪廓正在緩緩浮現。在結構轉型的時代，“代表性”同“過去”結成聯盟，讓我們無法看到“未來”的各個尖峰，而這些尖峰正從四面八方湧入我們“現在”的視野。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包含了一種以經驗為取向的投射性社會理論，它並不拘泥於方法。
這麼做是基於一種評估： 我們見證了現代性內部的斷裂，既作為主體，也作為客體。現代性從經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獲得了解放，並締造了一種新的形態，也就是這裡所稱的（工業化的）“風險社會”。這就要求細致平衡現代性內部的連續性與斷裂性這對矛盾，這種平衡也反映在現代性和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各自的對立之中。我想要在本書中展示的，正是這些在今天的現實中顯現的具有時代意義的差別。至於如何從細節上對它們加以區分，則有賴於對社會發展跡像的仔細審視。在獲得清晰的圖像之前，我們需要看到更多的未來。
同實踐上的情況一樣，我在理論上也一無所得。其中一些人，面對“時代精神非理性”的衝擊，愈發以19世紀的預設投靠啟蒙；另外一些人，則意圖把整個現代性事業及其積聚的反常現像全都衝入歷史的洪流。我將以同等的果斷決絕挑戰這兩個群體。
對於文明自陷於危機的可怕全景，輿論市場的各個部門早已做了充分描繪，此處無須再畫蛇添足。這同樣適用於“新的困擾”的湧現。工業主義世界雖然在其自身的對立中“毫發無損”，卻失去了有序的二分法。本書要處理的就是這接踵而來的第二步，並把它提升為說明的對像。問題在於，如何以受社會學啟發和熏陶的思想，去理解並把握這些時代精神中的不安因素。對此，如果以意識形態批判的方式加以駁斥，看起來就像是在冷嘲熱諷，但如果對其毫無批判地加以屈從，則是十分危險的。為了達成上述目的，相關理論層面的主導觀念可以再次用歷史類比加以闡明： 正如19世紀的現代化消解了等級僵化的農業社會，開創了工業社會的結構圖景，今天的現代化同樣消解了工業社會的輪廓，而在現代性的連續性之中，另一種社會形態正在形成。
這個類比的交界之處，恰恰指明了這一視角的特殊性。在19世紀，現代化的發生是以其對立面為背景的：一個傳統的風俗世界，一個有待認識和支配的自然。今天，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現代化在消耗並失去其對立面之後，開始就工業社會的前提和運行原理進行自我傷害。一度以前現代性體驗為視域的現代化，正在被現代化自我參照的問題情境所取代。19世紀的等級特權和宗教世界觀經歷了祛魅，同樣的情形今天也在發生，無論是經典工業社會對科學和技術的理解，還是以核心家庭為代表的生活形態，以職業為代表的勞動形態，抑或是男女的角色榜樣，等等。工業社會軌道上的現代化被工業社會相關預設的現代化取代了。這是時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論方案或政治處方都不曾加以闡釋的。正是這一在現代性和工業社會（包括其各種變異）之間顯現的對立，讓我們的坐標繫愈發模糊。原因在於，我們是如此徹底地習慣於在工業社會的範疇內來思考現代性。本書的論題是：我們正在見證的不是現代性的終結，而是現代性的開端，這種現代性超越了經典工業時代的設想。

章
論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的邏輯

在發達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化生產與風險的社會化生產繫統相伴。相應地，稀缺社會的分配問題和分配衝突，也同科技引發的風險在生產、界定及分配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和衝突疊合在一起。稀缺社會的財富分配邏輯開始向發達現代性的風險分配邏輯轉變。在歷史上，這（至少）與兩個條件有關。正如今日所見，這種轉變的實現首先在於真實的物質需求可以客觀降低並脫離於社會的程度。這不僅有賴於人力和技術生產力的發展，也要依靠法制和福利國家的保障及調節。其次，這種範疇上的變化同樣源於以下事實：生產力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指數式增長，使風險和潛在自我威脅的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隨著這些條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動的一種歷史類型就被另一種給相對化了，即被重疊了。（馬克思和韋伯所泛稱的）“工業社會或階級社會”的概念是圍繞著下述問題而展開的：社會生產的財富在分配之時，為何既體現為社會不平等，又具有“正當性”？新的風險社會範式與這個問題交叉在一起。這種範式所要解決的問題既與之相似，又截然不同。怎樣纔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導現代化進程繫統生產的風險與危害？它究竟會在什麼地方以“潛在副作用”的形像誕生？如何對它加以限制，完成派發，使之既不阻礙現代化進程，也不超出（生態、醫學、心理或社會意義上）“可被容忍”的界限？
因此，我們不再隻關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是主要關注技術—經濟發展本身的後果問題。現代化進程正變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為其自身的主題和問題。（在自然、社會和人格領域）發展和運用技術的問題被另一個問題所覆蓋，也就是，從特別需要加以界定的關聯性視域出發，對實際或可能的技術運用中產生的風險在政治和科學層面加以“操控”，包括管理、揭示、吸納、避開、掩飾等。在對技術—經濟的發展進行或真或假的干預之後，安全承諾隨風險一同增長，並在警覺而具慧眼的公眾面前一再得到了重申。
社會不平等的這兩種“範式”分別與現代化進程的特定時段繫統相連。在各個國家和社會（當今大部分所謂的第三世界），隻要惹人注目的物質需求，亦即“短缺的獨裁”，還在支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圍繞社會生產的財富分配和分配衝突就不會甘於退居幕後。現代化進程就是在這樣的“稀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的。現代化宣稱，它可以用科學技術發展的鑰匙，打開社會財富隱蔽源泉的大門。現代化承諾把人從不應有的貧困和依附狀態下解放出來。這構成了社會不平等範疇下人們行動、思考和研究的基礎，並貫穿從階級社會、階層社會直至個體化社會的全程。西方福利國家發達而富有，它正在經歷一場雙重運動。一方面，相比於20世紀上半葉之前的物資供應，相比於饑腸轆轆的第三世界，為“每天的面包”而奮鬥已經失去其緊迫性，它不再是籠罩一切的首要問題。對許多人來說，“大腹便便”的“問題”取代了饑餓問題。不過，這就相當於抽掉現代化進程迄今為止的正當化基礎，即同顯而易見的短缺作鬥爭。為了這場鬥爭，人們早已準備接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見的副作用了。
與此並行的過程是一類知識的傳播，即財富源泉被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污染”。這可不是什麼新鮮事，隻不過人們長期以來致力於克服貧困，並沒有注意到這一現像。生產力的過度發展讓這一陰暗面變得日益顯眼。現代化進程釋放了越來越多的破壞力，就連人類的想像力也要為之驚愕不已。上述這兩個方面構成源頭，助長了對現代化的批判，確立了喧嘩吵鬧的公共辯論。
從繫統的角度來看，在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中，“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各自的社會局勢與衝突，遲早會在社會史的某個階段結合在一起。我們遲在20世紀70年代的德國見證了這一轉變的開始，而這正是我的論題。也就是說，兩類主題和衝突在這裡重疊了。我們還沒有生活在風險社會，但我們也不再僅僅處於稀缺社會的分配衝突中。一旦這種轉變實現，真正的社會轉型就會到來，它會引導我們脫離原先進行思考和行動的範疇與軌道。
風險概念能否承載這裡所要求的社會史意義？這個概念所涉及的難道不是人類活動的原生現像嗎？風險已經是工業時代的特征，為何這裡又把它們區分開來？可以肯定，風險不是現代的發明。諸如哥倫布這樣的人物，揚帆出航，探索新國家、新大陸，無疑是相信“風險”的。但這都是個人風險，而不是全體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危險，如核裂變或核廢料儲藏所引發的問題。在那個時代的語境中，“風險”的言外之意是勇氣和冒險，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的自我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