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

編輯推薦

從19世紀被異族打開國門以來，世代國人都在思索：中國要怎樣纔能使自己國強民富？不管是“師夷長技”，還是“中體西用”，直到辛亥革命的爆發，國人漸漸堅定了這樣的想法：要使國強民富，就必須告別專制，走向以保障人權、實現憲政等以“科學和民主”為核心理念的現代化社會。但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今天，依然走了不少彎路，曾經已經很清晰的路徑認同，在我們現在反而被我們拋棄，或者是對之充滿了疑問乃至敵視。
何兆武先生在本書中就這些疑問進行了分析，指出，中國要走向現代社會，必須回到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科學和民主”。

內容簡介

《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彙集了何兆武先生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關於歷史、哲學和文化等方面的學術隨筆。它們大多圍繞“傳統社會如何走向現代社會”的主題而展開。

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恆的，不能以強調自己的特色二抹殺普遍的價值。

一切精神文明都應該以尊重人的尊嚴和價值為其出發點和歸宿。現代性的社會就是：在以人為本的大前提之下，政治上應該歸屬於由人民做主人的政治民主，在經濟上應該尊重人民的生存權的經濟民主，在社會上應該保障人民享有安全與福利的社會民主，在思想上應該保障人民享有一切精神活動的自由權利的文化民主。

作者簡介

何兆武，1921年9月生於北京，原籍湖南嶽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繫，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繫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

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西南聯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學記》等。

自序
文化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化
衝擊和反響
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
歷史坐標的定位
本土和域外
自然權利的觀念與文化傳統
明末清初西學之再評價
紀念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80周年感言
應重視精神文明的現代化
關於諾貝爾獎情結
歷史歷史是什麼?自序
文化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化
衝擊和反響
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
歷史坐標的定位
本土和域外
自然權利的觀念與文化傳統
明末清初西學之再評價
紀念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80周年感言
應重視精神文明的現代化
關於諾貝爾獎情結
歷史歷史是什麼?
歷史兩重性片論
歷史學兩重性片論
對歷史學的反思
歷史學中的重要一章
歷史哲學與歷史學哲學
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
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
歷史理性的重建
評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
歷史學是科學嗎?
略論梁啟超的史學思想
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
歷史是什麼?
史學理論應與史學實踐相結合
指導思想不能代替理論研究
史學理論應該有一個大發展
哲學從身份到契約
盧梭《論科學與藝術》
“從身份到契約”
激進與保守革命與改良
帕斯卡與《思想錄》
“普遍的歷史觀念”是怎樣成為可能的
批判的哲學和哲學的批判
讀《論優美感與崇高感》
重讀康德
關於康德的第四批判
康德也懂歷史嗎?
蓋倫和他的《科技時代的心靈》
貝克爾《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譯序
論王囯維的哲學思想
歷史與理論
讀書雜記
自述
五柳讀書記
讀書是一種享受
回憶西南聯大民主運動
回憶聯大師友
紀念梅貽琦校長
與陳寅恪先生相關的兩件事
回憶吳雨僧師片段
回憶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紀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
緬懷向達先生
侯外廬先生印像
必然與偶然
懷念王浩
雜憶五則
憶呂熒
也談“清華學派”
原子·歷史·倫理
沉鐘亦悠揚
觀歷代帝王廟有感
當今西學的翻譯與出版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
編後

在線試讀

文化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 科學―――無所謂中學、西學，隻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精粗之分和高低之分。
■ 近代科學本身並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近代科學必須有與其生存相適應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沒有相應的政治、社會背景，近代科學是不會產生的，如果一個政體還是神權政治和封建經學的意識形態，那是不會有近代科學的。
■ 作為知識， “學” 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真偽之分，但是無所謂中西之分。
■ 學術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共同的事業，大家都應當參與。假如強調中學特色是用之以對抗西方的話，我以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是善於吸收別人先進的東西，而不必用這種辦法為自己壯膽。“21 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等說法，恐怕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一個健康的心態似乎沒有必要去宣傳這種概念。片面宣揚本民族的優越，那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 如果說，科學必須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思想自由。如果在思想上沒有自由，學術是無法進步的。一個神權政治之下的學術是很難有進步的。
■ 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假民主。民主和科學一樣，也有粗精之分、高低之分，形式可以有不同，但實質都是一樣的。
■ 近代化是一個全球性的潮流或過程，是一個普世的潮流??如果沒有科學和民主，就很難有近代化。
■ 隻要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近代化，別的國家、民族也遲早要走上這條路，這是一條普世的、共同的道路。
■ 中學、西學的對立是不存在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但這是第二位的，位的是普世性的。就我們現在來說，近代化是位的，民族特性是第二位的。
中學與西學
從鴉片戰爭到今天的一個半世紀裡，中學與西學之爭是不斷的。我原以為新中國成立後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因為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的思想應該提高了一個層次，這個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了。可是出乎我的意料，這些年―――至少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學西學的問題又成了一個爭論的焦點。因此我想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再由此來談現代化（或者說“近代化”，這兩個詞在英文裡都是modernization）。文化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中學、西學與近代化

■ 科學―――無所謂中學、西學，隻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精粗之分和高低之分。

■ 近代科學本身並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近代科學必須有與其生存相適應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沒有相應的政治、社會背景，近代科學是不會產生的，如果一個政體還是神權政治和封建經學的意識形態，那是不會有近代科學的。

■ 作為知識， “學” 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真偽之分，但是無所謂中西之分。

■ 學術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共同的事業，大家都應當參與。假如強調中學特色是用之以對抗西方的話，我以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是善於吸收別人先進的東西，而不必用這種辦法為自己壯膽。“21 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等說法，恐怕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一個健康的心態似乎沒有必要去宣傳這種概念。片面宣揚本民族的優越，那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 如果說，科學必須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思想自由。如果在思想上沒有自由，學術是無法進步的。一個神權政治之下的學術是很難有進步的。

■ 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假民主。民主和科學一樣，也有粗精之分、高低之分，形式可以有不同，但實質都是一樣的。

■ 近代化是一個全球性的潮流或過程，是一個普世的潮流??如果沒有科學和民主，就很難有近代化。

■ 隻要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近代化，別的國家、民族也遲早要走上這條路，這是一條普世的、共同的道路。

■ 中學、西學的對立是不存在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但這是第二位的，位的是普世性的。就我們現在來說，近代化是位的，民族特性是第二位的。

中學與西學

從鴉片戰爭到今天的一個半世紀裡，中學與西學之爭是不斷的。我原以為新中國成立後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因為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的思想應該提高了一個層次，這個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了。可是出乎我的意料，這些年―――至少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學西學的問題又成了一個爭論的焦點。因此我想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再由此來談現代化（或者說“近代化”，這兩個詞在英文裡都是modernization）。

中學西學之爭是怎麼發生的？鴉片戰爭中國打了敗仗，覺得自己原來的那套東西不行了，要改革，就反思：為什麼自認為是天朝上國的中國被打敗了？那是因為洋人的船堅炮利。所以那時先進的知識分子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可以說是早的西學，也就是指“夷人” 所擅長的技術。又過了一段時間，人們發現船堅炮利不單是一個技術問題，船堅炮利需要有船堅炮利的根據，這個根據就是近代科學。中國沒有近代科學，所以這時就形成了一個“西學”

的概念，也即是“西洋的科學”。這個科學也很簡單，是聲光化電，也就是化學、物理學、數學。因為沒有這些自然科學知識就沒有近代工業，可以說，近代工業就是科學的實用，就是把科學的原理應用到實業上。所以，這時的人們，至少是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就提高了一步：我們要學習“夷人” 的“長技”，就是要學習“西學”。

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原先是中國的藩屬的蕞爾小國日本把中國打敗了，這是更加丟臉的事情。人們開始覺得中國的不行，表面上是科學技術的落後，但實際上是我們整個學術體繫不行。這時候便出現了所謂中學、西學之爭。它實際上就把中國的思想界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西學陣營，他們認為，我們應該學習西學，這裡的西學主要還是指西方的科學；另一個可以說是保守的陣營，他們還是要弘揚中國的傳統學術和思想。當然也有折中派，折中派的提法也不同，有名的是清末洋務派首領張之洞在《勸學篇》裡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當然，這個說法並不是他先提出的）。一直到今天，也有人贊成這個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說的是，我們中國過去有一套傳統，主要指儒家的思想體繫，這個纔是我們的體，但我們也不能光有這個體，也要有一些技術性的東西，就是西學，就是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為中學的意識形態服務。這在當時是一個很有力的聲音。這個口號在初一個階段實質上是為西學爭地盤，後來則是日益為中學爭統治權了。

其中有一個思想家值得一提，他就是清末戊戌變法時的譚嗣同。譚嗣同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名為《仁學》。他想在書中構建一個哲學體繫，這裡面有中國傳統的儒家的仁義道德，也引用了一些西方的概念。其實譚嗣同那個時候對西方的了解還是表面的、膚淺的。他特別吸收了西方的“以太” 的觀念，認為以太就是世界的本體，以太就是仁，仁也就是以太。這件事表明，我們中國參與世界學術思想的主流是很晚的事情。因為在譚嗣同之前20 年，也就是19 世紀80 年代，就有兩位物理學家―――邁克爾遜（Albert Abraham Michelson， 1852 ~1931）和莫雷（Edward Williams Morley， 1838 ~1923）經過反復實驗，證明世界上並不存在“以太”。而譚嗣同還在借用這個概念。人們也不應迷信科學。對科學應該是一個動態的理解，科學隻表明人們現在的認識所達到的地步，將來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否定現在的認識。

入了民國之後，中學西學的對立繼續存在。袁世凱要求立帝制時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思想上這兩方面的鬥爭。袁世凱儒冠儒服祭天祭孔培主持北京大學就廢除了經學科。此後，在五四運動中便提出“科學與民主”

的口號。

在歷史上，科學有兩種，一種是古代的科學，一種是近代的科學。近代的科學是有繫統的、有意識的、進行實驗實證的科學，這種意義上的科學是古代所沒有的。當時的西方為什麼比中國先進？因為有了近代科學。科學的應用便是近代工業。但是近代科學本身並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近代科學必須有與其生存相適應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沒有相應的政治、社會背景，近代科學是不會產生的。如果一個政體還是神權政治和封建經學的意識形態，那是不會有近代科學的。近代科學是實證的，而神學是講天命的。例如洪秀全，他自認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的弟弟，他說的都是真理，那樣的話，科學就不會有存在的條件。

中國過去的專制政體，天子是受命於天，人們不能反對。在這種思想的專制之下，是不可能有科學的進步的。

再舉一例，西方一直到17 世紀，人們總有一個信條，認為“自然畏懼真空”，就是自然界中的任何地方都有物質存在，自然界沒有真空。後來法國著名的科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 ~1662）做了一個實驗，證明自然界存在真空。這個實驗打破了古老的教條―――隻有這樣科學纔能進步。

而中國古代的科學總是在古書中找根據，而不是自己去摸索、去做試驗，然後得出自己的結論。“曾經聖人言，議論安敢到”，如果一個學術到了這個地步，這樣的學術是無法進步的。

五四運動的口號是“科學與民主”，它的對立面則是中國傳統的聖賢立言，那是自古人們以之為的宇宙中不能觸動的大經大法。五四運動雖然有政治性，但它本身應該算是一場思想文化的運動、思想解放的運動。“五四” 之後，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在我國漸已成為主流，但守舊的思想並沒有退出。所以在20 世紀30年代的時候，從國民黨中央到地方軍閥，如在北京的二十九軍，在山東的韓復榘，在湖南的湘繫軍閥何鍵，在廣東的軍閥“南天王” 陳濟棠，在中央的戴季陶，他們都贊成尊孔讀經。而尊孔讀經的對立面則是科學與民主和馬克思主義。

我認為，中學西學隻是歷史上一種方便的習慣提法，不能脫離當時的語境。

因為作為知識， “學” 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真偽之分，但是無所謂中西之分。

舉例來說，中國古代的《周禮》中記載，一個圓是“周三徑一”。可以想像，隻要你會做車輪，那麼通過長期的實踐，就可以知道車輪的周長和直徑大概是3∶1的關繫。而這個知識西方也知道。你不能說圓周率是中學或者西學。又如，一個直角三角形，中國人知道它是勾方加股方等於弦方，而古希臘的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定理也是這個。作為知識的“學” 可能是中國人早發現的，也可能是西方人早發現的，但並不能因此就說它是中學或者西學。順便說明，中國原來沒有幾何學，幾何學作為一種繫統的學問，是由明朝末年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傳來的，自明朝末年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之後，中國纔有幾何學的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幾何學是“西學”。利瑪竇是意大利人，這也不意味著幾何學是“意學”。《幾何原本》是翻譯的歐幾裡得幾何，歐幾裡得是古希臘的數學家，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歐幾裡得幾何學是“希臘學”，它僅僅是源於希臘，和希臘並沒有本質的必然關繫。別的國家也能學會，這並不屬於誰的專利。再往早推一點，幾何學實際上是古埃及的“測地學”，是在尼羅河泛濫之後用來測量土地的， “geo” 是“大地”， “metry” 是“測量”，但我們當然也不能說“geometry” 是“埃及學”。

當時還有一種流行的見解，認為西學主要的就是近代的自然科學，是中國所沒有的。而中學，也就是孔孟之道、仁義道德，是西方沒有的。這個說法也不能成立。我們知道，聲光化電這些近代自然科學由於某些歷史原因早沒有在中國出現，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不能掌握這些東西，近代中國也一樣出了的數學家、物理學家。這些學並不是某些國家的特產，隻不過是某些地區先出現，某些地方後出現而已，為了方便，我們不妨稱之為西學或中學而已。決不能認為某種知識就是屬於某個民族的專利。例如聲光化電是西學，而仁義道德則是中學。中國也可以講聲光化電，而西方也不是不講仁義道德。比如大名鼎鼎的亞當? 斯密當年在曼徹斯特大學是倫理學的教授，他的《道德情操論》也是講道德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第二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就是講倫理道德的。所以並不是西方人就不講仁義道德。作為知識來說，無所謂中學、西學。所謂中學西學，是我們為了方便起見，按其早出現的地方來取的一個名字而已。學問或知識，並不是某個民族的專利品，隻不過是聞道有先後而已。

我們知道，近代科學中代表性的是牛頓的體繫，牛頓是17 世紀英國的數學家、物理學家，但牛頓以後，牛頓力學體繫的發揚光大不是在英國，而是在法國。法國出來一批沿著牛頓路數走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們被稱為分析學派，在近代科學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我們隻能說法國的科學家對近代科學有極大的貢獻，而不能說他們這就是“法學”，更不能稱之為“英學”，因為這門學問後來各個國家都可以學到，也都有其貢獻。

上面說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方面也同樣如此。例如，馬克思是德國人，可是你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德學”。就科學的本質來說―――這裡是指廣義的科學，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無所謂中學、西學，隻有正確與錯誤之分、精粗之分和高低之分。18 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把許多貴族都送上了斷頭臺，其中有個名叫拉瓦錫（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 ~1794）的人，他是近代化學之父，近代化學是在他那裡纔開始成為繫統的科學。但他是被送上了斷頭臺的反革命。他在科學上的正確與否是一回事，他的政治活動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用後者反對前者，也不能用前者論證後者，這是兩回事。我認為，學術中有真偽、高低的問題，但沒有中和西的問題，沒有民族特色的問題。

學術的民族特色隻有在如下的意義上可能存在。例如，中國過去黃河經常泛濫，於是出了許多傑出的治水專家，同時中國的數學和治水有密切的關繫―――這是我聽一個老前輩講的，他說中國解三次方程比別的國家都早，因為治黃河的時候要修堤壩，要計算堤壩用多少土方，一個土方就是一個立體，就是一個三次方程，所以中國數學的三次方程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你不能說這就是“中學”。

後來過了二三百年，意大利的兩位數學家對於三次方程、四次方程找出了通解，人們也不能說這是“意學”，而隻能說它是代數學，是具有普世性的。

中學西學之爭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也沒有必要強調學術上的中國特色。

強調中國特色的目的是什麼？是用這種方法來對抗西學？這個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每個人自然有每個人的特色，每個人不會和別人都相同，這就是個人的特色，但不必特別強調個人的特色用以對抗別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貢獻。學術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共同的事業，大家都應當參與。假如強調中學特色是用之以對抗西方的話，我以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是善於吸收別人先進的東西，而不必用這種辦法為自己壯膽。“21 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等說法，恐怕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一個健康的心態似乎沒有必要去宣傳這種概念。片面宣揚本民族的優越，那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近代化

人類的文明至少已經有六七千年了，而就世界上出現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來說，已經有幾百萬年了。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據說是50 萬年前的，在東非等地的發現至少是二三百萬年了。人類文明史相對於人類史來說，隻是非常短促的一段時間。

什麼是文明？我想簡單地做一個解說，文明是不斷進步的，這是人類和其他任何生物品種都不一樣的地方。有些生物也很聰明，比如狗，但狗沒有文明，下一代的狗和上一代的狗是一樣的，它超不過上一代。隻有人能超過上一代。因為人類有積累，有進步，這是人類的特殊之處，文明靠的就是人類的進步。譚嗣同的《仁學》裡面講，世界萬物都不外是由7素構成的，這個觀點要比我們的老祖宗進步了，老祖宗認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組成的。我這一代人又比譚嗣同晚了兩代了，到我做中學生學化學的時候，說所有的物質都是由9素構成的。今天知素已經有106、107 種之多，將來怎麼樣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將來我們對物質比今天還有進一步的認識。

人類的文明是怎麼來的？就是靠人類不斷地進步和積累。人類為什麼能不斷地進步？借用牛頓的話，就是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就可能不斷進步。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要一定以孔孟為準，我們比孔孟高明，高明在哪裡？我們站在他們的肩膀上。人類的文明就是這樣進步的。一切其他物種都沒有進步，也沒有文明。

人類文明的進步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字的出現。文字的出現能把人類的文明積累起來並傳承下去，如果沒有文字的話，我們每一代還是重復前一代，那在某種程度上就和狗的生活一樣了。

另外一點也非常重要，就是人類有了農業。在此之前，人類的生活跟動物的生活沒有多大區別，像動物那樣每天都要覓食，要延續自己的生命，然後生下一代。有了農業，人類纔有可能定居，有了安定的生活，纔能創造文明。等到有了文字，文明就可以不斷地積累和進步。我們把農業社會作為人類文明真正的開端。但是，農業社會延續了幾千年，一直到16 世紀，基本上還都是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有一個特點，就是年年重復前一年的生活和勞動，生產方式不變，生活方式也不變，它可以幾十年、幾百年生活不變、思想不變，所以它的知識的進步是非常有限的。用一個術語來說，這叫做“單純的再生產”，其規模和內容基本上年年不變。當然也不是沒有進步，但進步是微小的。

但是16 世紀以後，西歐開始了近代化的步伐，人類文明進入了近代。近代社會和傳統農業社會的不同在於它是一種“擴大再生產”。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擴大再生產，它的資本、生產規模可以年年不斷地擴大，它的生產技術可以年年進步。這種擴大再生產也影響了生活方式，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改變了，所以人的思想文化也要隨之改變。總的來說，這就是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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