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黨的十八大在研判當今世界形勢時強調：“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具備更多有利條件。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增長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全球發展不平衡加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局部動蕩頻繁發生，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是一個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繫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是一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並朝著有利於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的世界。”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美國西雅圖訪問時指出“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於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國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們自己的標準，中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則還有兩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城鄉有7000多萬低保人口，還有8500多萬殘疾人”。
面對如此復雜的國際局勢、紛繁多變的現實世界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任務，我們黨做出了綜合判斷，那就是“我國發展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我們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銳意進取，深化改革，勇於創新，敢於實踐，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一繫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比如，在中國夢的指引下，我們黨確立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在推進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的過程中，我們黨提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大發展”理念；在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國際交流不斷深化的形勢下，我們黨提出並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等。這些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完成新的歷史任務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鮮明地指出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即我國已經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還明確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 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繫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報告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在完成個百年目標的基礎上，把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後三十年分兩個階段來安排，即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指明了方向。
然而，“三農”問題始終是困擾我國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伴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深入推進，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正進入新的階段，呈現出農業綜合生產成本上升、農產品供求結構性矛盾突出、農村社會結構加速轉型、城鄉發展加快融合的態勢，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環境更加復雜、困難挑戰增多，對創新農村社會治理提出了亟待破解的眾多難題。
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並把它提升到“治理”的高度。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正式使用“社會治理”概念，提出了“推進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又提出，要“加強和改善農村社會治理”。黨的十九大報告次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調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繫，並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看成是關繫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歷史和現實表明，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隻有實現農村社會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纔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新形勢下農村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任務十分艱巨。農村社會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還難以適應現代化的需求，突出表現在：基層政府職能轉變明顯滯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政府大包大攬、無限責任帶來的慣性，對建立服務法治型政府帶來了明顯阻力；基層政府越位、缺位、錯位問題突出，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找準自己的定位，實現職能轉變是面臨的重要課題；村級組織功能單一，許多地方村集體經濟弱化，村級組織僅靠有限的財政補助維持低水平運轉，面臨著運轉經費緊張、干部隊伍老化、凝聚力不強、威信不高等實際問題，村級組織功能難以有效發揮；農民組織化程度低下，農村各類專業合作社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導、扶持和幫助；農民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能力較弱，農民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此外，鄉村債務等遺留問題仍然較多，牽扯了基層政權組織相當大的財力與精力，困擾著鄉村工作的正常開展，成為影響農村穩定的重要因素。
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發展方式、城鄉結構關繫、社會組織形式等已經或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推進農村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任務日益繁重艱巨。這需要我們牢牢把握農村全面建成小康戰略定位，用“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切實創新農村社會治理理念。那麼，什麼是社會管理？什麼是社會治理？什麼是農村社會管理？什麼是農村社會治理？他們之間有什麼聯繫和區別？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有何內涵？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需要研究哪些問題？這都是需要我們回答的理論層面的問題。
帶著這些問題，我經過多次思考、交流、討論和查閱文獻資料，完成了《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研究》這一課題的構思與寫作。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研究主要從農村社會治理是什麼（概念內涵、內容體繫）、為什麼要創新農村社會治理（現實基礎、內在聯繫、現實價值）、在哪些領域開展農村社會治理（實踐領域）的邏輯思路展開，具體而言：一是對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農村社會管理與農村社會治理等概念進行梳理和闡述，並從農村社會治理體制、農村社會治理機制、農村社會治理模式、農村社會治理途徑方面闡釋了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之“新”；二是從農村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矛盾與挑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兩個方面分析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形成的現實基礎；三是剖析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內在聯繫，指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為農村社會治理提供了階段性目標定位、動力保障、制度保障和組織保障；四是深入挖掘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的內容體繫，包括農村社會治理主體、農村社會治理原則、農村社會治理目標、農村社會治理要求、農村社會治理關鍵、農村社會治理理念、農村社會治理保障；五是探討農村社會生產治理、農村社會環境治理、農村社會貧困治理、農村社會組織治理等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的實踐領域；後指出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展現的現實價值。農村社會治理新理念的內容體繫與實踐領域是本研究的重點，也是創新點。對於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實踐具有一定的借鋻價值。
然而，本研究還隻是綱要式的、比較粗線條的，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筆者隻是拋磚引玉，希望專家、同行對農村社會治理問題給予高度關注和開展更深入的研究。由於時間的倉促、學識水平有限和專業限制，本研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敬請專家、學者和讀者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