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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重讀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影印本，1991）。這部書不僅文筆清晰，而且結構很完整。第一部分“以前關於地方氏族或望族的作品”，宛如一篇研究史或學術史概說；第二部分“此種作品的評論”，談及氏族譜牒記載血緣而忽略婚姻的缺陷，說明自己的方法，這是方法論的一節；第三部分“本篇的資料由來與作法”，是理論與文獻的說明；第四部分是“嘉興的望族”，則是本書的中心，占了五分之四以上篇幅；第五部分是“餘論”，其實是結論；最後附上“參看作品”。幾乎是一份極標準的學位論文，如果現在的碩士可以這樣寫論文，就很可以放心了。老輩人學問的規範、文字的清通和論理的明晰，真是有不可及處。
在我看來，潘書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世家”意義的闡發，其“餘論”部分說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不確的，因為嘉興望族有長達二十一世者，平均則為七八代，每代二十六年。他指出的歷史現像中有兩點十分值得深思，一是傳統中國中，血緣網絡往往是人纔產生的淵藪，二是望族興衰的原因之一在於遺傳和教育，而原因之二在於移徙、婚姻和壽夭等因素。
需要討論的是，文化品味的高下、學術修養的厚薄、道德精神的強弱，是否也需要這種遺傳加上教育，並且保證望族延續的社會秩序條件？近百年來社會動蕩、血緣解紐、階層流動、人口遷徙，加上政治意識形態對於上流社會的摧毀和打壓，快餐文化和流行時尚占據主流，已經使望族如初盛唐之貴族一樣逐漸消失，需要幾代的修養和文化亦不能積累。潘氏在全書之末提到，江浙大族之多，“實際上還是因為這一帶在歷史期內太平的日子比較多些，而並不因為大族中的人物有過甚麼特別的自覺的努力”（136—137頁），他似乎還是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門第和階級決定論。
（1995年5月9日）
鄭孝胥《鄭孝胥日記》
晨起，讀《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1993）前二冊所記晚清事，深有感觸。
一百年的事件真是不短，說到前清的人事，仿佛已經遙遠得很，有時候想起來，不由得會把它當了“古代”。可是讀這本日記，卻又頗為恍惚，好些事情和場景好像就在前天或大前天。就說他在光緒十七年（1891）出使日本（他先任築地副領事，後二年充神坂領事）到二十年（1894）歸國這一段時間裡寫的東瀛日記罷，提到的好些地方、事情和話語，就和今天沒有什麼兩樣，讓我想起去年日本舊遊之地，如東京的後樂園：“園極林壑之勝，有小屋祀夷、齊，明王孫朱舜水於鼎革時避地日本所創也”（1891年7月10日，第一冊，216頁）。如鐮倉的神社和大佛 “（八幡宮）有三石並列，大如栲栳，雲時治則突出土，亂則沒入地也，復有一石，高二尺許，繞以欄楯”，“（大佛）高五丈，建長四年上總國大野五郎右衛門鑄造之”（1891年10月29日，第一冊，243頁）。又如京都的四條，“四條橋浪花樓……樓對圓山，前臨河，河水湍急，多碎石，洶湧有聲。地頗喧鬧，車輪屐齒如沸”（1894年2月12日，第一冊，396頁），仿佛都和我看到的相同，特別是裡面不斷提到的高島屋、三菱公司、“帝國伙蝶兒”（帝國Hotel），直讓人恍惚中覺得歷史好像並沒有走過百年似的。
不過，有的世風人情在這百年還是變化很快，那時中國文人的出洋生活，現在是全然不見了，日本人的舊時風俗，如今也沒了蹤影。鄭氏在日本似乎主要是在讀書，讀的還是《說文》和《通鋻》，也讀宋人筆記，偶爾學兩句英文，讀一讀《明治時勢史》、《明治開化史》（見1891年6月20日），還對日本的新政大為不屑，像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因為日本之亂而幸災樂禍，說“天敗之以為學西法者戒”（261頁），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因了《日本新聞》諷刺伊籐“變法以來，外觀雖美而國事益壞……蓋伊籐始終學西法也”（第一冊，311頁）。所以盡管身處變法的日本，仍然長袍馬褂，過著如同國內士大夫的生活，狎妓聽戲，喫茶飲酒，似乎樂不可支。一天到了浴室，見到“裸體赤立者右男而左女，俯仰自如”，倒也覺得怡然（第一冊，211頁），這大概是甲午之前中國文人士大夫的風習？他批評日本人森大來肆意貶低中國的詩歌，則說到日本明治學西法以來雖然富強，但“漢學益衰”，所以搞得風俗日下，敦厚之本已亡（第一冊，334頁）。要到了甲午一戰之後，他纔在日記中有震驚和憤怒，“聞之（和議）心膽欲腐，舉朝皆亡國之臣，天下事豈復可問，慘哉”（1895年4月18日，第一冊，482頁）。次日日記中還抄錄了唐景崧自臺北來電，說“（臺灣）一旦授人，百萬生靈如何處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內亦將解體……鑄此大錯，曷勝痛哭”（第一冊，483頁）。看來，不變的是山川，常變的是人情，更容易變的是時勢，難怪古人說“秦時明月漢時關”。
（1995年5月24日）
赫維茨達拉《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
《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佚名譯，臺北：傾向出版社，2003）的是卡雷爾·赫維茨達拉（Karel Huizdala）對哈維爾（Vaclav Havel）若干次訪問記錄，並不是一份嚴格的自傳，隻是多處涉及了哈維爾的生平而已。在回答關於政治觀點的問題時，哈維爾說：“我摒棄‘社會主義’這個詞，完全是因為我一直反對過分固定的詞彙，從語義上講也就是失去意義的詞彙。我反對空洞的意識形態術語和咒語，它把思想僵化在一種觀念不變的封閉結構裡，而且越封閉就離實際生活越遠。”（16頁）他覺得現在世界的危機在於非人力量越來越大，造成一種心境即失落感：“對形上學的掌握的失落，對先驗論經驗的失落，對一切超人的道德權威的失落，對一切更高的境界的失落。這雖然很奇怪卻又非常符合邏輯：一旦人類開始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高意義的源泉及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時，這個世界便失去其人情味，人類也就開始失去對世界的控制。”（18頁）而在關於社會經濟體制的討論中，他又說，他希望的化，應該是“以分散的、結構不同的和最好是以規模比較小的公司為基礎，這些公司應該考慮各地的特點和不同的傳統，應該透過保持公司體制化和決策來抗衡單一化的壓力”（23頁）。在談到他作為異議者的生活時，他曾經相當懇切地指出，“不要和中央進行臃長的一般性的思想爭論，那樣會使許多具體的事成為中央的犧牲品，‘隻’需要為那些具體的事而鬥爭，並為之做好不屈不撓鬥爭到底的準備。換句話說，就是不要躲在密室裡進行鬥爭，而要把鬥爭公開化”（93頁）。在談到知識分子時，他說：“我也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不斷使人不安，應該作為世界之痛苦的見證人，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的和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制、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它的謊言的見證人。因此，一個知識分子不能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也不能屈從於勝利者們所寫的歷史。一個知識分子不應該屬於任何地方，他不管在哪裡都應該做為一個刺激物，他不應該有固定的位置。”（177頁）給我的感覺，哈維爾雖然在反對專制集權上是相當令人尊敬的鬥士，但仍然是文學家從政，他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猶豫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批判性與保守性之間，拒絕使用標簽，但是又無所歸屬。
（2003年11月3日）
陳冠中《盛世》
陳冠中的《盛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很暢銷，香港這邊評論很多，包括哈佛的王德威教授也寫了很長的評論。陳以“盛世主義”對中國現狀作如下概括：（一）一黨領導的民主專政，（二）穩定第一的依法治國，（三）執政為民的威權政府，（四）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五）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六）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七）以我為主的和諧外交，（八）單民族主權的多族群共和，（九）後西方後普世的主體思想，（十）中華文明舉世無雙的民族復興。這個概括相當有趣而且準確。
《盛世》中處處穿插、虛虛實實的當代中國，使得景像仿佛鏡像，像《讀書》、《南方周末》、萬聖書園、家庭教會，以及不時出現的反右、“文革”、“八九六四”，使它不太像小說更像是政論。裡面反復出現的“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與中國人盛世正式開始之間的二十八天”，其實是關鍵詞。他說，“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論述中，甚少提到一九八九年，好像隻要不提，它就不存在，為免惹事，民間的論述往往也避而不談整個八九年，連追憶八十年代的話題，也是到八八年就嘎然而止。所以有人說笑，說在中國，一九八八年過後，就到一九九○年了”，下面接著說“一年不見了，失蹤了”，這一年的失蹤，和二十八天的失蹤，其實是一回事兒（208頁）。
追尋失蹤的時間，是為了“打撈”記憶，而處在“盛世”的官方和民間，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忘記”歷史，當人們忘記了這個本應是刻骨銘心的“二十八天”或“一年”的時候，人們很願意接受“新盛世主義”的十條。陳冠中選擇了“願意遺忘”的各種人，包括“六四”以後進入政治界的何東生、與“八九”並無直接關繫的韋國，特別是在盛世看似得到現實利益的種種人，偏偏隻有要嗑藥的和精神偏執的方草地、張逗和小希，這是屈原式的“眾人皆醉我獨醒”抑或是佛教所謂的“狂泉”故事中的國王？
當歷史被遺忘，連續性便不再存在，於是合理性不需要“前塵往事”的證明，人們如何理解這個國家當下的政治？當記憶被刪減，罪惡總是不被懲罰，合法性也不再被“連帶責任”所牽累，政權如何會有反省和內疚的可能？中國始終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權力永遠有“治外”的“豁免權”，一切進退左右、合縱連橫，都由政治決定，盡管在某種國際背景下它可以超越全球波瀾，可以免於金融海嘯、逃脫國際輿論，但一旦有國家政治的優先需要，什麼憲政、制度、法律、民意，就全無分量，如此，民眾如何能夠有民主、自由和尊嚴？
我曾經寫過思想史上“盛世的平庸”，也寫過思想史上的“減法”，似乎都可以與此映證。
（2010年2月3日，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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