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性與生存本義——答美國弗羅裡達新人文大學助理教授朱愛君博士問(2008)□訪問者朱愛軍朱愛君：你去國19年，近回到北京，受到很多關注。但是，由於時空之隔，有些年輕學子對你在海外的生活與著述不夠了解，你能否簡單地自我描述一下？劉再復：很難自我描述。不過，可以說的是，和19年前在國內一樣，還是兩種角色，一是思想者，二是文學作者。我的本色是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者，又是散文寫作者，這個“本”我始終不放，因此在海外仍然不斷閱讀古今中外文學作品。近幾年返回古典，寫作“紅樓四書”(《紅樓夢悟》、《共悟紅樓》、《紅樓人三十種解讀》、《紅樓哲學筆記》)也是其中一項。我和林崗教授合著的《罪與文學》及我獨自完成的《放逐諸神》、《現代文學諸子論》等文學論文集，都是文學角色範圍。此外，因為在海外太孤獨，為了活下去(生命需求)，我還不斷寫作散文，除了《人論二十五種》外，還出版了《漂流九卷》，包括《漂流手記》、《遠遊歲月》、《西尋故鄉》、《獨語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間》(與劍梅合著的“父女兩地書”)、《閱讀美國》、《滄桑百感》、《面壁沉思錄》等。近香港明報出版社和新加坡青年書局聘請20名文學批評者選擇當代50位華語作家，出其選本，我被選中的就是《漂流九卷》，林崗已編好了選本和寫好了導讀，並把選本命名為《漂泊傳》，年內即將出版。文學之外，我還喜歡“思想”，自稱“思想者”，近出版了一本書叫做《思想者十八題》，有餘英時先生所作的精彩的長達八千字的序文，還有和李澤厚先生合著的《回望20世紀中國》，以及我獨自完成的《告別語言暴力》等文章都屬於“思想者”角色的範圍。我追求的是學問、思想、文采三者的統一，即史、詩、識三者的統一，但常常力不從心。

朱愛君：從學術的層面上說，你在近20年中，思考探索的主題是什麼？能否用比較概括的語言說明一下？劉再復：簡單地說，主題有兩個：一是人生本義；二是文學本義。

我對《紅樓夢》的感悟和思考，就是對這兩義的把握。“浮生著甚苦奔忙？”這是《紅樓夢》對人生本義的叩問，也是我的人文叩問的主題。

《紅樓夢》展示兩種人生狀態，種是平常棲居狀態，第二種是詩意棲居狀態。後者是對前者的“跳出”與超越。該如何對待狀態和如何實現超越而進入第二狀態？這是我叩問的主題。

朱愛君：你思考人生本義，是思考你本人在社會人生中的本義，還是開掘文學作品中的本義？劉再復：兩者都有，前者是生命，後者是學問，兩者可以打通連接起來思考。首先，我自己作為個體生命，要問，降生到地球，來到人間一回，到底要什麼？這是《紅樓夢》的問題，也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當然更是一個學人需要明了的問題。是要當官嗎？是要功名嗎？是要發財嗎？當然不是。卡夫卡的父親要卡夫卡去當官發財，這是世俗社會提供的出路，但卡夫卡對於世俗社會展示的出路進行挑戰，這種挑戰便是作家的人生本義，也是文學本義。如果他屈服於世俗的壓力，就沒有今天的卡夫卡。20世紀初期，一個歐洲的講德語的小職員創造了文學的奇跡，這是為什麼？這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要什麼，要追求什麼和放下什麼。清高的學者大約會否定當官發財，但另一個問題可能就不敢否定了。即：要當“救世主”嗎？要當“大眾的代言人”嗎？我曾經想要，但後來明白了。一個思想者、寫作者重要的是充分個人化的講述，他隻發出個人的真實的聲音，不代表任何群體說話。一旦想當“大眾代言人”，反而會當上大眾的傀儡；一旦想當“救世主”，反而不知自救，難以“自知其無知”。而自知其無知，是蘇格拉底提出的人類哲學命題，是重要的人生本義。因此，有人可以要“救世主”等角色，但我不能要。一旦要這些“光榮角色”，就失去個人面目，失去思想自由。我批評《水滸傳》的“造反有理”，其中批評的一點是以為造反“天經地義”，一造反就政治正確，就是替天行道。但在正確的大旗號、大概念(道德法庭)之下卻喪失了人性基本的東西，也喪失個人的聲音。所謂“大義滅親”，所謂“無所畏懼”(失去任何敬畏和禮儀)都來自“造反有理”這個前提。

朱愛君：那麼，你所講的文學本義，是不是指你提出的“文學主體性”命題？劉再復：可以說，從“論文學主體性”開始，我就為文學回歸文學本義而努力。如果說，人生本義叩問的是“人到地球上來要什麼”的問題，那麼，文學本義的問題則是“文學是什麼？”的問題，也就是文學的“自性”是什麼？自性這個概念原是禪宗慧能思想的核心，他講自性、自佛、自救，我即佛，佛就在自身清淨的本性之中。他以悟取代佛，以覺取代神，使佛教變成無神論，在哲學上很徹底。我到海外後用“自性”代替“主體性”，打破主客二分，融化在場與不在場，更徹底地把握文學的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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