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現代時代中，隨處可見對“輕”的崇拜。消費主義之輕並不可恥，但當它變成占*優勢的、無處不在的生活法則，它便是人類的淺薄。

    法國哲學家吉勒•利波維茨基，從生活消費、瘦身健康、材料科技、藝術、時尚、建築設計、家庭與性、政治與思想這八個角度分析當代世界中體現出來的輕，幫助我們清醒地認識尚處於萌芽階段的輕文明。

    輕文明並不代表輕松的生活；

    社會和政治規約都日漸寬松，可心靈本身卻更加沉重；

    一切都更輕盈、更靈活，生活卻表現出迷茫、不安全感和高度的脆弱。

    真正的輕呼喚勤奮、守紀和承受痛苦的勇氣：它在於用嚴格的要求來自我約束，“帶著鐐銬起舞”。正是在對抗現代世界的躁動與狂熱中我們纔能真正變“輕”。

章

輕生活：舒適、節約與消費

我們可以通過合理化、功能分化、個人化、世俗化以及世界的商品化等框架性的邏輯概念來定義現代性。然而，我們還有望借助一種細膩的、啟發性或像征性的模式，通過一條更具隱喻性的途徑來解釋這個問題。在這個視角下，“輕生活”比任何其他概念都更能說明現代社群的活力之本，這也正是所謂的“輕對重的戰爭”
。

這一進程的哲學冒險開始於17、18世紀，它源於人們在科學、道德和政治方面對理性的信仰。至高的希望不僅寄托於革命行動，也寄托於各種科技進步，人們相信這些進步能夠創造更好的生活，松開需求的束縛，消除貧窮與苦難的重負。這並非虛夢。18世紀末，飽受饑荒與鼠疫摧殘的時代結束了。漸漸地，嚴重的饑荒消失了，健康得到了改善，平均工作時長縮短了。通過不再那麼令人痛苦的物質條件，種種現像都在表明，生活之輕的現代冒險開始了。

輕與重的對抗始於啟蒙時代，到了20世紀中葉，隨著消費經濟的騰飛，這種對抗跨越了一個關鍵的階段。在發達的經濟環境中，物質財富激增，它們被用於方便日常生活（家居衛生與舒適、家用電器、汽車），也用於通訊與傳播（電視、電話、電腦、互聯網）、打扮（成衣、美妝產品、飾品）、娛樂（電視、高清頻道、音樂、電影、遊戲、旅遊）。如果說消費世界和生活的減負運動息息相關，那是因為消費世界一刻不停地提供更多的舒適服務，完善那些便民的、愉快的物質福利。

在，日常生活被打上享樂主義之輕的烙印。隨處可見大量有關逃離的形像和對愉悅的承諾。城市的牆壁上張貼著各種符號，代表完美的幸福和自由的色情。關於旅遊和假期的圖像散發出極樂天堂的氣息。廣告、激增的消遣項目、動畫、遊戲和時尚，我們整個日常世界都激蕩著對娛樂的頌歌，對肉體和感官歡愉的頌歌，對生活之輕的頌歌。通過傳播表現消費之樂、趣味至上和色情的圖像，消費主義文明展示了它的目標：解放愉悅的原則，讓人類脫離自古以來的貧乏、受迫、禁欲的狀況。此時此地，帶著對舒適、娛樂、幸福的尊崇，一種輕松、享樂、充滿趣味的生活理念勝利了。

與此同時，經濟自身在被兩個因素重組，一個是輕的原則，另一個是以誘惑、輕浮、樣式的不斷更新為根本運轉方式的消費資本主義。有很多邏輯線索都表明，一種決定生產和需求秩序的時尚繫統來臨了。在這種情況下，物品不再僅僅體現為其真實的使用價值，它們取得了一層趣味的內涵，或者一種轉而向“輕”靠攏的趨勢：任何物品都限度地成了承載無聊和趣味誘惑的小玩意兒（gadget）。不再有生產機器的沉重，有的是一種包裹在消費品上的跨美學的輕。同時具備了功能性、審美性和新奇感的消費品不僅在外形上越來越輕巧，還處於一種浮淺的像征性的維度之中：它的推出既是由於其“客觀”的功能，也是為了愉悅、逃避和消遣。輕成了消費經濟世界的標志或主調。

消費資本主義和當前的超消費資本主義標志著在輕的社會歷程和文化歷程中的一種變化。以前，輕指涉某些現像，這些現像在時間、空間的局限下，被傳統或世俗生活的規約（外表、時尚、交談）所操控。如今情況不再如此了。進入全面消費主義時代，在商品規則的刺激下，輕成為普遍的規範、共同且不變的理念、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通過消費主義，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輕獲得了合法性和普及性，並作為日常價值和生活方式向所有人提倡。

過去，輕涉及的是一些在社會生活中居於次要和外圍的領域。在這個層面上，改變是根本的：輕被經濟繫統自身制造出來並加以強調，被大眾傳媒廣泛傳播，它於是成為一種普遍氛圍，同時，作為一種核心動力入駐生產和商品領域。此時，輕不再與嚴肅對立，我們現實中物質、要害的部分都離不開輕浮：這不僅僅是指像幽默那樣用輕松的態度談論嚴肅的事，也意味著以各種各樣的輕創造出一個商品世界。

改變也涉及技術經濟層面。直到20世紀中期，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產業是煤鐵業、水力發電業、化工業、機床制造業。經濟的增長由采礦業和各種大型集體設施來帶動；這些是集中型的重生產，是社會傳播度非常有限的耐用消費品。在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這些產業開始快速發展，然而僅僅到了“二戰”結束，輕經濟就隨著大眾消費資本主義的到來取得了優勢地位。

在這種新型經濟裡，發展的動力在於生產各種服務和耐用消費品。消費社會是一個輕型的服務和商品優先於重型的生產和設施的社會。目前，法國和美國的家庭消費分別占據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的60%和70%，意味著家庭消費已經成為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這種新型經濟繫統不僅大量生產用於家庭消費的物質商品，還生產各種服務，服務在這個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現在，服務經濟與“信息社會”緊密相連，共同構成了我們有時所說的“非物質資本主義”，它是這樣一種經濟：它的價值創造主要依賴於非物質資源（創新、品牌、知識、組織等），它的產品有一大部分本身就是非物質的。從物質商品到服務，是“輕”的規則在定義我們的經濟。

古代之輕，現代之輕

如果說輕對重的反抗是現代的基礎要素，這也並不表示古代社會忽視了減輕或暫時緩解生活壓力的心理訴求。大量的人種學和歷史學資料表明，人類社會總是具有某些習俗、機構、信仰，能夠紓解各種各樣的痛苦，把生活的不幸放在一邊，讓人忘記那些“嚴肅”之事帶來的沉重。不應該再把“輕”當成一種“不光彩的”、次要的體驗：在人類學層面上，它首先就是人類特有的心理需求，它是一種基本需要，促使人類去尋求放松、有趣、減壓的體驗，將這些體驗作為感受某種良好狀態的方法。這是一種被普遍渴望的“輕”的狀態，往往曇花一現，根據社會的不同，達到狀態的方式也大不相同。

從古至今，遊戲、節慶、笑話、表演、喜劇、滑稽戲、酒會在社會的進程中留下了無數個充滿歡聲笑語的輕松時刻，它們幫助人類逃避社會壓力、擺脫嚴肅帶來的束縛以及各種折磨人心的恐懼。包括娛樂之輕（遊戲、嘲諷、笑話、鬧劇、滑稽、戲謔、幽默）、美學之輕（喜劇、舞蹈、音樂以及其他藝術）和迷醉之輕（毒品、酒精），人類的纔智從未停止創造那些減壓的、放松的、有趣的或升華的呼吸裝置，用它們來玩樂，來逃避不幸和挫折，減輕不安，遺忘痛苦。15世紀就有一位歡笑的辯護者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縫的酒桶，如果在連續不斷的發酵中存在虔誠和對神的恐懼，那麼智慧之酒會使酒桶炸開。必須往裡面加些空氣，這纔不會壞掉。”
從人類學層面來說，“輕”表現為人類的一種普遍需求，一種對人類生活狀態的內在要求。

還有一些活動和習俗，從薩滿教到哲學，也與減輕人類的痛苦有關。在古希臘，各種哲學流派主張將人類從生存的憂慮、對死亡的恐懼、對眾神的畏懼中解放出來。它們化身成為治療人類焦慮與苦難的方法；它們都是通過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改變我們對事物的價值判斷，來治愈我們的靈魂。要讓人在痛苦中得到寬慰，這痛苦來自社會習俗（犬儒主義者）、虛浮的欲望和恐懼（享樂主義者）、錯誤的觀點（懷疑論者）、對歡愉與私利的追求（斯多葛主義者）。哲學，抑或抵達靈魂之安寧的道路，對於享樂主義者來說，那便是獲得純粹的生之歡愉，像神明們一樣生活在無負擔的悠閑之中，內心平和、從容，充滿單純的喜悅
。

這樣，靈魂的鍛煉以及源自其他古老哲學的苦修便可以參照一些東方的手段，比如瑜伽
，它作為精神與肉體的雙重修行，旨在獲得圓滿、平衡、從容。西方（哲學）同東方（佛學）一樣，精神的追求是為了減輕個人生活裡共同的苦痛，卸下人類生存的負荷，為快樂而驚嘆，即“擱置負擔”
。

如果說宗教衍生出了人們對眾神之怒和地獄中永恆折磨的恐懼，那麼宗教同時也是“神職性的藥物”（尼采）、“人民的鴉片”（馬克思）、鎮痛藥、逃避與獲得安慰的方法（弗洛伊德）。尼采認為，宗教為它自身創造和維護的痛苦帶來撫慰和補救。各式各樣的社會裡都存在許許多多設施和習俗，旨在減輕痛苦，安撫那些處於不幸的人。而且，在所有社會中，都存在著莫斯
所說的“身體手段”，存在著各種為生活減負的方法。

有一個人類學的常量，不應被現代性產生的變化所掩蓋。在過去的社會裡，減負工具從未徹底帶來一個世外桃源：在一座“淚之谷”裡，它們帶來的是部分的、暫時的輕松，本質上是精神的，基本進程似乎取決於人的行動，但其實都依賴於神的意志。由於人類沒有能力自我拯救，也不能通過自己的方式進步，那些使人寬慰的東西便無法在持續改善人世的總體方案裡獲得支持。唯有上帝能擦干人們的眼淚，唯有信仰能幫助人們承受生活遭遇的試煉。受到提倡的是順從，是對折磨和不幸的卑躬屈膝，是能淨化信仰的逆境，是為天國的幸福生活所鋪墊的痛苦。在傳統的基督教教義中，有價值的目標就是淨化靈魂和內心，擺脫原罪的重量（通過祈禱、苦行、懺悔、上帝之愛），在信仰和善行中獲得永福。既然減少痛苦似乎是一個無法達成的目標，我們就該把全部的心力投向高處的事物和基督教的美德，而不是關注如何使世俗生活更加便利。

現代的文明正是建立在與此相悖的觀念之上。現代已經與悲觀的宿命觀點、過去“壓迫式”的權力展開了戰鬥，力圖在世間實現自由和幸福，也就是說，讓盡可能多的人過上越來越舒適的生活。在現代，消除社會不幸的理想、消除所有難以忍受的痛苦的願望取代了原本對天國的期待或是基督教世界裡的救贖觀念
。將人類從過去的負擔中解放出來，永久地減輕他們的痛苦及其他物質負擔：現代世界的建立主要圍繞著進步的理念和對普世幸福的承諾，它不是別的，它就是為生活減負的普羅米修斯計劃。

在現代，這個計劃已成為全世界的選擇，它是一個核心的計劃，一個指導方案，由一種全面進步的觀念指揮，影響著行為、政治、技術、科學。輕對重的戰爭被視為一種結構導向，一種核心的組織標準，一種意義的輻射源，它重新定義了天與地的聯繫，引導社會工作自身去尋求持續的進步。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並且采用一種懸垂的歷史方法，我們就能發現，輕對重的這場現代戰爭可劃分為三大歷史階段。階段從18世紀到20世紀中期，由技術政治的意志主導，意在減輕基本物質需求的束縛；為生活減負的進程已經開始，但仍受到社會的局限。第二階段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主要標志為物質福利的社會傳播、大眾消費主義，以及對社會教條的抗爭、針對集體框架的束縛的個人解放。現在，我們正處於高科技電子數碼革命引領下的第三階段，它在創造一種擺脫了時空重負的機動的輕。在每一個階段，時代的調性會帶來不同以往的策略，並與過去的策略相互交叉，繼續推進為生活減負的古老事業。

誘惑資本主義：一種輕經濟

隨著消費經濟的飛速發展，之前在歷史長河中還未實現的對於減輕痛苦的期許，今天已經變成“實現了的烏托邦”、富足的“物質化烏托邦”
。不再是一個寄希望於明天的理想或計劃，而是大量的、能夠在此時此地就減少人類生活之苦的技術和商品。在兩個多世紀的進步主義預言之後，商品經濟確保了在必需品的負擔面前，物質主義之輕的勝利。

在大眾消費輝煌的時代，全體人口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據富拉斯蒂耶說，法國在1946年至1975年間的變化比1700年至1946年更大
，其間，國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兩倍，工資提高了三倍。生活條件的顯著提高令人驚嘆：髒亂的居住區減少了，居住環境得到了總體改善，家家戶戶的供暖完成了電氣化、機械化改造，現代的基礎便民設施得到了普及。到70年代末，超過3/4的工人家庭擁有汽車、電視機、冰箱、洗衣機。

正是從那時起，“輕”的原則開始在細節和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現代物件能簡化日常的各種任務，時間，帶來衛生與舒適，將婦女從古老的家務苦役中“解放”出來。各種“黑色產品”，即所有的視聽設備，使得娛樂世界通過電視和音樂卡走進入了千家萬戶。家務的機械化促進了大眾旅遊，因為它令更多的人走出日常生活，走向大千世界，去海邊或山裡度假，去旅行，溜到離家很遠的地方閑度周末。關於舒適、假期、娛樂的輕松神話進駐到大眾的日常與憧憬之中。

消費主義之輕的社會普及

通過在大眾範圍內傳播消費品，資本主義推廣了一種新的生活理念、一繫列新的規則，它們是輕對重的觀念性勝利。借助消費資本主義，輕的勝利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上，也同樣體現在文化、理念、價值觀等方面。新的文化類型在打造日常文化的過程中建立起一種經濟，這種新的文化類型就是本質上為“輕”的文化，它聚焦於享樂主義和趣味性的領域。通過物品、廣告、娛樂、媒體、時尚，消費資本主義向大街小巷的每一個拐角頌揚享樂，鼓勵人們活在當下，嘗試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它為一定程度的無憂無慮辯護。大寫的意識形態讓位於一種及時享樂的倫理觀，一種以享受身體、時尚、假期、新鮮商品為主的嬉戲、享樂的文化。一種有關輕便生活的理念占據著主導地位，這種“趣味道德觀”使宏大的集體目標、奉獻、清教徒般的苦修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人們已經有權利以輕松的方式生活，放下等待，享受此時此刻。

如果說，自18世紀以來，文學共和國反抗宗教倫理，成功地恢復了幸福生活和愉悅感的地位，那麼，兩個世紀之後，是經濟秩序令它們成為一種融入日常的大眾倫理：對愉悅之輕的頌揚不再依賴於哲學的書寫，而是通過消費經濟的物質設施和思想機制來完成。這便終結了傳統上對愉悅之輕的鄙夷：愉悅之輕不再是一種道德錯誤或可恥的缺點，它被視為一種符合人類欲望之“真相”的生活理想。不愉悅的生活不再是真實的生活；不帶有消費主義之輕的生活無異於枯燥、無望的生活。

由消費資本主義傳播的是一種以趣味和娛樂為特點的享樂主義文化，一切都在引人走向愉悅，一切都在煽動人逃入某種清醒的夢中。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消費品被包裹上趣味和青春的光環：點唱機、電動彈球、矮座摩托、半導體收音機、密紋唱片、流行家具、牛仔褲、迷你裙，如此多的產品，關繫到年輕、情欲、娛樂，揭示出消費領域的娛樂性減負的進程。五花八門的電影、電視劇、娛樂活動、電視節目和音樂創造了一個持續中的娛樂世界。從廣告到新聞，從漫畫到各式節目，從小工具到設計，幾乎無處不體現著一種有趣、幽默的修辭，它利用長期的娛樂氣氛否定了沉重與嚴肅的意義。

誘惑資本主義組織的是一個由各種娛樂符號和對悲劇的否定所支配的世界。不再需要教化靈魂、反復灌輸高等價值觀，不再需要培養模範公民：隻需要為了大賣而去娛樂。一種充滿意義和責任的文化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逃避的、娛樂的、強調悠閑權利的文化。符號與意義之輕吞噬了整個日常生活。

持續地提供消遣，不間斷地傳播圖像和音樂，用娛樂符號處理一切問題，將所有事物（文化、信息、藝術）轉變為娛樂產業的表演，消費文化就是這樣一種娛樂普及化
的文化。這種氛圍前所未有。在前現代社會中，節日是與固定的日期相連的；在習俗和宗教的規定下，節日承擔著主要的社會功能和像征功能：更新宇宙秩序，確保團體的凝聚力，加強集體情感。現在已經不是那樣了：“輕”似乎體現在一切事物上，它成了一種隻為消費者個人主義的愉悅而存在的長期環境。我們談的不是“娛樂的法西斯主義”（斯洛特戴克），而是被輕的原則所改變的一種經濟、一種文化。

即便是新聞領域也不能完全避開這個邏輯。或許，新聞不斷地向外傳播大量的悲劇圖像，披露各種丑聞，報道的事件一個比一個悲慘：在這份把世間的一切悲痛都帶入公眾視野的名單裡，沒有半點喜悅。內容各異的消息被高速處理，它們是不連續的，彼此毫無關聯，它們就這樣互相排擠和取代：不過幾秒鐘，人們就從駭人聽聞的悲劇轉到了娛樂消息。這種急促的節奏下，連悲劇也籠罩著“輕”的氛圍。新聞節目所起的作用類似於某種日常動畫，某種聳人聽聞的情緒表演。其內容或許是可怖的，其整體形式卻是輕的，它已經向輕浮的法則、遺忘和表演性投降了。

資本主義的超時尚（hypermode）階段

消費資本主義與輕的聯繫不僅僅在於緩解人類日常生活中沉重的物質危機：這其實是在浮淺的邏輯下繫統化運作的一種經濟。如果說可以把資本主義當作輕的原則強勢崛起的主要動因之一，那是因為商品規則已經成功地將輕浮、加速的變化、誘惑等時尚的典型模式嵌入了廣闊紛繁的領域之中。物品與廣告，食品與娛樂，音樂與運動，媒體與商場：這些領域無一不處在時尚模式的操作下。時尚的經典領域曾一度集中於服飾，而如今情況變了。在現代性的新時代裡，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超時尚經濟，也就是說普及化的時尚占據主導，它無處不在、無所不及，吞噬了生產與消費、發行與傳播、娛樂、藝術、文化等方方面面。我們正處於“輕”工業經濟時代，它從結構上決定了時尚的一次性、不斷更新性和輕浮
。

超時尚的年代是這樣一個時代：消費、娛樂和傳播產業都被越來越快的變化速度以及模式、圖像、項目的不斷更新所控制。每八個月就會推出新的手機型號，每一季都會發售新繫列的球鞋，一部電影還未下線便有新的電影等待搶檔，熱門歌曲沒過幾周就銷聲匿跡。短期戰略、新產品的加速推出、產品變體的增加，這些時尚世界的典型特性從今往後就是消費型經濟的基本原則了。

同時，超時尚經濟伴隨著運用於消費品的審美誘惑原則的普及。高科技產品、家用器具、體育器材、產品包裝：如今，產品和符號都遵循著設計流程（design process）、美化包裝、模式化創造（新奇、幽默、年輕形像、“酷”）這樣一種邏輯。審美誘惑原則不再局限於服裝、藝術和奢侈品領域，以時尚的波動性為標志，它支配著整個消費世界。通過各種輕工業，一種本質上浮淺的超消費經濟建立了起來。

消費主義的世界在一天天地向時尚世界看齊。甚至是那些曾經看上去“嚴肅”的東西，如今也被一種審美上的輕浮氣氛所圍繞：電話、浴室用具、牙刷、內衣、球鞋、眼鏡架、手表都不再被視作“技術”產品，而是帶有品牌標簽的時尚配件，不斷地經歷換季更新。推出有技術品質的產品已經不夠了，還需要創新，需要好看的外表，要制造有趣或者“討喜”的效果，要繫統地創造出一些類似時尚繫列的新產品線。某些汽車繫列甚至與時尚品牌合作，以期獲得潮流、新穎的外形。超現代之輕就在於經濟、輕浮、誘惑的跨審美雜交。

誘惑—時尚的原則還重新定義了酒吧、酒店、水療中心，直至大部分商業場所。我們看到了休閑酒吧、時尚咖啡館、設計咖啡館的興起，它們都配有簡約的線條、氣氛牆、燈光效果、充滿噱頭（hype）的裝潢。為了與大型標準化連鎖店競爭，各種“精品酒店”大量出現，它們擁有獨特的設計，圍繞各自的主題形成了鮮明的風格。空間的審美誘惑伴隨著越來越頻繁的徹底翻修工作。

同樣地，超時尚時代也是那些擁有獨特建築和新奇布景的臨時商店（pop-up stores）和概念商店的時代。處處都要求創造性的、多樣化、個性化氛圍，以鼓勵愉快購物和多變的喜好。“趣味購物”（fun shopping）旨在將購買行為變成一種娛樂，在這種購物模式下，商店的“復魅”策略、交互式活動以及借由香味、顏色和音樂挑起的感官吸引被廣泛采用。這些銷售場所就這樣化身為“充滿奇遇的空間”，成為結合了商業、愉悅、放松、“潮流”和感官的休閑購物媒介。

物品、商店、推銷、互聯網、廣告：我們日常的整個商品環境都在超時尚的輕、輕浮、審美的統治下發生了巨變。

輕的工業化

稱消費資本主義是工業化的輕的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指，它是一種誘惑資本主義，或者說跨審美的資本主義。在“輕”的工業化時刻，資本主義大規模地制造著夢與情緒，那些普通的東西，產品包裝、銷售點、火車站和機場、咖啡館和餐廳、旅遊景點，它們都成了資本主義的美化對像。一切設計都是為了打造“潮流”，為了調動情緒，誘惑消費者。與此配套的是審美誘惑的無限擴張，以及我們整個日常生活環境的景觀化。販賣的不再隻是使用價值，還包括風格、魅力、“新潮”、各種時尚附屬品。重型生產的統治已經被出於審美誘惑的、娛樂型的輕生產所取代。

創新型的廣告和工業也同樣遵循這場審美和誘惑的運動：它們依照一種綜合的輕的邏輯共同運作。在廣告圖像和廣告文字方面，需要做得短小和簡單，但也需要迷人、有趣、令人驚奇、有煽動力。廣告在結構上就是一種傳播誘惑的輕形式。文化產業則被用來造夢，它提供一種人人唾手可得的逃避渠道，讓大眾在電影、電視、音樂中得到消遣，它不動用任何培訓，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或深奧的文化標志。在任何地方，消費資本主義都大量開發著誘惑的推動力：創新、便利、驚奇、美麗、分層化、情緒、景觀化、效果研究。在這種情況下，輕的消費主義世界如同一間龐大的劇院，不斷上演著誘惑。

齊美爾認為，扮俏是一場誘惑遊戲，它展現了“更輕、更娛樂”的社交形式
：消費經濟以工業規模生產的正是這類誘惑、娛樂、輕的東西。簡單來講，此處的誘惑不再是人與人之間展開的社交遊戲，而是經濟的組織原則和普遍的商業策略。在這個角度上，可以把消費資本主義定義為通過不斷刺激娛樂的需求與快感，以強調誘惑或“輕”的方式運作的體繫。

現在，制造業呈現出與文化業完全相同的輕的生產模式，它圍繞著永恆的更新、娛樂和審美創造。在超現代的時代裡，輕通過各種工業手段和媒體手段取得了控制權：從大眾消費的角度上看，這個時代可以用輕的工業化、媒體化、商品化來定義。消費資本主義在形成一種新的經濟、一些新的生活和感受方式的過程中，已經將“輕”變成了一個工業化世界，一個日常環境，同時也是一種核心的社會幻想。

野蠻、審美和輕

誘惑資本主義的來臨引發了一繫列批評性的話語，它們認為誘惑資本主義對文化和美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這樣的社會產生了公共空間的“視覺污染”，播放著被愚蠢、低俗、性和暴力所充斥的節目，換言之就是“人類大腦的空閑時間”
。市場正在敗壞和謀殺真正的文化，而低俗、審美貧瘠、普遍的低水準、幼稚就是這個市場的成果。當世界一天比一天更腐朽，消費者便成了無知的巴汝奇之羊
。在全面商業化的輕文化裡，存在著某種致命的東西。

再也沒有什麼宏偉和崇高：與那些人們敬仰了數個世紀的偉大作品不同，輕文明創造的是隻為短暫快樂而生的“有限期”產品。它令“一次性”和無意義的東西大行其道，它是一種新形式的“野蠻”，在追求破壞性的、普及的潮流變幻中造成了審美知覺的衰退。被普及的並非其他，不過是一場符號的災難、增長中的幻覺，是消費者無產階級化的過程。

必須反駁這種對工業化之輕的嚴厲控訴。因為盡管當前的生產狀況令人擔憂，但在設計、時尚、電影、音樂、裝修等廣泛的領域中仍然會出現許許多多美好的作品：無論商業邏輯的力量有多麼強大，創造力永遠不會湮滅。誠然，低劣的東西正在迅速擴散，但我們也有數量更加龐大的“不好不壞”的作品，它們達不到傑作的高度，但擁有打動公眾的品質和能力。輕的工業化生產並不總意味著重復的枯燥和零創造力。它是有這樣一個側面，但並非僅僅如此
。

另一方面，輕的工業化普及了審美的品味、要求和願望。從此，人民大眾願意欣賞自然之美、藝術之美，願意聆聽音樂、裝修家居、看表演、旅遊。在把人培養成不斷追求情感、設計、音樂、圖像、風景的審美型消費者的過程中，誘惑資本主義貢獻了強大的力量。這個繫統不僅大量生產了輕的物品和符號，它還通過普及審美態度，促成了一種與世界之間更加輕盈的關繫。畢竟，純粹的審美眼光如果不是拉開距離的、“無私的”、弱化功利取向的眼光，又會是什麼呢？比起削弱消費者的感受力，輕文明更多地培養了消費者的審美。

工業化的輕與經濟超重

誘惑資本主義不是當前經濟的全部。輕的工業化勢頭迅猛，與此同時，時代還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肥胖：市場的肥胖，以及全球化金融力量的肥胖。“完全的資本主義”時代也是“渦輪式資本主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意識形態和機構的結構性力量衰落了，過去曾與市場力量相抗衡的各種社會勢力也衰落了，此外還舍棄了種種保護主義政策，放寬或取消了諸多制約金融交易的條款。自由的資本主義導致了金融部門和股票市場的腫脹、貨幣投機行為、信貸擴張，進一步引起一連串的投機“泡沫”。在這個全球化的繫統中，可用的國際資本和處在純粹金融邏輯中的短期“流動資本”的總量大大增加了。這種金融化現像源於金融領域的自主進化：金融的自主作用是一個沉重的現實，同時也是一個謎。當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差距變得過大時，由信貸過剩引起的投機“泡沫”便會爆炸，留下一片廢墟。全球管制放松和交易電腦化生成了一種沒有內部約束的金融經濟，它靈活、不穩定，越來越像“虛擬經濟”，它就是輕文明的經濟版本。

如此，便產生了一種肥胖的金融資本主義。它的肥胖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同時進行著即時、靈活、虛擬的資本流通。財富越來越多地轉化為非物質流，用於開發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部分則越來越少。金融電子經濟這種靈活、快速的“去物質化”繫統已經至少部分地取代了過去那種“沉重”、緩慢的物質資本主義。一面是輕且娛樂的誘惑資本主義，另一面是無形、貪婪又肥大的金融資本主義。

由於越來越依賴非物質活動，超資本主義構成了輕革命的組成之一。可這種輕卻有著超出一般的社會和政治重量。從今以後，一切都離不開市場和資本的控制：無論是藝術、體育、還是文化領域，一種全球的商業文化遍及各處，支配著世界和它的活動。市場經濟已變得過於強大，從而催生出一個不受任何銀行家、國際組織或國家管控的繫統。在這種環境裡，國家的操作餘地越來越小，於是國家的全面主權原則不再那麼有力了。經濟肥胖，而國家則表現得中庸或無能。一切都以高速、流動、不穩定的方式運行著，但這就是操縱集體命運的市場鐵律。經濟和金融導致政治在民主制度下力有不逮，而受到工業化的輕和非物質流的影響，經濟和金融的分量又有所增加。

消費者的波動性、流動性和浮淺性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隨著消費資本主義的來臨，輕對重的戰爭已經拿下了關鍵的一局。在那之前，隻有富人階層享有自由購物的權利，能夠與消費品之間建立一種輕松、隨意的關繫。大眾消費經濟顛覆了這種社會局面，大多數人的工資都超過了負擔基本生活所需的限額。除了上流人群，大眾階層也能夠“買著玩兒”，能夠消費那些超出自己基本需求的東西了。就這樣，絕大多數消費者接觸到了一種新的生活模式，也就是消費主義之輕的模式，它要把生活與那些嚴格的生理需求脫離開來。

那些“基礎”的需求一旦得到滿足，消費就開始脫離功能實用的模式，以便滿足不斷增長的休閑和愉悅需求。擺在優先位置上的是對一切新鮮事物和感覺的追求：新花樣、遊戲、時尚、電視節目、音樂、電影、旅遊。我們正身處一個消費者每日以音樂、電影、電視劇、時尚、旅遊為生的世界。如今的青少年們生活裡除去造型、外出、牛仔品牌、電子遊戲、在Facebook上傳照片之外還有什麼呢？而對小玩意兒、電視節目、時尚、遊戲、旅遊的熱情涉及了社會的各個階層。隨著生活商品化的加劇，輕浮的風氣逐漸占據社會表層。搞笑、有趣、娛樂的消費維度得到了普及，超現代之輕與這種普及不謀而合。

波動性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的喜好不再從需要出發，而是更加關注時尚、“新品”，他們迷戀短暫的熱潮，渴望不斷的更新。消費者們平均每18個月換一次手機，雖然這些手機的實際壽命遠高於這個數字。在這種情況下，新消費者表現得好似一位“體驗收藏家”
，更令他著迷的不是向社會展示，而是體驗一些前所未有的愉悅。正因如此，出現了這樣一種消費：比起“靜止”，它更為波動，情感的因素更多，炫耀的因素更少，追求嶄新的樂趣多過追求擁有。憑借誘惑資本主義，一種消費審美取得了勝利，這種審美的主人必然是一個不穩定的消費者，他處於永恆的運動中，更像是在世界中滑行，而非固定在一處。

各種新興的數字工具使消費者無須前往各個銷售點就能購物，從而進一步增強了某種活力。通過電子商務，網上消費者能夠隨時隨地通過電腦或者手機提交訂單。擺脫了商品領域的時空限制之後，消費活動變輕了，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流動性。

另外，我們目前的消費行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過去一直強調的集體限制、宗教規定、階層習慣和守則。商品選擇的豐富性和個人化動機導致了集體義務的取消，由此出現了一種新的消費者類型，這種消費者沒有社會規約的壓力，不需要順從階層的大流，表現為一種興趣廣泛、多變、不忠誠、低配合度的購買者。隨著階層文化對個人的封閉作用越來越弱，選擇的個性化、參與者在集體規範和習慣面前的自由度成為這種消費的特性。由於階層歸屬感的瓦解，購買者的選擇越來越不由階層文化單方面決定，而是廣泛地表現出不可預期、不統一、“跨界”等特點。在這個事實基礎上，消費標志著在超現代時代，去傳統化的輕戰勝了集體控制下的重。當代消費者顯著的靈活性是放松管制、去傳統化和超現代個性化等進程的產物。

在這個新環境中，敵對的策略往往流於次要，占有那些從蒙昧時期起就參與構建消費場域的特殊符號也不再是重要的鬥爭內容。我們所在的這個時刻，消費正傾向於清空它以往的對抗性維度：現在的消費，是一種更內化、更享樂的消費，它很大程度上拋棄了人際對抗、合法競爭、符號衝突的邏輯。取消了對社會等級的強調，減弱了競爭性和戲劇性，消費證明了輕在傳統榮譽社會層面的強大趨勢。

後，新消費者更希望處在運動狀態中，忘記當下的沉重，而不是在他人眼中展現一種社會“重量”：個人對輕生活的追求取代了各階層的符號鬥爭。現在，消費的作用幾乎等同於欲望落空時的止疼藥，是給自己加油打氣的辦法，是差旅費，是淺酌微醺，有可能為人們換來對痛苦、失望和挫折的片刻遺忘。消費品不斷推陳出新，人們期望它們或多或少地為日常生活帶來活力，從而使自己擺脫日復一日的重負。如今的消費如同旅行：它是一段輕松的旅程，令當下充滿氧氣與活力。因為超現代消費能打破生活的死水，暫緩日常的壓力，刺激當下生活或令它“返老還童”，所以這種消費應該被視為一種為生活減壓的短暫而日常的手段。

娛樂

隨著工作時間的逐漸縮短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把越來越多的金錢和時間投入在娛樂、體育、休閑活動上。如今，花在娛樂和社交上的時間占15歲以上被調查者清醒時間的30%，高於家務活動所需的時間。對於一大部分人來說，工作不再是重要的事情，他們越來越重視自己在休閑活動、度假、運動、遊戲、旅遊、節目等方面的興趣和需要。工作不再占據社會生活的主要時段，我們的時間更多地被用於各種休閑和消遣的生活途徑、“娛樂的人生觀”（埃德加·莫蘭）和這種觀念下的逃避之夢。

從這個意義上說，輕生活的種種形式已經得到了大規模的普及：它們不具體化在放浪形骸和沙龍聊天裡，而是具體化在對娛樂和節目的消費、遊戲、旅遊、商業娛樂之中。這裡在醞釀，或者說已經偶爾存在著一種生活之輕，它是對嶄新的感官和情緒的迷醉，也是由一次次無憂無慮的“小冒險”帶來的快樂，這些冒險就是暫時擺脫工作負擔和無聊生活的辦法。現代人對於遊戲、節目、音樂、旅遊、遊樂場的胃口越來越大。超消費主義時代的輕就是如此，它體現於永恆變化的消費、假期和娛樂活動裡，體現在那些有趣的(fun)感官體驗中，這些體驗的目的就在於逃避僵化的工作和日常，放松、自娛、發洩自我。

旅遊

享樂主義的超現代消費者也是流動的。世界上有數以億計的國內遊客，國際遊客數量的增長也幾乎從未停止：從1950年的2500萬到1980年的2億7800萬，再到2012年的10億。2030年時，這個數量可能會達到18億。無論是度假還是出差，有越來越多的旅行通過飛機來實現。在天空翱翔：這個關於輕的古老夢想如今已是簡單、方便的行動之一，可供無數人體驗。航班比價網站Liligo.com的一則幽默廣告上說道：“我分分鐘就能送自己上天。”世界上有14000個機場，幾乎每秒就有一架飛機起飛，也就是說，每年會有2920萬次航班。航空運輸大大減輕了長途旅行的負擔，大家可以輕松跨過距離的障礙，人人都好奇地想要探索我們星球的美麗。人們越來越不被束縛於日常生活的地方：虛擬的遊牧生活與大眾的飛機遊牧生活兼而有之。

此外，還可以看到太空遊牧生活的開端。自2001年丹尼斯·蒂托首開先例以來，已有八位億萬富翁拜訪過國際空間站。目前，有多家公司提供太空旅遊服務，可以欣賞到整個地球並且體驗零重力的生活。人們還想到在太空開設豪華酒店。遨遊太空、擺脫地球引力的夢想不再遙不可及，不過眼下隻有極其富有的人纔能承擔。還要多久呢？

不隻是在航空領域，人在其他領域的流動性也有顯著的增加。城市擴張，工作地點離家越來越遠，各種娛樂項目和外出活動花樣迭出，在這些因素下，人的移動越來越頻繁。算上各種原因，人們一周平均每天移動的距離在1982年是17.4千米，到了2008年則為25.2千米。2005年，每個法國人平均移動了16600千米。流動性的增長可見於各個年齡層，在兒童和75歲以上老年人中增幅，他們移動得更遠、更頻繁。超現代的人越來越具有流動性了。

汽車依然是常用的交通工具，但是隨著居住區越來越密集，汽車的使用率降低了。目前，在大城市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乘坐公共交通或者騎自行車、步行，以便省去一繫列眾所周知的不便。不過，自行車在城市中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在法國的城市裡，自行車的使用比例僅占所有機械化出行的5%還不到。

在這一點上，輕文明還遠未完成，要繼續發展公共交通，也要進一步建設自行車道等基礎設施。由於對污染和交通堵塞等問題愈發敏感，有90%的法國人呼吁進行這類建設。近日的一次公民投票顯示，自行車仍然是一種比較小眾的出行方式。在這方面，法國與許多歐洲國家相比是“遲到”的：早在1990年，自行車在阿姆斯特丹的所有出行方式中占據了28%，在哥本哈根則占據了26% 。這種普及程度不歸功於文化因素，也不源於北歐消費者特殊的喜好，它是幾十年來對自行車施行特別扶持政策的成果。德國在1999年有著與法國相似的情況，它在幾個試點城市推行了一繫列有利於自行車交通的舉措，可謂成功。輕文明需要這樣的政策來促進推廣那些更加靈活的出行方式，一種“溫和”的、輕的、可持續的流動性。

超現代的個人並不僅僅是一個流動或者遊牧型的消費者：他對旅遊的舒適性、便利性和娛樂性有著越來越高的要求。旅遊在這方面變化巨大，現在的我們要求旅途中擁有家一般的舒適。航空公司不斷為用戶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務：音樂、電影、電子遊戲、互聯網連接。遊輪上配備了網球場、遊泳池、迷你高爾夫球場、慢跑跑道、健身房、水療館、電影院、賭場、商店、舞廳。冒險的成分讓位給娛樂化的運輸：一切都安排好了，旅行不會影響生活的品質。我們不再一味追求出行的快速，而是傾向於一種讓時間具有質感的出行方式，它能為旅行者帶來更輕松的生活體驗。

當然，消費者們在旅遊的流動性上並非人人相同。近年來，有一半的法國人由於經濟原因不出門過暑假。5至18歲的孩子中有超過1/4的人不度假。有些人去過天涯海角，有些人則從不踏出自己平日的生活圈。於是，在條件較差的低級遊牧者和世界性的超級遊牧者之間，便偶爾出現了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確實包含了一部分真相，然而它過分掩蓋了主要的現像：流動性在大眾中得到普及，超流動性在數碼工具的支持下呈現增勢，旅行成本降低，出行的設施和條件都不斷更新。在輕文明中，所有人都渴望流動，計劃著悠閑假期，想要周遊四海，遍訪名勝，探索世界上每一座宏偉的博物館。如今，人們傾向於去近一些的地方，時間更短，花費更少，但出行的頻率更高。年輕人的旅遊頻率越來越向退休者靠攏。至少，在電子通信領域和“腦海中”，我們都是超級遊牧者。這種趨勢如此強烈，以至於不旅行、足不出戶隱約成了羞恥、丟人的事情。輕的革命使人越來越不能忍受固守在一個地方。

笑

現代人不僅僅頻繁消費物品、圖像、旅行，還消費笑和幽默。各種脫口秀和搞笑節目受到數百萬電視觀眾的喜愛，模仿演員和男女諧星的表演充斥著每個劇場。在法國人喜愛人物的榜單上，諧星和喜劇演員名列前茅：2012年，弗洛朗絲·福雷斯蒂（Florence Foresti）被評為法國人喜愛的女性。近幾年，票房的法國電影都是喜劇：《歡迎來北方》（Bienvenue chez les Ch’tis）和《觸不可及》（Intouchables）的觀影人次分別為2000萬和1500萬。正是這種現像，令保羅·約內將這個時代描述為一個“笑聲雷動”的時代，一個“笑聲星球”
。

當然，人類社會從未缺少過那些逗趣的、放松的、非嚴肅性的娛樂形式。與過去不同的是，進階後的笑是一種消費性的笑，它不再是發生於人類互動、親密人際關繫中的“交流性”的笑：一切都表明，後面一種笑正呈下滑趨勢。1578年，從巴西歸來的讓·德·萊裡
難掩震驚之情，在報告中說印度人不停地笑，“他們隻是笑”，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們現在根本不會這樣。

法國人平均每天笑4.6次，笑的次數隨著歲數的增長而減少：25歲以下的年輕人每天大約笑7次，而成年人隻笑4次，65歲以上的老人中有21%的人表示自己每天笑的次數還不到1次。一些民意調查顯示，純粹的嬉笑正在衰退：1939年時我們平均每天笑20分鐘，80年代開始，笑的時長減少到6分鐘，現在有超過1/3的成年人每天隻笑1分鐘左右。人們笑得如此之少，“笑學”便在我們的時代發展了起來，出現了許多笑聲療法、大笑俱樂部、大笑瑜伽課程，幫助人們過得更好、更輕松。笑成了一種療法，一個涉及科學的課題，是一件能夠為我們卸下壓抑、減少焦慮、驅除壓力、促進團隊合作的嚴肅的事情。這一切的一切，仿佛是輕文明想要證實雷蒙·德沃
的那句“笑是一件不該拿來開玩笑的正經事”！無論如何，娛樂文化其實並不是關於笑之輕的文化。

人們在電視前面大笑，在公共場合卻嚴肅得多，很少發出哄笑。辦公室裡，大街上，交通工具裡，餐館中，捧腹大笑的人寥寥無幾。節慶的時候，哪裡能聽見人放聲大笑？又有哪裡能看到惡作劇或者玩笑？我們的社會越是以幽默標榜自己，哈哈大笑的聲音就越少。我們用一種表面的輕取代了笑聲的爆發。連中學生、大學生都似乎更喜歡用手機短信代替過去的聒噪。正因為媒體節目變本加厲地引人發笑，人際交往中的歡笑聲就更少了。如今是文化產業在負責人們的笑點。超現代之輕更多的是被消費而非自生。

作為負擔的消費

誠然，消費主義社會展現出輕的特征，可它還遠未能創造出嚴格意義上的無憂無慮的生活。悖論十分明顯：消費的規則越是靈活，越是脫離了傳統和階層的強制，我們在生活裡便愈發感覺到一種新的壓力。

20世紀50年代是一個沉浸在歡快的消費中的時代，它已經結束了。當市場幾乎占據了人類生存的每一個領域，消費者的懷疑、抗議、質疑急劇增加。忍受交通擁堵，在城市裡停車，在超市購物，這一切經歷被視作一個又一個的無聊時刻。人們仿佛患上了消費疲勞癥，把消費視為又一項強制性的工作。人們滿腹牢騷，抱怨新的城市空間乏味單調，蜂擁而至的遊客破壞了風景，還抱怨沒完沒了的廣告和“愚蠢”的電視。隨著商業規則對實際經驗的侵占，挫折和失望正在激增，給獲得生存之輕帶來了阻礙。除此之外，消費者心中的內疚感出現了一些新的形式，無法抵抗自己的購買衝動，喫得太多或太濫，在“一無是處”的電視節目前浪費時間，購買“無用”或昂貴的產品，這些都會令消費者自責，於是在這裡，重勝過了愉快的輕。現代消費曾長期被視為一種娛樂的、無憂無慮的規則，如今卻變了味。

熟悉的世界裡所有不言而喻的事情都可能出現問題：新消費者手握媒體傳播的信息，表現得更加警惕和挑剔，他不斷地評估產品和風險，調動各方面知識來完成購物。用手機打電話，使用微波爐，這難道不危險嗎？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問題憂心忡忡，避開有污染的產品和農藥。現在，購買意味著需要動用知識和信息，需要做貨比三家和做出
“明智”的選擇：我們正處於對消費的反思期，這種反思將消費變成了問題，變成了我們關注和質疑的對像。

新消費者的工作仍然遵循“自己動手”（do it yourself）的原則：買來的組裝式家具由消費者本人來組裝。這種現像在新的信息技術的幫助下展現出卓越的發展勢頭。現在開始，由消費者自己為電腦安裝軟件，如果網絡連接失敗，仍然由消費者自己在咨詢過服務部門之後不慌不忙地做完所有修復工作。在超市裡，消費者給果蔬過秤，然後貼上價格標簽；度假前，他自己在網上搜索酒店、交通、價格等信息，並且自己做好預定。無論在哪裡，超級消費者都通過親自完成一整套工序為服務的產生做出了貢獻。超級消費者越來越需要為自己的消費付出勞動：他有成為“產消者”的傾向，成為他所消費之內容的共同生產者
。人們常說，消費主義社會培養了消費者的幼稚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消費主義社會更向消費者強調了某種“專業性”，一種有時很艱難的勞動。在超現代性中，輕的、無憂無慮的消費並未爆發，反見衰退。

計算、查詢、

消費主義世界是一場華美的盛宴，它拒絕稀缺，激蕩著對感官愉悅和各種娛樂活動的贊歌。廣告、雜志、金碧輝煌的櫥窗、娛樂消遣，一切都點燃人的渴望，誘惑人即刻就“不假思索”地去體驗：先享受，後付錢；忘記一切，去地中海俱樂部
吧。超消費表現出來的正是令人快樂的富足和無憂無慮的輕松。

然而，這種景像顯然與眾多當代消費者的實際經驗相左，他們當前正面臨種種物質困難。由於持續遭遇經濟危機，在發達社會中出現了一些新形式的貧困，那些條件差的階層更加弱勢，或者出現購買力下降的情況，這些階層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處於貧困線以下。需求高速增長，可收入卻跟不上這種節奏，那些必要的、不可縮減的開銷（還貸、房租
、能源等）增加了：2001年到2006年間，這類開支在家庭開支中的占比從50%上升到了70%。這部分的上漲自然使得非必要的、用於享受和審美的額外開支有所減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消費再也不是廣告和繁華景像所傳遞的那種伊甸園般的形像了。

因此，我們看到一些家庭不得不大幅減少他們的暖氣預算，削減衛生和飲食方面的開銷。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東奔西走，隻為找到便宜的商品或促銷品，他們巴望著打折，尋覓存貨，使用券，以貨易貨，在網上出售或購買二手產品，把收到的禮物轉手賣掉
。那些貧困不堪的人從人行道上或商店的垃圾桶裡撿東西。在這種局面下，許多雜志紛紛刊出“投機取巧”的指南，教給人們少花錢的妙計。當必要的開支越來越沉重，便進化出了“機靈的消費者”，這類消費者會傾注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合適的買賣，他們貨比三家，通過不斷地計算來控制自己的預算。這不是無憂無慮、心血來潮的消費衝動，而是一種利用“訣竅”和“好買賣”努力優化開支的“參與型消費者”
。

害怕失去供暖、缺衣少食、交不出房租、無力維持生計，這樣的恐懼籠罩著那些赤貧的人。對更多的人來說，不斷儲蓄、尋覓有用的信息、查詢和計算都是必要的。這不是出自娛樂和衝動的購物，而是一種進步了的精打細算的消費，它摒棄了多餘的東西，動用了產品、銷售場所、信息渠道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在這裡，消費並非浮淺和逃避的輕，相反地，它遵循了一種必須動用一整套“專業”活動來完成的勞動邏輯。輕浮現像的減少在關注生態和有責任感的消費中尤其明顯，但也同樣出現在基於互助互惠、以物易物、交換和捐贈、租賃、借貸、個人轉賣等方式的“合作消費”中。新方式層出不窮，它們沒有忽視享受與娛樂，但更青睞好的價格，看重在新的預算限制下對開支的優化。輕的革命不外乎新的消費模式，它借助了互聯網的使用，個人之間的網絡銷售平臺和租賃平臺，還有拼車網站、汽車分享網站，甚至點對點的洗衣店服務。這些新的方式目前影響著近一半的法國人，它們有各種各樣的目標：花更少的錢，平衡月底的收支，同時也為環保做出姿態，反對浪費，互幫互助，重新創造社會聯繫。如此多的動機和目標都大大遠離了消費主義的輕浮。通過利用網絡資源，優化對手中財富的使用，這種新的消費模式無疑加入了輕的革命。然而，在這種模式下，輕的精神仍不可避免地衰退了。無憂無慮的購物變少了，“明智”和節約的做法變多了：這就是輕文明中新精神的一種表現。

說到底，超現代的物質富足僅僅以十分不均衡、不完善的方式創造了輕的精神。正如馬歇爾·薩林斯強調的那樣，消費者的無憂無慮並不存在於發達經濟中，而是存在於早期的狩獵和采集經濟中
。舊石器時代，大喫大喝、毫無糧食儲備的捕獵者們對於明天展現出令人驚訝的淡定和從容，他們相信明天總會帶來新的盛宴。現代文明懷抱著減輕物質束縛的目標，然而現實遠不及理想。事實上，在無憂無慮這方面，不是我們這些現代人，反倒是那些原始經濟裡的野人們集體演繹了輕在物質財富面前首次也是的一次勝利。

對輕的新追求

當精打細算的消費者們越來越進步，我們的時代遇上了各種新的輕欲望的崛起。時機變了，期待變了，因為革命不能再動員任何人，政治失去了烏托邦的光環，無節制的消費承載了無數的失望。現在，我們渴望減輕生活的負擔，但又不願為此真正地脫離消費社會。超現代的個人不再顯示出改變世界、創造無階級社會和新人類的野心：他隻想“呼吸”，活得更好、更“輕
”。由此，一些新的觀念開始流行，人們探索新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希望能拋卻“永不滿足”帶來的物質壓力從而輕松地活著。

自選式的宗教狂熱

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新的宗教運動以及思想上的需求和質詢重現於西方社會。佛教、神秘主義、宗教文學、古代智慧產生了顯著的社會共鳴。對於所有人來說，一切通向幸福的物質道路終都是死路。“範式的轉變”成為必要，人們不得不通過內在的主動完善、一些精神上的靈修以及與心理、精神相關的活動來獲得解放。美滿的生活不可能來自外部的“物”：它需要一種“智慧”，身體與心靈的和諧，意識的擴展，一種囊括了靈性維度的全面的生活視角。改變世界觸踫了它的極限：就這一切趨勢而言，重要的是重新投入到靈性維度中，使意識覺醒，認識到那些未被開發的潛力，從而改變意識。

人們常常認為，對靈性的重新關注源於一種被現代世俗化所湮滅的“意義需求”。但能否將它理解為“對意義的追尋”呢？其實，瑜伽、禪宗冥想、佛教戒律和其他改變自我的方法都是借由各種各樣的身體練習來提升已有的幸福感，提高經驗的品質，帶來某種平靜，一種面對生活時的輕。神秘主義信徒們所追求的若不是在世的幸福，不是一種圓滿、和諧、自我認同的更高境界，又能是什麼呢？“生活的意義”開始與一種人生理念緊密相連，這種理念下的生活誠然追求一種他人眼中的富裕，但也追求個人的提升。在輕文明的影響下，生活的意義變得主觀，它將人引向一種提高和完善個人境界的生活。無論是在真正的信徒們的經驗裡，還是新的“無上帝的宗教”
中，實現自我都是核心的原則。人們渴望從宗教裡獲得的不再是天國的永福，而是一種主觀上、主體間所認為的更好的塵世生活。這種宗教不是為了通往永生，而是促進內在的和諧與平靜，完全舒展人的心靈，獲得生活的喜悅。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精神潮流所借的東風不見得是對某個的意義需要的表達，更多的是對輕松生活的探索。

不難發現，在那些神秘主義者中，所有信仰都表現出模糊、不確定、模稜兩可的特點
：它們的表達模式是“可能”和“為什麼不”。與此同時，真理範疇位居個人福祉與經驗之後。重要的不是真理本身如何，而是什麼能使我們活得更好，為我們切實地解決那些生存問題
。

此外我們還看到，對宗教的追求具有流動、波動、搖擺不定的特點。我們已經進入了後傳統的時代，或者說，去宗教化的時代。這個時代拒絕由各種宗教權威給定的真理，流行個人化的手工勞動，信仰被情感化，信仰的皈依聽從個人的選擇，沒有從屬關繫，也無入教的義務。這時，對宗教的自由選擇和轉變、對宗教的矜持態度以及信仰和行動的主觀化都為了主流。於是我們看到，東方與西方、佛教與基督教的精神傳統有了越來越多的雜交產物。我們看到那些新的信徒不斷接受新的宗教，變更教派和精神領袖，像遊移不定的新消費者一樣從一個“可選宗教”換到另一個“可選宗教”。宗教人（Homo religiosus）悄悄進入了不為機構形式所束縛的流動人（Homo mobilis）的世界。

古代智慧一直試圖將人從無謂的欲望中解脫出來。類似的革命出現在生活方式上，它要求反復的精神練習，要求鐵一般的自律、嚴格的訓練和種種苦修的生活方式。我們遠達不到這些。我們希望立刻就獲得輕，但不願忍受犧牲、禁欲和大量的精神練習。讀讀書，上幾節放松課，過一個靈修的周末：我們此刻正需要速效的智慧，一種與如今易變的超消費者合拍的輕智慧。在一些被認為能兼得物質的成功與內心的安定、活力與安詳的方法面前，遁世的禁欲主義技巧落敗了。總之，人們要一種內在的幸福，它不以苦修為條件，也不再要求人們徹底漠視外界的一切（物質財富、職場表現、性、娛樂）。人人都渴望在不真正改變生活方式的情況下獲得輕。讓生活變輕，但不需付出長期的精神努力，不遵循苦行生活，不放棄現代世界的好處，如今，滿足了以上要求的瑜伽和冥想在城市運營者們當中盛行起來，它們被當作
“正念技術”（mindfulness）用於對抗工作的壓力和疲憊，增強專注力，幫助實現理想的生產效率。由此看來，宗教和古代智慧的回歸，其重點不是“範式的轉變”，而是通過其他方法使效率精神和消費主義得以延伸。雖說新的宗教狂熱在競爭社會的硝煙中為內心保全了一種輕的狀態，這些宗教狂熱也同時吸納了不少厚重的精神氣質。

快樂的節制

一些新的消費態度也體現了對壓力更小的生活的憧憬。與瘋狂的消費競賽相反，現在倡導的是“快樂的節制”（皮埃爾·拉比
）、對需求的自我約束以及對本質的回歸。當人們不再一味地崇尚“多多益善”，商業規則作為“幸福生活”的手段逐漸失去其內在力量，一種信念在其中顯現：少買商品，減少浪費，放慢速度。消費主義肥胖的消腫醞釀著一種新的救贖：“更少、更好”，速度慢一點，東西少一些，排毒、物質減負和“簡約藝術”成了當下的風尚。

於是，眾多作品都在為經濟的衰退和“快樂的節制”辯護，認為它們能幫助人們避開生態災難以及無限發展中面臨的絕境。螺旋式上升的過度消費必須讓位給“自願的簡單”，後者意味著拋去多餘，用更少的“物”來生活，限度地擺脫物質資料的束縛，看重質量而非數量，追求存在而非擁有，共享、互助而非占為己有。

這目的無非是在緩解物質生活的腫脹時為自己“透口氣”。消費壟斷著我們的時間和欲望，破壞了生活品質和人際關繫，因此我們必須脫離對消費的“藥物依賴”：多走路少開車，度假時少坐飛機，節制地購買衣物，延長物品的使用時間，不頻繁換新，盡量租用而非購買，少喫，選擇本地生產的食物。“少購物，多聯繫”：通過“快樂的節制”，我們能夠多一些時間，少一些勞動，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親近的人身上。精神輕松了，我們便可以“呼吸”，可以活得更好。為生活減負的手段不再是提升商業技術，而是削減商品消費給生活帶來的負荷。

這種對超消費的批評觸及了正確無疑的東西。在我們周遭，人們總在購買更多的商品，享受更多的娛樂，卻沒有因此更加快樂。消費的攀升無法被當作一種真正的生活理想。正如古代智慧所見，美好的生活排斥過剩、過度和無用之物的堆砌，它存在於簡單、節制和精神的輕盈之中。倡導“少”、優、生活品質的這條路是正確且恰當的。

然而，這種看起來“合理”的生活方式有機會在大眾中站穩腳跟嗎？超消費主義的輕浮是否注定會被“快樂的節制”所取代？我們能否想像“快樂的節制”成為未來的主流道德？我們說：這太不可能了。因為究其根本，消費主義的狂熱與市場操作無關，和民主、現代、去傳統化的社會狀態有關，在這個狀態下，對新事物的饑渴和“無限之惡”爆發了。19世紀秀的頭腦已經強調了現代性與瞬變、須臾（波德萊爾）、永恆變化之間的緊密關聯。托克維爾指出，在民主大眾之中存在“對新事物的持續需求”：他們需要意外和新鮮的事物，需要猛烈、迅速的情感……來把他們拉向他們自身的那個瞬間
。塗爾干提到了一種“無限的激情”：卸除了傳統的束縛，欲望一發不可收拾，人不再滿足於自己的命運，“夢想著不

可能的事”，他們“渴望新的東西、未知的享受、未命名的情感
”。對新鮮事物的現代激情歸因於社會規則權威的衰落，它植根於民主的社會狀態之中。

要怎麼相信這種與現代民主文化同質的、對新事物的激情會在明天煙消雲散呢？商業帶來的新事物，無論是物質的、消遣的或是文化的，都會產生短暫的愉悅，為生活帶來片刻輕松，使人遺忘日常生活的繁雜瑣碎，填補空虛，撫慰不完滿的情感。在這些條件下，那些新近出現的改變（環保交通、環保消費、協作式消費）必定無法迎來一種全民的後消費主義節儉文化。什麼都阻止不了人們趨新，因為趨新的衝動植根於現代社會特有的去傳統化之中，並且被享樂主義的文化和建立在永恆創新之上的經濟規則不斷推動。這些根本的現像與流動性的社會密不可分，所以我們無法想像對新事物的激情會有消失的那一天。

然而，我們也確實發現，對更可持續的、負責任的“另一種消費”的需求正在增長：避免浪費，以租代買，以修代扔，延長儀器設備的壽命。已經出現了一些“修理咖啡館”，旨在減少儀器的報廢。在網絡上，有許多網站和視頻能為那些希望自己修理東西的人提供幫助。有法律條文強制延長產品的保修期，比如從六個月延長到兩年。一些公司特別通過提高用品的質量和堅固度來預防能源浪費。有些人指出，一種替換型、產品供應型的經濟正在向一種修理型、功能型的經濟過渡
。

可取的改變如此之多，卻都幾乎不可能改變總體趨新的局面，不可能迎來後消費主義文化。說到要更長久地保存物質對像，好吧，誰能相信與時尚相關、蔓延西方近八個世紀的激情會突然消失呢？要如何想像，被享樂主義喂養的超現代的人不再對的音樂和電影蠢蠢欲動，不再去音樂會，不再探索新的餐館，放棄體驗遊戲、節慶和旅遊帶來的愉悅？而說到租借，這不是停止消費，這也不是放棄趨新。眼前的局面是，我們將會更加關心可持續型消費，但同時也會追加更多的服務、娛樂、時尚、文化產品等的消費。

熱愛旅遊、電視節目、社交工具、身體護理，追逐電影、音樂、遊戲、體育的新趨勢，變化中的一切會產生快樂，對這些快樂的欲求還未到消失的時候。有許多天真的觀點認為，“快樂的節制”能夠改變過分渴求新鮮商品和愉悅感的新消費者。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分享和交換型經濟的真正重點與其說是一種理念，不如說是被當作美德的必須之舉。在這種情況下，“自願的節儉”在社會上的普及、“行動主義”和消費激情的終結成了天方夜譚。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無論要走多少彎路，對生活之輕的追尋都將繼續借助消費主義和它帶來的快感，以及與主旨相悖的不斷增加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