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制度與華夏城市精神文化（見該書pp131-133）

城市制度本身就是“人文”的、“人化”的，即城市制度離不開人，它是靠城市人設計、執行、遵守的，離開了城市人，也就無所謂城市制度。城市制度的兩端：它的確立（起點），它的執行（落腳點），都離不開人。城市制度折射著城市人的內在素質，城市人的文化理念、文化素質高低決定著城市制度設計水平的高低。城市制度文化是城市制度的觀念內核，是設計、執行、監督、變革城市制度的人們的理性原則、價值取向、理念追求、道德標準、利益調整等的觀念體繫，反映出城市制度設計的主體追求什麼、捍衛什麼、貶斥什麼、接受什麼的理性思索和道德底線，是主體化、內在化的關於城市制度的觀念繫統。因此，可以這樣講，有什麼樣的城市主體，就有什麼樣的城市制度，有什麼樣的城市精神文化就有什麼樣的城市制度文化。在這個意義上說，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產品，城市制度文化內涵於城市的精神文明化中。

不同的制度文化反映著不同的精神文化特質、不同的民族精神。體現中國精神文化本質的儒家關於“人之初，性本善”的倫理觀，一直是中國制度設計中的理論基礎、文化淵源。這一傳統告訴人們，人人都有良知天性，人人都懂得“仁愛”，懂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懂得自律，懂得“吾日三省吾身”，等等；隻要有了這種道德，就能夠做到“以已推人”，能用善良、仁愛之心，高尚、有德之為去對待他人；人人皆舜堯，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道德的修煉成為謙謙君子。道德的獲得外靠輿論，內靠良心，因而身外的制度是多餘的、不必的，那是為“小人”設置的，“君子國”中的人是不需要的。統治者控制住輿論，個人把持住良心就可以了。於是，社會充滿了仁愛、禮儀之風。可殘酷的事實是，中國城市制度設計的現實卻走了一條與此不相吻合的路徑。在中國的城市制度設計中，人文關懷、人文精神是很少的。中國的城市制度（城市管理制度）常常定位於管人、約束人，缺乏體現對人的真切關懷與平等的城市精神文化。也就是說，制定城市制度的文化中，平等、人道、人性的因素少，而等級的、歧視的“文化無意識”則較多。

西方社會對人性的預設是“性惡論” ，認為人都是“無賴”“魔鬼”，不能依靠“聖賢道德”歸順人性、治理國家。於是，不斷地制定制度、法律來限制惡的人性，限制人的惡念、惡行，以達到治理城市、治理社會的目的。怎樣纔可以使帶有“惡”的人接受、服從制定出來的法律和制度呢？那就必須讓他們承認：制度和法律代表的是“公意”，在制度、法律的設計中包含了對社會公民，自然也包含了自己在內的人的權利與利益的、根本的關照，體現著對他人的不傷害，也不傷害別人的公正、平等、正義的成分。所以，城市的發展，一方面是城市法治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對城市社會公正、平等、自由的探索、落實也越來越多，看似相對立的兩極是統一的。所以，城市法治必然更人道、更人性，更體現出對人的終極關懷。

西方社會從“性惡論”出發，提出了保證人與人交往的契約論。“契約”是以平等、自由、權利為前提的，而不能以強制性為前提。這是一般契約與法律的不同之處。但契約也具有法律的意味，任何一方的毀約不僅是不道德的，也可能意味著是對法律的觸犯。契約意識的形成、普及確立的是制度、法律的權威，嚴格的守法意識與成熟的契約意識是“孿生兄弟”。契約意識與法治精神是相伴而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所以，形成對城市制度內心認可的城市制度文化，與民眾廣泛地形成契約意識是分不開的。

當今我國城市制度的建設，從根本上說就是通過對城市制度文化的培育，促進城市精神文化建設。沒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積澱，沒有城市精神文化的引導，沒有以民眾內心的價值判斷、認知標準、行為選擇等作為外在城市制度文化的支持，城市制度是不能長久地發揮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