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

不敢言序

例言

舊頭領一員

托塔天王晁蓋 章太炎

正榜頭領一百零八員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胡適

天星星玉麒麟盧俊義 王國維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傅斯年

天閑星入雲龍公孫勝 陳寅恪

天勇星大刀關勝 陳垣

天雄星豹子頭林衝 羅振玉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顧頡剛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錢穆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孟森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楊鍾羲

天富星撲天雕李應 於省吾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 馮友蘭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蕭公權

天傷星行者武松 楊樹達

天立星雙槍將董平 錢鍾書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郭沫若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餘嘉錫

天祐星金槍手徐寧 李方桂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雷海宗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董作賓

天異星赤發鬼劉唐 湯用肜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梁啟超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嚴耕望

天究星沒遮攔穆弘 蒙文通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齊思和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 錢仲聯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李濟

天競星船火兒張橫 陳直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劉師培

天損星浪裡白跳張順 葉昌熾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洪業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李宗侗

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呂思勉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陶希聖

天哭星雙尾蠍解寶 孫楷第

天巧星浪子燕青 葉德輝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餘英時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楊聯陞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方豪

地傑星丑郡馬宣贊 周祖謨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饒宗頤

地英星天目將彭圮 瀋曾植

地奇星聖水將單廷珪 岑仲勉

地猛星神火將魏定國 朱希祖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啟功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瀋家本

地闊星摩雲金翅歐鵬 竺可楨

地闔星火眼狻猊鄧飛 王叔岷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徐中舒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王重民

地軸星轟天雷凌振 全漢舁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梁方仲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 季羨林

地祐星賽仁貴郭盛 向達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潘光旦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羅常培

地微星矮腳虎王英 凌純聲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芮逸夫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徐復觀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周法高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 何炳棣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張五常

地飛星八臂那吒項充 周策縱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鄭振鐸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聞一多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 勞鞣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張君劢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容庚

地滿星玉旖竿孟康 謝國楨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瀋從文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 陳康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呂澂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唐長孺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譚其驤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 胡道靜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 吳梅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 張蔭麟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陳夢家

地鎮星小遮攔穆春 唐蘭

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鄒衡

地魔星雲裡金剛宋萬 劉子健

地妖星摸著天杜遷 薩孟武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童書業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唐圭璋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戴裔煊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夏鼐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 蔣廷黻

地全星鬼臉兒杜興 唐德剛

地短星出林龍鄒淵 馮家異

地角星獨角龍鄒潤 姚從吾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 鄧之誠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屈萬裡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 羅爾綱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 周汝昌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瞿同祖

地察星青眼虎李雲 梁思成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 郭紹虞

地丑星石將軍石勇 王利器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 裘錫圭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汪寧生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楊寬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 馮沅君

地劣星霍閃婆王定六 王靜如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王先謙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陳登原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馮承鈞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張星煨

額外頭領一十九員

河北降將喬道清 高本漢

河北降將瓊英 伯希和

河北降將孫安 白鳥庫吉

河北降將馬靈 內籐湖南

河北降將卞祥 李約瑟

河北降將山士奇 安特生

河北降將唐斌 斯坦因

河北降將文仲容 加籐繁

河北降將崔埜 桑原騭藏

河北降將金鼎 高羅佩

河北降將黃鉞 新城新藏

河北降將梅玉 沙畹

河北降將金禎 勞費爾

河北降將畢勝 魏特夫

河北降將潘迅 葛蘭言

河北降將楊芳 鳥居龍藏

河北降將馮升 石泰安

河北降將胡避 瀧川資言

河北降將葉清 費正清

跋(羅韜)

後記

跋（羅韜）後記

例言

 一、正如人類的歷史並不等於英雄史與偉人史，學術史亦不等於傑出學人史；但作為文化英雄的學人，仍可謂學術史的關節，從人物切入，不失為總結學術史的方便法門。古典體裁的學術史，如正史的《儒林傳》，學案》、《明儒學案》，如《國朝漢學師承記》，無不以人為綱。故以“點將錄”的形式評點學術人物，並非純屬文字遊戲，也是具體而微的學術論衡。選擇何種人物，即呈現何種學術觀，人名錄亦是一種學術史。

 二、作為著述形式，“點將錄”隻是對單個學人分別作印像式的批評，看似輕松，但比之一般流水賬式的學術史編纂，其實遠為困難；因為這一工作需要學術通識的貫注，不熟知百家，則不足以論一家。以詩學為例：近人汪闢疆《光宣詩壇點將錄》、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無論是撰寫難度還是學術價值，就遠非一般的詩歌史所能及。

 三、近時有所謂“國學大師”的評選秀，雖不免魯莽滅裂，但也是觸發撰寫“點將錄”的動機之一。而此錄的性質，則不以“國學”為本位，而是以“學術”為本位；不以“大師”為號召，而是以“學人”為號召。在評估學人成績上，偏向現代標準：重創新甚於重功力；重專精甚於重廣博；重西方現代學術訓練及背景，不重中國傳統本位的學術取向；重實證主義的踏實工作，不重形而上學的古典思辨。能引入新方法、開拓新領域者，有獨特個性、有自家面目者，作出基礎性、專題性的史料功夫者，皆撥高一等；而學力深、著作多而風格不彰者，如陳柱、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吳世昌、張舜徽、程千帆等，則寧可舍棄在外。

 四、民國以來的中國學術，一方面趨新求變，方法多取徑西方；但另一方面，由於本土學術傳統及學術資源的潛在制約，在研究領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為重心。故這一時期水準與成績的學問，始終以中國領域為主流；而在中國領域之內，又始終以廣義的史學為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學”，也即所謂“國學”為發達。相比之下，專攻“西學”者，若不能將外域理論與本土史料融會貫通，則僅能處於仰人鼻息的轉介地位，終難有原始的、繫統的理論創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為本，西學為末”、“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等語，倒可借以形容近百年中國人文學術的大勢。故“點將錄”的選擇標準，亦側重於“中學”本位的文史學人，而不照顧學科分布的均衡。

 五、李澤厚形容近十數年學風，有“思想家淡出，學問家突顯”之語；其實此語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學術風尚。入民國以來，內有清代考據學的遺傳，外有西方實證主義的支援，裡應外合，推波助瀾，以胡適和史語所為代表的“新考據學”，遂成為這一時代的學術主流。故此時期有重要貢獻的知識人，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為基礎，以歷史與文化的發現與闡釋為取向。幾乎可以說，這個時代隻有“考據家”，沒有“理論家”；隻有“學問家”，沒有“思想家”。與此相對，傳統的義理之學雖存一脈，卻未能跳出古典觀念體繫的掌心，與現代學術規範接軌。以熊十力為例，其“思想家”的氣魄有餘，而陷於“格義”式的比附、“六經注我”式的創說，在“學術”立場而言為不能實事求是，在“思想”立場而言又不能自出機杼。故“點將錄”將熊十力一類的玄學家排斥在外。

 六、民國以來學者如林，同一級別的名家眾多，見仁見智，取舍為難，不偏不倚，談何容易。事實上，所謂“文無”，論人尤難於論事；蓋考辨事實，尚可能接近客觀，而品評人物，勢難避免主觀。此外，為切合各人的身份、特征，甚至為求增加娛樂性，此錄在排行上也不盡拘泥，座次前後，未必代表學問高下。

 七、在體例上，“點將錄”以人為綱，每則首先評論具體人物的學術成績、取向及方法，以見其學術史地位；再述其軼事逸聞，以知人論世，並增風趣；後附以絕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餘味。故此錄一方面繼承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汪闢疆《光宣詩壇點將錄》、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糅合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劉成禺《洪憲紀事詩》的體裁，實為“點將錄”與“紀事詩”的結合。

 八、“點將錄”的通行格式，是正榜頭領一百零八員，另冠以舊頭領一員，故此錄共選入民國以來的中國學人一百零九位。但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學術卻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學術；論現代學術史，已無法自限於禹域之內，而回避國際漢學的成就。故別出心裁，突破體例，另選擇有重要成績，且於中國學界有重大影響的域外漢學家附錄於後。據《水滸傳》百零五回，梁山好漢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將計十九員，故以此為據，配以漢學家共十九位。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胡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號藏暉室主人；安徽績溪人。

 唐代張為有《詩人主客圖》，按風格將詩人分作六類，白居易詩雅俗共賞，故列為類之首，稱“廣大教化主”。而胡氏正可謂現代學術史上的“廣大教化主”，論影響之巨，並世無人能出其右。


 餘英時回憶，曾有大陸學術領導人訪問耶魯大學，席間談及胡氏有謂：“胡適應該一分為二，他在學術上還有進步意義，但在政治上則是反動的。”餘氏則針鋒相對：“我們海外中國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適在學術上早已被拋在後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觀念對於今天的中國還是有意義的。”［化也說“讀胡適書覺過時，讀王國維書卻不覺過時”。［2］其實胡氏顯得過時，正由於其影響深廣，故當年的新見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識化，所謂“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是也。


 無論思想啟蒙或學術革新，胡都可謂現代一人。在思想啟蒙方面，白話文、新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不帶有胡氏印記。在學術革新方面，《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皆為樹立學術新範式的創世紀之作；其他論《詩經》、《楚辭》，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韻，推揚戴震哲學，表彰崔述史學，雖多零篇散論，但轉移風氣，澤被學林，亦非淺鮮。


 不過，論胡氏成就精深的方面，當數古典小說及禪宗史考證，二者分別是其文學史、哲學史研究的延伸與深化。其中《紅樓夢考證》為“新紅學”開山，近百年來的紅學史皆在其籠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緣傳考證》，結論雖有爭議，在寫作上卻堪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典範，羅爾綱甚至說他考證太平天國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領會得來。［3］胡氏的禪宗史考證，可以說是現代佛教研究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對而言，在國內學界卻較受忽視，［4］倒在日本學界引發震動。他對神會地位的重估、對《壇經》成書的考辨，可謂鋒芒畢露，是對禪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貢獻；《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禪學權威柳田聖山譽為“是胡適初期禪宗史研究論文的骨干，他不僅貫徹主張，而且滿懷信心。這已經達到了胡適禪學論證的峰，為近代禪宗史的研究歷史，帶進了劃期的新時代”。［5］


 胡氏平生著作，論俗世聲名，以早年的《哲學史大綱》、《胡適文存》為風靡；而論專業成就，則以三十年代的《胡適論學近著》集為精萃，《說儒》、《楞伽宗考》、《荷澤大師神會傳》、《壇經考》、《醒世姻緣傳考證》等名文都收錄其中。這是胡氏個人學術的，亦代表了現代中國學術的。此後抗戰開始，國家當存亡續絕之際，胡氏投筆從政，受命任駐美大使；並世學人在戰時多能著述不墜，而胡則就此中斷其學問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戰後重返學界，無論是年齡（五十五歲）、身體（患心髒病）、身份（任北大校長、國大代表）、環境（內戰），都已錯過治學的黃金時代。


 胡氏《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皆有始無終，僅成上卷；蓋胡氏治學，以通觀性的大手筆開始，而又轉入細密化的專題考證，即由“大刀闊斧”轉向“繡花針”的功夫，［6］故積重難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黃侃譏為太監。［7］


按：張維華有《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惜至漢代而止，下編迄未完成，亦屬著述有上無下之例。［8］又，蕭一山二十餘歲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僅成講義，長期未能定稿；及年界花甲，纔以胡氏為前車之鋻，續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9］他與胡同途而殊歸，亦成對比。


 胡氏為學，重方法，但大體未超出考據學中心的“歷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剛所謂“拿證據來”的學問，較欠缺社會科學觀念的貫注。［10］然而每一時代皆有每一時代的學術主流，胡氏以簡馭繁，正契合時代的需要，開拓既廣，創獲亦多，終為一代正宗。


 胡氏世稱“胡博士”，但他1917年離美返國，因未將論文及時付印，遲至十年後纔重赴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取得博士學位，遂啟“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餘英時、周質平先後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11］此外，胡一生共獲得三十五個榮譽博士，亦中外所罕見。［12］“胡博士”之號，信不誣矣。


 詩曰：無地自由誠可哀，紅樓白話此山開。魯翁郭老歸何處，博士翩翩今又來。

 按：魯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學術界，為前數十年的兩大偶像，如今兩皆淪落；而此消彼長，胡適之則翩然重臨。由此頗可窺見當代思想史之消長變遷。


注釋：

［1］《胡適在今天的中國——序〈胡適與近代中國〉》，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化《讀胡適自傳唐注》。按：餘氏所提及的這次學術訪問，當指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美一行，當時代表團一部曾訪問耶魯，成員包括錢鍾書、費孝通，領隊為趙復三（見餘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則餘氏所說的“學術領導人”似即趙復三。


［2］《清園夜讀?後記》，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九十年代日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頁165。

［3］《師門辱教記》，香港圖南出版社版（此書胡適改題《師門五年記》；三聯書店版對初版多有刪改）；又參羅氏《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一個實例——〈醒世姻緣傳考證〉》，《胡適研究叢刊》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4］三十年代胡適曾對來訪的鈴木大拙表示：國內學人對他出版的《神會和尚遺集》，並無反應，竟有人從鄰國來訪，不勝惶恐感激之至。胡氏並對國內學人缺乏國際視野表示憤慨（據柳田聖山《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收入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臺灣正中書局1975年版）。例如湯用肜雖已見胡氏有關考證，但其講義《隋唐佛教史稿》禪宗部分仍多沿襲舊稿，而對胡氏的新見未作正面回應（參江燦騰《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與爭辯》，《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龔雋、陳繼東《中國禪學研究入門》章，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又，梁漱溟評胡適有雲：“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隻有卷上，卷下就寫不出來。因為他對佛教找不見門徑，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略談胡適之》，《胡適研究叢稿》，三聯書店1989年版）梁氏所言顛倒事實之甚，可見他對胡氏的禪宗史研究完全缺乏了解。


［5］《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

［6］胡適四十年代曾說：“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國思想史寫成。但寫到一個時期，往往被一些問題牽引去做點小考證，這些小考證往往比寫通史有趣味得多，於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寫通史的工作忘在腦後，用全力去做考證。”（胡適致雷海宗、田培林函，據朱文華《胡適評傳》引，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頁279；未收入《胡適書信集》）夫子自道，能說明胡氏的學術轉向。


［7］王起謂“季剛師於並時學者多所譏彈，嘗講論至謝靈運曾為秘書監，笑曰：‘今國內乃有著作監，則胡適之其人也。’或問其說，曰：‘監者，太監也。’隨指紀曉嵐‘下面沒有了’故事為證，聞者為之絕倒。蓋譏胡氏著作大都僅有上冊也。”（《響鼓並詩話》，據胡不歸《胡適之先生傳》引，收入《胡適傳記三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37）又，施維彩回憶在中央大學，“……季剛先生上課時經常都會對名流學者大肆謾罵，但挖苦多的則是胡適。他說胡‘能讀偏旁字，隻做上卷書’。是指胡讀《詩經?葛覃》中‘為為绤’的‘’、‘绤’二字依‘希’、‘谷’偏旁而讀，後者則因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都隻有上卷。又有一次說：‘胡適是太監！’同學不禁愕然。黃先生接著說：‘太監你們不知道嗎？就是下面沒有了！下面沒有的不是太監是什麼？’原來又是在說出書隻有上卷而沒有下卷這回事。”（劉衍文《黃季剛大師軼聞》，《寄廬雜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按：朱偰回憶其父朱希祖亦“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寫得膚淺，而且肯定地說，他出了中卷以後，下卷是寫不下去了，因為他既不懂佛學，又不懂宋、明理學”（《我家的座上客——交遊來往的人物》，收入《孤雲汗漫——朱偰紀念文集》，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朱、黃皆章太炎門下，宜乎對胡適皆有不滿。


［8］參《張維華自傳》，《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五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

［9］參王康《清史權威蕭一山》，收入《蕭一山先生文集》下冊（據王家範《蕭一山〈清代通史〉導讀》，《清代通史》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0］參唐德剛《胡適雜憶》“傳記?史學?行為科學”一章；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專憶［5］《胡適》。按：李璜二十年代曾在北大史學繫講述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干的學說，後來胡適編《新月》雜志，向他約稿，並說：“我不是要你談政治，我是要你將Durkheim（塗爾干）的社會學方法論用於古史這方面的成績拿出來讓大家知道……對研究中國古史的學人給予他們一個社會學的新觀點。”（《敬悼胡適之先生》，《學鈍室政治選集》，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可見胡適並非不明白社會科學方法的重要。


［11］夏志清《胡適博士學位考證》，《新文學的傳統》，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餘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重尋胡適歷程》；周質平《關於胡適學位的幾件新材料》，《胡適的情緣與晚境》，黃山書社2008年版。


［12］據胡頌平《適之先生的博士學位及其他》、《適之先生博士學位補遺》（《傳記文學》第二卷第三期、第三卷第二期）；參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校訂版，第四冊頁1323－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