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通論”部分收錄的文章，是胡適對於中國歷史的基本認識。《說史》所述是中國人歷史觀的經典描述，雖無新意，也算是開宗明義。《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和《中國的再生時期》從不同的側面為中國歷史作了一個說書式的梳理，看似淺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適的歷史態度。胡適早年批判傳統文化時曾嚴詞厲色，然而對於西方世界詆毀中國文化的攻訐，他卻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尊。《中國近一千年是停滯不進步嗎》《中國的傳統與將來》就很好地體現了胡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未來的信心和期望。
胡適是一位歷史感極強的學者，在他論述中，“歷史的態度”、“歷史的看法”、“歷史的進化”、“歷史的方法”、“歷史的眼光”等等詞眼俯拾即是，不論是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還是在文學、歷史研究，都可以看到胡適對於考據和史料研究的熱衷。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所謂“史癖”。胡適對自己的學術定位是感興趣於史學。他晚年曾說：“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麼專家。”這種表述也許隻是胡適興之所至的隨口一說，但至少證明，對於一個在傳統文化氛圍中成長出來的知識分子，史學研究可以說是他的本色當行。所以，《胡適談史學》收錄的文章顯得格外從容和熟悉。
“史學通論”部分收錄的文章，是胡適對於中國歷史的基本認識。《說史》所述是中國人歷史觀的經典描述，雖無新意，也算是開宗明義。《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和《中國的再生時期》從不同的側面為中國歷史作了一個說書式的梳理，看似淺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適的歷史態度。胡適早年批判傳統文化時曾嚴詞厲色，然而對於西方世界詆毀中國文化的攻訐，他卻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尊。《中國近一千年是停滯不進步嗎》《中國的傳統與將來》就很好地體現了胡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未來的信心和期望。
胡適一生不斷地宣傳倡導。他說：“我的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驗證的思想方法。”“治學方法”部分就收錄了胡適關於“科學方法”的一繫列重要文字，它們集中反映了胡適所提倡的治學精神和態度。所以這些方法，不僅運用於胡適的史學研究，也是他整個學術研究所貫徹始終的宗旨。章學誠和崔述是胡適十分推崇的兩位清代史學家。讀過《科學的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適的用心所在了。
“史學研究”部分收錄的是胡適的專題研究，其中《兩漢人臨文不諱考》《注漢書的薛瓚》都是他熟練運用考據的好體現。論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顯出胡適做翻案文章的本領，讀來頗有趣味。胡適晚年對於《水經注》傾注了大量的關心，說來起因很簡單，就是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為戴震鳴冤，就是因為胡適視戴震為清代考據學的主帥和旗幟。《水經注考》就是胡適晚年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可惜盡管胡適費盡心力，但他為戴震辯白的努力似乎並不太成功，關於《水經注》的懸案至今依然撲朔迷離。
中國歷代的學者似乎都喜歡用“筆記”這種文體記錄自己的學術成果。胡適作為一位在傳統文化中浸潤很深的知識分子，自然也脫不了這樣的習慣。雖然他沒有刻意收錄一些短文小札，但在他大量的著述中，還是有很多這樣短小精悍的文字，讀來頗有興味。我們把它編入“讀史隨筆”，借此展示一下胡適作為新文化先驅不被注意的一面：一個書生，一個骨子裡面充溢著儒家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