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民國圖書出版史編年（1912～1949）（套裝全3冊）

內容簡介

本書是關於民國時期圖書出版活動史料的文獻輯錄，借助編年史的體例，對民國時期的圖書出版活動，依年代次序作歷史的敘述，勾勒出民國圖書出版的發展歷程。其內容主要包括出版機構的創立，大型叢書、工具書、教科書、古籍圖書的刊印，出版法、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書業章程業規的制定，各種版權上的爭端，勞資雙方權益的糾紛，查禁與反查禁的鬥爭，以及出版機構的有關經營活動等。

作者簡介

吳永貴，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樅陽人。1991年安徽大學圖書館學學士學位，1997年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學位，2002年武漢大學圖書館學博士學位。自1997年迄今，任教於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出版科學繫，1998年任講師，2002年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1、民國出版史，2、當代出版史3、出版文化。主要著作：1、《把卷心醉——讀書藏書》，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7-222-02148-52、《中國新圖書出版業的文化貢獻》，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7月，7-307-02566-33、《中國家庭適讀書》（合著），寧波出版社，2000年10月，7-80608-362-3/Z.184、《中國百年暢銷書》（合著），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

上冊
1912年年）
1913年（民國2年）
1914年（民國3年）
1915年（民國4年）
1916年（民國5年）
1917年（民國6年）
1918年（民國7年）
1919年（民國8年）
1920年（民國9年）
1921年（民國10年）
1922年（民國11年）
1923年（民國12年）
1924年（民國13年）上冊
1912年年）
1913年（民國2年）
1914年（民國3年）
1915年（民國4年）
1916年（民國5年）
1917年（民國6年）
1918年（民國7年）
1919年（民國8年）
1920年（民國9年）
1921年（民國10年）
1922年（民國11年）
1923年（民國12年）
1924年（民國13年）
1925年（民國14年）
1926年（民國15年）
1927年（民國16年）
1928年（民國17年）

中冊
1929年（民國18年）
1930年（民國19年）
1931年（民國20年）
1932年（民國21年）
1933年（民國22年）
1934年（民國23年）
1935年（民國24年）
1936年（民國25年）
1937年（民國26年）
1938年（民國27年）

下冊
1939年（民國28年）
1940年（民國29年）
1941年（民國30年）
1942年（民國31年）
1943年（民國32年）
1944年（民國33年）
1945年（民國34年）
1946年（民國35年）
1947年（民國36年）
1948年（民國37年）
1949年（民國38年）

主要參考文獻

前言

凡例

一、本書為編年體，按年、月、日次序編排，凡無日可考者標明月份，無月可考者標明年份，各列於相應每月、每年之末，或標明“春”“夏”“秋”“鼕”。幾個條目記述同一件事情、內容互有聯繫、前後日期又相近者，並作一條記載。
二、本書著錄時期，起於1912年，迄於1949年，凡三十八年時間，有關這一時段圖書出版的重要事件，如出版機構的創立，大型叢書、工具書、教科書、古籍圖書的刊印，出版法、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書業章程業規的制定，各種版權上的爭端，勞資雙方權益的糾紛，查禁與反查禁的鬥爭，以及出版機構的有關經營活動、出版時評文章等，均詳加輯錄彙抄。
三、民國時期出版圖書十數萬種，本書隻選擇了少量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單行本著作，如《辭源》《辭海》《選集》等著錄。較大型的古籍、各工具書以及收錄6本以上的叢書，則分別按年代著錄。凡例

        一、本書為編年體，按年、月、日次序編排，凡無日可考者標明月份，無月可考者標明年份，各列於相應每月、每年之末，或標明“春”“夏”“秋”“鼕”。幾個條目記述同一件事情、內容互有聯繫、前後日期又相近者，並作一條記載。
        二、本書著錄時期，起於1912年，迄於1949年，凡三十八年時間，有關這一時段圖書出版的重要事件，如出版機構的創立，大型叢書、工具書、教科書、古籍圖書的刊印，出版法、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書業章程業規的制定，各種版權上的爭端，勞資雙方權益的糾紛，查禁與反查禁的鬥爭，以及出版機構的有關經營活動、出版時評文章等，均詳加輯錄彙抄。
        三、民國時期出版圖書十數萬種，本書隻選擇了少量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單行本著作，如《辭源》《辭海》《選集》等著錄。較大型的古籍、各工具書以及收錄6本以上的叢書，則分別按年代著錄。
        四、本書所列各叢書的出版時間及出版數量，多取自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一書，部分參酌其他可信資料，予以適當增益補充。由於該書為上海圖書館根據一館所藏編輯而成，定有不少遺漏，所以本卷特用“知見”一詞，以向讀者提示其著錄的局限性。全套叢書標明有主編者，則著錄主編者姓名，反之則不錄。
        五、民國時期出版了大量報刊，由於報刊為連續性出版物，自有其與圖書出版不同的媒體特點。本書隻選擇性地錄入了與書業和讀書有關的少量報刊，如《讀書月報》《出版周刊》等。
        六、本書選用史料，凡編印緣起、征稿啟事、法律條例、函文布告、書業規章、版權聲明、罷工宣言、禁書抗訴、經營情況、出版時評等史料，擇其重要和不易見者，或全錄或提供史料線索，庶使讀者對於民國出版生態環境有較為全面具體的認識，同時，也便於後來研究者征引與利用，進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和補充新史料。
        七、本書條目繁多，史料來源復雜，為免瑣細，未予一一標明出處，隻在本書書後附列參考書目。而對本書輯錄多的報紙上的史料，因部分帶有廣告經營性質，均注明“某報載”，以提請讀者注意甄別。
        八、抗戰爆發後，《申報》先後創辦了漢口版、香港版，後又回到上海繼續辦報；《大公報》從天津遷出後，亦相繼有漢口版、重慶版、桂林版、成都版等。抗戰勝利後，《大公報》遷回天津，又創辦了上海版。本書輯錄這一時期的史料時，對各報紙的版本情況，均作區別交代，以免混淆。抗戰前和抗戰勝利後的《申報》，因為僅有上海一處，故而不再標明處所。
        九、各地報紙所載內容，其發生區域，若非特別標明，一般都言指本地，請讀者明察。
        十、引文中的明顯錯訛及漏字，徑為添改；有些標點符號，為適應讀者閱讀習慣，也作了適當調整。引文中出現難以辨認的文字，以□標識。
        十一、對於有紀事本末性質的史料，盡量歸諸一處，並以▲標識。
        十二、本書對所錄史料，隻做客觀記錄，不加評論。其中有些詞句或已不合時宜，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認識偏差，但從保存文獻史料原貌、真實再現民國出版環境、為研究者提供手資料的角度出發，未做改動或刪除，敬請讀者能夠正確閱讀與評判。


        序

        一
        在中國歷史上，民國（1912～1949）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歷史時期，38年間，經歷了三個統治政權的嬗變——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各種政治力量踫撞交融，各類文化思潮此起彼伏。作為文化傳播主體的民國出版業，在此期間載沉載浮，政治烙印、文化變遷，時時處處可見。出版業本身的變化更為巨大。晚清以來形成的新式出版業在民國時期漸成大觀，與西方的現代出版形態趨於接軌。民國出版活動在出版技術、出版觀念、出版流程、書業管理等諸多方面，都有新的重大建樹，湧現了一大批有影響的民營出版機構和出版家群體，他們在文化組織、知識生產和社會變革中，充當了重要的民間文化力量，在建構公共領域、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自身產業的發展與繁榮。民國出版界眾聲喧嘩，除了商業性的民營出版活動外，各文化學術團體、各政黨政權組織也紛紛把出版作為闡揚學說、政治宣傳的舞臺和陣地，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出版事業相當可圈可點，顯示了特殊歷史條件下，共產黨人高超的出版韜略和政治智慧。因而，從時間角度講，民國38年不算長，但從出版史角度而言，由於其表現出來的多特點，又可稱為一段“大歷史”。要更好地呈現“大歷史”的“大”，就需要史學研究者用多維的視野、不同的角度，乃至於多樣的敘說方式和編寫體例，方能描繪出民國出版活動的立體交叉圖卷。
        本書借助編年史的體例，對民國時期的圖書出版活動，依年代次序作歷史的敘述。其內容主要包括出版機構的創立，大型叢書、工具書、教科書、古籍圖書的刊印，出版法、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書業章程業規的制定，各種版權上的爭端，勞資雙方權益的糾紛，查禁與反查禁的鬥爭，以及出版機構的有關經營活動等。以上要素之動態按時序彙總，勾勒出民國圖書出版的發展歷程。零零星星的出版史料，在時間的統領之下各就其位，通過序列化的編排，既整體性地勾畫出歷史的縱向脈絡，也多向度地展示了出版世界的豐富多彩。史料無聲，隻有在聯繫中，纔能隱隱聽見穿越時空的回響，呈現某種與現實遙接的意義。編年從時間軸線的角度，提供了這樣的呼應與關聯，隻是或隱或顯、或淺或深、或大或小而已。
        二
        梁啟超講文獻學有三個標準，“求真”，第二“求博”，第三“求通”。文獻學的求真、求博標準，也是編年史的標準和特征。“求真”即史學的客觀性問題，是基礎；“求博”即史學的豐富性問題，是問題的擴展。編年體在展現出版歷程的復雜性和原生態方面，獲得了極大的自由，雖然在時代風雲際會的描述和大局的判研上不如章節體來得明快和簡潔。不同的編寫體例有不同的價值側重，各擅勝場。編年體的價值，貴在史料的廣與真。
        本書所使用的文獻輯錄方法，廣泛利用了各種館藏目錄，各出版機構檔案及史料，各地方出版的出版史志，相關的出版史著述，出版人文集、傳記、日記、書信，藏書家的書評、書話等，各種資料累計近四百種。那一個個不太為後人所知的出版機構，那一本本成龍配套的叢書叢刊，那一件件此起彼伏的勞資糾紛，那一樁樁充滿創意的經營方略，那一篇篇規制大局的書業規章，那一張張令人郁結的陰霾文網，從老舊報紙的模糊字跡裡，從各地方的出版志書中，從少被人關注的館藏目錄中，被一一鉤沉輯錄出來，與正章正節的專門出版史書寫形成互文與互補。
        史學家傅斯年曾說，找材料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在如今信息化時代，動手動腳已然不敷使用，還需要觸“網”與入“庫”。“網”者，互聯網也；“庫”者，數據庫也。如今網絡暢通，網站遍布，稍大一點的圖書館及檔案館，無不開設網頁，將書報刊目錄，乃至整本書刊數字化以後，供之於網上，方便讀者點擊查考。像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等有影響的大館，更是把民國時期的書刊數字化，並列為本館的特色，予以展示。重慶圖書館的抗戰文獻經數字化後，也在其局域網上可以查閱。某些平時難得一見的史料，如1942年開始出版的《出版通訊》、1943年開始出版的《出版界》、1944年出版的《出版法規彙編》，以及中國圖書館協會主辦的《中國圖書館協會會報》、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的《圖書月刊》等重要書刊，我們坐在家中，鼠標輕點，便可手到擒來。而像CADAL（中英文圖書數字化國際合作計劃）、CALIS中國高校教學參考書全文數據庫、晚清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愛如生申報數據庫、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讀秀學術搜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重慶維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數據庫等電子數據庫，其蘊藏資源之豐富，檢索之方便，效率之快捷，時間之，是往日文獻搜尋者們所無法想像的。一些商業網站，如孔夫子舊書網、舊書網等，雖是商家為書刊買賣而設，但同樣可成為研究者的巨大資料庫。那些商家為買賣書刊所展示的封面、版權頁圖片，提供了直觀、確切的史料信息，情形類似於見到書刊實物。本成果史料之所以會做到比前人更加豐富、精確，實大大得益於現代網絡檢索手段提供的強大技術支持。
        三
        本書作為編年體史書，有效地吸收了編年史淡化個人主觀色彩的特色，不直接下斷語，也不試圖探索規律，把篇幅留給文獻史料的輯錄。突出文獻性，強調實證性，通過史料的依次排列，展開具體而豐富多彩的歷史流程。這樣的一種著述方式，在我國流傳既久，對當下的學科史建設，依然是有效的路徑之一，近年來被各學科研究者廣泛使用。
        本書所選史料，擇其重要和不易見者，或全錄，或多錄，或提供史料線索，庶使讀者通過“還原”的具體歷史語境，了解民國出版相對原始的歷史面貌。同時，也便於後來研究者征引與利用，進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和補充新史料，共同推進出版史的史料學建設。不惟如此，由於出版是各學科共有的學術生產與傳播平臺，對現代各學科的構建與發展有直接性的影響，這就使得本書呈現的出版史料價值，並不囿於書業本身，而與各學科史料有了相當的交叉與重合。各學科史研究者通過本編年，既可據之研判本學科的時代媒介背景，也可從本書集成性的史料中，擷取與本學科直接關聯的部分，為我所用。舉例來說，文人學者辦出版，是民國時期的一個重要文化現像，文學出版活動影響著作家的創作，是公認的事實。本成果對文人辦的書店如新月書店、創造社出版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史料，都輯錄甚詳，原始而珍貴。教科書是民國各大出版機構的出版大宗，相關的報道和廣告也很多，本成果對此多有爬梳剔抉，相信對民國教育史的研究當有所助益。
        本書史料，在展現出版的文化與政治屬性的同時，也關注出版的經濟與產業屬性。民國包括印刷在內的出版產業，發展成為當時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門類，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生產關繫都相應地展開，同樣值得經濟史研究者關注。且舉生產關繫中的勞資關繫側面為例，民國時期書業界和印刷界工潮頻仍，出版和印刷工會的力量相當強大，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雲五一度辭去職務、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兩次聲稱要解散書局，都與工潮有直接的關繫。從某種程度上說，過去一些出版機構重視職工福利，也是迫於工潮的壓力。這些現像至今未有人進行研究。若將本成果涉及的史料進行歸類排比，做專題性深入探討，定能生發出許多新的學術話題和學術資源，供後來的研究者挖掘與開拓。
        本書強調以編年為主體，同時也輔助性地使用了紀事本末體，對於有紀事本末性質的史料，盡量歸諸一處，以增加史料之間的內在聯繫，構建編年史時間的邏輯整體性，引導閱讀者形成比較清晰的歷史圖景。
        四
        本書作為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課題成果，立項時間是在2012年，而個中史料的點滴累積，當遠溯到20年前我在武漢大學讀研期間。因為要撰寫碩士論文《亞東圖書館研究》，曾專門去武漢大學櫻園山頂上的老圖書館，查找相關史料，無意中竟發現，像《申報》這樣大眾的報紙上，居然刊載有大量的出版業報道與消息，書業廣告更是無日無之。這種被社會高度關注的行業待遇，是當下書業中已然遁形的傳統。現在想來，倒也不必有境遷之嘆。當如今的人們熱衷於談論大型互聯網公司的時候，那時的人們關心像商務印書館這樣一個數千人的出版企業，其實都受制於對知識信息需求好奇心之驅使，從動機邏輯上說，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隻是書業廣告從大眾媒體上的消失，讓從民國走過來的書業老前輩範用先生，曾大發了一番感慨。
        本書的史料主體，便是當時眾的媒體——報紙上的書業消息及廣告。涉及上海版的《申報》（包括抗戰初期的漢口版和香港版）、重慶版的《大公報》（包括抗戰初期的漢口版和抗戰勝利後的上海版）、延安版的《新中華報》《解放日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人民日報》。選擇這些報紙作為史料源，有當時書業自身格局的情形考慮，同時也顧及查找實踐上的方便。上述報紙都有全套的影印版，而且，除了《解放日報》外，其他各報目下都有了不同格式的數字化版可資檢索。愛如生《申報》數據庫，更是提供真正意義上的全文檢索繫統，用起來令人大為稱快。隻要找對恰當關鍵詞，借助於數字化神器，史料瞬間得以“復活”。就民國書業空間實際布局而言，上海是戰前及戰後全國書業的真正中樞，以《申報》這份上海乃至全國發行量的報紙與之匹配，堪稱合適。事實上，本書輯錄的史料中，亦以《申報》為大宗。抗戰爆發後，中國出版中心轉移至重慶、延安、桂林等地，重慶《大公報》、延安《解放日報》等，與之有政治版圖及地理空間上的重合，因之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編者的史料視野。至於作為民國出版次中心城市的北京、天津、南京，亦有如《晨報》《大公報（天津版）》《中央日報》等全套影印版可資查找，隻是工程過於浩大，編者力有不逮，隻能舍棄，導致本書對北京（舊稱北平）、南京、天津等地的書業活動反映不夠充分。這是本書的不足之處。另外，報紙的消息來源未必全部真實可靠，書業廣告也不免誇大其詞，這些均需提請讀者注意明察。
        本書以史料集的形式申報課題，雖名為“編年”，但與一般編年體史書撮述史料大意的敘事化體例，還是有撰述形式上的重大差別。從嚴格意義上說，本書即是以時間為脈絡的書業史料彙編集。課題評審專家對於初稿，提出了許多至為寶貴的專業性建議，而對於本書“史料彙編”式的編年，倒不置一詞，可見還是肯定了彙編體編年的價值。在編者看來，任何敘述必然帶有視角，同時也就會過濾掉部分史料信息。所以，編者的這種彙編式編年，有其相對“保真”的一面，不僅僅是編撰上的省心省事而已。
        本書編寫耗時日久，我的那些已畢業的和目下尚在讀的研究生參與了史料的查找與錄入。易真、胡映芳、袁思遠、王帆、劉虹、吳曉剛、塗甜、曾靜、黃河清、張學科、朱曉婉、黃安琪均貢獻了力量。從2010年開始，一些選修我“民國時期出版經濟與出版文化”碩士課程的編輯出版專業的研究生，也曾以課程作業的形式，提交了他們查到的史料，由於人數眾多，這裡不便一一列舉姓名。黃安琪、朱曉婉、張學科、林英、石惠，分任了本書成稿的校對工作。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專業而中肯，本書多有吸收。責任編輯桂芳女士，殷勤聯絡，校核錯訛，體現了精微的專業水準，在此一並致謝。

        吳永貴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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