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璽口述訪談錄／001
馮同慶口述訪談錄／042
李德齊口述訪談錄／072
陳瑩口述訪談錄／100
馮建威口述訪談錄／127
郝清桂口述訪談錄／147
黃河濤口述訪談錄／154
歐陽駿口述訪談錄／166
武宗聖口述訪談錄／177
趙健傑口述訪談錄／188
吳亞平口述訪談錄／220
崔生祥口述訪談錄／231
田凱榮口述訪談錄／243
陳宏濤口述訪談錄／252
馬子富口述訪談錄／260
劉子高口述訪談錄／269
杜萬啟口述訪談錄／277
曹延平口述訪談錄／288
瀋琴琴口述訪談錄／298
許曉軍口述訪談錄／315
鄭橋口述訪談錄／339
受訪者著作索引／368
後記／432

前言

2019年，我們的共和國七十初度。中國勞動關繫學院與共和國同齡，也走過了七十載風雨歷程。中國勞動關繫學院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直屬的一所普通本科學校，其前身幾經易名，早可追溯至1938年的安吳堡青訓班。1939年，更名為延安工人學校。很快並入華北聯合大學，成立華北聯大工人部，同時成立了職工運動研究室。1946年，為配合爭取解放和準備接管城市工作的需要，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察冀邊區政府決定成立晉察冀邊區行政干部學校，校址設在張家口。這所學校的領導、教師和學員班底，全部來源於華北聯大校部。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後，晉察冀邊區行政干部學校遷至石家莊，並在此基礎上成立石家莊公教人員政治學校、石家莊建設學院。1948年秋，學校改為華北總工會所屬的華北職工學校。1949年1月，天津解放後，學校進入天津，改名為華北職工干部學校。1949年9月，為了更好地肩負起工會的歷史使命，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全總決定將“華北職工干部學校”改建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干部學校”。中國勞動關繫學院的前身正是從此時算起的。1954年7月26日，全總干校開始從天津遷往北京。1984年更名為中國工運學院。2003年，學校開始進行全日制普通本科教育，校名改為中國勞動關繫學院。
回望學校七十年的發展歷程，校名雖幾經更改，但是在黨的領導下，服務工會、服務社會的初心和使命，始終沒有變化；學校堅持“工會＋”“勞動＋”的辦學特色，始終沒有變化。新中國成立以前，工運事業是在黨的領導下，組織領導工人階級投身於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的偉大鬥爭，為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中國共產黨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個決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擬定的《勞動法案大綱》，都明確提到了工人教育的問題。根據黨的綱領和決議，在蘇區、上海和延安等地先後創建了多所工人學校，開辦了多種形式的工會干部培訓班，為黨領導下的工運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工運骨干，為黨領導下的工會干部教育培訓事業積累了寶貴經驗。
成立於1946年4月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干部學校，屬於我黨為吸收干部而創辦的短期訓練班性質的干部學校,以學習政治理論政策為主。為了滿足更大規模開展對工運骨干和工會干部培訓的需要,1949年1月,中央華北局將晉察冀邊區行政干部學校改制為華北職工干部學校。1949年8月,在劉少奇同志的指示下,學校承擔了全總舉辦的短期工運培訓班。參訓學員畢業後大都分配到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以及部分工礦企業,成為新中國工會建設的重要骨干力量。華北職工干部學校成為黨中央培養工人優秀骨干和各級工會干部的重要基地。1949年9月25日,根據中央領導指示,學校更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干部學校,時任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李立三同志兼任任校長。當時,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訓全國各地的工會主席,與中央黨校、中國人民大學並稱為黨的三大干部培訓學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朱德等先後給學校題詞寄語。建校初期,由於缺乏教員和教材,根據劉少奇同志指示,中華全國總工會干部學校先後邀請知名學者艾思奇等專家來校授課。到50年代,學校全部的授課內容均由自己的教員承擔,教材也逐步自主編寫。從建校到1966年停辦,學校先後舉辦200多期普通班、專業研修班,共計培訓各類干部8847名。“文革”結束後，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我校於1978年11月恢復辦學。截至1984年，培訓工會干部近6000名，為工會干部培訓正規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全總干校的創建與發展，對提高工會干部的理論和業務素質，把全國職工群眾有理論、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動員起來發揮著重要作用，對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更好地開展全國性的工會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貫徹黨中央關於加強干部教育正規化的指示精神，1984年9月，經國家教委批準，中華全國總工會干部學校正式改建為中國工運學院，陳雲同志親筆為學校題寫了校名。這一時期，學校在體制上明確了中國工運學院是中央部屬獨立設置的成人高校，開始面向全國工會繫統和社會開展成人學歷教育，實現了從短期輪訓到正規培訓的轉變，成為實現中國工會干部教育培訓正規化的重要標志和轉折點。學校秉承優良的辦學傳統，以工會干部教育培訓為使命，圍繞當時我國工會工作大局，按照全總黨組的要求和期望，以改革創新的精神走自己的道路，凝練自己的特色，探索出一套適合我國工會干部正規化教育培訓的成熟經驗，逐步成為全國工會干部培訓的學府和工運理論研究的重要基地。學校開始聚焦工會領域的基礎學科建設，通過開設工會學、工人運動史、勞動保護、勞動關繫等課程，有力促進了特色專業的發展，逐步發展成為特色鮮明的成人高等院校。
2003年5月，學校轉制升本，更名為中國勞動關繫學院。學校始終堅持以工會干部培訓為使命，在工作中堅持“服務大局，與時俱進，改革創新，依法治教，從嚴管理”的原則，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比較穩定的工會干部培訓專任教師隊伍，持續完善干部培訓課程體繫建設，積極參與全總培訓教材的編寫和修訂工作，部分培訓課程被全總及中組部評為精品課程。進入新時代，學校不忘初心，繼續發揮全國工會干部教育學府和工會理論研究智庫的重要作用，以工會干部培訓為使命，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繫列重要講話精神，特別是關於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牢牢把握我國工人運動的時代主題，每年培訓工會干部8000餘人次，送教20000餘人次，為培養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工會干部隊伍做出了重要貢獻。
2003年改制升本後，我校發展進入新階段，從工會干部培訓逐漸發展到普通本科教育，一路攻堅克難，一路砥礪奮進。學校陸續開設社會工作、勞動關繫、人力資源管理、工商管理、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務管理、法學、勞動與社會保障、行政管理、政治學與行政學、安全工程、職業衛生工程、漢語言文學、新聞學、戲劇影視文學、酒店管理等17個本科專業，覆蓋法學、管理學、經濟學、工學、文學、藝術學等6個學科門類。既有效地保留了教育教學的歷史延續，又充分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2012年12月，我校獲批成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服務國家特殊需求人纔培養項目”工作單位，開辦公共管理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先後開設勞動關繫、工會工作、勞動與社會保障、公共安全管理4個培養方向。學校的研究生教育穩步發展，學科建設水平逐步提升。
1992年，為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按照黨中央從優秀工人中選撥干部、培養跨世紀後備人纔的部署，在中組部、國家教委和北京市教委等的大力支持下，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我校創辦勞模本科班，從全國勞動模範、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和全國先進工作者中選撥培養勞模學員。經過27年的堅守與發展，共計培養勞模學員624人，其中全國勞動模範240人，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213人，全國人大代表17人，全國黨代會代表12人，“中華技能大獎”獲得者9人。勞模本科教育已經成為我校一張亮麗的名片。
2018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給我校勞模本科班學員回信，極大地鼓舞了我校創辦特色一流大學和繼續辦好勞模本科教育的信心。總書記的回信高度肯定勞動模範為黨和國家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大力倡導新時代全社會營造尊重勞動、尊敬勞模的良好氛圍，有力激勵了廣大勞動群眾爭做新時代的奮鬥者，充分肯定了勞模學歷教育的方式方法和育人成效。2019年4月29日我校勞模學院正式掛牌成立，這是我國高校首次設立勞模學院，將擴大勞模本科教育辦學規模，在現有社會工作專業基礎上增設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為勞模學員提供更多選擇，更好地滿足勞模學員的學習需求。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積澱，學校在學科建設上，在教學、科研人纔梯隊建設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作為學校的特色學科“工會＋”“勞動＋”，在*部頒目錄中是沒有單列的。“勞動＋”所涉及的分支學科，比如勞動經濟學、勞動法學、勞動管理學、勞動文化學等，因為所跨領域廣泛，如果僅用“勞動科學”一詞來進行統攝，似乎還需要商榷後，纔能形成共識。“工會＋”的情況比“勞動＋”更加復雜一些，因為工會不具有勞動的領域屬性，它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組織的名稱，具有主體的屬性，作為一個社會組織，是要通過正常運作以發揮其影響作用的。因此，我們常常所說的“工會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根據工會這一社會組織的不同實踐的需要，“工會學”也涉及跨學科的問題，所涉及的學科有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歷史學等，換句話說，工會組織是運用以上提及的學科來解決實際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工會與這些學科之間是主體與工具之間的關繫，缺少學理的邏輯關繫。
那麼，能不能將工會對像化，從而進行純客觀研究呢？這個問題應該從歷史學的角度來分析。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中國的五四運動爆發，在五四運動初期，由於主要是學生、知識分子的運動，雖然對當局造成了政治輿論的強大壓力，但對社會經濟生活沒有太大的影響，所以當局並不怎麼擔心，也自然不會接受學生提出的愛國請求。隨著廣大工人階級的參與，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範圍的愛國大罷工，此起彼伏。社會經濟生活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致使上海這樣的中心城市工商業大面積陷於停頓、癱瘓狀態，這纔使得包括北京軍閥政府在內的各地反動當局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感受到莫大的恐懼，不得不向人民做出讓步，接受民眾的愛國要求。
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的舞臺上，以獨立的姿態展示了自己強大的力量，這吸引了更多的政治家、學者越來越關注工人運動的研究。這時期從事工運實踐、工運理論研究的學者有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鄧中夏等人，他們都是工運領袖，在工運實踐中研究探索，並將研究的結果反過來指導工運實踐。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知識分子，積極地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並且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去，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從而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為進一步實現中國革命偉大的歷史性轉變，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重要準備。工人階級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中國共產黨正是在工運不斷深化、發展中誕生的，並很快成為工人階級的領導者和代言人。
可見，工會組織領導工人運動，從這一組織誕生之日起，就具有鮮明的政治性。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工會組織的創建者、領導者，必然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貫徹在工人運動之中，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正像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我國工人運動從來都同黨的中心任務緊密聯繫在一起。”近百年的工運實踐證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組織，其政治性、群眾性、先進性是缺一不可的，也是其強大生命力的有力保證。我們研究工會理論、工會實踐，始終不要忘記工會的政治主體性，始終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從事工會理論、工會實踐的研究，也必須服從政治性的要求。這是合乎內在邏輯的，不必回避，也不容回避的事實。所謂的“純客觀”的研究態度，是不合理，也是不現實的。
學校在七十年發展歷程中所積澱的教學科研人纔，大致分布在三個時期：新中國成立後至80年代初期為個時期，也可以稱為干校時期，這個時期的教師大多曾在解放區或國統區從事工運活動，他們經歷過復雜的鬥爭形勢，實踐經驗豐富，政治立場堅定，組織原則明確。他們通過言傳身教，為新中國培養了早的一批工會干部。建校初期，學校缺乏懂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會理論的教員，在全總的協調下，學校聘請中央黨校馬列主義專家、蘇聯專家、全總領導來校授課。著名馬克思主義專家艾思奇曾經來校授課，他講授的內容是“唯物史觀與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同時，在劉少奇的關懷下，全總與干校先後聘請了3批9位專家來校授課，他們講授的課程主要有國際工運史、蘇聯工運史、工會實際工作、勞動工資、勞動保護、機械制造、鋼鐵冶煉、勞動經濟學，其中，勞動經濟學由蘇聯著名經濟學家科斯金於1954年9月至1955年7月來校講授，使中國勞動關繫學院成為全國早開設勞動經濟學的高校。全總領導李立三、陳用文、劉之久、董昕、楊之華也先後來學校授課。為了進一步充實教師隊伍，學校決定從第三期普通班中選留一部分畢業學員到教學部門工作。隨後學校又從第四期、第五期普通班中選留部分畢業學員加入教師隊伍。據統計，1957年設有哲學、政治經濟學、黨史、工會建設、企業管理、勞動經濟、勞動保護、中國工運、外語、文化教育等十個教研室，共有教研人員125人。經過幾年的努力，學校開設的全部課程，幾乎都由本校教員擔任。
“文革”開始後，學校處於停辦狀態，教學科研均已停滯。“文革”結束後，學校於1978年11月25日正式復校，中斷13年的工會干部培訓工作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廣大教職員工精神為之振奮。復校之初，學校在組織建設上提出，首先要加強教學與研究力量，充實教學與科研線。1978年復校時隻有工作人員28人，此後兩年多的時間，陸續調進180人，學校先後成立六個教研室，有馬列主義教研室、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工會建設教研室、企業管理教研室、黨史工運史教研室、國際工運教研室，教學研究人員共計81人。教學研究人員的引進采用調進和公開招聘的形式。1983年5月，經全總黨組和勞動人事部批準，全總干校公開登報在北京招聘教學研究人員，經過人事和用人部門的各項考查，先後共招聘24名教學科研人員。
第二個時期從1984年到21世紀初，也可以稱為工運學院時期。學校改名中國工運學院後，人纔的引進及學科梯隊的建設逐漸走向正規化的道路。學校重點抓好了三個層次的梯隊建設：個層次，在工會學、勞動經濟、勞動保護、勞動法學、工運史等學院重點學科領域，培養了一批學術帶頭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專家學者有呂嘉民(工會理論)、馮同慶(工會與勞動關繫)、王永璽（工運史）、常凱(勞動關繫、勞動法)、馮建威(社會保障)、瀋琴琴(勞動經濟學)、馮肇瑞(勞動保護)等，他們在全國工會干部教育繫統乃至國家社科界的某些專業學科領域均有一定的影響和知名度，學院有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學院有9人享有政府特殊津貼),他們是郝清桂教授(主要從事工會理論的相關研究)，郭晨編審(主要從事編輯、采訪等相關工作)，馮肇瑞教授(主要從事安全管理、勞動保護等相關研究)，桉苗教授(主要從事工人階級理論、工會理論等相關研究)，李生林教授(主要從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孫中範研究員(主要從事工會理論和成人高等教育理論相關領域的研究)，馮建威教授(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社會保障學等相關領域的研究)，田凱榮教授(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等相關領域的研究)。還有十幾位在全國有一定影響、年富力強的教授，他們對中青年教師起到了很好的傳幫帶的作用。第二層次，學院陸續培養了一批學術帶頭人後備人選、中青年業務骨干，他們均工作在教學科研的線，在相應的學科領域的教學科研活動及專業和學科建設上均有一定的建樹，其中有13位同志獲得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師稱號。學院共設置20個教研室，這20個教研室的教研室主任中，有19位具有高級職稱，學院正逐漸給他們壓擔子、創造條件，使他們盡快出成績、出成果、成為學術帶頭人。第三層次，抓好青年教師的培養，通過加強崗前培訓和教育、基礎教育理論培訓、設立青年科研基金、教學基本功比賽、評選“十佳教師”等渠道和途徑，使青年教師盡快成長，成為學校教學科研的骨干力量。
第三個時期，2003年至今，這個時期也可以稱為勞動關繫學院時期。學校轉制升本、更改校名後，學校發展踏上一個新的臺階。學院在改革師資隊伍管理過程中，完成從“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的轉變，實行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分開制度，優化教師的職務結構。加強了教師業績的考核評估工作，進一步完善符合新的管理制度的相關考核評估辦法，對教師進行定時、定量的考核，增強透明度，將考核評估結果與教師的流動、聘任掛鉤。對兼職教師也制定相應的管理辦法和使用機制，保證兼職教師的質量，並長期穩定地發展。制定“學科帶頭人”和“骨干教師”的建設目標和培養規劃，推行以學科建設責任教授制度為主要內容的人纔培養工程。以科研項目為抓手，以人纔培養為核心，以學科發展為依托，以提高辦學效益為目標，重點建設一批優勢、特色學科。把學科建設、科研攻關與人纔培養結合起來。形成一支擁有占教師總數5%左右的學科帶頭人、10%左右的學科帶頭人後備人選、20%左右的骨干教師隊伍。形成教師隊伍相對穩定的骨干層，促進教師隊伍的合理流動和競爭。在招聘和引進人纔方面，學院拓寬人纔引進渠道，引進高水平、高層次、高素質人纔。同時，在政治素質、業務能力、專業和學歷方面從嚴管理，要引得來，留得住，用得好，努力建設高水平的學術團隊和管理隊伍。
清代學者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的觀點，在我們今天看來，這是一個很平常的觀點，如果放在經學處於至尊地位的清代，其影響是振聾發聵的：史學原本是經學的附庸，怎麼可能反客為主呢？經歷了二三百年的認知的變化，人們慢慢接受了歷史是泛在的這一事實。歷史真的無處不在，國家有國史，地方有地域史，部門有機構史。作為社會個體的每個人也有屬於自己的家族史、個人史。可以這樣說，一部個人的歷史就氣淋漓的當代史，因為每個人一生所涉及的問題，都是當代史的重大命題，從孩提時入托、入學，到大學畢業、就業，一路走來都和國家的教育制度密切相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油鹽柴米，既關涉到工農業生產，又關繫到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是國計民生問題，正是這樣一部部生動的個人史，彙總起來就是一部鮮活的當代史。
作為一個知識人，其經歷又不同於普通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往往都有自己獨特的閱讀史、治學史。如果將每個知識人的閱讀史、治學史彙而合之，就形成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知識史、學術史、思想史。這是一個理想化的設計，實際情況是，不論是普通人，還是知識人，他們都不太在意整理自己過往的記憶，很多人都像匆匆過客一樣，來這個世界走了一遭，並不曾留下一絲一毫的痕跡，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圖書館作為人類文明傳承之所，搶救記憶，保存記憶，是歷史和時代交給圖書館人的使命。國家圖書館已經啟動了“中國記憶”項目，通過口述史的形式，將一個個鮮活的、獨立個體的記憶以及記憶的載體保存下來，彙總起來，標記國家的每一段歷史。中國勞動關繫學院圖書館也於2018年3月以“工運學者口述史”項目的方式開始搶救“活人文獻”的工作，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歷時15個月，先後對王永璽、馮同慶、李德齊、陳瑩、馮建威、郝清桂、黃河濤、歐陽駿、武宗聖、趙健傑、吳亞平、崔生祥、田凱榮、陳宏濤、馬子富、劉子高、杜萬啟、曹延平、瀋琴琴、許曉軍、鄭橋等21位專家學者進行口述訪談錄制並對文字資料進行整理。
本書即收錄了對中國勞動關繫學院21位工運、工會研究領域的老專家、老學者的專訪，他們縱跨我校成立至今三個時期，有的已經年逾九旬，有的年方花甲，盡管都已告別教壇，但並未遠離學界，他們對工運、工會領域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都有很深入的思考，充滿了真知灼見。將他們從教的經歷、治學的心得總結出來，傳播出去，更好地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道路的建設。同時，讓青年學者有所依循，以為楷則，這也體現了學術為天下公器的傳承精神。本書也為全國工會機構、工會院校解決工作中、教育培訓中遇到的現實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