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麗的危險》

米歇爾·福柯

    1968年秋，米歇爾·福柯與批評家克勞德·博納伏瓦進行了一繫列既非采訪，亦非對話的特殊對談。在這場福柯所謂的“新型話語實驗”中，他首次，也是一次從童年作文的經歷出發，剖析自身與寫作的關繫，闡述言說與寫作之間的差異，坦陳從話語跨越到書寫的困難，並直言對自己作品的看法。

2.《教師資格會考中的霍布斯》

埃米爾·塗爾干

    1895年，霍布斯被納入法國教師資格會考大綱。“在個人與社會組織、國家和家庭角色割裂的當下，我們要怎麼做纔能與他人共生？”這個由霍布斯在《論公民》中提出的核心問題，在埃米爾·塗爾干的哲學課堂上得到了新發展：他在霍布斯的哲學解釋中引入了社會學與倫理學的論證方法，實現了社會學對哲學這一“至高學科”的逆滲透。

 3.《理性與文化》

賽爾日·莫斯科維奇

1993年，社會心理學創始人之一賽爾日·莫斯科維奇被授予西班牙塞維利亞大學榮譽教授頭銜。在授銜典禮上，莫斯科維奇反思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歷程及其新視野。他從文化差異導致集體非理性這一基本觀點出發，指出社會心理學與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之間存在密切的親緣關繫，這使得社會心理學有可能通過整合上述學科的理論，成為具有高度開放性的、取之不竭的當代人類學。

波納伏瓦：當我們讀《瘋癲史》或《詞與物》時，覺得很震撼，因為我們看見了一種精確、極富洞察力的解析性的思想，而它的基礎就是寫作，其回腸蕩氣之處並不僅僅專屬於哲學家，而是與作家有關。在那些有關您作品的評論文章中，人們找到了各種獨屬於您的觀念、概念、分析，但獨獨沒有提到那種讓您的著作擁有更大維度的震顫感，您開啟的並不僅僅是某個推論性的寫作場域，而是文學寫作的場域。閱讀您的作品，我們就會有種印像，即您的思想與既嚴苛又抑揚頓挫的表達形式是難以分割的，如果語句沒有這種節奏，如果它沒有被這種節奏所支撐，並未隨著這種節奏發展，那思想也就會顯得不精準。所以，我想知道寫作這件事對您來說究竟代表了什麼。

福柯：首先，我想就此明確一點。從我個人來說，我對寫作神聖的那一方面並不特別痴迷。我知道如今許多投身於文學或哲學的人都能體會到那種神聖感。毫無疑問，在西方，從馬拉美開始，寫作就擁有了神聖的維度，這是一種關乎自身的，而非外在的活動。寫作是憑著自身而樹立起來的，並不是為了去述說、去證明，或是為了去教授某樣東西，而是為了立於彼處。這種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當今這個時代，堪稱語言存在的紀念碑。我得承認，我的親身體驗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對我來說，寫作就是呈現而已。針對寫作，我一直持一種近乎倫理的不信任感。

波納伏瓦：您能解釋一下這一點嗎？告訴我們您究竟是如何觸及寫作的？我要提醒您的是，我感興趣的是寫作的米歇爾·福柯。

福柯：我的回答可能會讓您有些喫驚。我會對自己（我很高興和您一起來對我自己）做一個實驗，它和我對其他人做的實驗截然不同。我在講起一個作者的時候，總是試圖不去考慮他生平中的種種因素，也不會去留意其社會與文化背景，他出生在什麼樣的環境裡，在何種知識領域內成長。我總是試圖將人們通常所說的心理狀況撇開不談，隻是使他像一個開口說話的純粹的主體那樣來運作。

事實上，我正是利用您向我提問題的機會，對自己做這個截然相反的實驗。我會推翻先前的觀點。我會反對自己，翻轉自己在說到其他人時，就言說的意義所持的觀點。我會試圖向您說明，在我的人生歷程當中，寫作對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一直以來讓我為縈懷的（當然不是指早出現的，而是指頑固的程度）是在寫出好文章時所踫到的困難。從我們上小學時所理解的角度來看，寫出好文章就是指要讓一頁頁文字寫得可讀性強。我認為，甚至可以肯定，我在班上，在學校裡，都可以說是寫得不忍卒讀。這種狀況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直到上中學的頭幾年為止。上六年級時，老師告訴我要寫得特別，這就讓我不知如何動筆了，不知如何把文章一筆一畫地好好寫出來。

因此，我和寫作之間的關繫就有點復雜，有點負載過多了。還有一件難忘的事，發生的時間更近。事實情況是，我從來沒把寫作、寫文章這種行為太當回事，特別想寫作的情況到我近三十歲的時候纔出現。當然，我也學習過人們所謂的文學。但研讀文學作品（習慣於解釋文本，寫論文，通過考試），再怎麼樣，都沒讓我產生對寫作的愛好。而是恰恰相反。

為了能夠盡可能地發掘寫作的樂趣，我就必須成為異鄉人。當時，我在瑞典，必須要用我掌握得很差的瑞典語來說話，要不就是用說得很費勁的英語來交流。我對這些語言所知甚少，這樣一來，在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裡，我連自己想要什麼都說不清楚。當我說這些語言的時候，就發現我想要說的這些語言在我面前竟喬裝改扮，簡化成了嘲弄人的小木偶。

在我發現自己沒法用好母語時，便發現首先，它厚實、堅固，雖不僅僅像我們呼吸的空氣那樣，卻又有著察覺不到的透明度，其次，它還有自己的法則，有自己的通道，自己的捷徑，自己的譜繫，自己的嗜好，自己的稜紋，自己的粗糙，簡而言之，它有自己的面貌，形成了自己的風景，你大可以在裡面散散步，在詞語的蹊徑當中，在語句的周圍，會猛然發現先前從未出現過的那些觀點。在我隻能用陌生的語言說話的瑞典，我纔理解自己所用的語言有著頗為獨特的面貌，我能棲息其間，把它當作我的居所中隱秘，卻又牢靠的所在，這一無所在的所在，就是由我身處的異國他鄉構成的。終，我們能行走其上的真實的國度、獨有的岩石，我們能停留其間、居停其間的住所，恰恰就是語言，是我們孩提時代就已習得的語言。於是，對我來說，就是要去復活這門語言，要去建造一所語言的小屋，而我就是這屋子的主人，對它的角角落落我都能了如指掌。我認為就是這一點讓我很想去寫作。說話的可能性被我放棄了，於是我發現了寫作的樂趣。在寫作的樂趣和說話的可能性之間，存在著一種難以兼容的關繫。在難以說話的地方，就會發現寫作隱秘的、艱辛的、有那麼點危險的魅力。

波納伏瓦：您說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寫作對您來說並不見得是一種嚴肅的活動。為什麼？

福柯：是的。在有了這個體驗之前，寫作對我來說都不是什麼很嚴肅的事情。它甚至是一件相當輕浮的事情。寫作，就是自命不凡。我心想我貶低寫作是否出於自己孩提時代價值體繫的問題。我屬於行醫階層，即那種外省的醫生階層，就那種小城昏昏欲睡的生活而言，這個階層的適應性無疑相對更強，或者按照人們的說法，就是更進步。但不管怎麼樣，通常來說，特別是外省的醫生階層，都是相當保守的。這個階層還停留在19世紀。應該用社會學的方法來好好地研究一下法國外省的醫生階層。我們會發現在19世紀，醫學界，更確切地說，業界的醫生正在資產階級化。在19世紀，資產階級在醫學中，在對身體和健康的憂慮中，找到了一種日常的唯理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可以說醫學唯理論正在替代宗教倫理。19世紀的醫生曾說過這樣一句極其深刻的話：“在19世紀，健康已取代了拯救。”

我認為醫生就是這樣形成的，變得日益去神聖化，他代替了教士，在自己周圍聚集了18和19世紀外省的、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的所有古老的信仰和迷信，並使之理性化，我認為這樣的人物至今仍是固化不變的，和那個時候頗為相像。我就成長在這樣的階層中，在這個階層裡，理性幾乎總是會套上威力無窮的魔力，在這個階層中，這些價值觀都是和寫作的價值觀唱反調的。

因為，醫生（特別是外科醫生，我就是外科醫生的兒子）是用不著講話的，他隻要傾聽就行了。他會傾聽其他人的話語，不會把那些話太當回事，不會去理解那些話想要表達什麼意思，但會透過它們捕捉到惡疾的癥候，也就是指身體疾病，機體疾病的癥候。醫生傾聽，是為了透過他人的話語，與那人身體沉默的真相相逢。醫生並不講話，他隻會行動，也就是說他會觸摸，他會介入。外科醫生會發現沉睡的身體的病變，他會打開身體，再把它縫好，他會做手術；所有這些都是在沉默不語中，在盡可能不說話中進行的。他說的的幾句話，就是言簡意賅的診斷和治療用語。醫生講話，隻是為了用一個詞來說出真相，開具處方。他說出疾病的名稱，開具處方，僅此而已。就此而言，醫生的話語特別的稀少。毫無疑問，在古時候的臨床醫學實踐中，話語的功能就這樣貶值得很厲害，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對我影響很大，直到十年，十二年前，對我來說，話語永遠都是空談。

波納伏瓦：您在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完全顛覆了這種初貶低寫作的觀念。

福柯：顛覆顯然來得更早。但人們寫自傳總喜歡停留在庸俗的逸聞趣事上，因為這樣纔能讓人有興趣停下來。有人說我花了很長時間，纔終於賦予了如此貶值的話語以某種價值和某種存在的模式。目前，我所關心的問題，事實上也是在這十年中我一直關心著的是：在像我們這樣的文化中，這樣的社會中，話語、寫作、言說的存在究竟有何意義？我覺得我們從來就沒有賦予這樣的事實以如此的重要性，即再怎麼說，言說總是存在著的。言說並不僅僅是一種透明的膠片，透過它，我們就能看見事物，它也並不僅僅是照出人們所思所想的鏡子。言說有其自己的質地，自己的稠度，自己的密度，自己的功用。言說的法則就像經濟法則那樣存在著。言說，就像紀念碑似的存在著，就像一門技術那樣存在著，就像社會關繫體制那樣存在著……

這種專屬於言說的密度，就是我所要詰問的。當然，與我孩提時期將話語徹底貶值的做法相比，這已經是徹頭徹尾的轉變了。我覺得（我認為這隻不過是所有那些自認發現了某些東西的人的幻覺而已）我的同時代人都是我孩提時期的那種海市蜃樓的受害者。他們就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樣，就像我家人所相信的那樣，也很輕易地認為言說、語言，歸根到底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我很清楚地知道，語言學家們已經發現語言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它遵從法則，但他們特別堅持的是語言的結構，也就是說是潛在的言說的結構。但這正是我要詰問的，我要問的是現實當中的言說顯現的模式和功用，我要問的是言之有效的那些事物。這涉及到對言之鑿鑿的事物進行分析。而這都與我小時候想的完全相反。

盡管如此，不管我有什麼樣的轉變，直到我開始寫作之前，肯定都會在我的孩提時期存有一定數量的演變的線索，這樣就能重新回溯過去。比如說，讓我極為震撼的是，我的讀者都會自動認為，在我的寫作中，有某種挑釁性。就我個人而言，我沒有這樣的體驗。我認為自己現實當中從來沒攻擊過某人。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極其溫柔、靜謐的活動。我寫作的時候，有種如絲絨般光滑的印像。對我而言，絲滑寫作的觀念猶如一個熟稔的主題，自有其情感與感知上的極限，在我寫作的時候，它不停地縈繞著我的寫作計劃，引導著我的寫作，讓我每時每刻都能選擇自己想要使用的那些表達方式。就我的寫作來說，絲滑是一種標準的印像。因此，當我發現人們覺得我的寫作干巴巴、咄咄逼人時，我很是喫驚。細細想來，我覺得他們也有道理。我以為在我的筆端有一種古老的手術刀的傳承性。不管怎樣：我在白紙上描畫出這些挑釁性的符號，就像我父親做手術時，在他人的身體上劃手術刀一樣？我隻是把手術刀轉換成了鋼筆。我將治療的有效性轉化成了自由言說的無效性；我用紙上的塗鴉取代了身上的瘢痕；我用寫作中可擦的、塗抹得干干淨淨的符號取代了瘢痕的不可擦性。也許，我應該走得更遠。對我來說，紙張或許就是他人的身體。

肯定的是，我近三十歲時所體驗到的，就是開始感受到寫作的樂趣，這種樂趣總是在和他人的死亡，亦即普遍的死亡，打些交道。寫作與死亡之間的這層關繫，我不太敢妄言，因為我知道像布朗肖（Blanchot）這樣的人曾對更本質、更普遍、更深刻、更具決定性的事物的主題說過很多，遠比我現在所能說的好得多。我在這裡隻是說說那些印像，它們就像是壁毯的背面，目前，我試圖循著它們走下去，我覺得壁毯的另一面也很有邏輯，而且勾畫得也很漂亮，不管怎麼說，不比我展示給他人看的地方勾畫得更差。

對您，我想稍稍在壁毯的這個背面停留一下。我會說，對我而言，寫作與死亡相連，也許本質上是和他人的死亡相連，但這並不表示寫作就像是謀殺他人，傷害他人，去反對他們的存在，這種終極性的謀殺行為會將他人清場，在我面前敞開一個至高無上的自由空間。完全不是這樣。對我來說，寫作，就是關涉他人的死亡，但從本質上來看，是在關涉已經死亡的他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講的是他人的尸體。我應該承認這一點，我是在稍稍假設他們的死亡。談論他們的時候，我處在了正在驗尸的解剖學家的位置上。我用寫作來遊遍他人的身體，我將它們切割開，我撩起他們的表皮和皮膚，我試圖去發現裡面的器官，讓這些器官敞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終讓疾患的病灶、惡的病灶顯露出來，而這病灶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思想的特點，它具有消極性，終構成了他們自身。事物和人的有毒的心髒，就是我一直試圖曝之於光亮之中的東西。而我也總算明白了人們為什麼會認為我的寫作是在挑釁。他們覺得其中有某種判他們死刑的東西。事實上，我遠比這天真得多。我並未判定他們死刑。我隻是假定他們已經死了。這就是為什麼當我聽到他們在大喊大叫的時候，感到如此喫驚的原因。我像解剖學家示範解剖時，被解剖人在他的手術刀下猛然醒過來那樣喫驚。眼睛猛然睜開了，嘴巴開始喊叫了，身體開始扭曲，於是解剖學家驚獃了：“瞧，他還沒死！”我認為，這就是那些人在讀過我的著作後批評我或朝我大喊大叫的原因。我向來都很難去回應他們，除非找托詞，可他們也許又會以為這其中含著一絲嘲諷，但其實這真的是我表達喫驚的方式：“瞧，他們還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