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下旬雖已立秋，仍酷暑難耐，因北京大學進修之機緣，跟隨鄒衡、李仰松、嚴文明、李伯謙四位先生上了廬山，參加“江南地區印紋陶問題學術討論會”，亦享受了幾天清涼。當年《考古學報》上發表了馬橋遺址1960年代的發掘資料，獨特的文化內涵使學術界耳目一新，廬山討論會上受到學者們的重點關注。馬橋遺址考古發掘主持者黃宣佩、孫維昌先生介紹了相關成果和認識，將太湖地區的印紋陶遺存分為三期，期以馬橋中層（四層）為代表，因此有了馬橋中層或馬橋四層文化的概念，並長期習慣性沿用。李伯謙先生概括了南方青銅時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將馬橋相關遺存作為太湖區期文化，極大地改變了當時對印紋陶遺存的混沌認識。會上，蔣贊初先生首次提出了“馬橋文化”的概念，並為馬橋文化打上雙引號，足以顯示先生的細心與慎重。三年後的“江蘇省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暨吳文化學術討論會”上，黃宣佩先生等以上海老一輩學者對考古學文化命名特有的學術謹慎，稱之為馬橋類型文化。也是在這次會上我拿去了馬橋文化的雙引號，從此與馬橋文化有了不解之緣。
馬橋文化在學術領域的重要性不能同良渚文化相比，甚至可以說馬橋文化所代表的階段是環太湖地區兩個社會發展高峰之間的中間期，但是隨著田野考古的不斷深入、發掘資料的持續積累和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拓展，馬橋文化越來凸顯其重要性。今年是馬橋文化命名40年，回顧以往收獲，在該領域中具有關鍵性、開拓性作用從而具有重大學術意義並引領研究進程的主要有下列三項成果。
1，1993-1995年馬橋遺址發掘和研究
1960年代馬橋遺址發掘著重解決了年代關繫和文化內涵及其屬性等問題，填補了環太湖地區夏商時期的空白。1990年代以聚落研究為抓手，回答了遺址編年和分布的問題。根據馬橋遺址多層疊壓、開口於不同地層下的遺跡等層位關繫和器物形態的變化，將該遺址的馬橋文化遺存分兩期4段，分別代表了馬橋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馬橋遺址座落於一道被稱為“竹岡”的貝殼砂堤之上，但此前並未掌握聚落與砂堤的相互關繫，這次發掘揭示了遺址的分布規律。為適應當時的地理環境，遺址沿砂堤和緊靠砂堤的東西兩側，呈大致南北長、東西窄的寬帶狀分布，南北至少1000米，東西大約150 米，總面積超過150000平方米，是以往認識的數十倍。
不僅馬橋遺址同自然環境的關繫十分緊密，而且馬橋時期是環境發生繫統性變異的特定時期，早於馬橋文化的浙江茅山廣富林文化農田和上海松江廣富林文化遺存都被淹沒。因此環境考古在馬橋遺址發掘中受到極大重視，依靠不同學科研究者的參與，運用孢粉、植硅石、磁化率、動物計量統計等多種分析方法和技術，基本復原了馬橋遺址的周邊環境。
馬橋文化印紋陶（紅褐陶）廣泛使用，（原始）瓷的制造是新的產業。考古和硅酸鹽研究者密切合作，共同探討，認為馬橋文化的陶瓷產業正處於技術創新的轉變時期，（原始）瓷是在燒制硬陶的基礎上發明的新工藝和新產品，環太湖地區是目前所知年代早的（原始）瓷出產地之一。研究還將馬橋文化紅褐陶器上經常出現的陶文同新工藝相聯繫，認為是陶工發明的專門記號，記錄生產流程，以提高生產技術。
馬橋發掘的科技考古除了在環境、陶瓷等領域開展，還涉足遺傳基因，試圖探尋不同時期人群的生物遺傳關繫。這是較早運用分子生物學於考古學的嘗試，為日後改善實驗方法，取得更為豐富的研究成果積累了經驗。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參加人員較多，個別研究者發表結果時未與考古人員溝通，在環境研究中弄錯了層位和位置而得出錯誤結論。馬橋遺址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對科技考古理念的認識更加深刻。科技考古不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是特指將科技方法和技術應用於考古學。科技考古研究終還是要落實到考古上，是考古研究，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科技研究。科技考古要落到實處，就必須以考古學科為主導。以考古問題決定研究目標和研究對像。考古人和科技人相互了解不同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共同制定計劃，經常溝通，這樣纔能做好科技考古。
2，2000年廣富林遺存（文化）的發現是對馬橋文化探源的突破
1978年以來，馬橋文化來源即成為一項關鍵研究內容。大致相同地域分布的良渚文化是馬橋文化的先行者，因此探源從良渚文化入手，絕大多數研究者或多或少都將良渚文化因素作為來源之一或“影響”之一。1990年代發掘馬橋，我對二者的認識是，“馬橋文化替代良渚文化隻延續了一部分良渚文化因素，卻融入了大量非當地傳統的新文化因素，其中多的是肩頭弄文化遺存，其含量比率甚至超過了良渚文化因素，還有二裡頭文化、商文化、嶽石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因素。這些新的文化因素，有的是外來文化的傳入或影響，有的是文化的交互作用。馬橋文化在融合了多種來源的文化因素之後，形成了有別於其他文化的自身特色。因此從總體上看，它與良渚文化有相當大的差別，形成文化缺環。”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考古發掘資料中馬橋文化同當地文化比較直接的關聯早有發現。年代上的關聯是1959年發現、1961年發掘、1962年發表的廣富林，發現了廣富林文化的陶鼎，但當時歸之於良渚文化。年代和文化因素的關聯則是1934年發現、1936年發表和1956、1958年發掘、1960年發表的錢山漾，發現了方格紋、竹編紋（席紋）等，並在1978年“江南地區印紋陶問題學術討論會”上受到關注。當時也將錢山漾的相關遺存歸於良渚文化。2000年，確認了廣富林遺存（2006年正式提出廣富林文化）。2003年廣富林發現了包含魚鰭形足、細頸鬶的遺存同良渚後期較晚階段墓葬的層位關繫。2005年錢山漾發現錢山漾1期-錢山漾2期-馬橋文化之三疊層（2014年正式提出錢山漾文化）。這些發現使早於馬橋文化的年代關繫更加清晰，為探討同一地域文化的關聯性找到新的切入點，是馬橋文化探源研究的重大突破。
今天我們應該反思馬橋文化的探源過程，同時也必須認識，馬橋文化和廣富林文化之間的缺環依然存在，應該繼續關注良渚文化與馬橋文化之間的社會動蕩與發展低谷、馬橋文化興起的動因。
3，以2009年以來“瓷之源”課題（列入國家指南針計劃）為統領而發現的窯址等遺存
2009年在發現一繫列周代窯址和窯址群的基礎上啟動了“瓷之源”項目，通過調查，在浙江湖州等地發現了不少馬橋文化窯址，以燒制（原始）瓷為主，也燒制硬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2010年湖州南山窯址發掘和下菰城調查、2012年湖州瓢山窯址發掘。（原始）瓷窯址斷代參照了馬橋文化分期，對比了多地出土的（原始）瓷和硬陶，並有繫列碳14測年，因此其結論是可靠的，亦為馬橋文化分期之佐證。
夏商時期（原始）瓷在長江、黃河流域均有發現，學術界為尋找其產地而不懈努力多年。（原始）瓷也是馬橋文化的高端產品，雖然在各遺址發現很少，但是因為代表了尖端的生產能力和新興的行業，一直得到研究者的關注。現在終於確認了馬橋文化（原始）瓷的生產地點，其產品不僅供應環太湖地區，而且銷往寧鎮地區，甚至很可能遠銷於中原。這一發現為在更廣闊區域尋找（原始瓷）產地和物流方式找到了新的出發點，在馬橋文化和（原始瓷）領域，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以馬橋文化為起點，本地區商周時期（原始）瓷業生產規模持續擴大，形成東苕溪中下遊湖州、德清一線的（原始）瓷產業中心，不僅生產具有廣泛實用性的生活器皿，也生產為各等級權貴服務的禮器，特別是很可能已經成為吳越王室御用禮器的指定並管理的產地。瓷業的繁榮帶動了其他行業，在一定程度上為吳越文化的崛起、長江下遊新一輪發展高峰的出現奠定了扎實的經濟基礎，並因生產禮器而成為吳越社會上層的重要政治資源。
（原始）瓷的規模化生產以綜合經濟能力為後盾，以產品需求為導向，以嚴密的社會管理為手段，因此必須在東苕溪地區全方位多層次研究馬橋文化。目前對東苕溪地區的調查已經取得初步成果，發現了密集分布的馬橋文化至西周春秋遺址，其中重要的當屬下菰城，這是今後研討（原始）瓷業社會背景的新起點，也是深化研究馬橋文化中心聚落和相關聚落形態的良好開端。
1978年以來,以馬橋文化為主或包含馬橋文化的考古報告不多，若作一比較，我認為《錢山漾》材料豐富，整理也好，研究比較深入，運用不同學科方法比較多，其中樹木和種子遺存的研究為《馬橋》所欠缺。張忠培先生為《錢山漾》序，謂編著者“能力與水平不高，卻老實做事”，雖似貶實褒，我仍以為前半句不實。我想“老實做事”必須成為我們的座右銘，特別是在看似波瀾不驚或少驚的馬橋文化研究領域，唯有默默耕耘，纔有收獲，唯有踏實前行，纔能到達遠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