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浙江工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 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文學遺產》《紅樓夢學刊》編委等。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浙江省特級專家，主要從事學術史、紅學、文學地理學與大學智庫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浙東學派編年史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等國家、省部級項目10餘項，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新華文摘》等雜志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中國學術編年》《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文學地理學原理》《紅樓夢哲學精神》《中國大學智庫發展報告》等學術著作12部。以第一完成人獲教育 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2項、三等獎1項，國家新聞出版署第二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圖書獎1項，浙江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獎一等獎多項。

俞樟華，浙江臨安人。1982年1月畢業於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繫。畢業留校，長期從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任浙江師範大學教務副處長、學術期刊社社長、《浙江師範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1991年被教育 部人事部評為全國優秀教師，2004年被教育 部人事部評為全國模範教師。2003年獲浙江師範大學“鄭曉滄獎”，2011年被評為浙江師範大學“十佳碩士導師”，2015年獲浙江師範大學 “陶行知獎”等。2001年《傳記文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培養與教材建設》（合作）獲浙江省人民政府教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4年獲中國史記研究會學術成就獎，2015年《中國學術編年》（合作）獲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著有《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編年史》《中國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編年史》《王學編年》《桐城派編年》《辛亥日志》年日志》等。

第一卷（1911—1917）

前言
凡例
1911年 宣統三年 辛亥
1912年年 壬子
1913年 民國二年 癸丑  
1914年 民國三年 甲寅  
1915年 民國四年 乙卯  
1916年 民國五年 丙辰
1917年 民國六年 丁巳  

第二卷（1918—1922）

凡例
1918年 民國七年 戊午
1919年 民國八年 己未
1920年 民國九年 庚申 
1921年 民國十年 辛酉  
1922年 民國十一年 壬戌 

第三卷（1923—1926）

凡例
1923年 民國十二年 癸亥 
1924年 民國十三年 甲子 
1925年 民國十四年 乙丑  
1926年 民國十五年 丙寅  

第四卷（1927—1929）

凡例
1927年 民國十六年 丁卯 
1928年 民國十七年 戊辰  
1929年 民國十八年 己巳  

第五卷（1930—1932）

凡例
1930年 民國十九年 庚午
1931年 民國二十年 辛未  
1932年 民國二十一年 壬申

第六卷（1933—1934）

凡例
1933年 民國二十二年 癸酉 
1934年 民國二十三年 甲戌  

第七卷（1935—1936）

凡例
1935年 民國二十四年 乙亥
1936年 民國二十五年 丙子  

第八卷（1937—1939）

凡例
1937年 民國二十六年 丁丑
1938年 民國二十七年 戊寅
1939年 民國二十八年 己卯 

第九卷（1940—1942）

凡例
1940年 民國二十九年 庚辰
1941年 民國三十年  辛巳
1942年 民國三十一年 壬午 

第十卷（1943—1945）

凡例
1943年 民國三十二年 癸未
1944年 民國三十三年 甲申
1945年 民國三十四年 乙酉

第十一卷（1946—1947）

凡例
1946年  民國三十五年  丙戌
1947年 民國三十六年 丁亥

第十二卷（1948—1949）

凡例
1948年 民國三十七年 戊子 
1949年 民國三十八年 己丑
征引與參考文獻

背  景 

以辛亥革命為新起點的現代學術堪稱是中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盡管其延續的時間隻有數十年之長，但在“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社會與學術轉型的關鍵時刻，卻承擔起來了走向現代與走向世界的雙重使命，在創立與建構現代學術體繫方面奠定了20世紀中國學術發展的堅實基礎。

從“學術”概念史的維度來看，現代“學術”概念經歷了中西交融與新舊轉型的意義重釋；從“學術”發展史的維度來看，現代“學術”進程經歷了中西交融與新舊轉型的價值重建；從“學術”研究史的維度來看，現代“學術”史論經歷了中西交融與新舊轉型的範式重構。

世紀之交，以“重寫學術史”為主旨的“學術史熱”再次興起於中國學術界，《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應運而生，構成“重寫學術史”這一世紀學術大廈的奠基與建設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中國學術史的反思建構新的學術體繫、學科體繫與話語體繫，借此促進中國學術的偉大復興。

意義與價值
作為新世紀中國學術界的一項基礎建設工程，《中國現代學術編年》的編撰與出版具有多方面的意義與價值。
一是以編年形式繫統梳理現代學術歷史進程之價值。鋻於1911至1949年是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與世界的重要階段，也是現代學科分化與走向獨立的關鍵時期，相繼湧現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視野與現代意義的學術大師與經典成果，學界需要對此予以全面繫統深入的梳理與總結。
二是與中國古代學術編年相互貫通之價值。《中國現代學術編年》可以視為《中國學術編年》的續篇，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與現代學術開端的相互銜接與轉換，反映了中國傳統學術從被迫到自覺轉型的艱難歷程與豐富成果，因而有助於古今學術史的貫通與互釋。
三是學術容量與體例創新之價值。《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收錄10萬餘位學者，8萬餘部學術著作，5萬餘篇學術論文，然後按照學術背景、學術活動、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學者生卒、學術評述六大板塊，逐年著錄和全面反映中國現代學術發展演變的歷程與成果，無論是規模之宏、容量之大還是體例之新，具有為其他體式的現代學術史論著所無法替代的獨特優勢。
四是促進當代學術創新發展之價值。《中國現代學術編年》對於繫統總結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與世界的成果與經驗，重構基於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與現代意義的中國學術體繫、學科體繫與話語體繫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尤其是當年一代學人面對“西學東漸”的巨大衝擊而保持對中國學術發展轉型的開放心態與理性精神，這對今日復興中華文化有著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是兼具大型工具書檢索功能之價值。

變化與創新

● 體例創新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在編纂體例上，重新設定為學術背景、學術活動、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學者生卒、學術評述六大欄目，加之“按語”，合之為七大板塊。
（1）學術背景。以事件進程為序著錄，著重反映深刻影響中國學術史發展進程的重大文化政策以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方面的重大事件，以考察學術演變的特定時代背景及其對學術思潮、治學風尚的影響。
（2）學術活動。以人物興替為序著錄，著重記述學者治學經歷、師承關繫和學術交流活動，以明學術淵源之所自、學術創見之所成、學術流派之脈絡以及不同流派之間的爭鳴、興替軌跡。其中學者仕歷與學術思想和學術活動之演變關繫密切，故多予著錄。人物興替以空間流向為板塊，以學壇領袖為中心，以學術大師為主角，以代際交替為序列，有時遇相關或相近活動則一並著錄之。
（3）學術論文。以論文刊載為序著錄，著重記述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兼錄奏疏、序跋、書信以及譯文等等。鋻於5萬餘篇學術論文的海量文獻，故而按照學術論文發表的刊物為序編排。 
（4）學術著作。以著述類型為序著錄，著重記述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著作，包括纂輯、校勘、評點、注釋、考證、譯著等等。鋻於8萬餘部學術著作的海量文獻，故而分為舊籍重刊、自著、譯著以及編譯四種類型，其中舊籍重刊以時代為序，自著以類別為序，譯著以國別為序，編譯以未署名的著作列於最後。
（5）學者生卒。以卒年生年為序著錄，又分卒年、生年兩小欄。其中卒年欄著錄學者姓名、生年、字號、籍貫以及代表性的重要著述，凡特別重要人物，略述其一生主要成就、貢獻與地位、傳記資料及後人的簡單評價。
（6）學術評述。以上述文獻著錄為基礎，再就每年的學術活動與成果以及發展趨勢加以簡要歸納和揭示，猶如揭示各代學術發展的“綱目”，以此與以上各欄目的“按語”組合起來，即相當於一部簡明學術史。
（7）編者按語。在學術背景、學術活動、學術成果、學者生卒四欄重要處再加編者按語，內容包括補充說明、原委概述、異說考辨、新見論證、價值評判等。“按語”猶如揭示各代學術發展的“綱目”，更具學術史評述的容量與特點。

● “重繪現代學術地圖”之創新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的主要變化與創新，集中體現在以“重繪現代學術地圖”理念為引領，對中國現代學術史進行了重新定位與審視，並在中西交融與新舊轉型的時空坐標中重新勾畫中國現代學術史地圖，然後據此將中國現代學術史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北京—上海雙都軸心與現代學術的轉型（1911—1927）；
（2）兩京—上海三足鼎立與現代學術的繁榮（1927—1937）；
（3）重慶—昆明戰時軸心與現代學術的裂變（1937—1946）；
（4）北京—南京雙都軸心與現代學術的結局（1946—1949）。

與此相契合，在編纂體例上則重點做了以下調整：
一是在“學術背景”上更加凸顯中西交融與新舊轉型的時空特征，與此相應的是刪去《中國學術編年》的“外國學術”欄。
二是根據“重繪現代學術地圖”的理念，以空間流向為板塊，以學壇領袖為中心，以學術大師為主角，以代際交替為序列。比如第一階段（1911—1927）主要分為北京、上海、其他以及海外四大板塊著錄，其中1912年1月因建都南京至4月遷都北京而增列南京—北京這一板塊，合之為為五大板塊；第二階段（1927—1937）主要分為北京、南京、上海、其他以及海外五大板塊著錄；第三階段（1937—1946）主要分為重慶、昆明、延安、陝南、其他及海外六大板塊著錄；第四階段（1946—1949）主要分為北京、南京上海、其他以及海外五大板塊著錄。
三是鋻於著錄10萬餘位學者及8萬多部學術著作、5萬多篇學術論文的巨大容量，將《中國學術編年》的“學術成果”分為“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兩欄。
四是新增“學術評述”欄，旨在對每一年度的總體學術成果與走向加以扼要評價和論述，實際上是在學術背景、學術活動、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學者生卒五大欄目“按語”基礎上的提升與總結，更具揭示各代學術發展的“綱目”的性質與分量。

梅新林、俞樟華教授主編的《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是迄今為止國內外第一部以編年體全面反映民國時期學術發展演變歷程的集成之作，編纂者旨在對民國時期（1911—1949）的學術史首次進行一番全面繫統的梳理與總結，這是一個十分龐大而又富有意義的工程。
一是規模宏大。《中國現代學術編年》在著錄的時間上與梅新林、俞樟華教授主編的《中國學術編年》相銜接，以時間編年形式敘述民國時期學術發展和演變的歷史，具有全面、綜合與總結意義。全書收錄 10 萬餘位學者，8 萬多部學術著作，5 萬多篇學術論文，是一部具有開創性與集成性意義的有關民國學術的編年體著作。
二是意義重大。中國現代時期的學術思想發展，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中國現代學術編年》作為中國學術界的一項基本建設，毋庸置疑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事件，是新世紀以來學術界在基本典籍文獻上的一次大型的集成與積累，有利於學術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創造性發展。它的正式出版，對於繫統總結民國時期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與世界的成果與經驗，重新審視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特點和演進，重構基於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與現代意義的中國學術史體繫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是體例新穎。《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汲取中國歷代各種編年之長，采用一種嶄新的編撰體例，由學術背景、學術活動、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學者生卒、學術評述六大板塊構成，同時在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適當處加編者按語，這是其他學術編年體著作中所少有的。
——陳大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繫教授）

編纂一部完整的《中國現代學術編年》一直是中國學術界所期待的。由梅新林教授主持、歷時十餘年，數位專家學者共同完成的《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是繼《中國學術編年》之後又一重大學術成果，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
如何準確地反映民國時期的思想學術全貌，理解那一代學人面對“西學東漸”的強大衝擊的所思所為，編年體是一項最基礎、最重要的學術工程。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具有自己獨特而鮮明的學術追求，其特點有四：一、注意揭示中國學術史在特定的民國時期的宏觀發展演變歷程，在通觀這一演變歷程中把握各種學術人物的盛衰規律。二、把握、凸顯中國學術史在民國時期發展過程中不同學術流派的源起、形成、鼎盛及至解體歷程，使得各種學術流派的興替規律得以提煉。三、特別注重民國時期各種學術群體的區域流向、位移、傳承關繫，以見當年學術中心的遷移，這是極有特色和眼界的一個研究方式。四、注重民國時期中外學術思想的衝突、交流與融合歷程，以見跨文化的學術傳承過程。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綜合吸取歷代史書與各種學術編年之長而加以融通之，創見一種新的編纂體例，主要由學術背景、學術活動、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學者生卒、學術評述六大欄目所構成，同時在各欄目適當處加按語，同時也注意吸收學術界的新成果，包括盡可能地吸收海外及港臺地區學者出版的同類或相關的研究成果，詳而不蕪，全而有要，很有特色。
這部《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是迄今為止中國學術界以編年體的形式首次完整地對民國學術發展史進行的繫統梳理，是一部力圖站在 21 世紀新的學術制高點上全面綜合與總結民國學術傳承和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希冀其正式出版能對 21 世紀國學的研究與復興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是《中國學術編年》（2013年出版）在現代時期的延續與拓展，把1911年至1949年每一年的學術現狀、學術活動、學術成果等內容，以編年體的史記形式展示出來，兼具研究與檢索雙重功能。作為中國學術界的一項基本建設，它的正式出版，是新世紀以來學術基本典籍文獻上的一次大型的集成，有利於學術界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創新性拓展。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1911—1949）》在編撰體例上的創新，表現於綜合吸取歷代史書與各種學術編年之長而加以融通之，由學術背景、學術活動、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學者生卒、學術評述六大欄目構成，試圖從“文化—學術”“傳統—現代”“本土—世界”這樣三個維度，展現民國學術史的歷史進程與演變規律。《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注重中國學術史的宏觀發展演變歷程，與中國古代學術編年加以貫通以見各代學術盛衰規律；注重學術流派的源起、形成、鼎盛及至解體歷程，以見學術流派的興替規律；注重學術群體的區域流向、位移、承變歷程，以見學術中心的遷移規律；注重中外學術的衝突、交流與融合歷程，以見跨文化的學術傳通規律。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的編撰面對兩個難點：1.進入近現代以來，西學東漸，出現了現代大學，並由此出現了學科分類和論文寫作，以及大量書刊印刷出版，這使得現代學術呈現較清代以前完全不同的傳播形態，這給編撰者在史料的取舍上提出了較高的要求。2. 中國現代學術史是中國革命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如何真實地甄別史料、還原歷史，需要有正確的歷史觀。本書編撰者在這兩點上均非常用心，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以編年的方式與體例具體而詳實地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中國現代學術重構的歷史進程與學理邏輯。其編撰者努力集成最有價值的文獻材料，並保證文獻的原始性，且投入大量人力和時間，在後期編輯過程中檢核引用文獻的出處、版本、內容，確保了文獻引用的正確率。
——姜義華（復旦大學教授）

自1911年至1949年，是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與世界的重要階段，也是現代學科體繫與學術範式創建和轉型的關鍵時期，其間造就了諸多學貫中西、融彙古今的學術大師，出版了一批開拓創新、影響深遠的經典名著。《中國現代學術編年》是迄今為止國內外第一部以編年體形式全面反映中國現代學術發展演變歷程與成果的集成之作，共分12卷，約1800萬字，收錄10萬餘位學者，8萬餘部學術著作，5萬餘篇學術論文。全書規模宏大，內容豐厚，體例新穎，對於具體而詳實地展示中國現代學術重構的歷史進程與學理邏輯，繫統總結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成果與經驗，推動21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研究的深入開展，重構基於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與現代意義的中國學術體繫、學科體繫與話語體繫，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

一、中國學術編年的古今銜接與貫通

《中國現代學術編年》與2013年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學術編年》相銜接，是《中國學術編年》在現代時期的延續與拓展。

回望《中國學術編年》的艱難編纂與出版歷程，至今依然感慨萬千。自1985年率先啟動《清代學術編年》研究項目至2013年貫通歷代的《中國學術編年》正式出版，其間恰與世紀之交以“重寫學術史”為主旨的“學術史熱”相始終。世紀之交，以“重寫學術史”為主旨的“學術史熱”再次興起於中國學術界，這與上個世紀之交的“學術史熱”同中有異：同者，都是集中於世紀之交對源遠流長的中國學術史進行反思與總結；異者，一是旨在推進中國傳統學術的中西交融與現代轉型；一是旨在通過對中國學術史的反思建構新的學術體繫、學科體繫與話語體繫，借此促進中國學術的偉大復興，因而彼此並非世紀輪回，而應視為世紀跨越。

世紀之交以“重寫學術史”為主旨的“學術史熱”也再次觸發了學界對於中國學術史研究歷程、體式與成果的深度思考。概而言之，以《莊子•天下篇》發其端，《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等踵其後，一同揭開了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序幕。先秦以降，中國學術史研究的論著日趨豐富，體式日趨多樣。以《莊子•天下篇》為發端的“序跋體”，以《史記•儒林列傳》為發端的“傳記體”，以劉向《七略》為發端的“目錄體”，以及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朱熹《朱子語類》等為發端的“筆記體”等學術史之作相繼產生。至朱熹《伊洛淵源錄》，又創為“道錄體”（亦稱“淵源錄體”），率先熔鑄為學術史研究專著體制，並以此推動中國學術史研究走向成熟。再至黃宗羲學案》，另創“學案體”，代表了傳統學術史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由梁啟超、章太炎、劉師培、錢穆等引入西學理念與著述體例，“章節體”成為學術史研究著作之主流，標志著中國學術史及其研究走向現代並與世界接軌。此外，民國期間劉汝霖所著《漢晉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等學術“編年體”之作，也是學術史研究的重要類型。於是，中國學術史研究之成果不僅演變為中國學術史本身的一大支脈，而且反過來對學術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上述序跋體、傳記體、目錄體、筆記體、道錄體、學案體、編年體、章節體等八大體式中，編年體兼具傳統與現代的雙重特性與功能。編年體最初導源於《春秋》，由《資治通鋻》集其大成，這是編年體學術史的主體淵源。另一個淵源是學者年譜豐七年（1084年）呂大防著成《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與《杜工部年譜》，是可據現存文獻證實的中國古代年譜之體的發軔之作。這一嶄新體例，對於編年體學術史研究具有重要啟示與借鋻意義，因為從文學年譜到學術年譜，本有相通之處。如宋代李子願所纂《像山先生年譜》據《像山先生行狀》《語錄》及譜主詩文編纂而成，內容多涉學術。如論陸九淵講學貴溪之像山，頗為詳細；而記淳熙八年（1181年）與朱熹會於南康，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以及與朱熹往復論學，乃多錄原文，因而可以視之為學術年譜。宋代以降，與文人學者化的普遍趨勢相契合，文人年譜中學術方面內容的比重日益增加，顯示了年譜由“文”而“學”的重心轉移傾向，而從個體學術年譜到群體性的學術編年，以及一代乃至通代的學術編年，實為前者的不斷放大而已。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超越個體的編年體學術史著作晚至民國時期纔得以開花結果。早期的重要成果以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劉汝霖的《漢晉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等為代表。尤其是後二書，已是成熟的編年體學術史研究著作，更具開創性意義。劉汝霖所著《漢晉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在著述體例上，主要以編年體史書代表作《資治通鋻》為參照，同時吸取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之長，加以融會貫通。作者在自序中重點強調以下五點：一曰標明時代。即有意打破前代史家卷帙之分，恆依君主生卒朝代興亡史料之多寡為斷，充分尊重學術本身的發展。比如，兩晉之間地域既殊，情勢迥異，倘以兩晉合為一談，則失實殊途，故有分卷之必要。二曰注明出處。即將直引轉引之書注明版本、卷頁、篇章，使讀者得之，欲參校原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欲考究史實，少有因襲致誤之弊。三曰附錄考語。中國舊史多重政治，集其事跡，考其年代，尚屬易易。學術記載向少專書，學者身世多屬渺茫，既須多方鉤稽，又須慎其去取。故標出“考證”一格，將諸種證據羅列於後，以備讀者之參考。四曰附錄圖表。有關學術之淵源，各派之異同，往往為體例所限，分志各處，以致讀者尋檢不易，故有圖表之設，以濟其窮。包括學者傳播表、學術著述表、學術繫統表、學術說明表、學術異同表。五曰附錄索引。包括問題索引與人名索引。劉汝霖率先啟動編纂《中國學術編年》，如此宏大的工程，的確是一個空前的學術創舉，但以一人之力貫通歷代，畢竟力不從心，所憾最終僅完成《漢晉學術編年》與《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二集，而且此二集中也存在著收錄不夠廣泛、內容不夠豐富等缺陷。1930年，姜亮夫曾撰有《近百年學術年表》，時貫晚清與民國，也是問世於民國早期的學術編年之作。若與劉汝霖的《中國學術編年》銜接，則不僅可以彌補其他四卷的闕如，而且還可以形成首尾呼應之勢；但這一編年之作終因內容單薄而價值不高，影響不大。

進入21世紀之後，又有兩部重要的編年體學術史研究著作問世。一是陳祖武、朱肜窗所著《乾嘉學術編年》。盡管此書未能涵蓋整個清代，但已把握住了清代學術的核心內容。從乾嘉學術編年本身確有獨立研究價值來看，此書既是一項開創性工作，又有獨立研究之價值。另一重要著作是張豈之主編的《中國學術思想編年》。此書之價值，一在以“學術思想”為內容與主線，二在貫通歷代。著者力圖將上自先秦、下迄清代有關學術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著作、活動、影響等聯繫起來，力求使學術思想的歷史演進、學派關繫、學術影響、學術傳承等方面展現於讀者面前，實乃一部編年體學術思想史；但因其內容的取舍與限定，與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等綜合性的編年之作有所不同，則其所長亦其所短也。

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亦有一代之學術史，這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對學術理念、路向、範式的不同理解，都需要對特定時代的主要學術論題作出新的回答。從這個意義上說，“重寫學術史”既是一種即時性學術思潮的反映，又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學術創新活動。不同時代“重寫學術史”的依次鏈接與推進，即是最終彙合成為學術通史的必要前提。那麼，今天，當我們站在21世紀新的學術制高點上，以比較理性的立場與態度來審視世紀之交以“重寫學術史”為主旨的“學術史熱”時，就不能僅僅停留於客觀的歷史追述，而應在進程中發現意義，在成績中找出局限，然後努力尋求新的突破。無可諱言，“學術史熱”既然已從學術崇尚衍為一種社會風潮，那麼它必然夾雜著許多非學術化的因素，甚至難免出現學術泡沫。相比之下，“重寫學術史”的工作顯然艱苦得多，更需要沉思，需要積澱，需要創新。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先進的學術史觀與扎實的文獻基礎的雙重支撐。以此衡之，世紀之交的“學術史熱”顯然還存在著諸多局限。前者的主要缺失在於未能對中國學術、中國學術史、中國學術史研究三個關鍵環節展開繫統梳理與辨析，從而未能從歷史與邏輯辯證統一的高度完成新型學術史觀的建構以及對學術史的歷史還原與重建。另一方面，學術史研究的進展還取決於扎實的文獻基礎，其中學術編年顯得特別重要。然而，在世紀之交的“重寫學術史”的討論與實踐中，學術編年的重要性普遍受到忽視，甚至尚未進入相關重要話語體繫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局限。有鋻於此，我們更加慶幸能以編撰《中國學術編年》的方式，積極參與“重寫學術史”這一世紀學術大廈的奠基與建設工程，並最終完成了規模浩大的9卷本《中國學術編年》的編纂與出版，這是迄今為止學術界首次以編年的形式對中國歷代學術發展史的繫統梳理，是一部力圖站在21世紀新的學術制高點上全面綜合與總結以往學術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同時也是一部兼具研究與檢索雙重功能的大型工具書。正如我們對《中國學術編年》的期許一樣，相信《中國現代學術編年》的出版，能夠繼續對21世紀中國學術的研究與復興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