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中西制度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過去30年內，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改革進取，而西方則顯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歐盟一位荷蘭籍高官曾私下對我說：“雖然我們和中國舉行人權對話時，要求中國進行各種改革，但我們自己國內的改革卻步履艱難。比方說，為了每周增加1小時的商店營業時間，政府和工會代表談了十幾年纔達成協議。這對公共利益是好還是壞？當然不好。”

中國體制的務實、高效、有序等特點，現在已很少有人否認。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國朋友喫飯的經歷。那次，這位非常喜歡中國文化的德國人請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國餐館喫飯，服務員不停地給我們換盤子，他笑著對我說：“你看，中國菜比我們德國菜可口得多，但我們喫飯的儀式比你們隆重，你們就是一雙筷子，我們德國菜沒多少東西喫，但不停地換刀具，換杯子，換盤子。”我後來一想，這個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說飯菜質量的好壞是“內容”，盤子換來換去是“形式”的話，那麼我們制度中的不少“內容”，並不亞於西方，甚至優於西方。比方說，過去30多年我們制度的總體表現，明顯超過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不少方面也超過了西方國家：美國2005年“卡特利娜”颶風救災的表現和中國2008年的抗震救災怎麼能比？法國2003年8月一場突來的熱浪，竟造成了全國1萬多老人非正常死亡，舉世震驚；意大利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竟連城市垃圾等問題多少年都處理不好，更不要說解決根深蒂固的黑社會問題。前面引述的民調結果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體制諸多深層次的問題。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規範的形式。這種形式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內容服務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較衛生，很像通過票決制來確保選民對候選人有某種監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於內容的，更多一些美學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狀的杯子。西方民主體制中的登記投票、組織集會、電視辯論等，也有一種類似的形式美。盡管西方體制實現的“內容”與我們的“內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許多做法，往往比我們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們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眾的距離，使公眾更容易有一種參與感。比方說，競選雙方的辯論，許多話都是競選語言，沒有多少人把它當真。但辯論這種形式，既可以讓百姓了解他們的政策，又為百姓創造了一種喜聞樂見的政治參與形式。電視辯論對民眾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點像我們的春節晚會，成了許多國家的保留節目，大家都喜歡看，但看完之後又說沒太大意思。在發達國家，除了法國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外，一般大選的投票率都不高，約50%，但主要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往往收視率很高。這說明很多老百姓隻想看一出好戲，至於哪一位候選人當選，對他們的生活並不產生很大的影響。當然，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這種所謂隻要制度好，傻瓜也可以治國的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維繫。

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民主形式的創新，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感和認同感。內容和形式比，內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視。我們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鋻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傳統資源中進行提煉和創新，也可以土洋結合，創造出新的形式，從而使我們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規範，更有活力，更為豐富多彩。我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治改革的重點就是從重視“內容”走向“內容與形式”並重，從強調“結果”走向“結果與程序”並重。中國人是很善於學習別人長處的。還是拿喫飯作比較，中餐是合喫，不如西式分食那麼衛生，但隻要在菜上加一雙公筷，就解決了合喫的衛生問題，中西形式就接軌了。

當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們借鋻的不隻是形式，也有內容。比方說三權分立的學說強調了對權力的制約，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借鋻權力制約這個思想，我們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權力制約方面的一些設計。但是像美國那樣的三權互相勢均力敵，對其他西方國家也不適用，更不要說非西方國家了。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其實也是行政主導型，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的權力都大於議會。歐盟本身也是如此，歐盟委員會的權力大於歐洲議會。德國和丹麥的議會也是協商一致為主。當然，我們在保持行政主導的同時，也要借鋻國際經驗，大力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