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與白血病的漫長鬥爭，羅傑·古爾德於2002年4月29日辭世，時年39歲。在去世兩周前，他完成了這份書稿，並提交給出版社。提交時，書稿還缺少前言、致謝和獻辭這三個常見部分。羅傑是一位一氣呵成的思考者，初稿即已十分流暢。這份書稿同樣如此。除了為讀者所做的一些預熱，介紹本書的脈絡、思想源頭以及回過頭界定論證的適用範圍，一切皆已完成。在羅傑看來，書稿的這些部分對審稿過程並不那麼重要，甚至可能喧賓奪主；許多作者隻是出於工具性理由，以此宣示他們的前期成果和學術傳承，或許意在增加好評幾率。所以，他沒有寫這些內容。在這篇短序中，我要交代一下這本書寫作的來龍去脈，盡我所知地感謝力促此書終完成的機構，敘述本人作為助產士所盡的綿薄之力，並談一下這部傑作所引發的更廣泛議題。讀者或許還注意到了另一點：本書並無“結論”一章。由於結論通常隻是復述前文的論證和發現，這些在正文中表達得更為清晰，所以羅傑認為它純屬畫蛇添足。我完全同意，因為核心觀點與發現在本書主干章節已有細致呈現。

羅傑完成此書歷經了三個不同的環境。這項課題始於羅傑在位於巴黎的法國國家檔案館（FrenchNationalArchives）查找科西嘉島的世仇資料之時。1996年夏天，他開始收集、轉換和錄入數據。經過對數據的分析，羅傑建立了一個模型，並利用其他數據組來加以驗證。他獲得了聖路易斯、芝加哥、邁阿密、比爾、門達和奧蘭的殺人案數據，根據這些資料發表了兩篇論文。本書第四章和第五章即為這兩篇論文的大幅修改版。在2001年夏天被診斷為白血病之前，羅傑完成了章到第三章的初稿。2001年秋，他將這些文章加以修改，並整合到本書中。第六章的內容他深思熟慮多年，直至生命的後幾個月纔終於覺得有了滿意的結論。我們可以認為，這本書的思想家園是芝加哥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社會學繫。讀者或許能從字裡行間發現這兩個院繫各自的影響，但羅傑同樣深刻影響了這兩個繫的基調和性格，所以讀者感受到的這兩個繫所的影響，可能隻是間接反映了羅傑此前對它們的影響。不管怎樣，芝加哥和耶魯的社會學繫都在羅傑的學術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若有機會，羅傑當然樂意感謝他的同事和這兩個機構。羅素·塞奇基金會（RussellSageFoundation）去年提供了諸多支持，羅傑對耶魯和羅素·塞奇基金會在這段時間內施以援手感激不盡。

羅傑對征引和致謝極為誠實。如果沒有用上某篇文章，或某人並無實質性幫助，他就不會刻意引用或表示感謝。在一個人際關繫似乎和思想深度同等重要的學科，羅傑無疑特立獨行。要列出羅傑在圈內那麼多朋友和同事的思想貢獻是不可能的。羅傑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同時是許多人嚴苛的學術批判者和親密的朋友。如果隻列出我所知道的名字，我勢必會冒犯另一些人。但他們都知道，如果自己有所貢獻，羅傑定會深表謝意；如果自己沒有貢獻，羅傑不會曲意逢迎。所以，我決定不越俎代庖，替羅傑向任何人單獨致謝。

我隻對書稿做了微小的修訂，更正了審稿過程中發現的一兩處明顯錯誤，擴充了不完整的學術上層結構（即征引），列出了參考文獻，核對了瑪吉·托爾裡（MargieTowery）提供的專業索引，在書中各處加了一些澄清性的句子，並刪去了若干與核心論點無甚關聯的語句。羅傑熱愛學術爭論，對社會科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切的關注。有此背景，他經常忍不住指出，自己的一些學術對手在討論時“光腳騎驢”；他若仍在世，這些即興點評很可能引發大量學術交鋒，有些人或許還會興致盎然。這些我都保留了下來。其他一些會在修訂過程中被羅傑刪除的部分，我也未加保留。無論如何，讀者盡可放心，他們讀的是羅傑的書。他的風格是不可效仿的。

本書提出了大量觀點，當然沒有必要在這裡重復，因為正文有更好的論述，但對中心思想稍作討論或許有助於讀者掌握此書優美、精妙但同時繁復的論證。在這方面，我得到了幾位審稿人的協助。他們的細心審讀和評論支持了我的初步觀點，並用全新的視角來看待這些論述。

在本書中，古爾德提出了一個原創性框架，去探究看似無謂的人際暴力和小群體暴力背後究竟蘊含著什麼。從表面來看，人與人之間的暴力往往爆發於非常細瑣之事。流行的觀點認為，這是因為所有人都會在某一時刻遭遇衝突，而其中大部分都是關於愚蠢的小事，有些人就會輕率地使用暴力，所以後大多數暴力都是關於微不足道的小事。古爾德對這一觀點提出挑戰，指出人際暴力是關繫（而非個人）的產物。對本書中心思想簡略的表述是，（小規模的）衝突更有可能發生在相對對稱的關繫中；其中，行動者對其相對社會地位的理解具有含糊性，換言之，雙方存在認知上的不對稱，而這種認知有可能受到對方的挑戰。如上文所述，許多社會關繫都具有相對的不對稱性，這些不對稱性會持續引發（不同的）詮釋。這些詮釋通常涉及行動者接受他人宣示的從屬關繫（deferenceclaim）的意願，無論這種訴求多麼細微。因此，有關從屬關繫訴求的衝突屢屢發生，尤其在關繫相對對稱的同儕之間。

古爾德表明，在特定情形下，相對地位越模糊，這類衝突就越頻繁，且越具有破壞性。具體說來，當行動者之間久已確立的既有關繫發生變動，或者對社會地位的正當性基礎產生有歧義的界定時，衝突更有可能浮出水面。後一個論點在古爾德早期關於威士忌起義（WhiskeyRebellion）的研究中就有所涉及。按照這種觀點，衝突之所以會在社會動蕩、政治頻變的情況下加劇，原因在於既有身份體繫的社會與文化支持分崩瓦解，而這些體繫構築了人際關繫中諸種順從的表現；它們的瓦解導致了與核心關繫鄰近或相鄰的關繫出現不穩定。在注重關繫分析而非個體分析的結構主義傳統中，這是一個尤其有力的論點。古爾德謹慎而巧妙地將這種從人際互動角度分析個人暴力的一般性框架擴展到群體層面。他指出，當群體無法令人信服地展現它們的齊心協力，它們的團結程度就變得模糊不清，衝突很可能隨之爆發。古爾德表明，如果群體的相對地位存在不確定性，衝突就有可能浮出水面。

通過考察人際衝突的像征結構，古爾德發現了支持上述一般性結論的精妙型態。他的論點，即衝突與相對地位的不確定有關，有一個關鍵之處：對稱關繫與像征衝突（symbolicconflicts）相關，非對稱關繫則與實質衝突（substantiveconflicts）相關。顯然，冒犯同儕與冒犯上下級截然有別。無論是人際衝突還是群體衝突，對衝突的像征結構的強調大量源於古爾德的早期研究，而本書更確立了他串聯文化與結構的社科大家的學術地位。為了收集證據以支持上述主張，古爾德考察了從美國城市殺人案到19世紀科西嘉復仇案的各種情形。這些個案顯然千差萬別，古爾德的論證卻是滴水不漏。

我們不能將古爾德的理論視為一種簡單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或理性選擇式的計算。在解釋衝突為何關乎細瑣之事時，古爾德指出，表面上的解釋（有人視此為冒犯，有人視此為批評）並不夠，因為“糾紛並不如其表面所示，它們的焦點其實是社會關繫”。之所以發生圍繞關繫的衝突，是因為關繫具有黏性。一旦鎖定在某個位置，人們就可以預見結果，而且往往是長期性的。因此，在具有模糊性的關繫中，常常出現對鐘情角色的爭奪。在這類爭奪中，小事與大事往往同等重要。正如一位審稿人所言，在古爾德看來，“隻要關繫中的雙方把他們對於未來互動的預期建立在既有的支配（dominance）模式上賭注引發的爭吵就有可能變得與貸款引發的爭吵同樣激烈”，那麼，考慮到輸掉這個小糾紛的長期後果，理性行動者就很可能作出激烈反應，以保護自己眼中的身份地位，即使他知確實微不足道。在模糊性極高、相鄰關繫始終變動的關繫中，輕微的怠慢都有可能建立新的遵從模式，具有前瞻性的行動者為了避免地位被鎖定，很可能（理性地）以暴力回應。理性的行動者會努力獲取自己鐘情的角色，古爾德對此並無異議。但他拒絕將所有行動者視為對世界有著千篇一律理解的機器人，也不認為他們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賦予同樣的意義。基於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古爾德提醒我們注意，有人看重自己的過去似乎遠甚於現在或未來。有人始終信守諾言，無論面臨何種誘惑，都不會為了當下所需而放棄早先的承諾。另一些人則更加隨性，或者站在過去的角度看，不那麼負責任。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們隻考慮未來。

在本書後一章，古爾德討論了這些不同的導向——維繫過去自我、迎合當下自我或保障未來自我——如何在實際情況下對衝突進程產生不同的影響。首先，在他看來，為了未來自我而犧牲過去與當下自我的意願令人們更易接受從屬地位。他進一步指出，有些人的自我感更多地停留在過去，而非致力於未來；當從屬關繫訴求受到挑戰時，他們會更傾向於訴諸暴力。個論點為我們觀察到的救贖宗教（salvationreligions）與不平等之間的聯繫提供了解釋，並使人想起神義論（theodicy）問題。第二個論點獨創一格。它大大超越了上文關於衝突的狹隘的理性選擇詮釋。古爾德還探討了特定關繫網絡內過去、當下和未來三種導向的個人背後的社會結構背景，這也是本書值得回味之處。他的言下之意是，固化這三種導向的社會形構尤其容易滋生暴力，而這種社會形構與個人對過去、當下或未來的投入偏好並無直接關繫。

有兩位審稿人將此書與塗爾干（Durkheim）的《自殺論》相提並論。這種比較頗為貼切。和《自殺論》一樣，本書涵蓋面極廣，但肯定不是無所不包。這裡似乎有必要談一談本書的研究範疇和其他問題，一部分原因是審稿人注意到了這些問題。通常情況下，作者要麼會做出相應的修訂，要麼會在序言（也就是這裡）做出回應。我在這裡著重討論三個問題。

首先，關於研究範疇，盡管本書對大規模暴力有所提及，但古爾德沒有（也不打算）提出一個對大規模戰爭或群體屠殺（genocide）成因的解釋框架。在歷史上，有些個人和組織尤其容易卷入大規模的集體暴力，本書也沒有考察這些個體和組織卷入衝突的社會過程。軍隊和民兵，黑手黨和執法者，獨裁者和檢察官，他們皆非本書的考察對像。為了明確本書的研究範疇，我對行文做了些許調整。

其次，為了論證暴力衝突更多發生在對稱關繫而不是非對稱關繫中，古爾德對殺人事件的數據進行了解讀，但我們要謹慎看待他的解讀，因為這些數據反映出因變量（dependentvariable）的選擇。基本問題很簡單。由於缺乏同儕（對稱關繫中的人）和非同儕（非對稱關繫中的人）爭執的基本比率數據，古爾德隻能依靠記錄了事件原委的殺人案數據。這些數據確實表明同儕之間的口角很可能引發致命後果，但也許同儕之間發生口角的幾率本就遠大於非同儕之間。如果同儕發生爭執的幾率高出非同儕三倍（19%的同儕殺人案源於爭執，而非同儕殺人案中僅有6%因爭執而起），那麼事實上，比起非對稱關繫中的類似衝突，對稱關繫中的言語衝突並不更易引發殺人案件。因此，我弱化了原書稿基於這些數據進行推論的語氣。

第三，許多審稿人談到了本書和其他主題相關的文章與著作之間的關繫。歸納起來，審稿人建議將本書置於更大的文獻中，或至少向書中沒有征引的某些論著“靠攏”，認為這會更清晰地凸顯古爾德的貢獻。經過一番權衡，我決定不在這一方面大幅修改書稿。首先，本書涉及面如此之廣，相關文獻浩如煙海，超出我的視野。因此，盡管本書顯然涉及（且脫胎於）傳統的社會交換理論，但我沒有在書稿之外添加文獻。略有不同的是，我加上了一些與論證明顯相關但原稿未加征引的研究。例如，唐納德·布萊克（DonaldBlack）對關繫距離（relationaldistance）的研究——關繫距離越遠，越有可能訴諸法律（而非私下解決）——以及埃裡克·萊費爾（EricLeifer）對模糊狀態下角色獲取動態過程的精彩研究。讀者若對古爾德假設的拓展有興趣，可以在這些以及更早的研究中找到有力的支持證據。

盡管我說過不會羅列幫助本書成形的個人，但羅傑會衷心感謝熱納維耶夫·祖布裡茨基（GenevièveZubrzycki）、阿裡·阿杜特（AriAdut）和哈裡斯·金（HarrisKim）的研究協助，亞內·扎尼基科斯基（JaneZanichkowsky）的精心編輯，以及道格·米切爾（DougMitchell）及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夢幻編輯團隊的支持。後，羅傑一定會說，如果沒有夫人埃林·格雷夫斯（ErinGraves）的愛與支持、學術陪護、友誼及關照，本書不可能得見天日。謹以本書獻給她。



彼得·比爾曼（PeterBea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