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第Ⅰ部地方的制度化與地域對立

章清末的城鎮鄉自治與自治區設定問題：以江蘇蘇屬地方自治籌辦處的管轄地區為中心

導言

節 從地方自治《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來看城區與鄉區

第二節 環繞城區設定的城鄉對立

第三節 鄉區設定問題與地域意識

小結

第二章 清末民初政爭中地方的對立局勢：以江蘇省嘉定縣的地方領導、自治、政黨

導言

節  夫束之構造及其得利者

第二節  清末、地方領導層的「地方戰略」與城鄉對立

第三節 民初、縣議事會運作與民政長選舉的糾紛

第四節 政黨組織與地方領導層

小結

第三章從一個在地有力者看清末民初的官民對立：以上海縣的鄉紳秦錫田的活動為中心

導言

節上海縣農村地區的有力者層與地方自治

第二節清末地方自治的諸問題與秦錫田的改革案

第三節民初的地方行財政與秦錫田的活動

小結

第Ⅱ部如何敘述鄉土

第四章  地方志和鄉土志中的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以江南地方為中心

導言

節 《川沙縣志》中關於地域的敘述法

第二節 從鄉鎮志中展現的鄉土的城市化、文明化及風俗

第三節 在鄉土志中展現的文明化和鄉土

小結

第五章近代中國鄉土教科書的愛鄉與愛國：《陳行鄉土志》及其背景

導言

節 上海農村的在地指導層

第二節 在地指導層的鄉土教育活動

第三節  以《陳行鄉土志》來觀察在地指導層與地方財政

第四節  《陳行鄉土志》的教育觀與秩序意識：“改良”與“合群”

小結

第六章  文學作品中所見清末民初地方領導階層的民俗觀：以“歌謠”為線索

前言

節 上海縣陳行鄉的領導層和“歌謠”

第二節 地方領導層的“知識世界”

第三節 啟蒙和民俗

小結

第Ⅲ部新文化與市鎮社會

第七章  清末民國時期近代教育的引進與市鎮社會：以江蘇省吳江縣為例

前言

節清末民初近代學校設立中所見的市鎮與農村

第二節1920年代的平民教育與市鎮社會：以盛澤鎮為中心

第三節從私塾看清末民國時期的農村教育

小結

第八章  新文化與地域空間的嬗變：1920年代吳江市鎮社會與地方知識分子

前言

節1920年代吳江的地方報與新南社

第二節民治與紳治：地方自治與市民公社

第三節「新文化」與市鎮社會的轉型

第四節平民教育所見的民俗觀

小結

終章

由下而上的歷史——《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序

近幾十年來，我們對晚清民初的思想、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研究，已經到了汗牛充棟的地步。但是我們很少從在地的眼光出發，討論地方上的變化，甚至由“下”而“上”去釐清國家的變化。即使有，也都是從動亂時代的材料與狀態著手，對於非動亂時代的狀態了解不多。而佐籐仁史近談近代中國鄉土意識的書，便是由“下”而“上”出發所做的研究中的一部好書。

二○一四年的諾貝爾獎化學獎，頒給了幾位利用超高分辨率熒光顯微鏡來窺探細胞內部分子活動的化學家，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提出從地方出發來看歷史的道理，因為在這個層次內可以看到地方上非常細致復雜的活動。當然，歷史不可能隻寫各個地方，後還是要回歸到較大的發展脈絡下來看它的發展。但是經過這一層的努力之後，再回過頭來看，視野、境界就顯得不一樣了。

為何要從“下”出發？“出發”是什麼意思？用“出發”一詞是強調“注意力”所投注方向的不同，注意力所及的地方纔有歷史。一如調整顯微鏡般，在聚焦之後，纔能看到許多原先看不到的東西。如胡塞爾所言，注意力所集中的地方，光會有光暈及餘光的、殘餘的之分 ；或如柏格森的研究指出，人的注意力有一個濃淡的光譜，核心的地區往往為濃密。沒有注意力，即使某事發生了，往往也不會被看到 ；即使看到了，也較少去面對它，或動手處理它。

從“上”出發或從“下”出發，觀看事物的角度和視點是不同的。從“上”往“下”看的視野，和從“下”凝視自己與國家的關繫，雖然看的是同一件事，但立基點不同，所看到的也往往不同。在變動的時代裡，我們可以將焦點放在“地方”，看其信息如何傳遞，新的知識又在地方社群產生怎樣的反應、什麼樣的信息傳遞是通暢的、何者被人們接受、何者不被接受……對於這些，我們目前都還沒有基本的了解。

在佐籐的書中，我們看到從晚清新政以來，地方社會突然由一層變為兩層。就像是章提到的地方自治課題中，城鎮鄉內可以細分為城自治區與鄉自治區。而且，在由上而下加上一層之後，還要將兩層變回為一層，期望一切皆在中央“制度化”且能掌握的範圍中。因應新的局勢而出現了好幾種現像。，不同層級的地方之間產生了新的關繫 ；第二，新舊之間的關繫；第三，“下”與“上”、“上”與“下”之間更衍生出許多新的關繫，它們往往互相循環取利，到底是“假意”或“真情”，不能一概而論，而且許多處還與在地的復雜實況相關。伴隨行政區域的設定之後，帶來稅收、政黨利益乃至官民人際網絡的糾葛，我覺得佐籐在書中對這些極為復雜的層面做了很細致而有見解的處理，而這些層面是由“上”而“下”俯瞰時所不易察覺的。

這些復雜的狀況不免使我們感到，一次又一次的新政策、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究竟在地方上造成什麼影響？好比一位籃球選手帶球上籃，一般都隻注意他上籃的動作以及是否得分，卻忽略了他每一次拍擊籃球，球的內部所承受的力量、撞擊地板的角度，乃至於球的反彈都相當不同。拍打得太過用力，說不定球要不受控制 ；拍打得不夠，球可能彈跳不起來。一方面籃球撞擊地板，一方面則是地板將之反彈而起，這些變化，就像是地方社會產生的變化。如果我們一直隻從全國性的角度，或僅從制度方面著眼，等於隻是注意帶球上籃及得分與否，不免忽略了球員拍打時籃球內部的變化。多年來，我一直在想 ：我們在觀察歷史變化時，如何既觀賞帶球上籃的動作，又能注意到每一次拍動籃球時內在的衝擊？

佐籐書中有幾章在討論盛澤、嘉定、陳行等地方社會內部的變化。盛澤的新知識分子在推動平民教育的同時，也帶來鎮鄉之間的分裂，使得“文明化”並不能涉及農村範圍。而嘉定的政爭，雖然隻是一項賦役改革，卻凸顯了既得利益者的社會關繫，並非能輕易革廢。至於陳行的地方領導階層，經由收集竹枝詞來貼近百姓生活，並以鄉土志訴諸“合群”與“改良”的觀念。概括來說，無論是通過鄉土志教科書內容，還是竹枝詞民謠所展現的地方意識，地方勢力與秩序都在不間斷地重組，而來自中央的態度、政策及主流輿論的方向，往往是的劃分力量。時代政治局勢及思潮之起伏，其實與地方上不同勢力之間的起伏也有分不開的作用。

佐籐認為市鎮社會是這個新思想運動的末梢。我們可以看出在思想觀念下滲的過程中，曾經有過一些篩選。那麼，何以在廣大的詞彙、概念中，隻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到達下層社會？這些思想、概念又在地方社會上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在地民眾對它們有什麼特別的了解？它們為何與地方精英、現實派繫的劃分或權力的布局息息相關呢？我感興趣的問題是，近代地方社會是不是因為新報刊的流播，而出現一種“合伙人效應”。在佐籐的書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新式精英慣於透過媒體，形成輿論，進而造成影響，如《疁報》這類在地媒體，對地方社會起過很大的作用。近代地方“輿論社會”的形成是一種新的現像，胡適曾在一篇英文文章這樣提醒我們 ：“突然間，在地方出現大量的刊物，它們形成地方教育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小小的地方社會中，向來都是仰賴大都市提供知識的，它們有史以來次形成了自己的輿論社會。”而這個輿論社會，在不同程度上把在地社會“政治化”了，它們反復發揮動員力量，成為全國性運動的一部分，也造成地方勢力的重新劃分。

談到“輿論社會”，我想借用智利小說家赫納羅·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 1889-1946）的《合伙人》（El Socio）中的情節稍做說明。《合伙人》借沸騰股市中的一個小人物，烘托智利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小說主角胡亮做生意很不順利，常找人“調頭寸”，卻常常被人問到合伙人是誰，他索性就捏造了一個英國合伙人—戴維斯，從此大發利市。人們於是不再相信胡亮，隻相信他所捏造的合伙人，甚至後弄得胡亮不得不安排一場假的決鬥，將他的合伙人殺掉，並登報聲明。但問題還是沒有獲得解決，胡亮在商場騰空而起，倚靠的是戴維斯；後來他一敗塗地，也是因為合伙人戴維斯。

我認為近代中國“輿論社會”的形成，產生了一種“合伙人效應”，即訂閱或披讀新式報刊的人，在仿佛之間往往想像自己在某些地方有一群合伙人。每天送來的報刊也像一位定期來訪的合伙人。這些合伙人的數量很大，彼此並不認識，卻隱隱然關聯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這個設想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以及由此產生“想像的共同體”不無關繫。我認為是有一群散布在各地、互不相識的讀者，共同接受某一思想觀念，隱隱然認為互相之間是“合伙人”，再由這個合伙人產生“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合伙人群體是想像的、虛擬的，的關繫隻是共同閱讀 ；可是在巨大的時代氛圍中，他們成為地方上像征權力的擁有者，而且支持或反對這些概念，成了劃分派繫、分割權力的工具。一旦大氣候變了，“合伙人效應”當然也會面臨變化。

佐籐的書充分吸收中、日史學界對地方社會的研究成果，他深入“地方性史料”，大量運用地方刊物、報紙、雜志，而且盡力掌握其復雜的互動關繫，分析新舊政見與各種勢力，這些勢力既是思想意趣的，又是現實利益的，它們層層套疊又循環取利，構成了一幅色塊斑斕的印像派油畫。

本書從地方的制度化與地域對立、以鄉土出發的秩序構想、新文化和市鎮社會等三個面向，通過江南地域社會中市鎮精英階層之言論行動，分析清末民初形塑出來的鄉土意識及其特征。

關注到以鄉土意識主體的市鎮社會精英階層，是基於如下三項理由。，清末新政以地方自治、學校教育為主的地方制度化進程中，市鎮社會開始行政區劃化；它們成為了地方自治的末端，與鄉土意識的創建密切相關。第二，鄉土意識通過他們自己的媒體——地方志、鄉土志、地方報等文字傳媒表達出來，在此一地域社會的脈絡中，反映各種新觀念接受的方式。不過，居住於市鎮中的知識分子，他們編纂的地方文獻居於史料基層的位置，不能不注意從文獻史料復原歷史形像的限制。第三，著眼於地域社會多層結構的話，某種程度上文明化能被接受的末端是市鎮社會（幾乎限於大鎮），也是地方文獻所能傳達鄉土意識的下限。

下面對本書分析的內容做一個概括。

地方的制度化與政治對立

清末新政以前，縣以下地域社會的各種行政服務，一般委托給當地精英負責，地方公事所達到的範圍具有一定的地理上之領域性。不過，由於清末新政，警察、新式教育、地方自治等各項制度引進地域社會，使得地域社會在民族國家的行政制度之中被明確地設定了範圍。隨著地方的“制度化”（也可以用“境界化”來表示）過程，變得鮮明的是城鄉對立的政治圖景。亦即對縣衙門、上級官府發揮影響力的城區精英，采取所謂城區中心主義的行動，而當地負責公事、獲得名望和權益的鄉區精英，則采取所謂保護鄉=當地社會利益的地域戰略行動，二者之間因差異而出現了對立之局。鄉土的討論脈絡由於地域社會境界化帶來現實利害關繫，而存在抗爭。

想附帶說一句的是，這些鄉區精英在上述城鄉對立中，由於地域戰略的關繫，選擇了通過選舉議事機關，乃至執行機關的成員、首長，進而利用政黨組織等公共的政治參與，反映自己的政治理念。與經由私人渠道對縣政發揮影響的城區精英相較，鄉區精英積極采用新的政治參與機制，以確保地方權益。

把目光轉向縣以上級別的行政機關觀察其與在地精英階層的關繫的話，地方制度化創建出來的鄉土意識，是由於鄉區精英階層的一種權利意識而出現的。也就是說，他們通過不同的自治團體，與地方財政中的官方權力=“官治”相互對抗，希望地方公事承擔的領域=“民治”能被正確地定位下來。但是，要想改變過去官方權力中樞的既得利益存在方式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城鄉對立還是官民對立，近代中國的國家建設與其說是將地域整整齊齊地統合起來，不如說是產生出多層次的地域交錯、對立之局面。

從鄉土出發的秩序構想

清末國家建設面對的問題，是國家面臨外來危機而依然脆弱的情況。針對於此，當地精英，以鄉土秩序為媒介，確立整體性秩序為現實手段，並且通過學校教育、地域社會的實踐來進行試驗。本書關注的鄉土志、鄉土歷史、地理等鄉土教育課本編纂雖多以縣為單位，但是居住於市鎮的精英則以鄉為單位來編纂鄉土志，也反映了江南社會的特征。鄉土志的編者多數也參與了鄉鎮志、縣志之修纂，在鄉土志編纂的熱潮背景下，也可說鄉鎮志是以鄉土教育的教材來認識。

清末民國時期的鄉鎮志、鄉土志之中，有依照新的文明觀來敘述鄉土。這裡展示出來的世界觀，受到梁啟超影響，把文明立足於社會進化論生存競爭的結果。例如《陳行鄉土志》作者把“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種與種”──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不同層面上的優勝劣敗,視為二十世紀世界景況；在立足於儒學思想的同時，也接受通俗的社會進化論之混合文明觀。這樣的世界觀，懷抱因“外力”而導致“內部落後”、秩序崩潰下的危機感，期望經由“改良”、“合群”社會來克服問題，恢復秩序。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合群”的實際辦法是結合各種中間團體；對《陳行鄉土志》作者等市鎮精英而言，市鎮社會正是“合群”的起點。他們設想從鄉土開始，向縣、省、國以同心圓狀逐步擴大，以恢復整體秩序。

回到本書主題－鄉土意識－看待上述秩序意識的話，可以發現怎樣的特征呢？誠如多數鄉土志和鄉鎮志異口同聲的主張那樣，即通過涵養愛鄉心來發揚愛國心。也就是在對外危機之際，為了“民族”生存，個人必須對國家做出貢獻的想法，愛鄉和愛國之間，是有連續性的前提，毫無差別。這樣主張的特征，與日本鄉土教育中所能看到的國家集權方向，對照起來；就很鮮明了。中國鄉土志編者幾乎沒有提到日本那樣的面向。

新文化與地域社會

當地知識分子階層是用文字來表明鄉土意識，他們世代差別問題也很重要。亦即從科舉教育出發、部分吸收西方文明但仍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知識分子，與那些接受學校教育、西方 “新文化”的新知識分子有別。這樣的世代差別對民間文化的態度，究竟有何不同？抑或有其連續性？

胡祖德的《滬諺》是為了社會教育而收集各種俗語、俗曲的編纂物，其中毋寧表達傳統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化的理解，可以看出應然的秩序，即通過對鄉土的公共心而對“愛國”有所貢獻。換句話說，是希望以鄉土秩序為媒介，達到對國家秩序、整體秩序的貢獻。對他們來說，民間文化始終是為了達成改良鄉土秩序為對像或教化民眾的手段。這一點是與清末啟蒙運動的宗旨連貫的。

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江南市鎮社會流行“新文化”，各種援引西方的思想、主義，地國家建設、恢復秩序之構想。在吳江縣及其周邊地域，以“愛國詩人”柳亞子為中心的文人組成新南社，致力於地域社會普及新文化，主要方法是在大鎮上發行地方報紙。這件事情也凸顯了身為讀者的新知識分子階層之存在。

新知識分子以大鎮為中心，開展的事業之一是平民教育運動。在此，“迷信”的民俗不但是被改造的對像，而且成為民眾教化的手段而加以利用，這是從清末啟蒙運動源流中汲取而來的經驗。然而此後發現“民眾”的過程中，民俗雖獲得積極的評價，從中發現其固有價值，可是在以文明尺度對迷信定罪這一點上，卻非發現民俗的本意。換言之，這樣民間文化的鄉土，與其說是與文明有一定距離，不如說是為了促進文明化而需要改造、改良的對像。如此這樣鄉土形像的兩面性，顯示了在地知識分子是以文明化為尺度來認識鄉土，顯見面臨的困難。

上述分析清末民初地域社會的變化，借用山田賢所指“包含兩個重心的不安定橢圓”比喻的話，可說橢圓的兩個重心之差異擴大，進一步增加不安定的狀態。亦即王朝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變遷中，包含非正式、半正式的“地方公事”歷經再生產，被納入到國家、地方政府的各種制度之中，地方的“制度化”不一定帶來地域社會的整合。誠如城鄉對立情形所顯示的，既得利益、地域利害的對立則愈加顯明。一方面，被主張的鄉土邏輯具有對立、非整合的方向性；另一方面從地域社會的另一個重心——秩序意識來看，可以發現描述鄉土的方式中，存在完全不同的方向性及性質。對當地知識分子而言，鄉土是實踐“合群”現實的起點，因為要從鄉土開始，向縣、省、國進行同心圓狀擴大，而實現整體秩序的恢復，但是看一下 “合群”展現出來的鄉土形像，就會發現無論是傳統士紳階層還是新知識分子，鄉土既連一草一木也要熱愛，又是為了文明化必須改良的對像，無形中成為一個雙重內涵的東西。

那麼，為了確保地域利益分權化的趨勢，以鄉土為起點的秩序內容之間又是怎樣的關繫呢？本書部討論既得利益、地域利害使得地方的離心力越來越強化，而第二部分析地方精英階層在地域社會中極力主張鄉土秩序的重要性，必須注意二者之間的關聯性。“修、齊、治、平”的同心圓秩序既是他們致力的理想，同時也具有顯示自身行為正當性的意義。因而，地域社會這橢圓的兩個重心，可能並非單一或相反，而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繫。

如果說前面兩部重點在釐清同心圓內“鄉土”與外部世界之關繫的話，那麼第二部和第三部所要探討的地方精英階層和民眾之關繫，可說是處理“鄉土”這個圓內部的緊張關繫。當地方精英致力於改造民俗、民眾以形成國民課題的同時，也不能忘記他們對清末以來江南廣泛推展的民眾運動，曾經力圖確保自己的統治安定與正統性情況。[1]居住於市鎮的在地菁英，必須處理周邊農村發生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對他們而言，民眾動向與他們自己的生存直接相關，是充滿緊張感的問題。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各種自我主張，包括他們從媒體上宣揚文明立場，毋寧是為了維持自己在地方上的主導權。

為了將地域社會這“不安定的橢圓”納入國家整合之中，地方精英到底面臨什麼問題？又有何要求？筆者打算以兩條史料為線索簡單說明。通讀本書選取《疁報》的報道文章，1910年代後半期新文化運動發生，在外國社會主義等思想影響下，以白話文字試圖超越地方對立的情形非常顯眼。例如，對發生嘉定縣政中尖銳的黨爭，《疁報》上便認為極力強調“私人權利”、基於私利私欲的黨派濫用政黨制度，導致了地域社會的分裂。[2]因此，要克服這種情況的方法，與其是由個人自律來打造社會，不如擴大個人的範圍向社會上來推廣，出現使個人與社會一體化、超越地域社會分裂的想法。[3]

如此想法放在長時段的連續性來看則更為突出。例如岸本美緒討論過明末個體與社會關繫，指出當時“萬物一體之仁”的觀念，是“以在社會中生存的自己為中心，由同心圓狀無限擴展，產生一種直接而不需中介的共同性感覺”。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繫方面，明末同心圓擴展對像的首先是父繫血緣關繫，相對於清末則是向鄉土、國家進行，兩者有很大的差異。[4]分析清末知識分子公私概念的溝口雄三，指稱“無私的天下為公”概念很容易與經濟上限制個人的私相互聯繫，如此意味民生主義朝向社會主義是可以聯繫起來的。[5]據此，知識階層認為個人與社會一體化的秩序觀可以共有，故地域社會渴望推廣涵蓋社會整體的規律——以黨為媒體、執行社會整合的黨國體制，可以預見將成為國民黨的支持者，在此進行深入地研究就顯得格外必要了。

另一方面，建立以鄉土為同心圓秩序的方法，成為1920年代的潮流之一。例如，在張謇主持下成為地方自治模範的南通，也在1920年代後積極地推動地方自治。他們獨特的自治意識，透過南通長期發行的《通海新報》評論中反映出來。1921年1月論述地方自治的文章中，則針對經由省自治挽回中國危機的方法，陳述縣、市鄉一級都存在相互爭持的情況：[6]

故我言自治謂當竭個人之能力從村落著手。五家之鄰、十室之邑，苟我個人平日之信義而勉為之，或者當能收尺寸之效。若範圍稍大而欲籍群策群力，期其功底於大也。近非其時焉。

上述以村落為自治起點向外擴大的構想，不難看出受到張謇清末以來提倡村落主義的影響。如此的構想中，顯著的是個人修養為一切基礎的看法。[7]如此個人修養以支撐秩序的觀點，雖與前述個人與社會一體化、達到“無私”而對公共有所貢獻的立場相反，但在信賴個人道德的一點上，則有其共通性。

然而，這一切不過是初步的印像而已。清末民初地域社會的變動，在1920年代後的黨國體制建立下，到底呈現了怎樣的局面？這將是今後學界值得探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