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對當代社會科學和社會思想做出了無與倫比的巨大貢獻，而這種貢獻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論學說。他的社會科學研究常被評價為博大精深，而這種特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益於他自己的方法方面的素養和方法論上的見解。有人認為，韋伯的方法論學說是他的成就，盡管這不是一個普遍為人接受的觀點。但他的方法論學說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且還在不斷產生影響，則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翻譯了馬克斯•韋伯這本《社會科學方法論》。此書實際上由選自《科學論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5 Auflage，J，C，B．Mohe[Paul Siebeck]Tubingen，1982。以下凡引《科學論文集》皆為此版本①）的三篇長文組成，它們分別闡述了韋伯方法論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內容，是韋伯方法論著述的代表作。當然，韋伯方法論思想絕不限於這三篇文章中所表述出來的內容，整部《科學論文集》就是一部方法論文集，這裡譯就的三篇文字隻占其篇幅的三分之一。若要將韋伯方法論思想較為全面地介紹給漢語讀者，翻譯全部《科學論文集》就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工作，而這正是譯者將服的筆硯之役。當然，韋伯還有一些重要的方法論思想包含在他的一些專門研究之中。我們之所以強調這裡所選的三篇論文為韋伯方法論的代表作，是因為它們集中地討論和闡述了韋伯方法論裡一些為世人所重視並且為方法論研究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研究無法回避的基本思想。因此，可以說，這三篇論文既是了解韋伯方法論的初階，亦是其方法論思想之堂奧。
這三篇長論包含著頗為豐富的內容。雖然韋伯旨在每一篇中討論一兩個中心論題，但由於討論一旦深入，往往就會牽涉許多相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不同的文章裡常常是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出來的，有些根本就是在另外的論文裡面提出來的。為了有助於讀者領會韋伯的這三篇長文，突出韋伯方法論學說的主要概念，規定這些概念或思想的基本意義，並且了解這些概念和思想所處的理論境域，譯者將以下面的文字，概述以這三篇文章的內容為核心的韋伯整個方法論思想，並在這個基礎上分析和討論其所涉及的一般性問題。

愛德華•邁爾就這兩種有邏輯區別的“歷史重要性”範疇之間的關繫表述了兩種相互之間不協調的觀點。一方面如我們所見，他混淆了對產生歷史作用的東西，即歷史因果聯繫中的現實環節（拒絕王冠）的“歷史興趣”和那種作為認識手段而對歷史學家具有重要性的事實（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的服裝、碑刻銘文等等）。但在另一方面——從現在起我們將談論這一點——他加劇了“產生歷史作用的東西”與我們實際或可能了解的所有其他對像之間的對立，以致主張限制歷史學家的科學“興趣”。對於這個主張可能會在他自己那部偉大著作中得到實現，他所有的同道必定會表示深深的遺憾。他還說道（第48頁下面）：“我長期以來認為，對於歷史學家無可避免的選擇來說，特性（亦即特定的單一性質，它將一種制度或一種個性與所有類似的東西區別開來）是決定性的。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情況。但是隻有在我們僅僅憑借分明的特性而能夠把握……文化特征的範圍內，它纔受到歷史學的青睞。這樣，它在歷史學中始終隻是一種手段，而這種手段纔使歷史的作用力性質為我們……所理解。”我們上面所有的論述表明，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從中推出的如下結論也是同樣正確的：關於個別事物和個別人物在歷史上“意義”的問題的流行說法失之偏頗；“個別人物”決不是以他的整體，而隻是以他在因果關繫中意義重大的表現“進入”由歷史學構造起來的歷史聯繫之中；一個作為因果關繫因素的具體個別人物的歷史意義與他依照他的“自我價值”而具有的一般“人”的意義之間毫無關繫：甚至恰恰一個身處要位的個別人物的“缺陷”可能具有因果關繫方面的意義。所有這些命題都是完全正確的。盡管如此，依然需要回答下面這個問題：斷言分析文化內容的目的——從歷史學的立場出發——隻是使相關的文化事件在它們的作用力中得以理解，是否正確，或我們現在更樂意說，在什麼意義上是正確的。這個問題有何種邏輯影響，在我們研究了愛•邁爾從自己論據中推演出來的結論之後立刻就會一清二楚。他首先（第48頁）從中得出結論說：“存在狀況本身決不是歷史學的對像，隻有在它們產生歷史作用的範圍內纔成為這種對像。”在歷史的（同樣包括文學史和藝術史的）描述中“全面地”分析一件藝術作品，一部文學著作、國家法的制定、社會道德等等是完全不可能的和不適宜的，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那些“沒有產生歷史結果”的因素也必定要接納進來。——而另一方面，歷史學家必須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一個體繫”（例如國家法）中的許多“極其次要的細節”，這是因為它們具有因果意義。因此他特別地從上述的歷史選擇原則中推出這樣的結論（第55頁）：傳記是一門“語文”學科而非歷史學科。原因何在？“它的對像是處於自身全體之中的個別人物，而不是作為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因素的個別人物，——他是歷史上起作用的因素這一情況在這裡僅僅是為他作傳的前提條件和根據。”（第56頁）隻要傳記還是傳記而不是其主人公那個時代的歷史，它就不能完成描述歷史事件這個歷史學的任務。人們對此問道：為什麼那些個別人物有這種特殊的地位？諸如馬拉松戰役或波斯戰爭一類的“事件”在歷史敘述中一般是一個“整體”，亦即它是按照荷馬吟詠的形式而與所有英勇的典型一起描寫出來的嗎？然而很顯然，即使在這裡那也僅限於歷史因果聯繫中決定性的事件和條件。自從英雄神話和歷史學分道揚鑣以來，這至少在邏輯原則上是如此。那麼現在“傳記”的情況怎麼樣呢？無論如何，直接地斷定“主人公的外在和內在生活……所有細節”就是傳記，卻犯了明顯的錯誤（或者是語言上的誇張）。愛•邁爾或許記得的歌德的“語文學”大概頗能喚起這樣的印像。這裡僅僅涉及收集材料的問題，它旨在於搜集一切對於歌德的歷史可能具有某種意義的東西，無論它是作為因果繫列的直接組成因素——也就是說作為歷史上有關的事實——還是作為認識有關歷史“事實”的工具，亦即作為“源泉”。但是在一部科學的歌德傳記中顯然隻有這些具有“意義的”事實纔屬於描述的成分。
當然，我們在這裡遇到了這個詞的邏輯意義的兩重性，這需要分析，而分析如將要看到的那樣適宜於弄清愛•邁爾一些觀點的“正確內核”，但同時也適宜弄清他關於“歷史上起作用的東西”乃為歷史學對像的理論闡述中的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