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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醫生的修煉:在不完美中探索行醫的真相
    該商品所屬分類:社會科學 -> 社會科學總論
    【市場價】
    1104-1600
    【優惠價】
    690-1000
    【作者】 美阿圖·葛文德 
    【所屬類別】 圖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總論 
    【出版社】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ISBN】9787573906069
    【折扣說明】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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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開本:16開
    紙張:輕型紙
    包裝:平裝-膠訂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573906069
    作者:[美]阿圖·葛文德

    出版社: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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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 入選“亞馬遜年度10大好書”,比《豪斯醫生》更人性,比《白色巨塔》更真實,比《實習醫生格蕾》更驚險。

    • 醫學有理可循,疾病變化萬千。世間沒有完美的醫生,在病魔面前,妙手仁心的醫療工作者也會不時體會孩童般的無力感。霧裡看花的錯覺和偏見,將在這本誠懇的醫生手記中煙消雲散。

    • 作者阿圖·葛文德是哈佛醫學院外科副教授,於2010年躋身《時代周刊》評選的“100位影響世界的人物”,他是美國政府的健康政策顧問,全盤托出醫療體繫中那些鮮為人知的真相。

    • 湛廬文化出品。

     
    內容簡介

    新手醫生阿圖滿懷抱負進入夢想中的白色巨塔,他將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試煉?硬著頭皮開始拿起手術刀的他,將如何處理突如其來的變故?在錯誤切開病人氣管的時候,他如何面對從手邊一絲絲逝去的生命?在“成功是常態,失敗就是一條人命”的職業生涯中,在每一個或者溫暖或驚悚的病例故事背後,都是生與死的殊死較量。


    本書精選了14個主題,從不同側面展現了醫生所面對的世界的不確定性,和做抉擇時需要考慮的復雜因素。一個個醫學現像背後,是外科醫生群體的自我審視與修煉。


    適合醫療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眾閱讀。

    作者簡介

    阿圖·葛文德
    美國政府健康政策顧問,影響奧巴馬醫改政策的關鍵人物,受到金融大鱷查理·芒格大力褒獎的醫學工作者。《時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影響世界的人物”榜單中僅有的醫生,2014年《展望》雜志年度“全球十大思想家”。
    哈佛公共健康學院,哈佛醫學院教授,世界衛生組織項目負責人,《紐約客》等雜志的醫學專欄作家。
    美國麥克阿瑟獎獲得者,2003年美國短篇小說獎得主,2002及2009年美國科學短篇獎得主,2009年榮獲哈斯丁斯大獎,2004年被《新聞周刊》評為“20位影響世界的南亞人物”之一。

    美國政府健康政策顧問


    阿圖·葛文德



    • 美國政府健康政策顧問,影響奧巴馬醫改政策的關鍵人物,受到金融大鱷查理·芒格大力褒獎的醫學工作者。《時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影響世界的人物”榜單中僅有的醫生,2014年《展望》雜志年度“全球十大思想家”。

    • 哈佛公共健康學院,哈佛醫學院教授,世界衛生組織項目負責人,《紐約客》等雜志的醫學專欄作家。

    • 美國麥克阿瑟獎獲得者,2003年美國短篇小說獎得主,2002及2009年美國科學短篇獎得主,2009年榮獲哈斯丁斯大獎,2004年被《新聞周刊》評為“20位影響世界的南亞人物”之一。


     



    • 美國政府健康政策顧問


    阿圖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個醫生世家。作為印度新移民的後代,阿圖成長在西方文化和教育環境下,先後就讀於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和哈佛醫學院。在牛津大學攻讀PPE專業(哲學、政治和經濟學)的經歷,對他在醫學人文思想和社會支持方面的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在哈佛醫學院就讀期間,恰逢克林頓競選美國總統,他成為衛生保健部門中的一員。克林頓就職美國總統之後,他成為克林頓衛生與人類服務部的顧問,指導由3個委員會組成的75人醫療小組,那年他隻有27歲。


     



    • 影響世界的醫生


    完成學業後,阿圖成為了外科醫生,但是他不隻將自己的工作局限在手術臺前。面對醫療行業中的一些頑疾,他親自參與並指導了全球手術清單的研發和實施,呼吁醫護人員使用簡單、卻被證明很有效的清單來改變工作方式。這個項目大大降低了手術中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率。在全球


    8個城市(其中既有印度德裡,也有加拿大多倫多)執行、推廣了這份清單後,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47 ——比任何一種藥物都管用。


    阿圖主動普及醫學知識,對醫療體制進行思考與變革,他創造性的工作讓他在2006年獲得美國麥克阿瑟天纔獎,2009年榮獲哈斯丁斯大獎,2004年被《新聞周刊》評為“20位影響世界的南亞人物”之一,2010年入選《時代周刊》“100位影響世界的人物”,是此份名單上僅有的醫生。


     



    • 奧巴馬醫改的關鍵之筆


    阿圖醫生從1998年開始為《紐約客》撰寫大量醫療觀察類文章,見解深刻。2009年6月,阿圖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成本的難題》(The Cost Conundrum)探討醫療費用問題。文中指出,美國的醫療服務及成本存在巨大的區域差距,而衛生保健支出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醫生通過過度醫療提高收入。這篇文章成了醫改的催化劑。奧巴馬推薦政府官員務必閱讀這篇文章,文中的一些觀點已經成為國會立法者們經常引用的論據。


     



    • 來自金融大鱷的支票


    阿圖在《紐約客》上的文章不僅觸動了奧巴馬,同時也得到了金融大鱷查理·芒格的贊賞。看完這篇文章後,他立即給阿圖寄上了一張的支票。巴菲特在知名財經頻道CNBC Squawk Box節目上回憶起這件事:“……那是一篇偉大的文章,我的搭檔查理·芒格坐下來,立即寫了一張的支票。他從來沒有見過阿圖,他們也從未有過任何信件往來,他隻是將支票寄給了《紐約客》。他說:‘這篇文章對社會非常有用,我要把這份禮物送給葛文德醫生。’”而阿圖確實也收到了這張支票,但他沒有存入個人賬戶,而是捐給了其所在的布萊根婦女醫院的外科和公共衛生部。


     



    • 醫生中的作家


    除了醫術精湛、主動參與公共事務,阿圖在寫作方面的成就更是耀眼,他的專欄文章在美國公眾中反響巨大,同時也斬獲了眾多文學獎項。他先後獲得2003年美國短篇小說獎、2002及2009年美國科學短篇獎、2011年美國科學和自然寫作獎等多個寫作大獎。他出版過的4本書,其中3本都是《紐約時報》暢銷書,入選亞馬遜年度十大好書。《好的告別》更是榮獲2014年眾多媒體大獎。


    在美國,很多醫學院裡那些有志於當作家的醫學生會被稱為“阿圖·葛文德”。


     

    目錄
    總序 了不起的葛文德
    楔子 當簡單科學遇到復雜個體

    第1部分 孰能無過
    第1章 一把刀的修煉
    我把手術刀放在病人皮膚上,劃下刀。這種感受實在太奇特了,會讓人欲罷不能,它混合了見血的亢奮、擔心出錯的焦慮和堅定不移的成功信念。
    第2章 像機器一樣精準
    長久以來,西方醫學界不斷追求的一個目標就是近乎機器的完美。怎樣纔能達到這種程度呢?要訣就是“多做”,連續不斷地做,有朝一日自然會像庖丁解牛一樣熟練而精準。
    第3章 切爛的喉嚨
    我在她脖子上摸索著,尋找甲狀軟骨的突起,但隻摸到一層層脂肪,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該切下去嗎?是橫切還是縱切?我真痛恨自己。沒有一個外科醫師會猶豫不決,而我竟這般躊躇。
    第4章 9 000個醫生的嘉年華
    主辦單位安排了3間放映室,接連6天從早到晚播放手術視頻,我看得目眩神迷。片中呈現了各種手術,有大膽的,有精細的,還有既簡單又高明、令人拍案叫絕的處理方法。

    總序 了不起的葛文德


    楔子 當簡單科學遇到復雜個體


     


    第1部分 孰能無過


    第1章  一把刀的修煉


    我把手術刀放在病人皮膚上,劃下刀。這種感受實在太奇特了,會讓人欲罷不能,它混合了見血的亢奮、擔心出錯的焦慮和堅定不移的成功信念。


    第2章  像機器一樣精準


    長久以來,西方醫學界不斷追求的一個目標就是近乎機器的完美。怎樣纔能達到這種程度呢?要訣就是“多做”,連續不斷地做,有朝一日自然會像庖丁解牛一樣熟練而精準。


    第3章  切爛的喉嚨


    我在她脖子上摸索著,尋找甲狀軟骨的突起,但隻摸到一層層脂肪,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該切下去嗎?是橫切還是縱切?我真痛恨自己。沒有一個外科醫師會猶豫不決,而我竟這般躊躇。


    第4章  9 000個醫生的嘉年華


    主辦單位安排了3間放映室,接連6天從早到晚播放手術視頻,我看得目眩神迷。片中呈現了各種手術,有大膽的,有精細的,還有既簡單又高明、令人拍案叫絕的處理方法。


    第5章  好醫生是怎麼變壞的


    曾經負責盡職的醫生終墮落的例子比比皆是。根據多項研究,醫生酒精成癮的問題並不會比一般人罕見。另外,由於更容易取得藥物和麻醉藥品,醫生也更可能濫用藥物。


     


    第2部分  難解之謎


    第6章  13號、星期五、月圓夜


    我自認為是個頭腦清楚、訓練有素的醫生,不會被這些迷信的念頭擊敗,於是,我去了圖書館,想找出有關13號星期五的科學研究報告,看看這天是不是真的不吉利。


    第7章  疼痛的迷霧


    針對慢性疼痛的治療,除了要完成詳盡的身體檢查,也要了解病人所在的社會環境中是否存在問題。慢性疼痛往往不是因為我們身體裡面出了毛病,而是我們身體外部的問題造成的。


    第8章  孕吐30周


    安娜的情況越來越糟,但她完全不考慮人工流產,因為每天,護士都會推著B超機來到她床邊,她能聽到子宮裡兩顆小小的心髒在撲通撲通地跳著。這就夠了,她決心奮戰到底。


    第9章  一說話就臉紅的女主播


    登上主播臺後,她發現自己總會忍不住臉紅,連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能讓她雙頰緋紅,比如播報時突然忘了詞,或是發覺自己講話速度太快,在那一剎那,她已滿面通紅。


    第10章  喫個不停的人


    醫生詳細地向威廉解說了胃繞道手術的原理,也坦白地告訴他,這種手術的死亡率約為千分之五。因為肥胖,威廉已經失去了工作、尊嚴和健康,他決定放手一搏,手術是他的希望。


     


    第3部分  世事難料


    第11章  後的一刀


    今天,我們有電腦斷層掃描、超聲波等利器,病人去世時,我們早就知道死因了,尸體解剖等於多此一舉。我本來是這麼想的,然而,有一個病人改變了我的想法。


    第12章 “死因未明”的8個嬰兒


    盡管尸體解剖報告單上寫著“死因未明”,我們還是希望醫生能找出比較充分的解釋。30年過去了,那8個嬰兒的猝死之謎的真相,似乎終於露出端倪。


    第13章  醫療決定誰來做


    你在生病的時候,必須做出明智的選擇,知道什麼時候該聽別人的話,什麼時候該坦率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即使選擇不自己下決定,也應向醫生問明清楚。


    第14章  成功會有時


    引起壞死性筋膜炎的細菌會長驅直入,侵入深層肌膚,隨即在筋膜處大肆破壞,所有的軟組織無一幸免。在剛發現的時候就進行徹底的清創手術,患者纔有存活的機會。


     

    前言
    了不起的葛文德:生命之思與醫學之悟
    北京大學醫學部 王一方教授
    如今的閱讀多少帶些偶像情結,讓大家讀讀葛文德得給個理由先。他是何方神聖?首先,他服務的機構在國人眼裡頗為榮耀——美國波士頓的哈佛大學醫學院,職位是外科教授。大伙印像中的外科醫生大多比較明快、瀟灑,他也不例外。更厲害的是,這位老兄還是WHO全球病患安全挑戰項目負責人,克林頓、奧巴馬兩屆民主黨政府的醫改顧問。這說明什麼呢?能耐與境界,夠水準。不過,讀書不是讀身份,要讀文章氣像,還要讀文字品味,是否優美、雅致?這一點也不含糊,這位外科醫生不僅手術做得漂亮,文字也夠典雅,他是一位暢銷書作家、風韻雜志《紐約客》上有他的專欄。
    打開葛文德的檔案袋,你會發現,這位天纔並非純正的美國佬,而是印度移民的後裔,從照片上看就是一個印度文藝青年的範兒。他的父母都是醫生,符合美國人“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講究醫學世家)的傳統。他1987年畢業於美國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學,兩年後從倫敦郊外的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掙回一個哲學、政治與經濟學的學位,誰知他校園情緣還未了,199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這一回拿了醫學博士,還不滿足,回身又在哈佛取了一個公共衛生碩士。

    了不起的葛文德:生命之思與醫學之悟


    北京大學醫學部 王一方教授


    如今的閱讀多少帶些偶像情結,讓大家讀讀葛文德得給個理由先。他是何方神聖?首先,他服務的機構在國人眼裡頗為榮耀——美國波士頓的哈佛大學醫學院,職位是外科教授。大伙印像中的外科醫生大多比較明快、瀟灑,他也不例外。更厲害的是,這位老兄還是WHO全球病患安全挑戰項目負責人,克林頓、奧巴馬兩屆民主黨政府的醫改顧問。這說明什麼呢?能耐與境界,夠水準。不過,讀書不是讀身份,要讀文章氣像,還要讀文字品味,是否優美、雅致?這一點也不含糊,這位外科醫生不僅手術做得漂亮,文字也夠典雅,他是一位暢銷書作家、風韻雜志《紐約客》上有他的專欄。


    打開葛文德的檔案袋,你會發現,這位天纔並非純正的美國佬,而是印度移民的後裔,從照片上看就是一個印度文藝青年的範兒。他的父母都是醫生,符合美國人“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講究醫學世家)的傳統。他1987年畢業於美國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學,兩年後從倫敦郊外的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掙回一個哲學、政治與經濟學的學位,誰知他校園情緣還未了,199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這一回拿了醫學博士,還不滿足,回身又在哈佛取了一個公共衛生碩士。


    葛文德的書映射的是他的生命之思與醫學之悟。在葛文德看來,醫學之美在於思維之花的綻放,從不思(老師教,學生練)到尋思,從淺思到深思,從順思到反思,從技術之思到哲理之思。阿圖•葛文德三本書的書名就充滿哲學意味和宿命感:《醫生的修煉》 《醫生的精進》 《好的告別》,生命必須穿越復雜性(混亂、麻煩、不確定性、偶然性、多樣性),然後追逐純美的境界,但完美永遠無法抵達,生命必然走向涅槃。


    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要接納臨床的復雜性,預設一份豁達,纔能體驗技術征服、超越後的愉悅;纔能體驗到醫術是心術,不可先知、不可全知的不確定性。一半是直覺思維(敘事思維),一半是循證思維(精準醫療),兩者水乳交融;一會兒是直覺後的循證,一會兒是循證後的直覺。外科干的是手藝活(鷹眼、獅心、女人手),蘊含著高度的技巧化,流淌著手藝思維。好的外科醫生應該關注手藝的養成,品味手術的境界(爐火純青)。醫學的奧妙就在於超越不確定性去追求完美,這可能嗎?葛文德在書中描述的印度醫生的故事告訴我們:低配置 高效率,完全有可能!


    其中一個案例是印度鄉鎮醫生用腹腔鏡修補消化性潰瘍穿孔的奇跡。印度的消化性潰瘍病例很多,而且大多病情嚴重,許多人一直到發生穿孔纔來就醫。一位叫莫特瓦的基層醫生發明了一種新的手術方法,用腹腔鏡修補穿孔性潰瘍,手術切口隻有0.6釐米,平均費時45分鐘。阿圖現場觀摩過這樣的手術,使用價格低廉而老舊的腹腔鏡設備,莫特瓦手法一流,動作敏捷。結果顯示,他的手術比起傳統的開腹手術並發癥少、恢復快,在印度南部塵土飛揚的偏僻小鎮上,創造了世界一流的腹部外科手術,令美國同行刮目相看。


    阿圖•葛文德在《醫生的修煉》一書中講述了親歷的十幾個故事,通過這些故事揭示了臨床醫生的精神發育歷程。臨床醫學分科越來越細,專科化、專門化的趨勢不可遏制,臨床醫生的成長必然經歷“小專科 大人文”的蛻變歷程。個故事是關於他早年經歷的新手上路的疑惑與開悟,外科的歷練從柳葉刀開始,初為醫生,還必須學習並熟練掌握中央靜脈導管的安置術。這個活可不好干,反反復復,跌跌撞撞,纔算闖關成功。因此,從踏上從醫之路的天起,他就發現醫學的永恆困惑——不確定性的前提(缺損配置)與對完美結局(無缺陷)的希冀。醫生每天都要面對變化莫測的疾病和病人,信息不充分,基礎理論(病因、病理)也不明了,醫生個體的知識、能力、經驗都不平衡,但無論資深人士,還是毛頭小子,卻都要作出近乎完美的臨床應對,達到患者對療效的預期。


    即使到了高年資階段,他依然認為醫學中的困惑還是不確定性。病人因為無法確診而惶恐不安,醫生因為不能確診而左右為難,醫療費用因為不確定性的探究而節節攀升,社會輿論因為不確定性而質疑醫學的科學性。在形形色色的不確定性煎熬中,醫生應該轉變自己的態度,不把呈現確定性作為職業的價值,轉而以友善與共情去安撫惶惑的病人和躁動的家屬。他還有一個不同凡響的理念:診療中的不確定性使法律問題根本無法釐清,無法知道醫療風險究竟來自於疾病自身的不確定性轉歸(不可抗力的兇險),還是應該歸咎於醫生的過失。因此,貿然起訴某個醫生成為一個前提謬誤的命題。


    臨床中,要戰勝醫學的不確定性,信心與技巧都是從實踐中習得的,但這都必須以活生生的病人作為訓練對像,但誰又願意把自己作為新手的練習對像呢?如果誰都不願意做此讓步,那麼,成熟的醫生如何出位呢?醫學院教學醫院每一天都在給病人好的治療、照顧與給醫學新人增加練習機會之間犯愁。臨床醫學的進步無法消減技術試運行階段和新人試手階段的代價。為保證病人安全,要盡可能縮短,甚至消滅技術的學習與適應階段。


    葛文德在書中還談及外科機器人與人機博弈命題。如今,達芬奇機器人已經成為許多三甲醫院的常規配置,人們對此充滿樂觀,其實,這背後隱藏著人機博弈的陰影。1996年,瑞典蘭德大學附屬醫院負責心髒監護的資深專家沃林主任與電腦識別儀比賽,分別對2240份心電圖資料(其中一半是問題心電圖)進行分析識別,結果,沃林識別出620份,電腦識別出738份,電腦儀以20%的優勢擊敗資深專家。幾乎在所有的競賽中,電腦要麼與人類戰平,要麼勝過人類。或許數碼醫療的前景是水火不容,不是相輔相成。對立的觀點認為智能機器人的冰冷服務會消解醫療中的人性溫度,使病人更加孤獨。而互洽的觀點則支持醫生擺脫事務性紛擾,專注於醫療中的人性關懷。


    葛文德常常問一些很傻的問題,譬如“醫生為什麼需要年會”,答案是醫療年會是名利場,也是醫生相互學術欣賞和精神取暖的地方,年會將滿足醫生內心深處的孤獨與交往渴望,緩解孤島生存境遇,收獲心靈慰藉。他感嘆收入6位數的醫生愛廠商散發的價值的小禮物,其實是以此作為自己出席年會的見證。在年會上他有一個意外的發現,獃獃的醫生們太專注於當下,而漠視學科歷史。有一個復制外科歷史文獻的攤位門庭冷落,引起了他的悲憫和敬畏。


    在醫生隊伍裡,常常會有一些問題醫生需要矯正,問題是醫療過失並不集中在個別醫生頭上,如何區分壞醫生的惡意傷害與好醫生的概率差錯?美國的問題醫生:酗酒、吸毒、好色(性騷擾或性侵)、責任感喪失、毫無同情心、貪婪。在《醫生的修煉》一書中提到了一位叫哈裡森的問題醫生,詳細分析了他的心靈墮落史。當然,問題醫生會面對同行的責難,但是,終的拯救行動必須靠專業的矯治中心。不然,讓問題醫生泛濫纔想到行業自救似乎就太晚了。


    在《醫生的精進》一書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如“洗手這回事:外科感染的關鍵細節”“醫療中的性騷擾:醫患雙方的困惑”(並非隻是問題醫生騷擾病人,也有問題病人騷擾醫生)“薪酬的奧秘:醫生薪酬的內幕和艱辛”“死刑室裡的死亡之手”“切爛的喉嚨:親歷臨床誤診及其教訓”“產房裡的故事,從順產到剖宮產的必然轉歸”“疼:那些不明原因的疼痛癥診療”“紅臉女主播”“喫個不停的人”“艱難的決定:臨終選擇的倫理衝突”“隻想活下去:罕見病與不確定性”,細細品味,韻味無窮。


    很顯然,即使是醫神,也不能宣稱自己全知全能。一次,朋友問了葛文德一個醫學問題:“腹腔神經叢到底在哪兒?”他被問住了。朋友譏諷他:“你這醫生到底干什麼喫的,這都不懂?!”生活中,“燈下黑”的境遇比比皆是:他的妻子曾遭遇兩次流產,個孩子出生時主動脈缺失;女兒曾因為跌倒弄到肘部脫臼,而他卻沒有意識到;妻子也曾在某個從未聽說過的手腕部位韌帶撕裂過。每每遭遇這類事情時,他都覺得自己的醫學知識太貧乏了。在他看來,醫生需要掌握的知識在容量和復雜程度上已經大大超出了個體所能承載的極限,根本就沒人能全部掌握並理解這些知識。結果,醫生和科學家們的分工越來越細微、越來越專業化。如果我無法處理13600種疾病,那好,也許50種我可以應付得來——或者至少有一種疾病是我主攻的。就這樣,醫生變成了一位專家,關心的隻是自己專業範圍之內的事,而關於醫學能否讓整個醫療繫統更好地造福人類這一層次的問題,漸漸不在我們的考慮範疇之內。出路在哪裡?醫學需要整個繫統的成功運作,這個繫統包括人和技術,其中的困難是如何使他們協同工作,光有一流的配套設施是不夠的。


    他提到一個百密一疏、功虧一簣的案例。史密斯先生34歲那年遭遇了一場車禍,腿部、盆骨和手臂骨折,雙肺衰竭,內出血不止。醫院的外傷治療小組立即投入了搶救,他們將斷裂的腿、盆骨和手臂固定住,在胸腔兩側插入導管對肺部進行再擴展,輸血並摘取了因破裂而出血不止的脾髒。三個星期後,史密斯終於熬了過來。臨床醫生們幾乎每件小事都做到了好,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小小的細節:忘記給史密斯打疫苗了。對於每個接受脾髒摘除手術的病人來說,疫苗必須打,因為疫苗會幫助對抗侵犯人體的三種病菌。外科醫生以為ICU醫生會打,ICU醫生以為初級護理師會打,而初級護理師以為外科醫生已經打過了,大家都忘了。兩年以後,史密斯在海灘度假時偶發鏈球菌感染,感染迅速蔓延。雖然史密斯終幸存了下來,但代價是手指、腳趾全部切除。


    在美國,接受過緊急脾髒切除手術的病人中,進行過基礎疫苗接種的人隻有一半。為什麼病人接受的治療是不達標的?解決問題的答案在於我們沒有認識到科學的復雜性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醫學領域,那種靠一個工匠式的醫師擬定一個治療方案就可以挽救病人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必須向機械工程師學習,讓各部分配件配合默契,在為人類提供救助和慰藉時,於細微之處讓整個繫統張弛有度,獲得上佳表現。這個行業需要科學(規範),需要藝術(直覺),需要革新(創造),也需要謙卑(敬畏)。


    在新書《好的告別》中,葛文德變得宿命起來,他深知,醫學再怎麼發憤圖強,依然無法擺脫一個很確定的結局,那就是永遠也無法戰勝死神,生命的後一課必定是衰老與死亡。於是,剛剛滿50歲的葛文德把目光聚焦於人類的衰老和死亡的逼近與應對。他依然是給大家講故事,講他妻子姥姥高齡獨居的故事(從自信走向自欺,再到可悲的歷程);講一對醫學專家夫婦一步一步邁入衰老棧道,親歷失能、失明、失智,生活品質逐漸下滑,後滑向深淵的故事;講一個有創意的社區醫生突發奇想,改造傳統養老機構的故事(一個允許喂養寵物的決定令養老院頓時生機盎然)。還有美國的普通家庭如何為養老奉親承受難以負擔的經濟壓力,社會福利養老機構總是有各種死角和盲點,而居家養老又無法提供社群交往的支撐。這些矛盾幾乎無法調和。


    戀生惡死是人之常態,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無論你是國王,還是車夫,是大亨,還是乞丐,地位與金錢都無法改變個體生命必死的事實。人生的後一道考題就是如何面對死神的召喚,恐懼、沮喪、憂傷是人之常情,再堅強、豁達的人在死神面前也無法高傲、從容起來。究竟是生機無限?還是危機重重?應該永不言棄,還是適時放棄?什麼時候應該努力救治,什麼時候不選擇積極救助?都是橫亙在醫生心頭的人文難題。葛文德指出,高技術、高代價境遇中屢屢發生無效醫療。美國25%的醫療保險費用花在5%的生命終末期患者身上,沒有任何效果。反而降低了終末期患者的生命質量。據美國抗癌協會:使用呼吸機、電除顫,胸外按壓,在生命終末期入住ICU的癌癥患者,其後一周的生命質量比不接受這些干預的病人差很多。去世前6周,照料者嚴重抑郁癥的比例大了三倍。此時此刻,醫生要確立新的診療價值,絕癥患者離世不是醫療失敗,生命終末期未能得到陪伴和安撫,無法通過安寧照顧安詳離世纔是醫療的失敗。因此,不僅要關注軀體的舒適,心理的舒緩(對死亡不再恐懼),還要關注患者社會身份的完整、人格的完整,靈性的安寧。讓他們在生命的終點有關懷(照顧),有尊嚴,無痛苦(充分止痛),無牽掛(了卻了心事,完成了道別,道歉,道情,道愛的儀式),無遺憾(死亡脫敏),不僅對自己的一生(人生)滿意,還對自己的醫生(治療)護士(護理)滿意。無疑,現世的花紅柳綠、死亡過程的掙扎抗拒和對於來世的困惑迷茫都是死亡降臨時不可避免的糾結。但是無論怎樣糾結,我們還是需要邁過那一道門檻,去遠方遨遊。如何安頓這顆不安的靈魂,是現代安寧緩和醫療的首要課題,也是每個凡人需要借助靈魂修煉纔能坦然面對的生命節目。


    從對醫學不確定性的認知到對死亡必然性的豁然,葛文德醫生完成了一個醫生完美的精神發育,也昭示了現代醫學在高技術、高消費驅使下飆車遇阻(衰老死亡是後的剎車)的警醒。死生有度,生命無常,原來,這麼樸實的真諦卻需要我們用人世間那寶貴的30 000天的一大半來體會、感悟,真是應了孔老夫子那句名言:五十而知天命。

    媒體評論
    這是一本醫學人文書,但讀起來像一本懸疑小說。作者手法高妙,筆端飽含情感,文章中不時可見驚人的洞察力。他細細剖析每一個主題,讓人屏氣凝神。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
    《引爆點》作者


    葛文德其文正如其刀,大膽而且細致,頗有喬治·奧威爾之風,他的作品讓人充分享受閱讀的樂趣,同時有所啟發,覺得十分滿足。
    亞伯拉罕·韋爾蓋斯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得主
    《我的家園》《網球搭檔》作者

    這是一本醫學人文書,但讀起來像一本懸疑小說。作者手法高妙,筆端飽含情感,文章中不時可見驚人的洞察力。他細細剖析每一個主題,讓人屏氣凝神。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


    《引爆點》作者


     


     


    葛文德其文正如其刀,大膽而且細致,頗有喬治·奧威爾之風,他的作品讓人充分享受閱讀的樂趣,同時有所啟發,覺得十分滿足。


    亞伯拉罕·韋爾蓋斯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得主


    《我的家園》《網球搭檔》作者


     


    本書可謂醫學的沉思錄,對醫學這項人類事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不僅探討今日醫學界情況以及存在的爭議,論及知識和實踐的落差、醫學本身的限制,也觸及了這一行內在的復雜和矛盾性。


    佩裡·克拉斯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專欄作家


     


    葛文德這位醫生作家,有一支犀利如手術刀的筆,一雙如X線般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他描述的每一個病例故事,從槍傷到病態肥胖到噬肉菌,都是迷你驚悚小說。診斷結果:這是本讓人目不轉睛、不忍釋卷的精彩之作。


    《時代周刊》


     


    沒有一個作家比葛文德更會營造現場感。他的文字有種魔力,能讓病房裡的真實故事在我們眼前上演。每一出都是驚心動魄的醫學奇案或感人肺腑的外科戲劇,給人十分真實的感覺。作者筆力萬鈞,是忠實的記錄者!


    《紐約時報》


     


    令人驚艷的作品……葛文德的心聲讓人耳目一新。他把臨床上的明察秋毫代入醫學寫作,描述了現代醫學的圖景,同時也呈現了病人的情感與生命故事。


    《紐約書評》


     


    感人至深。葛文德使醫生的故事脫離老套,展現了醫學書寫的新篇章。


    《波士頓環球報》


     


    葛文德是當今世界上有名的醫生作家。他有先見之明,思考縝密,是醫學人文大師劉易斯·托馬斯的傳人,筆調謙遜,見解深刻,每一篇都是細心琢磨的傑作。


    美國“沙龍”網絡雜志

    在線試讀
    第3章 切爛的喉嚨

    我在她脖子上摸索著,尋找甲狀軟骨的突起,但隻摸到一層層脂肪,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該切下去嗎?是橫切還是縱切?我真痛恨自己。沒有一個外科醫師會猶豫不決,而我竟這般躊躇。

    致命的過失
    公眾認為醫療過失是由某些醫生的不稱職造成的,律師和媒體也這樣想,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醫療過失其實經常發生,而且每個醫生都有可能出現過失,隻是我們很少能親眼看到醫療過失的發生,因此常常產生誤解。錯誤發生了,我們情願認為它們是異常的。
    幾年前的一個鼕天,某個星期五的凌晨 2 點,我穿著手術服,戴著手套,劃開一位少年肚子上的傷口——他在打架的時候被人在肚子上捅了一刀。這時,我的呼叫器響了。“外傷,3 分鐘!”手術室的護士大聲讀出我的呼叫器上顯示的內容。這意味著救護車即將送來另一位外傷病人。作為在急診室值班的外科住院醫生,病人送來時我一定要到場查看。我離開手術臺,脫下手術服。另外兩位外科醫生——主治醫生本森和總住院醫生繼續處理手術臺上病人肚子上的傷口。這兩人本該來監督指導我處理那位將被送來的外傷病人,但他們現在走不開。本森今年 42 歲,看起來冷冰冰的,當我走向門口時,他仔細打量了我一番,說:“如果你遇到任何麻煩,就呼叫我們,我們兩個中會有一個抽身去幫你的。”
    我還真遇到麻煩了。在敘述這個故事時,為了保護病人、同事還有我自己,我修改了一些細節(包括當事人的姓名),但我會盡可能忠於事實。
    急診室在手術室的上一層,我三步並作兩步地跑了上去。我到的時候,急診室的護士剛好把病人推了進來。病人是位 30 多歲的女性,體重超過了90 千克,她一動不動地躺在推車上,雙目緊閉,臉色蒼白,不斷有血從鼻孔中流出。
    護士直接將她推入 1 號手術室。這間手術室貼著綠色的瓷磚,設備齊全,也有足夠大的空間來操作移動型 X 線檢測儀。我們把她抬到床上,然後進行檢查。一個護士剪開她的衣服,另一個檢查她的脈搏、呼吸、體溫、血壓等數據,第三個護士在她的右臂上扎入粗針頭,為她輸液。一個外科實習醫生將導尿管插入她的膀胱。今晚急診室中的主治醫生是亞瑟,他 50 多歲,看起來干瘦、憔悴,頗像電影《斷頭谷》(Sleepy Hollow)中的紐約警探克瑞恩。他雙手交叉,站在一旁靜靜地看著,這表示我應該趕緊動手了。

    第3章 切爛的喉嚨


     


    我在她脖子上摸索著,尋找甲狀軟骨的突起,但隻摸到一層層脂肪,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該切下去嗎?是橫切還是縱切?我真痛恨自己。沒有一個外科醫師會猶豫不決,而我竟這般躊躇。


     


    致命的過失


    公眾認為醫療過失是由某些醫生的不稱職造成的,律師和媒體也這樣想,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醫療過失其實經常發生,而且每個醫生都有可能出現過失,隻是我們很少能親眼看到醫療過失的發生,因此常常產生誤解。錯誤發生了,我們情願認為它們是異常的。


    幾年前的一個鼕天,某個星期五的凌晨 2 點,我穿著手術服,戴著手套,劃開一位少年肚子上的傷口——他在打架的時候被人在肚子上捅了一刀。這時,我的呼叫器響了。“外傷,3 分鐘!”手術室的護士大聲讀出我的呼叫器上顯示的內容。這意味著救護車即將送來另一位外傷病人。作為在急診室值班的外科住院醫生,病人送來時我一定要到場查看。我離開手術臺,脫下手術服。另外兩位外科醫生——主治醫生本森和總住院醫生繼續處理手術臺上病人肚子上的傷口。這兩人本該來監督指導我處理那位將被送來的外傷病人,但他們現在走不開。本森今年 42 歲,看起來冷冰冰的,當我走向門口時,他仔細打量了我一番,說:“如果你遇到任何麻煩,就呼叫我們,我們兩個中會有一個抽身去幫你的。”


    我還真遇到麻煩了。在敘述這個故事時,為了保護病人、同事還有我自己,我修改了一些細節(包括當事人的姓名),但我會盡可能忠於事實。


    急診室在手術室的上一層,我三步並作兩步地跑了上去。我到的時候,急診室的護士剛好把病人推了進來。病人是位 30 多歲的女性,體重超過了90 千克,她一動不動地躺在推車上,雙目緊閉,臉色蒼白,不斷有血從鼻孔中流出。


    護士直接將她推入 1 號手術室。這間手術室貼著綠色的瓷磚,設備齊全,也有足夠大的空間來操作移動型 X 線檢測儀。我們把她抬到床上,然後進行檢查。一個護士剪開她的衣服,另一個檢查她的脈搏、呼吸、體溫、血壓等數據,第三個護士在她的右臂上扎入粗針頭,為她輸液。一個外科實習醫生將導尿管插入她的膀胱。今晚急診室中的主治醫生是亞瑟,他 50 多歲,看起來干瘦、憔悴,頗像電影《斷頭谷》(Sleepy Hollow)中的紐約警探克瑞恩。他雙手交叉,站在一旁靜靜地看著,這表示我應該趕緊動手了。


    在醫院裡,住院醫生大都會處理一些即時性的任務,而且總是有主治醫生在一旁監督指導。那晚,亞瑟是主治醫生,病人的一切處理措施都由他負責,我照做就好。不過,他不是外科醫生,因此由我來做外科手術。


    “什麼狀況?”我問。


    救護人員迅速報告著細節:“女性,姓名不詳,因車輛超速而翻車;身體從車內彈出;對疼痛沒有反應;脈搏 100 次 / 分鐘,血壓 100/60 毫米汞柱,呼吸速率每分鐘 30 次……”


    他一邊說,我一邊檢查病人的傷勢。處理外傷病人的步,就是確認病人是否呼吸困難。這位女性呼吸急促而微弱,血氧飽和度隻有 90%,而正常人的血氧飽和度在 95% 以上。


    “她的血氧飽和度太低了。”我沒精打采地說。所有的住院醫生在醫院待上 3 個月以後,語氣都會是這樣的。我用手指查清她的喉嚨裡沒有會導致呼吸不順暢的異物,用聽診器確認了她的兩肺沒有萎陷,然後給她戴上氧氣罩,用力擠壓氣囊(一個有單向閥的氣球,每次擠壓後都有 1 升的氧氣進入病人的呼吸道)。大概 1 分鐘後,她的血氧飽和度上升到了 98%,看來她需要我們的幫助纔能正常呼吸。“為她插管吧。”我說。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將導管穿過她的聲帶,插入她的氣管,為她裝上呼吸機,以確保她呼吸順暢。


    主治醫生亞瑟想為病人做插管手術。他拿起 3 號喉鏡 ,把彎彎的、很像鞋撥的刀片插入病人喉嚨,直至喉頭。然後他抬升喉鏡手柄,壓住病人的舌頭,撐開嘴巴和喉嚨,露出聲帶。病人沒有抽搐或惡心,表現得很鎮靜。


    “抽吸器,”他說,“我什麼也看不到。”


    他吸出了一杯的血塊,然後拿起一條氣管內膜導管,試圖把管子順著聲帶插進去。1 分鐘後,病人的血氧飽和度開始下降。


    護士說:“已經降到 70% 了。”


    亞瑟不停地和管子做鬥爭,試圖將它插進去。這時,病人的嘴唇開始發紫了。


    “60% !”護士說。


    亞瑟把病人嘴裡的東西都撥了出來,然後又把氧氣罩戴回病人臉上。血氧飽和度測量計的綠色顯示燈一直徘徊在 60%,然後又逐漸上升到 97%。幾分鐘之後,他把面罩拿開,再次試圖把導管插進去,血氧飽和度又降到了60%。他又撥出導管,把面罩戴到病人的臉上,血氧飽和度回到了 95%。


    當導管實在插不進去的時候,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特別技術專家。“去請麻醉科醫生。”征得亞瑟的同意後,我說道。同時,我繼續按照外傷病人的處理原則全面檢查病人身體,給病人輸液,填寫檢驗單和 X 線檢查單。這些隻需花 5 分鐘。


    病人的血氧飽和度降到了 92%,這不正常,因為病人使用了氧氣罩。我問護士:“氧氣開到了嗎?”


    “開到了。”她回答。


    我再次用聽診器檢查病人的肺部,沒有萎陷跡像。“我們還是給她插管吧。”亞瑟說。他把病人的氧氣罩移開,打算再試一次。


    我心想,病人呼吸道阻塞是因為聲帶腫脹或出血,導管是不可能插進去了。那她活命的機會隻有一個,就是做緊急氣管切開術——在她脖子上開個小洞,然後把呼吸管從小洞插入她的氣管。


    如果我想得足夠長遠的話,我就應該明白自己還沒有十足的把握做緊急氣管切開術。作為手術室內的外科醫生之一,我的經驗是比其他人豐富些,但這不代表我能勝任這個手術。我隻是在六七次氣管切開術中擔任過助手而已,而且手術大多是緊急情況,所以根本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學會如何去操作。我一次自己練習氣管切開術,還是在山羊身上做的。


    這種時候我應該馬上呼叫本森醫生來幫忙,我應該把一切工具器械準備好——照明設備、抽吸器、無菌器械等,我該請亞瑟稍等一下,等支援的醫生來了再說。我甚至應該在之前就意識到病人的呼吸道已經完全阻塞了,然後我也許該趁情況還比較穩定,還有時間慢慢來的時候拿起手術刀為病人做氣管切開術。但是,也許是因為過於自信、心神不寧、患得患失,或是根本沒弄清狀況或其他什麼原因,我錯失了機會。


    亞瑟一心想把管子插進病人的聲帶。當病人的血氧飽和度再次降到 60%的時候,他停下手,把面罩扣了回去。我們盯著測量計,然而數字沒有回升,她的嘴唇仍然發紫。亞瑟努力擠壓氣囊,想把更多的氧氣送進去。


    “氧氣進不去了。”他說。


    我這纔醒悟過來,這簡直太糟糕了。“呼吸道堵住了。準備做緊急氣管切開術!燈!叫 25 房的本森醫生過來!”


    我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我告訴護士把手術服和手套拿來,然後從架子上拿了消毒藥水抹在病人的脖子上。一個護士準備好一套無菌鋪單和手術所需器械。我穿上無菌手術服,戴上一副新手套,心裡反復回想要如何去操作。我告訴自己,這很簡單,真的不用緊張:在喉結處有一個小小的間隙,這裡有一層薄薄的纖維組織,也就是環甲膜。切開它,你就進入氣管了。然後把一條 10 釐米長的塑膠管插進去,連接起氧氣筒和呼吸機,就 OK 了。但這隻是理論。


    我把鋪單鋪在病人身上,把脖子露了出來。我在她的脖子上摸來摸去,想從厚厚的脂肪中找到下刀的地方。


    “我需要再亮一點兒。”我說。立刻就有人出去找照明燈了。


    “有沒有人去叫本森來?”我不太有底氣地問道。


    “他還在忙。”有個護士回答。


    沒有時間再等了。缺氧 4 分鐘,病人即便沒死,腦部也會因此受到永久性損傷。後,我拿起手術刀切了下去。我在病人的脖子中央由左至右切了一條 7 釐米左右長的刀口,實習醫生用拉鉤撐開傷口,我用剪刀將切口剪得更深一些。雖然沒有大出血,但血已淹沒了傷口,我什麼都看不到。我叫人把抽吸器拿來,但是抽吸器這會兒不工作了——由於之前使用時血液中有許多組織碎片,導管被堵住了。


    “拿些新導管來!”我喊道,“燈怎麼還沒拿來?!”


    醫院勤務工終於推來一臺高架照明燈,可還是太暗。要是有強光手電筒就好了,我想。


    我把血抽吸干後,用指尖去摸索傷口。這回我覺得我找到了環甲膜。但我還是不敢完全肯定。


    這時,滿頭白發、經驗豐富的麻醉師老本進來了。亞瑟迅速向他介紹了病人的情況,並退開一步讓他接手。


    我像拿筆一樣拿著手術刀,想著就從這裡切吧,然後使勁一切,突然感到手下一空,我切了一個 2.5 釐米長的開口。我把食指放進去時,感覺自己好像打開了一個空間,但是我預期的空氣流動的聲音在哪裡?切口夠不夠深呢?切對地方了嗎?


    “我想我已經進去了。”我說這話是為了鼓勵自己,也讓大家放松一下。


    “希望如此,”老本說,“她的時間不多了。”


    我拿起氣切管又扭又轉,後強塞了進去。這時,本森趕到了。他探過頭來一看,問:“氣切管插進去了嗎?”“我想是進去了。”我答道。我們把氧氣罩與氣切管的一端相連。結果,氣囊一壓,空氣就從傷口漏了出來。本森飛快地戴上手套,穿上無菌衣。


    他問道:“呼吸道阻塞多久了?”


    “不知道,大概 3 分鐘吧。”


    本森面色凝重,因為他隻剩 1 分鐘可以扭轉乾坤。他接過手,兩三下就把氣切管撥出來,一看傷口,叫道:“天啊,真是慘不忍睹,都被你切爛了,我都不知道你切的位置對不對。把燈調亮一些!抽吸器呢?”助手把新的抽吸管遞給他。他迅速將傷口清理干淨,然後進行下一步。


    病人的血氧飽和度太低,血氧飽和計已經測不到了;心跳速率也越來越慢,一開始是每分鐘 60 多次,現在隻有每分鐘 40 多次;脈搏也完全測不到了。我雙手疊在一起放在她的胸部下半段,手肘打直,俯身,幫她做心髒復蘇術。


    本森抬起頭來,對老本說:“我沒能及時挽救她的呼吸道。你從上面再試一次吧。”言外之意就是說,因為我的過失,事情被搞砸了。我很難過,隻能低著頭專心做心髒復蘇術,不敢看其他人。我心想,再試一次氣管插管又有什麼用呢?隻能是做無用功,這回真的沒救了。


    之後,我突然聽到令人振奮的消息,老本說:“我插進去了!”他用兒科的小號氣管內管完成了這個手術。由於人工換氣成功,不到 30 秒,病人的心跳就恢復正常了,血氧飽和度上升到 97%。在場的所有人都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本森向我交代了一下之後的步驟就回手術室了,那個肚子被捅了一刀的少年還在手術臺上等著他。


    我們確認了這位病人的身份資料(在講述中我會用“威廉姆斯”指代她)。救護人員把她送來的時候,她體內的酒精濃度已經超過法定標準上限 3 倍,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導致她失去了意識。當天晚上,本森和外科總住院醫生妮可把她推到手術室,重新做了一次氣管切開術。


    本森從手術室出來後向病人家屬解釋,她被送來的時候情況十分嚴重,呼吸道堵塞,呼吸困難,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把她救回來。盡管如此,她的腦部還是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缺氧的狀態,因此不知道腦部功能有沒有受損。家屬靜靜地聽他說著,沒有任何異議,現在能做的也隻有等待。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幾樁外科事故:有一位外科醫生在手術時把一支很大的金屬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肚子裡,結果病人的腸子和膀胱都被刺破了;另一位腫瘤外科醫生為一位女病人做乳房切片檢查,但搞錯了地方,使其癌癥診斷拖延了數月;還有一位外科醫生在急診室踫到了一位腹部劇痛的病人,他沒做電腦斷層掃描就認定病人患有膽結石,18 小時後,掃描結果顯示是病人的腹部主動脈瘤破裂,沒多久,病人就死了。


    你可能會說,怎麼會有醫生犯下這種大錯?他們必須為所犯下的過錯受到懲罰。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因為醫療過失,醫生可能要面對醫療官司、媒體曝光、停職處分,或是被解雇的命運。做錯了事就要接受處罰,這固然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現實生活並非這麼簡單。在醫生這個行當中,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所有的醫生都可能犯下可怕的錯誤。想想我剛纔描述的實例吧。這些實例來自我詢問的一些我認為值得尊敬的外科醫生,他們都是從的醫學院畢業的。上述實例是他們告訴我他們在過去一年中所犯的錯誤。每一個人都犯過。


    亡羊補牢


    1991 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發表了一繫列以醫療事故為研究課題的重量級報告——“哈佛醫療執業研究”項目(Harvard Medical Practice Study),研究對像為紐約州的 30 000 多家醫院和診所。研究發現,將近 4% 的住院病人因為並發癥而導致住院時間延長、殘疾甚至死亡,而這些並發癥中有 2/3 是後期護理不當引起的,1/4 則確定是由醫生的醫療過失所致。據統計,美國每年至少有 44 000 名病人死於醫療過失。


    你也許會認為,治療不當的例子隻集中在少數差醫生身上,但事實上,大多數外科醫生在行醫生涯中至少被起訴過一次,而在醫院照顧病人的臨床醫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錯誤。每次媒體大幅報道駭人聽聞的醫療事故的時候,醫生很少會感到憤慨。他們通常會想:我也可能會犯這種錯誤。


    因此,重要的問題不是如何避免差醫生傷害病人,而是如何保證好醫生不去傷害病人。即使可以打醫療官司也於事無補。哈佛法學教授特洛嚴 · 布倫南(Troyen Brennan)指出,醫療過失的發生率不會因為醫療官司的存在而減少。那些提出醫療過失訴訟的病人中,隻有很少的一部分確實是醫療過失的受害人。而醫療官司終能否打贏,主要取決於原告病人的狀況有多慘,而並非這個結果是不是由醫療過失所造成的。


    有關醫療官司,更深一層的問題是,若把過失放大化,將其視為不可饒恕的問題,那麼醫生當然會拒絕公開承認和討論這個問題。這種扭曲的制度造成了醫生和病人間的敵對關繫。錯誤發生時,醫生幾乎不可能坦誠地把錯誤告訴病人。醫院的法律顧問會警告醫生,雖然按規定他們必須告訴病人出了什麼問題,哪裡受了傷,但在言語中不可以暗示在治療中存在醫療過失。否則,這種“自白”會讓病人一口咬定一切後果都是醫生造成的,成為對自己不利的證據。多,醫生隻能說:“我們很遺憾。我們盡了努力。”


    有一個地方可以讓醫生們坦率地討論自己的過失,它被稱為“發病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簡稱為 M&M,幾乎所有的教學醫院每周都會開一次這樣的會議。美國大多數州明文規定司法機關不得調閱這種病例討論會的記錄,盡管如此,還是經常有人施壓,希望這種會議記錄能夠被公之於眾。外科醫生特別重視這種討論會,在這裡,他們可以關起門來認真檢討錯誤,裁定責任歸屬,同時進行反思,看看下一次怎樣纔能做得更好。


    在我們醫院,每星期二下午 5 點都會召開發病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所有的外科醫生和實習的醫學院學生都必須參加,因此出席人數常有近百人。主任外科醫生收集了每一個案例的相關治療信息,包括心髒、血管、外傷等各方面,走上講臺進行報告。


    這裡有一些病例單,上面列的都是從日常治療中挑出的典型案例:68 歲男性,心髒瓣膜手術後失血過多死亡;47 歲女性,左腿動脈旁路術後出現感染,不得不再次手術;44 歲女性,膽囊手術後膽汁滲漏;3 個病人術後大出血,再次手術;63 歲男性,心髒繞道手術後心搏驟停;66 歲女性,腹部傷口縫合處的線突然斷裂,腸子差點兒漏了出來;還有前面描述的事故——發生車禍、氣切失敗的威廉姆斯這個慘痛的經驗也被列入會議的討論範圍。


    輪到這個病例的討論時,外科總住院醫生妮可上臺講述經過:“34 歲女性,酒醉駕車,車速過快而翻覆。抵達急診室時,昏迷指數 7 分。”(昏迷指數用來評估頭部外傷的嚴重性或昏迷的程度,7 分屬於昏迷。)接著她又說:“可能是由於呼吸道阻塞,急診插管數次,沒有成功,後來進行氣管切開術,也沒有成功。”


    妮可繼續報告:“病人心搏驟停,於是為她實施心髒復蘇術。麻醉科醫生後來用兒科用的氣管內管插管成功,病人情況因而穩定下來。”


    大家心照不宣,威廉姆斯想必是因為腦部缺氧纔會出現心搏驟停,這時很容易出現中風或者更糟的狀況。隨後,妮可闡述了事件的結果:“她的後期檢查結果顯示,沒有腦部永久受損的跡像,也沒有其他後遺癥。”是的,就我了解到的情況,出院回家後她脖子上的傷口也結痂了。她的家人如釋重負,我也是。


    負責報告下一個病例的總醫生還沒登場,排突然傳來大聲斥責的聲音:“什麼意思?!‘氣管切開術沒有成功?’”我的雙頰火辣辣的,真想找個地洞鑽進去。


    “這個病人是我負責的。”本森從前排挺身而出,一句話道盡了外科文化。出現差錯時,主治醫生要準備好承擔所有責任——不管是住院醫生失手把病人的主動脈割破了,還是主治醫生在家休息時醫院裡的護士把藥劑量搞錯了。總之,在這種討論會上,責任都會落在主治醫生身上。


    本森接著描述那天急診主治醫生為何插管失敗,而當他趕到的時候又是如何難以收拾的局面。他小心翼翼地陳述,使那些失誤聽起來是由復雜因素太多而並非人為疏失導致的。有幾位主治醫生搖搖頭,表示同情。針對細節,他們問了幾個問題。由始至終,本森的回答都很客觀,也很自然。


    負責我們外科的主任問了後一個問題。他想知道,如果下次再出現這樣的狀況,我們應該怎麼做纔能避免錯誤?本森答道,手術室裡那個刀傷病人的情況很快就控制住了,因此他可以指派妮可前去急診支援,或者他自己去急診支援。


    在這次討論會上,沒有人質問我為什麼不早一點兒請求支援,或者為什麼不具備完成氣切手術所需要的技術與知識。然而,這並不表示大家都能原諒我的做法。在外科嚴格的層級制度下,糾正我的錯誤是本森的職責。第二天,他在大廳看到我,就把我拉到一邊。他指責我的過錯,語氣聽起來不隻是憤怒,更多的是痛心。


    本森說完就走了。羞恥感像一把火,在我心中燃燒。這並不是罪惡感,罪惡感是你做錯事的感覺,而羞恥感是另一回事:你就是那個錯誤,你覺得每個人看到你時都會想到你做的“好事”。我知道這種感受在短時間內將一直伴隨著我。一位全國知名的外科醫生告訴我,有一次他為病人切除腹部良性腫瘤,手術中病人因大出血而死,他說:“我本想治好這個病人,結果病人卻因我而死!”事情過後連續數月,他都無法擺脫這個陰影,很難獨自完成手術。


    比失去自信更糟的是武裝自己。有些外科醫生總是看到其他醫生的錯誤,偏偏看不清自己的。他們絲毫不懷疑自己的能力,也不會對自己造成的後果感到恐懼。有一位外科醫生告訴過我,很少有外科醫生一點兒恐懼心理都沒有,這種沒有恐懼感的人反而更令人擔憂。如果醫生開起刀來一點兒也不怕,那病人恐怕就要遭殃了。


    討論會的意義在於使醫生以“正確”的態度面對錯誤,不懷疑自己,也不否認一切。如果是可以避免的傷害,主任會問:“你有沒有想過還能怎麼做?”你不能用“隻能這樣”“別無他法”來搪塞。


    因此,討論會實在是一種極其復雜又非常人性化的機制。在會議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心得:避免錯誤要運用意志力,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時時留心各方面的信息,預料到每一個環節可能出錯的地方,防患於未然。出錯並非不可饒恕,重要的是從中吸取教訓。


    其實,發病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的本質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強化“錯誤不能被寬恕”這種觀念,另一方面會議每周都會舉行一次,這又等於承認錯誤是醫學中無可避免的一部分。


     


    為 什 麼 錯 誤 發 生 得 如 此 頻 繁? 研 究 醫 療 過 失 的 專 家 盧 西 恩 · 利 普(Lucian Leape)指出,很多產業對錯誤率的容忍度不像醫療界那麼高,半導體制造業或是五星級飯店的服務都努力追求零錯誤,航空業也力爭把操作錯誤的發生率降低到十萬分之一以下,且這些錯誤大都不會造成什麼傷害。然而,病人比飛機更具有獨特性,也更復雜。醫學也不是生產線,更不是產品目錄,它比人類涉足的其他任何領域都要復雜。過去 20 年來,從認知心理學、基因工程到災難研究,都讓我們深刻了解到一個事實:不僅每個人都會犯錯,而且每個人都常常會犯錯。如果犯錯後我們的行為模式不做相應調整,依然我行我素,那麼不但不能消除錯誤,反而會一發不可收。


    英國心理學家詹姆斯 · 瑞森(James Reason)認為,人類大腦有著了不起的思考能力,有時會憑直覺去做事。在遭遇前所未見的情況時,感官會傳來各式各樣讓人應接不暇的信息,我們可以迅速過濾這些信息,當機立斷,不浪費一點兒時間。不過這個優勢有時也會帶來很多問題,使人們在某些方面特別容易犯錯。因此,如果一個體繫的正常運作必須依賴人類完美的表現,那麼很多錯誤就會伺機冒出。


    在醫療中,這種例子數不勝數。就拿開處方這個常規程序來說,記憶力和專注力都很重要——偏偏人類的記憶力並不可靠,也常常會開小差。不可避免的是,醫生會開錯藥或用錯劑量。即使處方箋上寫得完全正確,藥師在拿藥的時候也可能因看花眼而拿錯藥。此外,廠商在生產醫療器械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人類操作中會遇到的問題,所以免不了會有許多潛伏的錯誤。像心髒電擊器這種沒有設計標準的儀器,醫生在使用的時候必然會出現一些問題。同時,工作量太大,或是現場混亂,醫療團隊成員溝通不足產生誤解,這些都可能成為醫療體繫中的潛伏錯誤。


    瑞森還有一項重要的研究結果:錯誤不僅很容易發生,還會隨時隨地發生變化。在復雜的繫統中,單單一項錯誤很少會造成傷害,而且如果錯誤逐漸表面化,繫統會立刻啟動防御機制。例如,藥劑師和護士總會再三檢查醫生開的處方,看有沒有錯誤,但錯誤不一定總是明顯的,防御繫統也常因為錯誤處於潛伏期而沒能發揮作用。如果一位藥劑師手上有 1 000 張處方要處理,就很有可能會看錯其中的一張;機器的警示鈴也有可能壞了;該去急診支援的外科主治醫生可能正在為其他病人開刀而分身乏術。本來隻是幾個小疏漏,集在一起就可能釀成大麻煩。


    但發病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完全沒有將這一點納入其考慮範圍之內。因此,很多專家認為分析錯誤並不能改善醫療過失的發生。在發生一連串事件的時候,醫生隻是後必須出來承認錯誤的人。研究錯誤的專家認為,如果出錯,應該仔細檢討、改善過程,而非檢討個人過失。因此,他們希望醫療走向專業化,就像企業一樣追求單一產品的品質。目前已有成功的例證,如疝氣修補技術爐火純青的肖爾代斯醫院,再如全美國的麻醉科因采取這樣的方針而卓有成效。


    被安樂死


    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的徽章中央印有“警覺”一詞。你為病人做全身麻醉,病人沉睡不醒,這時他的身體就完全由你控制了。病人的身體是麻痺的,腦部沒有意識,呼吸、心跳、血壓等所有重要的生命指征全由機器控制。機器和人體一樣,具有錯綜復雜的結構,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出現問題,即使是小手術也不例外。在 20 世紀 40 年代,每 2 500 次手術中就有一個麻醉死亡的案例。從 60 年代到 80 年代這 20年間,麻醉致死率一直維持在萬分之一到萬分之二之間。


    麻醉科醫生艾利森 · 皮爾斯(Ellison Pierce)仍覺得這樣的死亡率太高。從 1960 年起,他就開始搜集所有麻醉致死的案例資料,包括他偶然遇到或是參加過的所有案例。讓他痛心疾首的是朋友女兒的病例。這個 18 歲的女孩是到醫院撥智齒的。在做全身麻醉的時候,麻醉科醫生把本該插入氣管的呼吸管插進了她的食道,這個醫生並沒有及時發現錯誤,結果不到幾分鐘,女孩就因為缺氧死亡。皮爾斯知道麻醉致死率在美國隻有萬分之一,但美國每年接受麻醉的約有3 500萬人,也就是說每年有3 500個病人因麻醉而喪命,就像皮爾斯朋友的女兒一樣。


    1982 年,皮爾斯當選為美國麻醉醫師協會的副主席。同年,ABC 電視臺在《20/20》節目中探討了麻醉致死的問題,這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節目一開始,主持人說道:“假設你正躺在手術臺上,醫生即將為你做全身麻醉,接下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你將失去意識。一般來說,全身麻醉是安全的,但因為人為錯誤、疏忽以及經驗豐富的麻醉科醫生的嚴重短缺,麻醉就存在相當大的風險。今年預計將有 6 000 個病人因麻醉不當遭受腦部損害或死亡。”節目還播出了幾樁駭人聽聞的麻醉傷害事件。這個節目播出後,不少人為麻醉事件感到恐慌,同時醫療保險投入也在節節高升。就在此時,皮爾斯動員美國麻醉醫師協會集中反思引發麻醉致死的原因和改進方法。


    他接受了傑弗裡 · 庫珀(Jeff rey Cooper)的一些建議。庫珀是一名工程師,1978 年發表了一篇具有開創意義的論文《可避免的麻醉事故:人為因素的研究》(Preventable Anesthesia Mishaps: A Study of Human Factors)。庫珀 26歲時進入麻省總醫院生物工程部門設計麻醉機,他注意到已有的麻醉機設計中的問題實在太多了。例如,順時針旋轉麻醉機的揮發器刻度盤,一半麻醉機內的強效麻醉藥的濃度將降低,另一半麻醉機內的藥品濃度反而會升高。他決定用關鍵事件分析法(在 20 世紀 50 年代被用來分析飛行事故)來探索麻醉的問題。他利用謹慎的引導訪談,盡可能多地了解細節,看看這些麻醉的問題是如何演變而來的,有哪些成因,然後對訪談結果進行歸納總結。


    這是次有人用科學方法深入研究和探討醫療過失。庫珀詳細分析了359 個案例,發現了很多不為人知的現像。大家向來認為麻醉在一開始時危險(就像飛機在起飛時容易出差錯),然而案例分析發現,危險的時候其實是麻醉進行到一半的時候,這時正是醫生的警覺松懈的時候。常見的疏忽是沒注意到病人的呼吸是否出現問題,而造成呼吸問題的原因可能是管線松動、呼吸管沒接好或者麻醉機使用不當。庫珀也列舉了許多造成疏忽的因素,包括經驗不足、對器械不夠熟悉、團隊成員間溝通不當、倉促行事、注意力不集中或者疲勞等。


    庫珀的研究引起了很多麻醉科醫生的注意,但大家隻是議論紛紛,沒什麼具體行動,直到皮爾斯站了出來。皮爾斯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來贊助麻醉問題的研究,探討如何減少庫珀找出的醫療過失。他還組織召開國際會議,聽取全世界麻醉科醫生的意見,也找廠商來討論,看能否設計出更安全的麻醉機。


    不久後,皮爾斯的努力有了成效:麻醉科住院醫生的工作時數減少了;廠商在設計機器的時候開始考慮操作者可能會犯的錯誤;刻度盤也逐漸標準化,統一往一個方向轉;麻醉機內也加入了控制閥,避免出現意外,跑出兩種以上的麻醉氣體;氧氣的控制開關也得到了改進,使氧氣能夠持續均勻地輸送。


    盡管有些錯誤不能被直接消除,但麻醉科醫生已經開始思考要怎麼做纔能盡早發現問題。例如,食道和氣管的位置非常接近,呼吸管插錯地方仍屬難以避免的錯誤。為了檢查呼吸管是否插錯地方,麻醉科醫生會把聽診器放在病人的肺部聽呼吸聲。但庫珀的報告顯示,即使這樣做了,這類過失還是很多,因此應該找出更有效的預防方法。事實上,醫生可以使用一種監視器來偵測管子是否插錯了地方。這種監視器很多年前就已經問世,不過因為價格昂貴,很少有醫院會裝備它。由於皮爾斯等人的敦促,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將上述監視器列為全身麻醉的儀器。


    現在,我們已經聽不到因為呼吸管連接出現問題或呼吸管插錯部位引起的麻醉致死案例。不到 10 年,麻醉致死率已經降到二十萬分之一,是以前的 1/20。


     


    美國的麻醉改良並非僅此而已。斯坦福大學的麻醉科教授戴維 · 伽巴(David Gaba)則把重點放在麻醉科醫生的身上。他領導一個團隊設計出了一種麻醉危險模擬繫統。這個繫統包含一個真人大小、由電腦操控的假人,假人有血液循環和心跳,肺部也會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如果你將藥物注入假人體內,假人便可以檢測出藥物的種類和劑量,心跳、血壓和血氧飽和度也會隨之變化。假人還會自動制造一些緊急情況,如呼吸道腫脹、出血或心髒病發作。用來模擬訓練的實驗室的配備和手術室一模一樣,假人就躺在手術臺上,住院醫生或主治醫生都可以在此練習如何處理突發狀況,比如麻醉機故障、停電、病人在手術中心搏驟停或是剖宮產孕婦出現呼吸道阻塞等。


    毫無疑問,麻醉科引領了其他醫學領域去分析和改變醫療繫統的弊端。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在 1997 年創立了國家病人安全基金會(National Patient Safety Foundation),並邀請庫珀和皮爾斯擔任這個基金會的會長。基金會贊助各種研究,舉辦各種研討會,並致力於為醫囑繫統制定出一套新的標準,以大幅減少用藥錯誤這個常見的醫療過失。


    在手術安全方面,也有鼓舞人心的進展。例如,由於身體器官兩邊對稱,裝錯病人的膝蓋、腳或其他部位的手術時有發生,一旦出現這種不可原諒的過失,院方的反應常常是將醫生革職,但事實上單純地將犯過失的醫生革職也於事無補。1998 年,美國骨科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edic Surgeons)就提倡了一個簡單的預防方法,所有的骨科醫生在為病人手術之前,必須用筆在要開刀的部位上做標記。


    永不放棄


    設於達特茅斯的新英格蘭北部心血管疾病研究組(Northern New Engl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tudy Group)的研究是另一個成功的例證。這個研究組追蹤研究了 6 家醫院的心髒手術術後死亡和並發癥案例(如傷口感染、出血不止、中風等),並設法找出是哪些危險因素造成了這些後果。例如,研究人員發現,接受血管旁路術的病人術後會出現貧血的癥狀,死亡率相當高,而且貧血常發生在年齡幼小的病人身上,其原因主要是用於啟動人工心肺機的溶液會稀釋病人的血液,造成貧血,且病人年齡越小,貧血就越嚴重。這幾家醫院已經想出了幾個不錯的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研究組的另一項研究發現,這 6 家醫院中有 1 家在將術前檢驗結果傳到手術室時出現了錯誤。於是,他們建議這家醫院向飛行員學習,在所有的病人被送到手術室的時候都附上一張檢查表。


    這些努力帶來了很好的成果,1991—1996 年,這 6 家醫院的病人術後死亡率從 4% 降到 3%,這意味著有 293 個病人因為這個機制保住了性命。盡管這個組織隻研究了幾個方面,也沒用到什麼先進的技術,但還是提出了很有用的改進意見,避免了許多醫療過失。然而對於如何全方位地避免過失,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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