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經典暢銷書《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並稱“媒介批評三部曲”，完整呈現！
愛因斯坦曾說：“科技已經超越人性。”
尼爾•波斯曼“媒介批評三部曲”層層深入地探討了科技vs人性、技術vs人文的重大課題——
《童年的消逝》：通過電視和網絡媒介，成人世界的戰爭、暴力、混亂，正源源不斷地入侵到兒童世界，兒童被迫提早成年，童年正在消逝。
《娛樂至死》：通過電視和網絡媒介，一切都以娛樂的方式呈現，人類心甘情願成為娛樂的附庸，*終成為娛樂至死的物種。“我們將毀於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技術壟斷》：斷言技術壟斷就是極權主義的技術統治，技術壟斷是文化的艾滋病，在信息技術甚囂塵上，數字媒體萬眾歡騰的時代，我們要清醒拒絕文化向技術投降。
“三部曲”完整呈現了波斯曼和媒介環境學派對於技術和信息媒介的總體觀點和批判態度！

二．《技術壟斷》是20多年的傳播學經典！
1993年，《技術壟斷》英文版問世，在傳播學和技術哲學領域，均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好評，被譽為媒介環境學的典範之作。【國內外專家媒體評論見下文】
截至2017年底，據“中國知網•文獻”檢索結果，《技術壟斷》被引用605次；截至目前，據“豆瓣•讀書”檢索結果：716人評價，獲高分8.6分。

三．《技術壟斷》講的事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技術壟斷》檢討技術對人類社會生活、文化、制度的負面影響。
作者認為，技術和文化的關繫是亦敵亦友的關繫，經歷三個階段：

在工具使用文化階段，技術服務、從屬於社會和文化；
在技術統治文化階段，技術向文化發起攻擊，並試圖取而代之，但難以撼動文化；
在技術壟斷文化階段，技術使信息泛濫成災，使傳統世界觀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們現在就處在技術壟斷的文化階段，作者說技術壟斷就是極權主義的技術統治。

如今，技術至上、技術沉迷的思維和態度隨處可見，所有行業領域都在適應新的技術條件，而技術的發展則幾乎不受限制。政治、經濟、教育、醫療領域的技術思維並沒有解決實際存在的種種問題。人們在高端電子產品和信息洪流裡備受困擾，備感孤獨。社會的進步，不僅依靠科學進步，技術進步，更需要人文精神、文化知識的進步。警惕技術壟斷，回歸人文傳統，是當務之急。

《技術壟斷》的問題意識乃是一種警告：信息技術革命造成了信息的泛濫、失控、碎片化，在此背景下，人們需要堅守人文價值，堅決拒絕文化向技術投降！

四．尼爾•波斯曼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智者之一！
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紐約大學教授，媒介環境學派第二代精神領袖，研究領域橫跨教育學、語義學和傳播學，弘揚了麥克盧漢、伊尼斯開創的媒介環境學，推動其進入北美傳播學主流圈子。存世著作共25種，包括獨著13種，合著10種，合編2種；其中《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技術壟斷》並稱“媒介批評三部曲”，已經並將繼續在中國學界產生持久的影響。傳世論文200餘篇。1986年獲美國英語教師學會授予的“喬治•奧威爾獎”，1988年獲紐約大學傑出教授獎。

五．資深的翻譯家，出色的譯本！
譯者何道寬先生，深圳大學英語及傳播學教授、政府津貼專家、資深翻譯家。著作和譯作共80餘種，約2 000萬字（著作85萬字，論文約30萬字，譯作逾1 900萬字）。代表性譯作有《理解媒介》《數字麥克盧漢》《裸猿》《媒介環境學》《人類動物園》《親密行為》《軟利器》《菊與刀》《群眾與暴民》《烏合之眾》等。

六．見識叢書繫列之一，精美裝幀，個性化設計！
信息技術以二進制為原理，以數字運算為法則，在數字的長鏈和迷魂陣裡，人們束手就擒，甘拜下風。本書封面設計既有獨特的視覺效果，更富深意。

本書與《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中信，2015）並稱尼爾•波斯曼的“媒介批評三部曲”，其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檢討技術對人類社會生活、文化、制度的負面影響。
作者認為，技術和人的關繫是亦敵亦友的關繫，他之所以揭示技術的陰暗面，是為了避免技術對文化造成傷害。文化有三種形態：在工具使用文化階段，技術服務、從屬於社會和文化；在技術統治文化階段，技術向文化發起攻擊，並試圖取而代之，但難以撼動文化；在技術壟斷文化階段，技術使信息泛濫成災，使傳統世界觀消失得無影無蹤，技術壟斷就是極權主義的技術統治。
本書揭示了技術壟斷階段各種“軟”技術的欺騙作用，撻伐所謂社會“科學”，譴責唯科學主義；辨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學之異同，並為傳統符號的耗竭扼腕痛惜；號召人們以強烈的道德關懷和博愛之心抵抗技術壟斷，堅決反對文化向技術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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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叢書（見識城邦出品）
01《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美]大衛•克裡斯蒂安
02《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美]約翰•R. 麥克尼爾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04《資本的年代：1848—1875》[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05《帝國的年代：1875—1914》[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06《*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07《守夜人的鐘聲：我們時代的危機和出路》[美]麗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戰前的世界》[英]查爾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類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法]費爾南•布羅代爾
10《基因傳：眾生之源》（平裝 精裝）[美]悉達多•穆克吉
11《一萬年的爆發：文明如何加速人類進化》[美]格雷戈裡•柯克倫 [美]亨利•哈本丁
12《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美]伊斯特萬•迪克
13《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美] 艾爾弗雷德•W. 克羅斯比
14《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裝 精裝）[美]雅克•巴爾贊
15《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
16《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美]威廉•麥克尼爾
17《奧斯曼帝國的終結：戰爭、革命以及現代中東的誕生，1908—1923》[美]西恩•麥克米金
18《科學的誕生：科學革命新史（上下冊）》（平裝）[美]戴維•伍頓
19《內戰，觀念中的歷史》[美] 大衛•阿米蒂奇
20《第五次開始》[美]羅伯特•L. 凱利
21《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平裝 精裝）[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
22《黑暗大陸：20世紀的歐洲》［英］馬克•馬佐爾
23《現實主義者的烏托邦：如何建構一個理想世界》[荷]魯特格爾•布雷格曼
24《民粹主義大爆炸：經濟大衰退如何改變美國和歐洲政治》[美]約翰•朱迪斯
25《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訂版）》（平裝 精裝）[英]理查德•道金斯
26《權力與文化：日美戰爭1941—1945》[美]入江昭
27《猶太文明：比較視野下的猶太歷史》[美] S.N.艾森斯塔特
28《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美]尼爾•波斯曼
29《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美］歐陽泰
30《起源：萬物大歷史》［美］大衛•克裡斯蒂安
31《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美］托馬斯•斯坎倫
32《認知工具：文化進化心理學》［美］塞西莉亞•海斯
33《簡明大歷史》［美］大衛•克裡斯蒂安［美］威廉•麥克尼爾 主編
34《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美］托馬斯•M.尼科爾斯
35《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荷］弗雷德•斯皮爾
36《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美］斯蒂芬•平克
37《歷史性的制式》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38《希羅多德的鏡子》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39《出發去希臘》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40《燈塔工的休息室》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後續新品，敬請關注……

中譯者第二版序 xi
中譯者版序 xxv
作者自序 xlix
章塔姆斯法老的評判 001
第二章從工具時代到技術統治時代 021
第三章從技術統治時代到技術壟斷時代 043
第四章難以把握的世界 063
第五章崩潰的防線 079
第六章機器意識形態：醫療技術壟斷 101
第七章機器意識形態：計算機技術壟斷 117
第八章隱形的技術 135
第九章唯科學主義 159
第十章符號大流失 183
第十一章愛心鬥士 203
注釋 223
參考文獻 229
索 引 233
中譯者版後記 253
中譯者第二版後記 255

中譯者第二版序
在“中譯者版序”之首，我寫了這樣一段話：“這篇序文準備回答6 個問題：（1）什麼是媒介環境學？（2）麥克盧漢和波斯曼主張技術決定論嗎？（3）什麼是技術壟斷？（4）技術壟斷為何在美國興起？（5）什麼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麼讀《技術壟斷》？”
在“中譯者第二版序”裡，我也回答6 個問題：（1）《技術壟斷》的總體效應如何？（2）為何其中國效應大於美國影響？（3）中國學者如何欣賞他特別犀利的洞見？（4）為何說波斯曼高揚人文主義的旗幟？（5）AI 大發，“奇點”將至，如何應對？（6）《技術壟斷》中譯本版有何遺憾？
一、《技術壟斷》的總體效應如何
2017 年12 月12 日，據“中國知網•文獻”檢索結果，《技術壟斷》中譯本被引用605 次。簡要回顧該書10 年來的接受情況，可以斷言，該書在人文社科學術譯著中獨占鼇頭。
甫一問世，《技術壟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即好評如潮，書評家、時評家、跨界學者、學界和業界人士的大小書評數以百計。次年，《技術壟斷》進入《光明日報》20 本年度。2010 年，北大版《技術壟斷》繁體字版登陸臺灣，書名變通為《科技奴隸》，但譯者署名未變，譯文未變。自此，它成為北大出版社的暢銷書和長銷書，受到大中華地區出版界、讀書界和評論界的持續關注。2011 年，《技術壟斷》獲得深圳大學學術創新獎三等獎。2011 年9 月14 日，在“ 豆瓣•讀書”檢索發現，優良評級者占壓倒性多數，具體數據是：285 人評價，評五星級者占48.5%，四星級者占43.1%。2017 年12 月12 日，在“ 豆瓣•讀書”檢索，結果顯示：670 人評價，獲高分8.6 分，勢頭不減。
二、為何其中國效應大於美國影響
尼爾•波斯曼以教育學、語義學和傳播學成名，是傳播學媒介環境學派第二代精神領袖。就社會批評而言，其名氣似乎略遜於諾姆•喬姆斯基之類的社會批評家。就展望未來而言，他不如麥克盧漢，更不如托夫勒、奈斯比特、丹尼爾•貝爾那樣的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
但《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和《技術壟斷》證明，他對電視文化、大眾娛樂、唯科學主義的批判勝過一般的社會批評家和未來學家。
他把人類技術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又把人類文化分為三種類型：工具使用文化類型、技術統治文化類型和技術壟斷文化類型。這樣的劃分獨具隻眼，僅此一人。
《技術壟斷》問世於1992 年。彼時，互聯網尚未到來，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尚未挑戰人的智能，但技術發展已然使美國人樂以忘憂。波斯曼憂慮，美國進入了技術壟斷文化階段，美國文化可能會向技術投降。他撻伐盲目的技術崇拜，捍衛人文主義和道德關懷，痛陳技術壟斷的嚴重後果：醫療技術壟斷、計算機技術壟斷、隱形技術壟斷、唯科學主義、傳統符號的流失。他是技術壟斷危害的先知先覺者，知音難覓，孤掌難鳴，他的批判不受“大眾”歡迎。
他的批判矛頭直指屈從於“技術壟斷”的“社會學家”，包括他的弟子。1998 年，在媒介環境學會成立大會上的主旨講演《媒介環境學的人文關懷》裡，他旗幟鮮明地張揚現實關懷、人文關懷和道德關懷，嚴厲批評缺乏道德關懷的傾向。他對弟子的告誡震撼人心：“你們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環境學者，但不同意我這一番話。如果真是這樣，你們就錯了。”
波斯曼的私淑老師馬歇爾•麥克盧漢被認為是技術樂觀主義者，甚至被視為“技術決定論者”。波斯曼不完全贊同麥克盧漢的技術媒介觀，所以坦言：“他們都知道，自己是麥克盧漢的孩子……不是很聽話的一個孩子。”麥克盧漢夢想的是人類技術和文化發展的“太和之境”，而波斯曼卻警鐘長鳴：文化絕不能向技術投降。
波斯曼心儀馬克思主義，他主張：《共產黨宣言》應該是聖典，比肩《聖經》和《古蘭經》。他堅信馬克思主義的持續影響：“緊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人絕不會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將繼續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規定和約束為指南。馬克思主義的強大威力喚起了十幾億人的想像和忠誠。”（英文版第198 頁，以下同為英文版頁碼，即中文版邊碼）。他這樣的左派知識分子自然難以抗衡“美國例外論”。
中國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時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以此觀之，發展優先、脫貧優先、科學發展是硬道理，人們的主要關懷是技術發展，容易忽視技術發展的負面效應。
30 年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中國大趨勢》、貝爾的《後工業時代的來臨》，以及近年托馬斯•弗裡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在中國可謂洛陽紙貴。因為他們鼓吹在電子技術上我們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世界是平的”，很有安撫作用！
迄今為止，沒有一位學者公開批評過波斯曼主張“技術決定論”，也沒有一位學者旗幟鮮明地肯定他不是“技術決定論者”，然而，不少學者暗暗把媒介環境學派的大多數學者都想像為“技術決定論者”。
麥克盧漢和波斯曼在中國都很紅。麥克盧漢傾向於肯定電視和計算機的正面效應，波斯曼則警惕其負面效應。麥克盧漢憧憬和預言互聯網時代，是21 世紀的朋友；波斯曼則痛批“娛樂至死”的電視文化和大眾文化，是21 世紀的諍友。
在中國社會經濟技術文化變革超乎尋常、日新月異的語境下，中國人亟需他們兩人互補的盛世危言！
三、中國學者如何欣賞他特別犀利的洞見
波斯曼的“媒介批評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娛樂致死》和《技術壟斷》，大體上反映了他媒介理論和社會批評的思想軌跡和不懈追求，他的批判越來越犀利。《童年的消逝》嘆息電視戕害兒童，抹殺成人和兒童的界限。《娛樂至死》控訴電視對讀寫能力的戕害。《技術壟斷》斷言：“技術壟斷就是極權主義的技術統治”，“技術壟斷是文化的‘艾滋病’”。他死死盯著技術加害於人的可能性，仿佛在說：人們，你們要警惕啊！
《技術壟斷》在中國引起的震撼超過對美國本土的衝擊。國內一些學者特別欣賞他科學哲學和社會批評的犀利鋒芒，茲引幾例，以管窺豹，以饗讀者。
北京大學哲學繫教授劉華傑指出，該書是一部早熟的多學科經典：“波斯曼早在因特網還沒有流行的1992 年就寫下了一部經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國以及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技術的遷就、盲從。如果他還活著，現在重寫這部書，如果考慮到因特網的迅猛發展，他會寫得更好。這部書既可作傳播學著作來讀，也可作技術哲學著作來讀。”“《技術壟斷》一書涉及許多科學史的內容，作者的科學觀念也算比較新潮，這與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科學傳播學的新近發展趨勢是一致的。”（《文化決不向技術投降：讀波斯曼的〈技術壟斷〉》，載《中國圖書商報》，2008-02-11）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劉兵坦陳自己迫不及待閱讀《技術壟斷》的心境，強調該書與中勘或科學文化研究界的共鳴：“看到波斯曼的《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出版，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找來一讀。讀過之後，同樣，感受、聯想頗多，受啟發之處也一言難盡。……波斯曼的觀點，與國際國內勛或科學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處。……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價值的。”（《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載《文彙報》，2008-03-01）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繫教授江曉原稱贊波斯曼是我們這個時代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在這個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來越深刻，觀點也越來越激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這些觀點，表面看起來似乎驚世駭俗，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們先前從來沒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嘗試思考過。”“在宗教的上帝被拋棄之後，科學開始扮演新的上帝角色。而在波斯曼看來，科學當然不能也不應該扮演上帝的角色，技術則更是經常介於天使與魔鬼之間。”（《文化向技術投降的時代：波茲曼“媒介批判三部曲”》，載《財經日報》，2008-08-02）
在相關聯的一篇《對談》（載《文彙讀書周報》，2008-03-07）裡，江曉原和劉兵兩人又談到中美學者心有靈犀的思想共鳴。
江曉原說：“無論是從傳播學，還是從科學文化、科學哲學、科學史，思考到深處，都會殊途同歸，終都會到達‘科學技術是否發展得太快了’這個問題面前，因為這個問題涉及某種終極的價值判斷……近一年我的思緒常常會駐留在這個問題上。”“真沒想到，在這本《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我竟發現了一個和上述問題平行的思路。”“當我看到波斯曼在一條平行的道路上，並且也走向我們正在尋找的目標時，我立刻產生了興奮、欣慰和親切的感覺——我想這應該就是古人所說的‘吾道不孤’之感吧。”
劉兵道：“（波斯曼）在更大的程度上跳出原有的問題，能夠獨闢蹊徑地思考技術手段對於傳播內容的實質性影響，進而對於科學和技術問題本身又有獨立的認識，這就充分顯示出他的與眾不同。”“真正有意義的學術研究，更多的是表現在那種與眾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之中。波斯曼的學說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蔣原倫寫道：幾年前讀《娛樂至死》時，就“ 預感會有《技術壟斷》這樣的批判力作面世”。他指出：“《技術壟斷》中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對所謂的‘社會科學’的批判，許多人文學科和社會研究被冠之社會科學的名頭，而假借科學的名義所進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質疑。中國的學人尤其要對此進行反思。波斯曼將以上現像稱之為‘唯科學主義’。”（《技術壟斷：當代人的文化困境》，載《中華讀書報》，2008-11-03）
四、為何說波斯曼高揚人文主義的旗幟
以麥克盧漢和波斯曼為代表的媒介環境學派的媒介理論，強調技術對社會、文化和心理的重大影響和長效影響，因而被扣上“技術決定論”的帽子。
波斯曼把人類技術發展分為“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技術壟斷文化”三個階段，非常冷靜，非常理性。他猛攻的僅僅是衝擊“印刷文化”的“娛樂至死”文化，絕不籠統強調技術對文化的作用，而是高揚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和社會批判，堅決反對文化向技術投降。
《童年的消逝》嘆息電視文化抹殺成人和兒童的界限，《娛樂至死》控訴電視對讀寫能力的戕害，《技術壟斷》高呼“狼來了”，揭示唯科學主義和信息失控的現實危險，指控技術壟斷對美國文化和人類文化的危害。你能說他主張“技術決定論”嗎？
他痛斥輕浮的社會“科學家”：“我們的社會‘科學家’就不如自然科學家謹慎，他們有關科學的觀點始終不那麼嚴密。換句話說，對他們的程序能夠回答什麼問題和不能夠回答什麼問題，他們的思想更加混亂。他們把指引我們立身行事的權力托付給他們的‘發現’程序如何嚴密；無論如何，他們在這一點上從來就不那麼小心謹慎。這就是為什麼社會‘科學家’常常在電視上露面，［著作］登上暢銷書的排行榜，進入機場書架的‘自助’書籍中。他們之所以頻頻亮相，並不是因為他們能夠告訴我們，為什麼一些人有的時候循規蹈矩，而是因為他們聲稱要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他們之所以到處拋頭露面，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同人閱歷更廣，或經歷了更多的苦難，或思想更深刻，並不是因為他們更仔細地思考了一些問題，而是因為他們同意維護這樣的幻覺：他們的數據、程序、‘科學’在說話，而不是他們自己在說話。”（第161 頁）
在媒介環境學會成立大會主旨講演的結尾，他嚴厲批評缺乏道德關懷的傾向，警告崇拜技術、誤入歧途的弟子：“請允許我在結束時說，依我的理解，媒介環境學的全部重要命題是，它要推進我們的洞見；我們何以為人，我們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關懷上做得怎麼樣——在這些問題上，媒介應該有助於推進我們的洞察力。你們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環境學者，但不同意我這一番話。如果真是這樣，你們就錯了。”
五、AI 大發，“ 奇點”將至，如何應對
種種跡像表明，未來學家和科幻小說中那個神秘的“奇點”正在到來。
黑科技帶領人類進入激動人心的嶄新時空，同時也給人類帶來恐慌：人會被機器取代嗎？機器會統治人類嗎？或者，AI 會危害人嗎？在人工智能（AI）與人的智能（HI）的博弈中，勝者是誰？輸者是誰？是雙贏嗎？是人役物，抑或是人役於物呢？黑科技會打開潘多拉盒子嗎？人會制造出毀滅自己的怪物嗎？
阿爾法狗（AlphaGo）戰勝了圍棋聖手。比阿爾法狗強不知多少倍的“機器人”接踵而至，人類怎麼辦？
黑科技使人振奮，又使人擔憂。AI 會控制人、戰勝人、危害人、奴役人嗎？
無數智者給出了答案。馬克思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給了我們信心；波斯曼強調人文精神、人文關懷，批判技術崇拜，拒絕向技術投降。同時，在人與自然、人與技術的關繫中，我們要有前瞻性，登高望遠，未雨綢繆，頭腦清醒，開利防弊，興利除弊。
應對技術怪物毀滅人的威脅，好的戰略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保持定力，同時以“眾智”的冷靜和強大防患未然，防微杜漸，以主觀能動性戰勝一切可能的潛在危害。
有了主觀能動性的思想武裝，有了“眾智”的“御敵”長城，任何潛在的“敵人”都撼不動人類了。
六、《技術壟斷》中譯本版有何遺憾
《世界是平的》中譯本已出兩版，仍然風靡。《世界是平的嗎？》（群言出版社，2006）發起挑戰，斷言《世界是平的》是一本危險的書。我願在此重申：世界是不平的！
在“中譯者版後記”裡，我寫了這樣兩段話：“是書翻譯過程中，讀了一本風靡國內的書《世界是平的》，很有感觸。希望讀者能夠兼顧《技術壟斷》和《世界是平的》的對立觀點。後者表現出的技術樂觀派思想，這固然是需要的。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樣，它鼓吹窮國和富國‘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托夫勒多次訪問中國，盡享殊榮。他的《第三次浪潮》給20 世紀80 年代蓄勢待發的中國人民多大的鼓舞啊！
“可是我們要知道：世界是不平的，窮國和富國並不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在追趕先進國家、謀求和平崛起時，‘數字鴻溝’是難以填平的，一日萬裡的技術發展已經給我們的傳統文化帶來現實的威脅。即使在的超級大國，技術崇拜、唯科學主義也在造成嚴重的危害。”
以上批評意猶未盡，實有保留，尚待展開，是為遺憾。
遺憾何在？當時的編輯認為，我對《世界是平的》的批判與《技術壟斷》“中譯者後記”的主題聯繫不緊，可能散焦，好刪節。於是，大段文字就省略了。
10 年過去了，波斯曼“娛樂至死”的批判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大眾文化的反思，《技術壟斷》對唯科學主義的批判對中國的科學界和人文界產生了影響。
2017 年3 月22 日，我應邀在華中師大“博雅論壇”講“世界不是平的”，有機會恢復了10 年前刪節的文字。
2017 年12 月，又應邀為中信出版社修訂《技術壟斷》，出第二版，終於有機會在此正式恢復以下幾段文字，不亦快哉：
“近讀托馬斯•弗裡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深有觸動，感慨不已，思考良多，既有深表贊同之處，卻也不以為然。
“該書的主題是：全球化把世界推平，使世界在經濟上走向信息化、同質化的道路。其深層理念就是技術，仿佛數字鴻溝即將填平，似乎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這是典型的‘技術決定論’，很難苟同。
“這是一本風靡全球、席卷中國的書，它將對中國的學界和一般讀者產生持久的影響，就像當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趨勢》、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一樣。”
除恢復這幾段文字外，請容許我再做一點批評。批評的依據是筆者1999 年11 月撰寫的文章《和而不同息紛爭——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調適》（載《深圳大學學報》，1999 年第2 期）。
《世界是平的》共13 章，第2 章鏟平世界差異、推動全球化的十大動因：柏林牆倒塌，網景公司上市，工作流軟件，開放資源碼，外包，離岸生產，供應鏈，內包，資訊搜尋，輕科技（類固醇）。全書充滿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調子，比托夫勒的樂觀主義還要樂觀。一望而知，其立論基礎是技術（包括硬技術和軟技術）的突飛猛進、一日千裡，是虛擬化的網絡世界正在迅速擠壓物質的真實世界。其思想是典型的“技術決定論”，和波斯曼《技術壟斷》的思想是截然對立的。
以下三段文字取自《和而不同息紛爭》：
“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它使人類面臨許多悖論和困境。一方面是福……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有其潛在的弊端。因為它傷害了許多窮國和窮人，使他們的悲慘境遇雪上加霜，致使南北貧富懸殊進一步擴大。
“毋庸諱言，全球化的潮流是西方國家發動和主導的，大多數的遊戲規則都建立在先進國家長期經營的基礎上，甚至就是由它們制定的。因此這些東西對它們有利，國際政治、國際法、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等領域，莫不如此。資源的分配很不公平，傳統的生產和生活資源，本來就讓它們占用了八九成。新興的信息資源又幾乎讓它們壟斷。媒體的優勢也在它們的股掌之中。有人情不自禁地要利用這個優勢對異己狂轟濫炸，發動意識形態的‘聖戰’，推行文化帝國主義。在平等的旗號下，很容易推行經濟霸權主義、金融霸權主義和技術霸權主義。
“發達國家的文化是強勢文化，但是強勢文化不應當是霸道文化。……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國化。全球化不應當是‘可口可樂化’‘麥當勞化’‘好萊塢化’，也不應當是‘全球資本主義化’。我們要反對一切露骨的和改頭換面的霸權主義。單極化的世界必然是不太平的世界，單極化可能給世界帶來災難。”
何道寬
於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深圳大學傳媒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
2017 年12 月15 日

【國內評論】
波斯曼是一位睿智的學者，他善於寫小書，從《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到《技術壟斷》，他能看到人們視而不見的現像，並從中看到社會與人心的巨變。他的很多結論，粗看荒誕、平淡，但細思極恐。
——田松，北京師範大學
在這個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來越深刻，觀點也越來越激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這些觀點，表面看起來似乎驚世駭俗，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們先前從來沒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嘗試思考過。
——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
波斯曼早在因特網還沒有流行的1992年就寫下了一部經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國以及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技術的遷就、盲從。……這部書既可作傳播學著作來讀，也可作技術哲學著作來讀。
——劉華傑，北京大學
波斯曼的觀點，與國際國內勘或科學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處。……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劉兵，清華大學
《技術壟斷》中*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對所謂的“社會科學”的批判，許多人文學科和社會研究被冠以社會科學的名頭，而假借科學的名義所進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質疑。中國的學人尤其要對此進行反思。
——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
中國當今的現實是，不但電視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導致了童年的消逝，因而消逝得更為徹底。
——周國平
也許，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於人類不斷的自我反省之中，在於認真聆聽波斯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劉擎

【國外評論】
波斯曼關於技術如何改變社會的見解……是生動而富有啟發性的。
——《紐約時報書評》
波斯曼在媒體研究領域是一位巨人，地位僅次於馬歇爾•麥克盧漢。
——安吉拉•佩妮，“抨擊雜志”
波斯曼在麥克盧漢結束的地方開始，他用學者的淵博與說書人的機智構築他的見解。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尼爾•波斯曼的逝世給公共話語帶來了某些寂靜。一位博學的批評者，一位嚴謹的反對者，一位跟奔湧的發展唱反調的人，沉默了。回顧他令人驚嘆的事業，你會發現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都是一連串問題……他希望你去思考，字母表是如何改變了口語文化的，印刷媒體給宗教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教育是如何創造了童年的，為何對標準的測試意味著對學校繫統的激進反思。
——彼得•卡瓦納，《環球郵報》
尼爾•波斯曼是一位傳承偉大紐約傳統的不可思議的講述者……正如他說的故事一樣，尼爾•波斯曼投入了一生來讓我們停下來……他是一個和藹謙恭的人，他*不會說，“我早就告訴過你了”。但是他的確告訴過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直至肺癌讓他永遠消聲。
——約翰•齊默爾曼，《紐約郵報》
我時常想起蕭伯納著名的詩句，理智的人適應環境，而世上所有的進步都依靠不理智的人。馬歇爾•麥克盧漢是不理智的，蘭斯是不理智的，尼爾也是不理智的。因為這樣，所有美好的事纔發生了。
——保羅•萊文森，美國作家、福特漢姆大學教授
波斯曼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他在約二十本書和眾多的采訪和文章中展現了他的思想和他的優雅。這些作品都值得閱讀和深入思考，有意或無意間你會將你讀到的說給他人聽。波斯曼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後來他長成了擅長表達的義憤填膺的教育者和社會消費者。
——邁克爾•寇姆夫，《學院季刊》
波斯曼的每本書都是一本小冊子，一本裝了封皮的隨筆：《童年的消逝》諷刺美國文化的幼稚化；《娛樂至死》諷刺娛樂業，以及娛樂業對觀眾造成的影響……他的知識分子姿態，他在公眾環境中的表現，以及他偉大的天賦——極好的幽默，實質是一個開化人類在一個野蠻世紀進行的嘗試，之後成了一個開化人在電視文化中的嘗試。
——傑伊•羅森，紐約大學教授
在波斯曼的書中，隱喻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到體現。我們設立“尼爾•波斯曼隱喻獎”有兩個目的：獎勵一位純熟使用隱喻的有天分的作者；紀念並推廣波斯曼的作品，以及印刷思想。
——銳透基金會

作者自序
1959年，查爾斯•斯諾爵士（Sir Charles Snow）推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書名既是他在劍橋大學所做的裡德講座的題名，也是其主題。該講座旨在闡明他洞悉的當代重大問題：藝術與科學的對立。更加準確地說，他想闡述文人（有時稱為人文主義者）和物理科學家難以調和的敵對態度。甫一問世，該書即引起小小的轟動（大概相當於裡氏震級2.3級吧），部分原因是他堅定地站在科學家一邊，使人文主義者有充足的理由和機會反唇相譏，提出尖銳、有趣而難聽的反駁。不過，這場論戰時間不長，所以他的書很快就淡出了公眾的視野。這個結果很有道理。查爾斯爵士提出錯誤的問題，進行錯誤的論辯，因而做出了文不對題的回答。人文主義者和科學工作者之間不存在爭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數人感興趣的爭吵。
盡管如此，我們必須要感謝斯諾先生，因為他注意到一個事實：確實存在兩種文化，而且兩者尖銳對立，因此有必要就這個問題展開論戰。他太關注教員俱樂部裡那些難以捉摸的不滿情緒，對從未棲身這種俱樂部的人的生活則關注不夠。倘若他對教員圈子的關注少一點，對普通人的關注多一點，他必然會明白，問題不是存在於人文主義者和科學工作者之間的爭論，而是存在於技術與人之間。這不是說，“除他之外的每個人”都認識到問題所在。事實上人們相信，技術是忠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兩個。首先，技術的確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潔淨，使人的壽命更長。誰還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於技術和文化有長期、親密且必然的關繫，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細檢查技術的後果。這樣的朋友要求你信賴和順從，多數人往往抱這樣的態度，因為技術給人的饋贈實在是非常豐盛。然而，這位朋友卻有陰暗的一面，它既給我們饋贈，又讓我們付出沉重的代價。如果用富有戲劇性的語言來表述，我們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指控：失控的技術增長毀滅人類至關重要的源頭，它造就的文化將是沒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將瓦解人的精神活動和社會關繫，於是人生價值將不復存在。總而言之，技術既是朋友，也是敵人。
本書試圖描繪技術何時、如何、為何成為特別危險的敵人。許多學富五車、信念堅定的學者已經反復對此進行論證，其中一些還是當代的飽學之士：劉易斯•芒福德、雅克•艾呂爾、赫伯特•裡德、阿諾德•蓋倫、伊萬•伊裡奇等。斯諾先生文不對題的論述使圍繞技術的論戰一度中斷，但圍繞技術的論戰硝煙不絕，到了當代反而更加緊迫；美國人在伊拉克戰爭中展現出令人驚嘆的技術優勢，於是，圍繞技術的論戰就更加揮之不去。我不是說這場戰爭沒有道理，也不是說戰爭技術被人濫用，我隻是說，美國的勝利證實了一個災禍臨頭的念頭：在和平年代和戰爭中，技術都是我們的救星。

章  塔姆斯法老的評判
柏拉圖的《斐德羅篇》（Phaedrus）裡有一個關於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羅的話來說，我們這樣的人往往淪為工具的工具；對我們來說，這個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其他傳說難以與之匹敵。蘇格拉底向斐德羅講述的故事是這樣展開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朋友特烏斯（Theuth）。特烏斯發明了許多東西，包括數字、計算、幾何學、天文學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這些發明，主張把這些發明向埃及人宣傳，讓人人都用上這些發明。蘇格拉底的故事接著說：
塔姆斯詢問發明的用途，特烏斯如數家珍，逐一道來。塔姆斯根據自己的判斷，按照特烏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歷數塔姆斯對特烏斯全部發明表示的贊同與否定，難免太費時間，隻說文字這個發明吧。特烏斯聲稱：“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會增強埃及人的智慧，強化他們的記憶。毫無疑問，我找到了改善記憶和智慧的擔保書。”塔姆斯答曰：“特烏斯，你真是發明家的典範，然而技藝發明人並不是評判發明利弊的人選，使用者纔能夠做出恰當的評判。文字也是這樣；你是文字之父，你喜愛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實際功能搞顛倒了。識文斷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記憶，可能會成為健忘的人；他們會依賴文字，用外在的符號幫助自己回憶，而不再依靠內在的資源幫助自己回憶。你發現的是幫助回憶的擔保書，而不是促進記憶力的保票。至於智慧，你的弟子可能會虛有其名、名不副實：他們接受的將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師的真傳；結果，人們認為他們知識廣博，然而實際上他們多半很無知。由於他們自負張狂，自以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們就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本書以塔姆斯的傳說開篇，因為他的回答包含了幾條健全的原理，我們可以據此學習如何精明而謹慎地思考技術社會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塔姆斯的評判有一個錯誤，我們可以從中獲得重要的啟示。他的錯誤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說文字損害記憶、造成虛假的智慧——這沒有錯。文字的這種弊端是可以驗證的。他的錯誤在於這樣的信念：文字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全然的負擔，舍此無他。盡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並沒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處，而且的確是有相當大的好處，這本來是眾所周知的道理。從這個傳說我們可以得到如下這樣的教益：認為技術革新隻會產生片面效應的觀點是錯誤的觀點。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
當然，這個道理非常明顯，對那些願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們身處狂熱特烏斯們的包圍之中，周圍滿是獨眼龍似的先知，他們隻看到新技術之所能，想不到新技術幫倒忙的後果。我們不妨把這些人稱為技術愛慕者（technophiles），他們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樣看心愛的技術，白璧無瑕，對未來不懷絲毫的隱憂。這些人是危險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們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獨眼龍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說人家對我的指控），往往隻（以塔姆斯評頭論足的方式）議論新技術帶來的包袱；對新技術提供的機會，他們卻三緘其口。技術愛慕者應該為自己辯護，到處宣傳自己的主張。我自衛的立場則是，有的時候，我們需要不同的聲音，以緩和成群結隊的技術愛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鬧。倘若你要出錯，站在塔姆斯懷疑主義一邊犯錯誤似乎是更為可取的。當然，這樣的錯誤畢竟是錯誤。我不妨指出，除了對文字的評判之外，塔姆斯對其他發明的評判並沒有錯。如果再讀一遍這個傳說，你或許會注意到，他對特烏斯的每一種發明的評論都兼顧利弊、亦臧亦否。這是因為每一種文化和技術的關繫都必然有一個磨合的過程，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磨合的過程就是交易的過程，技術和文化的關繫是既有給予、亦有索取。聰明人深知個中道理，戲劇性的技術變革很難得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像，從來都不會使他們欣喜若狂。弗洛伊德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即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裡，他說：
你會問：如果我能夠隨心所欲地聽見千百裡之外的孩子的聲音，如果我能夠盡快知道朋友經過艱苦的長途旅行已經平安抵達目的地，難道我不會為此而更加快樂嗎？難道這不是明白無誤的幸福嗎？醫學成就使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使產婦感染的危險大大減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壽命明顯地延長——難道這沒有重大的意義嗎？
弗洛伊德很清楚，我們不能夠低估技術進步和科學進步的意義，所以他在卷首就承認科學技術進步的意義。但是在這段話的結尾，他提醒我們注意科學技術進步的副作用：
倘若鐵路沒有克服空間距離，我的孩子就不會離開故鄉，我就不需要打電話聽他說話；倘若跨洋旅行的技術沒有開發，我的朋友就不會坐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電報來舒緩對他是否平安的擔心。嬰兒死亡率的降低給我們的生兒育女強加了諸多限制，以至於在考慮各種因素的情況下，我們生育的孩子並不比講究衛生之前多。與此同時，這又給我們婚後的性生活造成諸多困難……後要問，倘若生活困難，罕有歡樂；倘若生活充滿苦難，以至於我們隻能夠把死亡當作解脫來歡迎，那麼，長壽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
在歷數技術進步的代價時，弗洛伊德遵循的路線使人感到壓抑。他同意塔姆斯的評論：我們的發明隻不過是手段的改進，目的卻未見改善。技術愛慕者無疑會反駁他說，生活一直是沒有歡樂的荒原，充滿苦難，然而電話、遠洋郵輪尤其衛生習慣的普及不僅能夠延年益壽，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毫無疑問，這是我會提出的論點（證明我不是恐懼技術的獨眼龍），不過此刻我們不用追求這個觀點。我把弗洛伊德拽到這裡來參與會話，僅僅是為了證明，即使他這種愁眉緊鎖的智者在批評技術時，也必須以承認技術的成就為開場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氣那樣充滿智慧，他在對文字的價值做出評判時，就會預見到文字開創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術變革時，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靜。
塔姆斯的疏漏就談到這裡。另一種疏漏值得我們注意，但這種疏漏不是錯誤。文字不是中性的技術，文字的利弊取決於人利用文字的方式——塔姆斯把這個道理視為理所當然，所以他覺得沒有必要把這個道理說出口。他知道，任何技術的用途多半是由技術的結構決定的，也就是說技術的功能是技術形式的自然產物。塔姆斯關心的不是人們會寫下什麼內容，而是人們要使用文字這種技術。憑空想像塔姆斯會用今天標準化的技術愛慕者那種方式對人們提出忠告：隻把文字用來生產某些文本，而不是生產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寫戲而不是寫歷史或哲學），文字的破壞性就會降到限度——那實在是荒唐之舉。他會認為，這樣的意見實在是天真至極。我想，他可能會允許人們把某一種技術拒之門外。但是，我們可以學習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術就會堅持不懈，就會按照它設計的目標前進。我們的任務就是懂得技術的這個目標，換句話說，我們容許一種技術進入一種文化時，就必須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們可以從塔姆斯的沉默推導出以上的意思。不過，我們從他說出口的話學到的東西比較多，從他沒有言說的東西學到的道理則要少得多。比如他說，文字會改變“記憶”和“智慧”的意義。他擔心，人們會把記憶的意義和他鄙視的“回憶”的意義混為一談。他擔心智慧和純粹的知識的區別會變得模糊不清。我們一定要把他這個評判牢記在心，因為截然不同的技術會使舊詞語產生新的定義，而且人們往往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創造新詞義的過程。因此這個機制是陰暗而危險的，和新技術創造新詞彙的機制迥然不同。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有意識地給英語添加了數以千計的表達新技術的新詞彙，比如VCR、比特、軟件、前輪驅動、機會之窗、隨身聽，等等。它們並不會使我們感到錯愕。新事物需要新詞彙。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舊詞彙的意義，修正舊詞彙也就是修正語義深深扎根的詞彙。電報和廉價的“便士報”改變了我們所謂“信息”的意思。電視改變了“政治辯論”“新聞”和“公共輿論”等詞語的意義。文字改變了“真理”和“法律”原來的意義，印刷術也改變了語詞的意義，如今的電視和計算機又再次改變它們的意義。諸如此類的變化接連不斷地發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靜悄悄地進行。詞彙學家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搞公民投票。誰也不願意花時間寫小部頭的書來解釋真正發生的詞義變化，學校不注意詞義的修正。然而，這些詞彙不再具有原來的意義，有的時候甚至獲得了完全相反的意義。這是塔姆斯希望教導我們的地方——技術專橫跋扈地支配我們重要的術語。技術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實”“智慧”“記憶”“歷史”等詞彙的意義。所有這些詞彙都是我們的生活必須依靠的詞彙。技術不會停下腳步向我們公開宣示這樣的變化，我們自己也不會駐足向技術詢問詞彙的變化。
技術變化的事實需要我們做一些闡述，我將在稍後的一章裡回到這個主題。在這裡，我們還需要從塔姆斯的評判裡另外挖掘幾條原理，這些原理需要費一點筆墨，因為它們是以下幾章論述的預兆和鋪墊。比如，塔姆斯警告說，特烏斯的弟子獲得的智慧可能會名不副實。他的意思是說，學會新技術的人成為精英，沒有學會新技術的人賦予這些精英權威和聲望，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個事實隱含的命題有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現代傳播學之父伊尼斯反復論述重要技術造成的“知識壟斷”。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裡想說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術運行機制的人積累權力，必然要密謀防備那些無法獲取專門技術知識的人。在《傳播的偏向》裡，伊尼斯提供了許多歷史事例，說明新技術如何摧毀傳統的知識壟斷，造成一種新的知識壟斷，即由另一群人來把持的知識壟斷。換句話說，一種新技術的利弊長短不會勢均力敵。仿佛是遊戲，有輸家也有贏家。在許多情況下，輸家出於無知為贏家歡呼雀躍，現在的情況依然如此；這實在是令人困惑，讓人心酸。
…………
我們需要在這裡考慮的計算機的作用，和它作為教學工具的效果沒有關繫。我們需要考慮的是，計算機如何改變我們學習的觀念，它如何與電視攜手破壞我們關於學校的老觀念。誰會去關心依靠電視能夠推銷多少包麥片呀！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電視是否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是否改變富人和窮人的關繫，是否使幸福觀念本身發生改變。如果牧師隻考慮一種媒介如何使其聽眾的人數增加，他就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什麼意義上新媒介改變了宗教、教會甚至上帝的觀念呢？如果政客考慮問題時不能夠超越下一次選舉，我們就必須要問：新媒介對政治組織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時，塔姆斯的評判能夠助我們一臂之力。他用傳奇故事對我們進行的教誨正是哈羅德•伊尼斯試圖給我們提供的教益。新技術改變我們興趣的結構：我們思考的對像要變化。新技術改變我們的符號：我們賴以思考問題的符號要變化。新技術改變社群的性質：我們思想發展的舞臺要變化。塔姆斯相隔兩千多年對伊尼斯說話時，我們必須要洗耳恭聽，參與他們的會話，使之恢復活力。這是因為，美國發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險，人們的意識卻非常模糊甚至愚鈍，原因之一是，這樣的危險難以名狀。我把這個危險叫作技術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