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艾柯與卡裡埃爾相遇的意義

書永遠不死
永久載體最暫時
母雞用一世紀學會不過街
說出滑鐵盧所有參戰者的姓名
被過濾者的報復
今天出版的每本書都是後印刷初期珍本
那些非到我們手裡不可的書
我們對過去的認知歸功於傻子、獃子和敵人
虛妄所向無敵
愚蠢頌
互聯網，或“除名毀憶”之不可能
火的查禁
所有我們沒讀過的書
聖壇的書和地獄的書
人死後他的藏書怎麼辦

譯後記：網絡與書籍——蘇格拉底的預言    

梁文道——我看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別想擺脫書》，這本書是歐洲兩個重量級的知識分子意大利的艾柯和法國的卡裡埃爾的對話，談的是書的歷史和命運。艾柯是一個超級的書迷，而且艾柯本身是很出名的藏書家，他在意大利的大學裡面，他的研究室裡面的書多到嚇人的地步，而且古籍收藏非常成名。另外一位也是法國有名的作家。這兩位聚在一起談話，大家開始覺得書這個東西快完蛋了……到底電子書會怎麼樣改變紙質書的命運？
梁文道——艾柯認為，即使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電子閱讀器，但書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好的發明，是不能被改進、不會被替代的發明。就像剪刀、車輪或者勺子一樣，這些東西自從問世之後，就幾乎沒怎麼變過，我們一直在使用，也不嫌它們落伍，也許需要小修小補，但整個形態上的大規模的變化是不必要的。
楊葵——聽不少人誇一本書好，說是越讀越慢，因為舍不得讀完。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對待好書的讀法：非但不能慢，反而需越讀越快，快速讀完第一遍，翻回頭再讀第二遍，第三遍。如此能讀到蕩氣回腸。不妨試試。二十多年前，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和記者門多薩的對話錄《番石榴飄香》，曾享受我這一讀法。最近又有一本對話錄，被我照此閱讀，就是意大利作家艾柯和法國編劇卡裡埃爾的談話錄《別想擺脫書》。
楊葵——一直覺得，好書的一大特點是不拿讀者當學生，跟你玩填鴨式教學；它會拿你當朋友，和你一起討論、商議，觸發你去反思自己一些早已固定的思維，進而可能就會先破後立，建立起對事物全新的、更通達自如的一些認識。《別想擺說書》裡，這類的段落太多了。
陳平原——坊間有不少“閱讀學”方面的書籍，熱衷於討論閱讀的起源、意志、目標、心境、方法、品質等，在我看來，這些書意義不大。還不如讀一點“關於書的書”，略具紙張、印刷、書籍、古書版本、歷代藏書，以及現代報刊和圖書館業的知識，那樣對於養成讀書習慣更有好處。安貝托?艾柯與讓–克洛德?卡裡埃爾對話，討論書籍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以及網絡時代紙本書的未來，結集成了《別想擺脫書》。這兩位嗜書如命的古書珍本愛好者，其對話第一部分的標題是“書永遠不死”。

"電影和收音機，還有電視，絲毫沒有取代書，除了那些書“毫無損失地”丟掉了的用途。
在某個特定時刻，人類發明了書寫。我們可以把書寫視為手的延伸，這樣一來，書寫就是近乎天然的。它是直接與身體相連的交流技術。你一旦發明了它，就不可能再放棄它。這就好比發明輪子一般。今天的輪子與史前的輪子一模一樣。相比之下，我們的現代發明，電影、收音機、網絡，都不是天然的。
書就如勺子、斧頭、輪子或剪刀，一經造出，就不可能有進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書多方證明了自身，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比書更適於實現書的用途。也許書的組成部分將有所演變，也許書不再是紙質的書。但書終將是書。
想想2006年7月紐約那次電力大故障吧。假設範圍擴大，時間延長。沒有電，一切都會消失，無可彌補。反過來，當人類的一切視聽遺產都消失了，我們還可以在白天讀書，在夜裡點根蠟燭繼續。20世紀讓圖像自己動起來，有自己的歷史，並帶有錄音——隻不過，我們的載體依然極不可靠。
書寫載體多種多樣，石碑、長板、錦帛。書寫本身也多種多樣。然而，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載體，更是這些殘章斷篇所傳達的信息，從某個我們幾乎無法想像的古代流傳而來。
科技更新的速度迫使我們以一種難以忍受的節奏不斷重建我們的思維習慣。每兩年必須更新一次電腦，因為這些機器就是這麼設計生產出來的：過時到了一定期限，維修比直接替換更昂貴。每種新科技都要求人們更新思維模式，不斷作出新的努力，而更新的周期也越來越短。母雞可是花了將近一個世紀纔學會不去過街。它們最終適應了新的街道交通狀況。但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們處於運動、變化、更新和轉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我們的時代卻是一個越來越長壽的時代。
一位歷史學家也許可以查出滑鐵盧戰役所有參戰者的姓名，但中學和大學不會教這些，因為這樣的細節沒有必要，甚至可能很危險。
知識塞滿我們的腦袋，卻不總是有用。認識則是把一種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也許我們可以把不斷更新知識這個任務交給機器，而把精力集中在認識之上。我們隻剩下智慧——多麼輕松！
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的人物福內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
夏多布裡昂的《墓中回憶錄》一開始是秘密寫的，在他生前隻發表一小部分，而且是很久以後。當時給他帶來榮譽的小說如今都不堪卒讀。這是一個過濾的奇特例子：他為眾多讀者寫的東西被我們丟開，他單獨為自己寫下的作品，卻讓我們心醉神迷。
現在有一種葡萄酒，就是“沒過濾的”。它保留了所有殘渣，有時帶來一種非常獨特的風味，一經過濾就被去除。也許，我們在學校裡品嘗了一種過度過濾的文學，以至於喪失了這種不純粹的風味。
一個作家若想避免被過濾，那麼他最好聯合、參與某個小群體，而不要保持孤立。莎士比亞之謎在於，人們不能明白，為何單單一個演員就能創造出如此天纔的作品。
透過書的歷史，我們可以重建文明的歷史。對於“書的宗教”來說，書不僅是海納一切的容器，更是一隻“廣角鏡頭”，透過鏡頭我們可以觀察一切，講述一切，甚至決定一切。書是人類的起點和終點，是世界的場景，乃至世界的末日。
基爾歇的學問觸及那個時代的一切認知領域。我們甚至可以說，早在網絡產生以前，基爾歇就是某種形式的網絡。他無所不知，而在他的知識裡，一半正確，另一半則是謬誤或空想——這種比例似乎接近我們在電腦屏幕上的搜索結果。
在《詩學》中，亞裡士多德提起至少二十部悲劇，我們今天對它們一無所知。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隻有索福克勒斯和歐裡庇得斯的作品流傳下來？它們最好、最值得流傳後世嗎？或者它們的作者費盡心思，以便取得同時代人的認可並淘汰其他競爭者，也就是亞裡士多德提到的那些作者，而歷史本該記住這些人的名字？
達芬奇畫過比這個更美的作品，比如《岩間聖母》和《抱白貂的女子》。但《蒙娜麗莎》得到了更多的詮釋，這些詮釋猶如沉積層，和時光一起沉澱在畫裡，並改變了畫作本身。
我們不要指望擺脫那些虛假、錯誤的書籍，甚至那些完全愚蠢的書籍。它們將如忠實的影子，追隨我們直到最後一刻，毫不欺瞞地講述我們曾經是——尤其我們現在還是——熱情、固執但毫無顧忌的探索者。
從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經，歐洲中古學者為了意大利修道院裡的一卷珍本，要橫穿英吉利海峽，越過阿爾卑斯山；如今，網絡在彈指之間提供了近乎無窮的閱讀可能。古人在抄寫經文時會小心翼翼地依樣照抄前人筆誤，手抄本上的一個筆誤也會得到膜拜；如今人們一邊懷疑著網絡上未加分辨和過濾的信息，一邊又隨時隨地有條件添上新的信息。這是人類的進步還是退步呢？無論如何，謬誤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實地追隨著我們。但有一點大概可以確定，網絡與書籍並不是非對立不可。
我們通過艾提烏斯的作品了解了前蘇格拉底哲人的不少殘篇，艾提烏斯卻是個徹頭徹尾的傻瓜，隻需讀一讀他的筆記就清楚了。因此，我們大可懷疑他的記載是否忠於前蘇格拉底哲人們的精神。還有愷撒筆下的高盧人、塔西陀筆下的日耳曼人，我們多少了解這些民族，恰恰是借助他們的敵人的記載。
我們對過去的認知往往來自書本，因此也就歸功於傻子、獃子和狂熱的敵人。仿佛過去的痕跡完全消失，要重建過去，隻能借助這些文學瘋子的作品，這些不可信的天纔。
我們當年發現了亞述人最早的圖書館，但對楔形文字一無所知。人類始終面臨丟失和毀滅的問題。挽救什麼？傳達什麼？如何傳達？如何確保今天使用的語言能在明天、後天依然被理解？一種文明若不向自身提出這個問題將是不可想像的。
這是愚昧史上的另一篇章。“也許是我理解力有限，但我不明白為什麼要花三十頁的篇幅描述一個人在床上輾轉難眠”——這是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的第一份閱讀報告。對《白鯨》：“這類作品很難有機會吸引年輕讀者。”對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先生，您把您的小說埋藏在一堆雜亂的細節之中，這些細節雖然描寫得不錯，卻純屬多餘。”對艾米莉?狄金森：“您押的韻全錯了。”對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在美國根本賣不動一本動物故事書。”
我們對書總是有一種崇高的理念，我們自願將書神聖化。然而，事實上，隻要認真觀察我們的書架，就會發現有相當驚人的一部分書出自毫無纔華的人之手，要不就是傻瓜或瘋子。
人類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造物。他發現火，建就城市，創作美妙詩篇，解釋世界萬物，創造神話形像，等等。然而，與此同時，他從未停止與同類戰爭，鑄下大錯，毀壞環境。在高等心智與低級愚蠢之間的平衡，最終形成某種近乎不好不壞的結果。因此，當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在向人類這一半天纔、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為什麼隻關注智慧、傑作和精神豐碑的歷史？在我們看來，福樓拜所珍視的人類的愚蠢要普遍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愚蠢更豐富多產，更具啟發性，在某種意義上，更公正。
比如古羅馬人想出來的“除名毀憶”之刑。“除名毀老院投票表決，判處某人在死後處於默默無聞和徹底遺忘之中，也就是將他從官方名錄中刪除，銷毀他在公共場所的雕像，或將他的出生日宣布為兇日。話說回來，在斯大林時代，人們也干過類似的事，把某個被放逐或遭暗殺的領導人從照片裡抹掉。今天要想讓某個人從某張照片上消失可就困難多了，人們很快就能在網上找到原本的老照片。消失者不可能消失很久。
某個“輝煌一時”的人物被我們不知不覺地淡忘。他自行消失，毫不引人注意，去了黑暗王國。某個人走出我們的記憶，被緩緩驅逐出我們的歷史書，我們的談話，我們的紀念，就好像他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
沒有文字書寫的人就是沒有被命名的人。沒有被傳述（即便是錯誤地傳述）的人，他們沒有存在，即便他們的黃金精美絕倫。要想讓人記住你，就必須寫下東西。書寫，同時謹防寫下的東西消失在某個火堆之中。我有時會想，納粹在焚燒猶太人的書時腦子裡都想些什麼。他們會以為自己能把這些書全部銷毀，一本不剩嗎？這樣的行為除了是犯罪，豈非也是一種烏托邦的空想？
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在燒什麼書，隻在那些翻開的書頁裡辨認出數學圖形和公式。這也許是剛剛改變信仰的奴僕在焚燒古希臘的科學書籍。這個場景實在觸目驚心。信仰到來了，人們開始焚燒科學。這不隻是過濾，這是用火焰來清算。直角三角形斜邊的平方必須永遠消失。
當有人問我是否讀過這本或那本書時，我出於謹慎總是這麼回答：“您知道，我不讀書，我寫書。”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閉嘴。但有時還會有人堅持不懈地提問。“您讀過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嗎？”我最終屈服了。連續三次我試著讀這本小說，每次都半途而廢。
我直到四十歲纔讀了《戰爭與和平》。但我在閱讀以前就了解這部小說的精髓。你剛纔提到《摩訶婆羅多》：我從沒讀過，雖然我收藏了三種語言的三個版本。誰從頭到尾讀過《一千零一夜》？誰真正讀過《愛經》？但人人都在談論它，有一些還加以實踐。這個世界上充滿我們沒讀過卻幾乎無所不知的書。
無知就在我們四周，無處不在，往往還狂妄自大。無知甚至滋生使人瘋狂的熱忱。它充滿自信，借政客的小嘴慷慨陳詞，儼然勝券在握。相形之下，知識脆弱，易變，永遠受威脅，懷疑自我。知識無疑是烏托邦式理想的最後一處避難所。你認為知識真的重要嗎？
在這些公共大圖書館裡，有一樣東西總讓我著迷：綠色的燈罩投射出一個明亮的光圈，光圈的中心總是有一本書。你有你自己的書，與此同時，你還被全世界的書所包圍。
我很少把藏書展示給別人看。藏書是一種手淫現像，隻屬於個人，很難找到能夠分享同一激情的人。你若收藏美輪美奂的畫，人們會紛紛前來欣賞。但沒有人會真的對你的舊書藏品感興趣。他們不理解你為什麼要如此看重一本毫無吸引力的小書，並傾注多年心血去尋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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