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思念與思考

編輯推薦

作為前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宋木文對當代中國新聞出版改革與發展的重大作用和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通過他對親身經歷的回憶，我們得以更清楚和真切地看到整個當代中國出版業的發展脈絡和諸多重大決策背後不為人知的細節。

內容簡介

《思念與思考》是前新聞出版界領導宋木文的一部回憶性文集，共收錄思念故人文章和有關出版的論文30餘篇。該書聯繫歷史背景，以回憶人物為主題，如胡喬木、徐光霄、陳翰伯、王益、陳原、吳階平、範敬宜等，回顧了作者同他們的交往以及他們為中國出版事業改革、開放和發展所做的重要貢獻。作者長期擔任我國新聞出版事業領導人，本書從多方面反映了他的出版觀和情理觀。

作者簡介

宋木文，吉林榆樹人。1929年生。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東北大學政治經濟繫肄業。1972年起從事出版工作，歷任國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辦公室主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代局長，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國家出版局局長、黨組書記。1987年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黨組副書記兼國家版權局局長。1989年至1993年任新聞出版署署長、黨組書記。著有《宋木文出版文集》、《中國的出版改革》（日文版）等。

俞曉群序

胡喬木對新時期出版工作的歷史性貢獻
姜椿芳和梅益的大百科總編輯署名紛爭是怎樣化解的

周巍峙的崇高人品長在永存
徐光霄和石西民"文革"中為恢復出版盡心盡力履步維艱
王匡率先開展出版領域的撥亂反正
陳翰伯推動出版撥亂反正全面展開
王子野的學者與戰士品格
王益對出版印刷發行改革發展的重要貢獻
許力以穩健推進出版改革開放與骨干出版工程建設
邊春光為國家出版與版權管理機構建設謀劃操勞
陳原是學識淵博著述豐厚與時俱進的編輯出版大家俞曉群序

胡喬木對新時期出版工作的歷史性貢獻

姜椿芳和梅益的大百科總編輯署名紛爭是怎樣化解的

周巍峙的崇高人品長在永存

徐光霄和石西民"文革"中為恢復出版盡心盡力履步維艱

王匡率先開展出版領域的撥亂反正

陳翰伯推動出版撥亂反正全面展開

王子野的學者與戰士品格

王益對出版印刷發行改革發展的重要貢獻

許力以穩健推進出版改革開放與骨干出版工程建設

邊春光為國家出版與版權管理機構建設謀劃操勞

陳原是學識淵博著述豐厚與時俱進的編輯出版大家

陳荒煤對新時期文學評論事業的深情牽掛

感受吳階平醫學大家的歷史觀

感受葉至善＂我是編輯＂的人生定位

向《續修四庫全書》主編顧廷龍致敬

向老一輩革命家和著名學者匡亞明致敬

宋木文與範敬宜"兩個老頭兒"的交往與心聲

我與竹內實攜手為中日文化交流添磚加瓦

我的出版觀

出版業科學發展之探索

作者編後小記

在線試讀

1977年5月，中央派王匡、王子野主持國家出版局清查"四人幫"及其影響的工作，隨後被分別任命為黨組書記、局長，黨組副書記、副局長。同時被任命為副局長的還有陳翰伯、許力以、王益；稍後又增補常萍為副局長。
王匡(1917-2003)，1931年起參加革命活動，1937年赴延安，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作為新華社記者隨軍從事采訪工作。1949-1966年歷任新華社華南總分社社長和南方日報社社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候補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傳部長。從1978年7月起在國家出版局任職一年多後即調到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在王匡主持國家出版局一年多的這段時間裡，"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兩個凡是"(凡是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還束縛著廣大干部，全黨撥亂反正的大氣候尚未形成，被搞亂和顛倒了的思想理論路線是非還未清理，一大批出版業務骨干還沒有從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政治帽子和枷鎖中解脫出來，大多數建國以來出版的圖書還被封存著。
批判"兩個估計"
以批判"兩個估計"為出版界撥亂反正的開端，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王匡到任後即決定成立出版工作調研小組，由陳原主持，由我協助，以國家出版局研究室謝宏、包遵信、李炳銀等為工作班子，另調李侃、張惠卿、倪子明、謝永旺等同志參加。調研小組主要清理"左"的指導思想在出版工作中的表現，弄清路線是非。經過三個多月的調研，形成了清理出版工作路線是非若干問題的意見。在王匡親自指導下，從調研小組到局黨組，取得了共識：要糾正出版工作"左"的影響，分清路線是非，扭轉出版工作窒息、蕭條局面，一定要批判、推倒強加於出版界的"兩個估計"。1977年5月，中央派王匡、王子野主持國家出版局清查"四人幫"及其影響的工作，隨後被分別任命為黨組書記、局長，黨組副書記、副局長。同時被任命為副局長的還有陳翰伯、許力以、王益；稍後又增補常萍為副局長。

王匡(1917-2003)，1931年起參加革命活動，1937年赴延安，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作為新華社記者隨軍從事采訪工作。1949-1966年歷任新華社華南總分社社長和南方日報社社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候補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傳部長。從1978年7月起在國家出版局任職一年多後即調到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在王匡主持國家出版局一年多的這段時間裡，"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兩個凡是"(凡是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還束縛著廣大干部，全黨撥亂反正的大氣候尚未形成，被搞亂和顛倒了的思想理論路線是非還未清理，一大批出版業務骨干還沒有從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政治帽子和枷鎖中解脫出來，大多數建國以來出版的圖書還被封存著。

批判"兩個估計"

以批判"兩個估計"為出版界撥亂反正的開端，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王匡到任後即決定成立出版工作調研小組，由陳原主持，由我協助，以國家出版局研究室謝宏、包遵信、李炳銀等為工作班子，另調李侃、張惠卿、倪子明、謝永旺等同志參加。調研小組主要清理"左"的指導思想在出版工作中的表現，弄清路線是非。經過三個多月的調研，形成了清理出版工作路線是非若干問題的意見。在王匡親自指導下，從調研小組到局黨組，取得了共識：要糾正出版工作"左"的影響，分清路線是非，扭轉出版工作窒息、蕭條局面，一定要批判、推倒強加於出版界的"兩個估計"。

"兩個估計"，出自1971年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給中央的報告，並經批示同意頒發的中央文件。其內容是：建國以來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線專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統治地位"。這個文件對恢復處於停頓狀態的出版工作起了積極作用，但其中的"兩個估計"卻成為正確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工作、解禁一大批被封存圖書和解放整個出版隊伍的嚴重障礙。在粉碎"四人幫"後的那段徘徊時期，"兩個凡是"影響很大，由一個業務部門去糾正與有關的決策是很困難的。恰逢此時，鄧小平提出要糾正對科學和教育領域的"兩個估計"(出自1971年8月中央44號文件，同出版領域的43號文件幾乎同時發出，內容同樣是"黑線專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統治地位)，對出版界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經調研小組查閱當時有關材料，1971年中發43號文件也是修改、張春橋定稿的。在討論４３號文件的一次會議上，周總理曾提出文件中要"講紅線的作用"，還說對出版隊伍"要作分析，不作分析不行"。但張春橋立即說："先肯定專政，然後再分析"，"從領導權來說，是專了我們的政"；從隊伍的世界觀狀況來說，"也是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會議文件的修改稿和定稿都按這個調子敲定了文字。

以上述查證的資料為依據，經過充分準備，國家出版局黨組決定在1977年12月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從揭批"四人幫"入手，著重批判"兩個估計"。這是粉碎"四人幫"後，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召開的次全國性的出版工作會議。王匡在會議的報告中指出：這"兩個估計"從此成了"四人幫"打擊革命干部、打擊知識分子、顛倒敵我、顛倒是非的"兩根大棒"，是"鎮壓廣大出版工作者的緊箍咒"，一直影響到現在，必須徹底批判，把"長期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廣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來"。與會代表普遍認為："'兩個估計'就像兩座大山，壓在我們的頭上，使我們透不過氣來。對'兩個估計'的批判，是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收獲。"這次會議對"兩個估計"的批判，限於歷史條件，沒有同發動"文革"的極"左"路線緊密聯繫起來，但還是在全國出版界甚至在文藝界（當時文藝界尚未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正像會前預計的那樣，會上也有不同的意見，說這樣做是否批了？是否批了主持出版座談會的周總理？會後有人把這種意見向中央報告了。當時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吳德曾過問此事。王匡找我商量，我建議寫一專題材料，以《出版工作情況反映》(增刊)的形式向中央和中央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彙報。此期"增刊"，除著重彙報了"四人幫"如何對抗周總理指示精神把"兩個估計"寫入會議文件外，還引用王子野在會議總結中說的在"會議一開始，我們就明確地表示過，集中批判'四人幫'塞進文件中的'兩個估計'，而不涉及整個文件"。這樣，這次批判產生的餘波纔得以平息。

會後，國家出版局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談到"這次會議著重批判了林彪、'四人幫'炮制的'黑線專政'論。國務院於1978年7月18日以141號文件批準並轉發了這個報告。這就表明，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這次對"兩個估計"的批判得到了國務院的確認和批準。

集中重印３５種中外文學名著

為緩解當時的嚴重書荒，初步滿足廣大讀者如饑似渴的需求，王匡主持的國家出版局作出了一項有重要影響的決策，就是調動全國出版、印刷力量，集中重印建國以來出版的35種中外文學著作。主要是：五四以來現代文學10種，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以及《紅旗譜》、《鐵道遊擊隊》等；中國古典文學9種，有《唐詩選》、《宋詞選》、《古文觀止》、《東周列國志》、《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等；外國古典文學16種，有《悲慘世界》、《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一千零一夜》，以及契訶夫、莫泊桑、莎士比亞、易卜生等大家的作品選集等。在此之前，也曾重印《紅岩》、《青春之歌》、《暴風驟雨》、《林海雪原》等少數幾種，但那都是報請中央政治局分管出版的領導同志批準的。所有這些在"文革"中慘遭阨運的中外古今文學名著能夠重見天日，無疑是對"四人幫"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禁錮政策的否定，而廣大讀者在各大城市（隻能先供應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新華書店門外通宵達旦排隊和在店堂內摩肩接踵搶著購書的前所未見的景像，則表明國家出版領導機關撥亂反正落實黨的文化政策的舉措是深得人心的。在當時，這可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書荒的大舉動。

做好《魯迅全集》新版的注釋編選出版工作

王匡這期間還直接領導和策劃了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出版工作。1975年11月1日，對周海嬰關於魯迅著作注釋出版問題的信作了批示，石西民任局長時也曾努力做了貫徹，但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這一重大出版任務未能順利進行。為了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糾正編選工作的錯誤指導思想，完成生前批準的魯迅著作出版計劃，在王匡主持下，國家出版局於1977年9月11日向黨中央報送了《關於魯迅著作注釋出版工作的請示報告》。王匡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對編選新版魯迅全集的領導，建議請胡喬木過問全集的編選工作，掌握方針和對注釋中的重大問題加以指導和審定（胡喬木提出注釋中的重大問題要請示中央審定）；將"文革"中受"四人幫"迫害，尚在江西一工廠勞動的林默涵（"文革"前任中央宣傳部分管文藝工作的副部長）調回北京主持編選工作，並借調馮牧、秦牧來加強原注釋工作的班子；約請郭沫若、瀋雁冰、周建人、王冶秋、曹靖華、李何林、楊霽雲、周海嬰擔任魯迅著作注釋工作的顧問。二是確定全集收書範圍和編選注釋原則，除1958年版的內容外，擬增入全部書信、日記，輯錄古籍和譯文的序跋，以及1958年以來所發現的全部佚文，並附魯迅年譜和注釋索引於末卷。新版全集注釋以1958年版為基礎，原注釋凡能用的盡量采用，錯誤的加以改正，不足的加以增補，繁瑣的加以刪減，體例不一的加以統一。總之，力求準確、簡明、通俗易懂。人們不會忘記，對1958年版《魯迅全集》，"四人幫"在"文革"中顛倒黑白，橫加指責，特別是以一條關於30年代兩個口號論爭的注釋向周揚、林默涵興師問罪，大舉撻伐。王匡主持的國家出版局報請中央批準，由林默涵主持新版全集的編選工作，以1958年版全集作為新版注釋的基礎，這也是一項重大的撥亂反正。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1年出版了新版《魯迅全集》（16卷本），這是學術界、出版界有關專家卓有成效工作的結果，而王匡同志對此事的策劃與決策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恢復稿酬制度

王匡還決定恢復在"文革"中停止的稿酬制度，並報請國務院批準後於1977年9月發文實施。當時曾為此事征求過一些同志的意見，由於"文革"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造成的緊張心理尚未消除，有的受"文革"迫害的文學界老同志也不敢明確表示贊同。可見，王匡下此決心的勇氣和膽識了。這次恢復稿酬是低標準的，後來曾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責，1980年4月國家出版局報請中央書記處批準提高了稿酬標準，然而我要說，當初能邁出這一步，的確是很有膽識的撥亂反正之舉。

大約在1978年五六月間，王匡同我談起他做出這幾項重要決策的心情時，鄭重、堅定而又親切地說：木文！看到出版界的同志那麼壓抑，出版事業那麼蕭條，我寧願再一次被打倒也要這樣做，也許有人要打倒我的時候我已經去見馬克思了。

王匡主持國家出版局的工作，也就一年多一點時間，然而他為打破禁錮，恢復和發展出版事業所做出的幾項重要決策，不僅受到當時出版界的普遍贊譽，並使壓抑多年、尚未開展撥亂反正的文學藝術界為之振奮，至今還受到人們的稱道。25年後，王匡真的去見馬克思了，我想，如果馬克思有知，他會對他的門生給予嘉獎的。

王匡同志，我想念您

王匡離開國家出版局後，在北京的住所，在廣州的家中，我都多次前去探望，表示敬意。

１９９６年１月春節前，我用特快專遞給王匡在廣州的家中寄去賀年片和我回憶王匡在國家出版局那段工作的文章。王匡女兒王曉吟（任職廣東省委宣傳部）在2月1日給我的回信中轉述了王匡對那段歷史的回顧。信中說："您寄來的賀年片和您用特快專遞寄來的文章都收到了，而且都交給了我的父親。父親看到您還在惦記著他十分感動和欣慰。他讓我告訴您，這些事不是他一個人就能辦得了的，是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共識，所以纔能成功。他心裡一直感謝你們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給他以支持。父親還說當時印那些中國古典名著、世界古典名著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沒有印書的紙。紙都在汪東興同志手裡。那些紙是準備印全集的（筆者注：逝世後，中共中央決定出版《全集》和《選集》第五卷，為此儲存了一批專用紙）。在那種情況下全集還能不能出，不能出的話，紙能不能動，這可是要冒風險的。我父親就的書（指全集）能不能出的問題去問過吳冷西同志，吳笑而不答。問胡喬木同志，他說恐怕很難。於是我父親便連夜趕到中南海去請示吳德同志，要求動用印的書的紙印中國和世界文學名著。經批準後，就動用了這個紙把書印了出來。這是一個技術問題，弄不好也是一個路線問題，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可是要被打倒的"。曉吟對她父親這段經歷還作了一點評論。她在信中說："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可是中國人的歷史感卻不怎麼強，容易遺忘過去。在後來人看來一切都很容易，可是對當事人來說真是邁一步也不容易，這是一場生死存亡、寵辱枯榮的考驗。"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９－３１日，我應約去廣州參加出版協會成立大會，說是實話，借此機會看望王匡也是促成此行的重要因素。５月３０日上午，我來到王匡的住處，他的女兒王曉吟在門前等候。她告訴我，昨晚她父親知我要來看他，心情很不平靜，一夜未睡安穩。我聽後感到不安。一個多月前，我在北京曾同王匡通過兩次電話，從交談中我感到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身體狀況有些變化，這雖然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也使我更加惦記他。這次見面，的確要比我在１９９２年夏在廣州他的住處看他時，行動不很方便，說話有些緩慢，但思路清楚，特別是在回憶往事的時候，這多少也給我帶來一些安慰。他問我，他的文集《長明齋詩文叢錄》收到了沒有？我說收到並讀過了，深得教益。曉吟接著說，她父親對自己的文章總是不滿意，不願意向別人送書。這也使我更加珍視有王匡簽名的贈書。王匡問起我的文集出版了沒有？我說正在編選的那本文集水平不高，可讀性不強，但出版後一定呈送王匡同志指正。他重述曉吟給我的信中所表示的意見，說他在國家出版局所做的工作是靠大家的支持纔做成的，他特別提到已逝世的陳翰伯、王子野，還鄭重地讓我代他轉達對他那段工作同樣給予支持的王益、許力以、陳原和範用的問候。同去的潘國彥還拍了幾行照片留作紀念。

王匡2003年12月14日逝世後，我寫了《王匡同志在國家出版局的歲月》一文，在《中國新聞出版報》發表。在悼念王匡的日子裡，我先後收到他的女兒王曉吟的三次來信，向我通報在廣州的悼念情況和寄送刊載悼念活動的報紙。12月25日信中說："歲月匆匆，30多年過去了，但是當年你們的膽識、勇氣依然令人欽佩不已，在出版史上這一段應當大書一筆。"過了幾天，也就是2004年1月8日，她來信講王匡出生地虎門鎮的報紙兩次出版紀念專版都通欄印著"深切懷念虎門人民的好兒子王匡同志"，1月5日的專版還以通欄標題發表了《王匡同志在國家出版局的歲月》。

在王匡逝世後，我找出王匡生前簽名贈送的他的文集《長明齋詩文叢錄》，翻閱收入各個時期的照片，閱讀戰爭年代在前線采寫的新聞作品和部分詩文，都被他的人品和文品所感動，使我更加懷念這位為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奮鬥一生的老戰士，更加敬仰這位在國家出版局任職雖然短暫卻使人長久難忘的老領導。

我現在隻想說，王匡同志，我想念您！

（選自《王匡率先開展出版領域的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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