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十年院慶學術文集：影視傳播研究前沿》彙集了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成立十周年來影視傳播方向重要的研究成果，研究領域涉及影視產業近年來的重要發展趨勢和概貌，並對具體個案和前沿問題做了探討，還用一定篇幅討論了紀錄片的理論與實踐。

（二）廣播電視制度變遷的“質的規定性”與“量的容忍度”

可以說，由“國家、市場、社會和地方”構成的力量對比關繫所決定的特定歷史結構決定著德國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態，也決定著德國廣播電視制度變遷的大致路徑。隻要德國特定的歷史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其廣播電視制度就會遵循特定的變遷軌道和邏輯，呈現出特定的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德國廣播電視制度變遷的邏輯是歷史設定的，是不可人為設計的。但是，在特定歷史結構所設定的軌道下，不同的制度制定者又會在制度理念、具體制度安排、制度變遷時機以及變遷方式選擇等方面擁有一定的靈活空間，制度設計者可以在這一有限空間內展示自己的個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制度變遷又是可以設計的，也就是說，廣播電視制度的變遷具有“質的規定性”和“量的容忍度”的雙重特性。德國廣播電視制度的變遷正是由這兩個層面的變遷共同構成的。個層面的制度變遷是制度間變遷，即由於國家根本制度變遷導致的廣播電視制度的變遷，這是宏觀層面上的變遷，是制度根本性質的變遷，比如中央集權廣播制度——中央極權廣播制度——公法廣播電視制度都屬於這種性質的變遷，這種變遷將會導致廣播領域權力體繫和權力結構的根本性洗牌；第二個層面的變遷是制度內變遷，即在既定國家制度框架下，廣播領域權力主體對具體制度安排進行的調整，這是中觀層面上的變遷，這種變遷不會改變制度的基本性質，是一種量的變遷，比如聯邦德國由公法壟斷廣播電視制度向公商並營廣播電視制度的變遷就屬於這種類型的變遷。正是這兩種性質制度變遷的交替作用推動著德國廣播電視制度永不停息地向前發展，構成了德國廣播電視制度變遷的全部內容，書寫了德國廣播電視制度變遷的整個歷史。可見，廣播電視制度變遷的“質的規定性”特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國家特定歷史結構的變遷必然會導致廣播電視制度的變遷，在國家特定歷史結構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廣播電視制度不可能依然維持原有的制度框架；二是指廣播電視制度的變遷必然受特定歷史結構的限制，國家根本的政治制度對廣播電視角色和功能的基本定位是一切變遷的底線。德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變遷就體現了這一點，無論是公法廣播電視還是私營商業廣播電視都是實現廣播電視自由的手段和方式，任何形式的制度變遷都不能違反憲法關於廣播電視“非政府”的基本原則。在這個“質的規定性”空間外，廣播電視可以進行一定量的調整，調整幅度的大小取決於政治制度的“開放性”和“寬容度”，即制度變遷是否在既定制度的容忍和開放空間之內，德國雖然會容忍商業廣播電視體制的存在，但卻不能容忍國營體制的存在。正如中國廣播電視的國營體制會容忍廣播電視的商業化運作，但是不會容忍廣播電視的私有化控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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