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態學（中文版序）

當我們想要理解復雜和動態的聯結的時候，生態學的問題就出現了。 媒介生態學並不是當媒介簡單地互相敘述時出現的，而是當它們開始在各自身上尋找興奮、變異、激勵和變化的條件。或者當過程在各種媒介之間徘徊，在不同尺度的連接中或幾乎不知不覺中，在機器、身體、代碼、城市、主體之間形成全部或部分的短語，它們也就出現了。 媒介經歷變化以求捕捉、釋放和轉變尚未被認識的潮流、思想和表達的漩渦。

談論媒介生態學不是將媒介人性化或天真地將它們自然化，而是在對實驗以及媒介更廣泛的應用的理論化過程中去認識當中的轉型; 自然化當然是不正當的。 這是一種直觀式和繫統性地鼓勵相關性和測試親和力的方法。人們扎根於世界，發現自身與其他運動之間表現力和生成形式的部分同構性和令人喫驚的相似之處。 這本書中使用的方法是比較式的，並且尋找身處以及跨越特定環境的復雜構成和動態繫統思考的途逕。 除了比較性之外，還有一個重點是要認識到不同事物創造性的能力，如何容許它們在不同規模之間棲息以及移動。對規模／測量的關注是一種處理多變量和多標量的問題和連接的方法。 這本書提出，思考一個過程或事物的特定規模的方法就是試圖描述它的維度，即它所彙集在一起的世界的特定方面，而後者從而也引發它。 事物或動態的每個規模和尺度都有其自己的特征或繫譜，它可能與其他事物的屬性相關聯，例如作為一個集合，或跨越多個實例。 舉個例子，規模可以是字母或符號繫統，語言和接口規格，抽像，芯片裡頭邏輯編碼的約定。 其中的每一個可能反過來在其他多個尺度和其他情況下增長。他們也很可能在從慣用語到人際關繫到全球的範圍內進行統一和推斷。 考慮到媒介在這樣的規模下工作的趨勢，以及許多數字媒介繫統在規模上的特殊戰略關注，即可以在無數用戶中輕松復制，希望本書能有助於認識到這種情況的特殊性。

本書中討論的內容大多以項目為主，從廣義上講，它們都旨在超出，感知和改造或加強項目的既定約束——無論是與藝術作品相， 理論命題，或技術文化的配置。媒介也克服了自己的極限，但也許是通過對這種限制的反常使用，通過其他手段的共軛，例如美學上的躁動，或者本書稱之為另一種媒介繫統的“媒介權利意志”。 這種情況與自然生態學中所發現的機會主義的普遍狀態相呼應。 在其中，在某特定的表達尺度所認知的，將會在被另一尺度所閱讀：一本書可以被用來閱讀或使用，但也可以是作為昆蟲的營養。 這種表達很容易激增，這是因為在這種意義上，媒介總是多樣性的——那麼，在媒介生態學方法中，分析的限度，增加的幅度的限制是什麼？或者使用瑪麗蓮·史特拉泰安（Marilyn Strathern）的術語，是什麼“切斷了網絡”？是精疲力竭或概念精確到認識在特定時刻需要進行切斷？

這裡的論點集中在尋找方法來表達感知學與繫統和繫統化的關繫。 這種處理方法是通過不同的樣本和采樣方法貫穿整個文本。 可以說每個媒介繫統都是用於轉碼的機器，因此它創建了自己的紋理和表現的特征。 例如，第二章著眼於約翰·希利亞德的作品“相機記錄它自己的條件”。 用計算機黑客術語來說，人們可能會說這幾乎是一場蠻力攻擊（其中有數百萬個符號組合被順序地嘗試）以獲得攝影的“本質”，而這反過來又是關於攝影的繫統化。 光線和陰影分布在交叉條件的桌子上，而所謂的本質也就蒸發了。攝像機的“采樣率”可在手動控制器的設置使光進入菲林格的條件的方式找到。 在本書後面的網絡攝像頭討論中重新闡述了這一問題。樣本也成為倫敦的地下無線電臺中形成和運行的各種音樂的關鍵，但在這裡，它們並沒有被賦於相同的意義，而僅僅是語法或繫統化的演示，它們是聲音的穿透，詭異的折疊或連接，創造新的參照和興奮的天地。 繫統之間結合的原則是關鍵。 但是，展開和創造城市的節奏，雖然它們將其繫統化，但也更寬松，並為其他聲音加入並強化事物提供了支架。

尋找方法來詢問不同的繫統化如何通過分層，相互干擾和加強，來帶來新的能力或者封閉它們，是一個重復的問題，它也跨越不同的知識生產。 第四章中使用的模因（Memetics）是一種提議的或候選的科學方法，一種準科學，一種尚未找到其假定對像的科學。在與世界的爭論中，它通過其特定繫統性中具有的強烈還原性和生成性來創造有趣的命題。 它可以鎖定世界，產生可觸知的牽引力，而在其他地方，它自由漂移並且毫無意義。 人們可以追蹤這一繫列的品質，因為它們更廣泛地與感知學、哲學或技術學的方法聯接。

理論命題，思想，預感，參與一個巨大的多維過程，來找出相互之間的能供性（affordance），例如細菌可能在腸道，或在熱帶的潮濕空氣中，蔓延的鐵蘭屬（Tillandsia）——附生植物或者是空中植物——可以沿著一條不起眼的街道沿著重疊的電話線路找到能供性。 媒介生態學充滿了這種互動的過程，這些過程也是從文化研究和C.L.R. 詹姆斯的工作中汲取的。 詹姆斯在其政治上堅持平等作為差異化的一部分。因此，對於不同的創造性智能模式，在關鍵時刻或分裂點上進行操作，或者能夠這樣做，也會有一種敏感性，這些時刻和分裂點又被媒介所體現，放大或產生。 這些條件的表達能力，例如Manuel DeLanda使用“位相—空間”（phase-space）一詞來描述在任何特定的情況交集、情況或裝置（apparatus）下可能出現的組合變化範圍的程度，而 Vilém Flusser使用裝置一詞來思考由特定設備所制定的存在性坐標。

因此，媒介生態學是瘋狂、譫妄、沉悶、焦點和認知的煽動，並與其分離，總是閃爍般地對現像識別為一種運動和一種東西，因為兩者都被理解為測量和動態。 在撰寫本書時，我有時會產生一種這樣的感覺，就是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有點荒謬的事情：這裡編寫的內容隻是每個人都有的簡單的想法。 它們是常諒識所在，就像保羅·維爾諾（Paolo Virno）寫的那樣：每個人都知道的，可以利用的東西，但輕描淡寫地、優雅地對待，它不需要一個笨拙的人用嘎吱嘎吱的鍵盤來解釋這一些顯而易見的事情。 這種自我懷疑可能就是理論生產的條件。

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寫作。 處理媒介生態學同時是要處理理論上的寫作問題，以及書寫作為媒體的問題，作為書籍的媒體繫統、文本傳播的一部分，而寫作剛需要通過該條件的美學維度來進行操作。 本書所述的藝術作品和媒體項目幾乎都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即將理論反思本身視為其探索的條件的一部分，以及作為媒體的一部分。 這本書也屬於一波試圖回應Gilles Deleuze和Félix Guattari著作的英語翻譯的興奮，他們提出了似乎回應唯物主義的新穎的、遊牧式的方法。這些方法和本書試圖追溯的逃避和發明的感知性，感官和概念上的恐懼，喜悅和擴散產生了共鳴。

因此，如何對媒介的思考不容易脫離如何制作媒介的問題。 這本書是對此的反思並呼吁擴大實驗的可能性，以及它們所意味著的更廣泛的政治和感知的傾向和潮流。 這裡討論的每一項目都會發出轉碼和觸發時間和經驗瀑瀉的信號，並且通過這樣做，將它們以謙遜和旺盛的方式融入共同的、令人發狂而又愉快的生活構成中。

    馬修·富勒

克羅伊登和聖奧古斯丁，2017年2月

許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