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近幾百年的發展，十分突出的表現就是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全面走向了現代化，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一繫列領域中展示出了與過去時代不同的特質。比如現當代文化，就與過去的文化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現像。其中,文化明星現像就是這種不同的表征之一。
眾所周知,現代社會生活中“明星效應”是一種耀眼的文化現像。無論戶外巨幅廣告上明星的照片,電視選秀節目的明星“導師”,還是大眾報刊上明星的八卦、傳聞,都能強烈地吸引公眾的眼球，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甚至會有青年去模仿；無論是電視媒體、紙質媒體、網絡媒體上，隻要與明星沾邊的話題、活動，就會變成社會熱點，造成五光十色的“媒介事件”。於是乎，搞經濟的就借助明星推銷產品，“代言人”的行當就迅速興起，企業、公關公司賺得盆滿缽滿；大眾傳播機構派出“娛記”，追蹤明星的一言一行,加料炒作，許多電視、都市報、文化期刊走上了娛樂化的道路,開啟了“眼球經濟”的贏利模式；做文化產業的公司、部門，則精心選擇“新秀”，百般包裝“制造明星”，並以此去引領時尚、引導新潮文化，開闢出了一個個新的文化品牌......至於學界，做文化研究的，做傳播研究的，做心理研究的，做社會研究的，做經濟研究的等各方面的學者，都紛紛加入這一研究行列，對這種現像褒者有之，貶者有之，無所謂者有之......各種評價、理論不一而足，這裡暫不為之結論，但需要肯定的是，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這一現像的客觀存在，而存在自有它的合理性。我們這裡要討論的是，明星現像的來源問題，也就是中國的文化明星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它的興起與大眾傳播媒體有怎樣的關繫,以及應當如何看待這種明星文化？正是基於此點，餘慶華博士抓住了這一學術界亟須解決的問題，進行了數年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專著《<申報>電影明星報道研究》，就是從歷史文化的視角審視這些問題，全面展示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見解，讀來發人深思。
我們知道，現代報刊的出現本身就是文化現代化的標志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報刊它又是現代文化的見證人、記錄者，是現代文化承載者、積極的推廣者。1872年在上海創刊直到1949年終刊的《申報》，就是這樣的見證者、推廣者。它歷經幾個朝代，辦報77年，是近現代中國有影響的報紙之一,見證了中國近現代多數歷史事件。其中,中國社會的現代性進程和文化演變就是它參與其中，並且成為一個重要的見證者。
早在19世紀末的晚清時期，商業性質的《申報》就從適應社會變化的角度，敏感地注意到了都市文化的新變化，1896年8月11日《申報》刊登了上海徐園放映“西洋影戲”的廣告，這是它涉入中國早期電影刊登的個電影廣告。之後，《申報》上電影和明星的報道就逐漸多起來了，後來還專門開設了娛樂專刊給予突出報道。研究者在討論這種現像時指出，《申報》商業化的經營，就是以迎合市民趣味來吸引讀者，一切以觀眾喜好為標準，“執筆者自不能不以迎合社會心理，為編輯標準。”也正因為迎合了社會心理，所以人們樂於購買。[ 張默. 六十年來之申報. 載《申報概況》]特別是到史量纔辦報時期，電影明星產生後，《申報》更熱衷於電影明星的報道，尤其是明星的緋聞、丑聞、兇殺暴力等，以求轟動效應。當時的觀眾喜歡從《申報》中捕捉電影明星的風采，了解明星的私生活，以為茶餘飯後的談資，這就大大提高了《申報》的發行量，為《申報》贏得了大量的廣告費。
餘慶華在研究這種現像的時候，從大量、繁雜的史料中，梳理出了《申報》明星報道各個時期的特點，提出其階段為電影明星的零星報道時期（1896年至1932年）。此時《申報》的電影明星報道剛起步，明星新聞僅是《申報》的一個點綴，編輯記者對電影明星的影響還沒有充分的認識，業務上也還沒有正確的明星報道理念。第二個階段是《申報》的《電影專刊》明星報道時期(1932年至1937年)，此時它已將電影明星報道作為新聞的一個特定門類了，辦刊者將所有電影明星報道放在《電影專刊》裡，使用了比較成熟的報道技術，報道手法也逐漸多樣，比如文字圖片的結合，消息通訊的搭配等，對電影明星認識的觀念也逐步現代化了。第三個階段是《申報》的《遊藝界》專刊明星報道時期(1938年至1949年)。由於抗戰的原因，時局動蕩不安，《申報》把電影明星報道作為娛樂大眾的工具，麻痺了民眾，粉飾了太平。動蕩期的《申報》電影明星報道的內容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報道業務還是不斷走向完善的，報道的手法更加多樣化。餘慶華就是以這樣的分期研究了《申報》電影明星報道發展的歷程，這種分期是合理的，分析得透徹，有說服力。
除了縱向的歷時性研究外，餘慶華還對《申報》明星報道做了橫向的歸納性研究，即把研究觸角深入到明星報道的業務中,具體探討報道的手法與特征。他認為《申報》作為一家民營報紙，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進入了明星報道領域，自然要報道電影明星的趣事，展示明星的日常生活，從各個角度反映明星的形像，可以說《申報》在這個過程中開啟了新聞報道娛樂化的先河。作為當時的大報，《申報》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獨占鼇頭，抓住某明星有關事件進行大“報”特“報”，肆意炒作，一個事情隻要是與明星有關聯，明星可以自己炒，報紙也可以找上門來炒，甚至捕風捉影都可以。為了增強明星報道的可讀性，《申報》使用了一整套的報道策略與技巧，比如用事件親歷者的訴說打動讀者，用細節描寫感染人，以散文化的筆法展示文字的優美，使用情節式結構引人入勝等。在明星報道的賣點上，《申報》更是挖空心思，一是用“情”做文章，即突出報道的人情味，又善於煽情化的寫作；另一個是用明星隱私做文章，即抓住讀者的獵奇心理，派人專門刺探明星的隱私，像報道明星的住處、家庭，社會交往特別是有緋聞的朋友，身體狀況、經濟收入等等，以迎合市民的八卦口味，從而使這兩個賣點成為《申報》明星報道在市場上致勝的殺手锏。正是因為有這些報道策略、報道手法，就使《申報》明星報道在上海很受市民歡迎，有很好的市場效益。餘慶華在研究中有肯定，也有批判，分析很有見地，對今天媒體的娛樂報道也是有借鋻意義的。
餘慶華在研究中還指出,電影明星這一特殊的職業群體深深地植根於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之中，他們隨著電影的誕生而逐步形成，並隨著電影媒體技術的發展而擴大影響，甚至跨過時空的限制產生久遠魅力。社會經濟文化在20世紀初的迅猛發展徹底改變了電影明星的社會地位，特別是電影女明星，她們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隨著傳播和科技的發展，有聲電影逐步代替無聲電影，娛樂產業成為社會經濟中重要的產業之一，而電影明星在整個娛樂產業中影響巨大。娛樂產業的興起造就擁有名車豪宅的明星一族，他們的社會地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與普通大眾有著很大不同。人們喜歡他們，崇拜他們，享受著他們獨特的藝術表演所帶來的歡愉，他們耀眼的光芒促進了上海現代性觀念的形成。作者的研究還認為，《申報》是現代性的載體，傳播了現代性的觀念，無論是其新聞、副刊，還是廣告中的圖文，都宣揚著現代性的生活觀念，並促使了它們的流行,像衛生健康的觀念,時裝與流行的概念,男女地位平等的觀念,學習外語、業餘職業培訓的風氣,文明開化等等,而明星往往就是這些方面的先行者和示範者,通過這些明星報道,影響了市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轉變。這一結論把研究對像置於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因而非常深刻，提出的觀點有自己的見解。
從研究方法來說，本研究不滿足於一般的文獻檢索與梳理，不滿足於淺層次的認識，而是對《申報》上的原文進行了大量的閱讀，對文本進行了詳細的內容分析，通過計量史學的數理統計，做出定量判斷，揭示其中特有的趨勢，以增強說服力。為了提高內容分析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研究者根據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情況，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設立了三級研究指標，比如電影報道的數量、電影報道內容涉及的電影明星報道內容等等。作者廣泛占有手材料，進行了細致的甄別、整理，提煉出自己的觀點，研究工作態度科學，結論可信。
作者次繫統探究《申報》電影明星報道的歷史，通過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歷史與現實對比分析，力求在20世紀前半期的歷史大背景下，全面、深刻地揭示傳媒與文化明星出現的關聯性，挖掘出在這一現像背後的各種社會因素；從社會文化發展角度分析傳媒明星報道對電影文化、社會觀念影響的歷史作用，從歷史角度分析俗文化在上海的起因及其形成、擴散的過程，特別是其中大眾文化傳播媒介的作用。
做史學研究是需要耐心的，也需要細致的功夫，不是誰都能做好的。我有幸作為餘慶華在華中科技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導師，見證了他數年艱辛的研究工作，像閱讀了大量的歷史典籍，研究了一大批文化史、電影研究、明星研究方面的書籍，一頁一頁地翻閱《申報》，又全面地進行內容分析，這中間的艱辛、勞苦，非有對學術執著的追求和頑強的意志是不能勝任的。
在此專著出版之際，我祝賀餘慶華博士研究成果的問世，也借此向廣大讀者推薦這本值得一讀的著作。
申 凡
2015年4月 武昌喻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