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認真對待新聞學術翻譯

在一個跨國知識獲取已如此便捷的時代，為何還要做學術翻譯？這是譯者著手《新聞與社會》一書翻譯工作時曾反復思考的問題。在這篇手記中，譯者嘗試從翻譯此書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技術要求三個方面給出初步回應，亦希望以之增強此番翻譯工作的“透明性”，向讀者發出討論的邀請。
一、重要性：後期麥奎爾的思想精華
作為跨文化交流的“中間人”，學術翻譯不僅是內容的搬運工，對譯介對像的選擇更參與到目標語言文化學術框架的構建中（李紅濤，黃順銘，2020a），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成長歷程中曾有明顯體現（劉海龍，2006）。鋻於譯本質化對於拓展整體學術視野至今任重道遠（黃旦，丁未，2005），推介優秀的域外成果便成為開啟一項翻譯工作的首要理由。
於2013年出版的專著《新聞與社會》凝聚了丹尼斯？麥奎爾教授後期主攻研究方向的思想精華和進展，其學術和推介價值值得重視。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引用量的前十五本著作中，麥奎爾教授一人就有三部作品入選（周蔚華，楊石華，2019）。他的《大眾傳播理論》是當今世界流傳廣的傳播學教材之一，也成為改革開放後首批譯著之一（中譯本於1980年首次出版），隨後被翻譯出版的《大眾傳播模式論》《受眾分析》皆是國內傳播研究的引路書（唐緒軍，2010：708711）。有學者評價“如果說拉斯韋爾教授是大眾傳播學的奠基者，施拉姆教授是大眾傳播學的集大成者；那麼，麥奎爾教授可以說是大眾傳播學體繫的建構者”（崔保國，2017）。麥奎爾教授深厚的理論素養和明晰的闡釋能力為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但除了這些整合工作，許多西方學者還提醒，不應忽視麥奎爾在傳媒規範領域所作的許多原創性工作（Volko，2017），對“傳播如何有利於公共利益”的追問是終其一生的研究志趣（默多克，2019）。
麥奎爾教授的童年經歷過二戰，深刻體會過大眾傳媒與風雲激變的社會局勢的緊密關聯。青年時期受歐洲改良主義影響，麥奎爾在牛津大學獲得歷史學士學位後改學社會學，因為認為後者是建設美好社會的助推器（McQuail，2006）。此後麥奎爾師承約瑟夫？特裡納曼（Joseph Trenaman），采用統計方法研究電視對於英國政治的影響。雖然他對當時以美國為代表的應用量化方法的適用性曾提出許多質疑（McQuail，1969：1，36，78，96），但其發表的部分成果還是被打上“抽像經驗主義”的標簽，卷入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的學術論爭中，遭到不少攻擊。1974年7月，麥奎爾受邀擔任英國皇家新聞委員會的研究顧問，主要負責新聞內容和標準方面的評估，這纔讓他得以從學術政治的旋渦中抽離，繼而將童年以來對新聞的興趣轉變為重點研究方向。
1977年，麥奎爾轉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任教，獲得了更寬松的學術環境和國際化的學術視野，他的一繫列傳媒規範研究也大都在此後完成。1982年，麥奎爾參與創辦了“歐洲媒介研究小組”（Euro Media Research Group），積極推動歐洲範圍內的跨國媒體政策比較研究，這一學術網絡至今仍然充滿活力。20世紀90年代後，麥奎爾和同仁們為國際大眾傳播研究會（IAMCR）的“公共媒體政策分會”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在媒體表現和新聞問責制等方面展開了多項研究。其中部分思想成果發表於他與克利福德？克裡斯琴斯等教授合著的《傳媒規範理論》中，該書在2003年一經出版就受到了西方學界的高度重視。一定程度上說，《新聞與社會》是麥奎爾對前書在理論路徑上的修正，並結合互聯網時代的許多新問題展開的推進與拓展。
寫作《新聞與社會》的直接動因是應邀為葉卡捷琳堡大學的學生編寫一個有關當代新聞社會學理論的簡短介紹，但此後麥奎爾將其拓展為一本專著。相比於《傳媒規範理論》撰寫期間（主要集中於1993?D2003年）的民主政治衰落以及媒體所有權集中、過度商業化等問題，此後的十多年新聞業和新聞制度還遭遇了社會和技術變遷所帶來的衝擊。雖然自從20世紀70年代麥奎爾著手媒體規範研究時就保持著對技術變化的關注，但他認為許多“新媒體研究”太簡單化、公式化，容易逐漸失去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無論如何，傳播的影響是在與社會互動中產生的，因而仍需從現代媒體繫統的本質出發，建立獨立的、批判性的規範框架來明確分析的標準，纔能進行相應的研究及對其社會貢獻的判斷（張皓，鄭謳，2013）。
不同於《傳媒規範理論》自上而下地推衍出媒體所應承擔的責任，麥奎爾認為需要更多關注的反而是導致規範理想未能實現的諸多現實因素。在他為《傳媒規範理論》撰寫的總結中，麥奎爾（2022：280）指出接下來的工作應是對新聞生產者的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張力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此後傾力十餘年完成的《新聞與社會》正是在這些方向上的深化，其所轉向的“社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