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媒介
劉海龍
ChatGPT的橫空出世引發了整個學術界的關注,傳播的智能化時代已經徐徐拉開大幕。智能化的媒介不僅僅是渠道和中介,而且成為傳播的主體,這意味著傳播研究的思維方式又將迎來一次新的變革。
其實上一次新聞傳播學界思維方式的變革,還未徹底退去。
傳播學知識體繫形成於大眾傳播時代,要麼強調媒介的信息傳遞功能,帶有很強的信息論和控制論的色彩,要麼強調文本和意義的文化儀式功能,具有批判色彩。21世紀以來,數字和網絡技術使得傳統的注重內容及其影響的研究範式受到挑戰,研究者開始關注媒介本身的意義及影響。之前幾卷 《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曾經介紹過的媒介物質性、媒介考古、媒介基礎設施、地理媒介、城市媒介等都代表著這個新範式在中國的引介。
不過在激進的媒介理論中,哪怕是在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中,媒介的能動性基本上仍是一個隱喻性的概念。按照德國哲學家克萊默爾的說法,媒介隻是一個信使,具有他律性,必須聽命於人,同時它也不介入內容本身,隻是將內容轉化成可感知的經驗。所以媒介研究主要是在媒介的中介性、組織性和轉化性問題上做文章。在此基礎上提出的 “媒介即存有”則是更加詩化的闡釋。然而無論如何強調媒介的重要性,研究者們基本上還是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角度出發來看待媒介的,最典型的就是斯蒂格勒提出的技術是人類器官外化的觀點。
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很可能會改變原來的傳播格局和前提假設,字面意思上的新的行動者會加入傳播者行列,它不再是被動的、他律的信使,而是會積極地介入內容生產的主體。在以計算機為中介的人際關繫之中,恐怕還要加入人機關繫的維度。當然這不是說人工智能會全面取代人類成為新的交往者,這個中間有著許多過渡地帶,人工智能可能會和人類協作,重構傳播的內容、交往方式和關繫。這會改寫之前一繫列研究默認的前提假設。
由於傳播智能化時代剛剛開啟,本卷的研究直接針對人工智能的討論還不多,更多的還是在概括總結上一次研究範式的變革,不少研究在重新思考媒介性的問題。所謂媒介性,正如黃旦在 《理解媒介的威力》一文中所說,不是具體某個媒介的特點,而是作為抽像的普通媒介所具有的特征,像是克萊默爾提到的中介性、他律性、轉化性、可感知性、透明性、非對稱性 (媒介不會消除傳受雙方差異)等。胡翼青、姚文苑則總結得更為明確:媒介是界面、內容和物質的三位一體。界面體現的就是媒介的中介性與轉換性,將傳者要傳遞的內容轉換成接受者可以感知的經驗。不過其中提到的內容是否可以歸入媒介的特性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德布雷提出的媒介是 “內容的組織”與 “有組織的內容”,其中作為符號繫統的後者仍然強調內容的形式或格式,而不是單純的內容本身。
除了對媒介性的哲學討論,本卷收入的大部分關於媒介的討論都涉及具體的媒介,如基礎設施、身體、平臺、導航媒介,各篇研究也都別開生面,讀者自可體會到通過媒介視角和將媒介作為方法可以看到的世界萬像,尤其是 《網絡化身體》與 《數字平臺勞動者空間生產的能動性與局限性》這兩篇,文章對技術對人的異化與操縱做了較深入的剖析,展現了平臺與人之間復雜的共生關繫。雖然技術未必是奴役人的直接原因,真正原因是其背後的制度安排與權力關繫,但是媒介技術至少在其中作為一種文化形式與結構因素,使特定群體更加處於不利位置。技術扮演著柏拉圖和德裡達所說的 “藥”的角色,它一方面給人類帶來好處,緩解欲望帶來的痛苦,但另一方面,“是藥三分毒”,它又會讓人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近些年,伴隨著新聞業的困頓,新聞研究也一直處於範式轉型的探索之中。這兩年有不少研究者開始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重新認識新聞,這和傳播研究中用知識概念來批判信息概念的路徑不謀而合。這是向帕克經典研究的致敬或回歸。帕克那篇《作為知識的新聞:知識社會學的一章》是美國新聞學研究的奠基之作,而這一傳統恰好在中國過去的新聞學研究中是缺席的。之前存在過哲學化的新聞研究,以及傳播社會學的新聞學研究,要麼把新聞看成政治鬥爭的工具,要麼把新聞看成媒體工業的產品,但是很少從本體論意義上對新聞的獨特性進行過深入思考。帕克的這篇經典之作,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將新聞與現實建構聯繫在一起。雖然受制於時代與知識結構,他的闡釋並不繫統也不深入,但是這一視角架設了一條將新聞研究與更廣闊的社會環境和學術資源聯繫起來的橋梁。
知識的維度賦予我們觀察平臺時代的新聞、後真相、互聯網新聞業等問題的新視角,擺脫了隻關注新聞,忽視新聞與更廣闊的平臺技術、社會關繫之間聯繫的問題。本卷中胡翼青、王斌等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證。
經典的新聞生產研究 (或者傳統的媒介社會學)比較注重從組織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媒體中錯綜復雜的關繫對媒介內容的影響,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也開始將技術作為生產中的重要因素加以考慮,吳璟薇、周睿鳴、王敏等進行的經驗研究均揭示出技術已經成為媒介生產邏輯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塑造和約束著媒介生產的方式與過程。
從以上的簡單介紹中不難看出,本卷所收錄的新聞與傳播研究都將媒介技術的社會效應作為核心問題,這既體現了目前學術界研究的重點,也體現了編者的傾向。
說到這裡,有必要再重復一下本書的選編原則。因為偶爾也會被問到,為什麼有些作者的文章經常被選入,而有些作者則從來沒有。首先要強調的是,這本書並不是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全面的記錄,更沒有月旦評的野心,它隻代表著編者有限的視野以及對於當下新聞傳播學研究重點及趨勢的狹隘理解,或者說這純粹是一種個人趣味。
其實從本繫列第一任主編陳力丹教授開始,《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就具有極強的個人風格。與其他年鋻、藍皮書的“厚重”風格相比,這種風格可以形容為 “輕靈”,帶有實驗性和探索性。至於這種風格是否有存在價值,最終還得靠讀者諸君來判斷。
因為疫情的原因,《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2022年卷暫付闕如。讀者手中的這一卷將兩年的綜述與重要文獻打包在一起呈現給讀者。這樣做利弊參半。好的一面是有了更多沉澱,不好的一面是多了遺珠之憾。從本卷開始,書名有了一個小小的變化。往年各卷都標注出版年份,雖然便於識別,但也給人一種本書隻有一年時效性的錯覺。其實越優秀的研究,保質期越長,我相信收入本卷的文章應該都不是速朽的研究,它會在未來若干年裡產生影響。今年我們將副標題定為 “重新理解媒介”,以彰顯這卷收錄文章的共同取向。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人文分社總編輯翟江虹一如既往地支持了 《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重新理解媒介》的出版,沒有她的堅持,就沒有本卷的順利出版。
還要感謝各位作者慷慨的授權。同時束開榮承擔了大量編輯組織工作,博士生孫肜昕、丁依然、張世超、劉潔、陳宇恆、惠一蘅承擔了各篇文章的重新編輯工作,一並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