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東亞人類學論壇：人類學與歷史—學術論壇綜述

姜娜

摘要：2012年3月28日至30日，由中山大學人類學繫、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東亞人類學論壇在中山大學永芳堂舉行，來自日本、韓國、越南、英國、美國以及中國兩岸三地等20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30餘名專家學者與會，共收到論文31篇。本次論壇的主題是“人類學與歷史”，圍繞人類學與歷史的關繫，就人類學的“歷史”與歷史學的“歷史”的關聯性進行了跨學科的對話，就人類學與歷史相結合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就人類學民族志的學術功效進行了思考。另外，除了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的“歷史”研究以外，論壇還特別關注人類學為基本的比較研究，特別是東亞人類學本土定位時的自者與他者的比較研究。

關鍵詞：人類學歷史歷史學自者他者

為促進東亞以及歐美各國的人類學者之間有關東亞社會研究成果的交流及東亞人類學的進一步發展，2012年3月28～30日，首屆東亞人類學論壇在中山大學永芳堂講學廳隆重舉行。

本次論壇的主題是“人類學與歷史”，由日本東京大學及東洋大學榮休教授、國際著名人類學者末成道男先生發起和召集，由中山大學人類學繫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本次東亞人類學論壇共邀請到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韓國、越南以及中國兩岸三地的學者30餘人，收集到論文31篇。

在本次論壇上，與會學者就人類學的“歷史”與歷史學的“歷史”的關聯性進行了跨學科的對話，就人類學與歷史相結合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就人類學民族志的學術功效進行了思考。另外，除了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的“歷史”研究以外，論壇還特別關注人類學為基本的比較研究，特別是東亞人類學本土定位時的自者與他者的比較研究。

論壇由中山大學人類學繫繫主任麻國慶教授主持、致開幕詞。在開幕式上，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院長周大鳴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科大衛教授、論壇主席末成道男先生先後代表主辦方致辭。幾位教授都提到，本次論壇的發起可追溯到2011年年初，當時末成道男先生在中山大學作了題為《社會人類學調查中的歷史》的演講，圍繞人類學與歷史研究的關繫，結合自己的田野經驗，對人類學調查中的歷史視角進行了闡釋。這次演講的主題引起了中山大學人類學繫繫主任麻國慶教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劉志偉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科大衛教授的高度重視，認為有關這一問題意識的繼續探討將有助於學科間的相互了解、融合以及優勢互補，從而促進東亞人類學、歷史學的飛躍發展。由此，雙方決定共同舉辦這一國際論壇。另外，科大衛教授指出，末成道男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學術顧問，長期以來為該中心提供了不少寶貴建議，而盡管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員都是歷史學出身，但是每一位歷史學者都在自身學科的文獻解讀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結合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進行研究，如今在末成道男先生的倡導下，將這一方法納入東亞研究的框架內，期待著能夠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末成道男先生則就會議的進行方式進行了說明。本次論壇，每位學者的發表時間隻有5分鐘，之所以這樣安排，末成道男先生有兩個考慮。，論壇時間有限；第二，與會學者的文章已經由論壇主辦方收集、整理、翻譯並打印成冊分發給與會人員，希望各位學者在提前閱讀的基礎上聆聽報告並進行深入探討。末成道男先生指出，到目前為止的國際會議的主要語言多為英語，但是今後漢語會成為主要會議用語。一般而言，日本學者在閱讀方面問題不大，但是在聽、說方面則有欠缺，從而無法自由參加國際會議的討論，也就無法將自身的理念傳達給世界。韓國、越南等國家的人類學者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清朝以前，各國使者來到曾經的中華帝國進行交流，就是通過共通的中國漢字進行交流，所以本次論壇也采用這樣的方式，事先將各位學者的文章收集、翻譯（中日雙語）、整理打印，之後分發給各位學者以供會前閱讀。

本次東亞人類學論壇共設置了四場分會和一場綜合性討論。四場分會中，前三場是與會學者對各自研究事例的報告，第四場則是通過這些事例來進行的理論探討，後再設置一個綜合討論環節，以期提出對“人類學中的歷史”等理論議題的思考。

場：方法論、宗族、族譜等文獻資料

場分會的主題為“方法論、宗族、族譜等文獻資料”。一個民族或者族群的身份意識往往是後世建構的結果，而其建構方式多種多樣，或者通過強調與中原文化的關聯性來凸顯自己的正統性，或通過強調民族性、族群性來凸顯自己的獨特性，或者根據時代背景來不斷轉換自己的身份定位。在普遍受中國大陸文化影響的東亞社會，這些方式歸結到一個根本途徑就是族譜的編纂，在這一過程中，越南甚至出現了電子族譜。但是，既然是建構的，其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欠缺真實性的說法，有時甚至可能還帶有一種神話色彩。正如周大鳴教授所言，“越靠近現代，族譜的編纂越完善”。這充分地表明了族譜、身份意識的建構性，同時也凸顯了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一起通過實地田野考察分析獲取數據資料的社會背景，從而探尋歷史實相的必要性。

在這場分會上，周大鳴教授以其對西南土著民的調查經歷為切入點，提出兩個問題；，田野調查中人類學家對於歷史的重視，以及解讀田野資料過程中歷史學方法的重要性。第二，按照中國文化的傳統，學問應該是為民眾服務的實用學問，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通常都需要很長時間纔能得出一定的成果，因為這樣一個原因，人類學被認為是並不實用的學問，這個問題需要我們來認真解決。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孔邁隆教授通過清代臺灣南部一個客家個案（臺灣客家繫譜文化與大陸客家繫譜文化在觀念上一致，組織結構上完全不同）來探討歷史人類學方法論，指出歷史人類學基本的研究特點是在一個可以提供豐富文獻資料的地點做長期的田野調查，是在實際的田野工作中收集資料，這既與田野調查相關，又與文獻的解讀和民族志的撰寫相關。

日本東北大學川口幸大副教授以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例，探討15世紀以來600多年間該地區宗族族譜的持續與變化情況。

日本東北大學的嶋陸奧彥教授是韓國族譜研究中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的人，他在發言中提出，盡管都依賴於文獻資料的翔實性，但是歷史人類學解讀歷史資料的方式與歷史學解讀史料的方式不同，前者的解讀以田野經驗為基礎。他歷時幾十年對韓國族譜、戶籍等文獻資料進行田野調查，在田野中收集到了同一宗族同一分支的不同時代的不同版本的族譜，除了得以對這些版本的族譜進行比較分析以外，還發現了族譜編纂的不同方式。通過這些田野經驗以及對文獻的解讀，闡明以田野工作為基礎對文獻資料進行解讀的方式與歷史學的文獻解讀方式完全不同的觀點。同時，他的觀點與周大鳴教授的想法基本一致，即隨著時代的進展，族譜越來越完善，隻有通過田野調查，纔能發現族譜編纂背後的人們的思想意識結構。

越南順化科學大學歷史繫DoBang教授與末成道男先生先後發言，兩者都以越南族譜為例闡述觀點，但是前者為歷史學家，後者為人類學家，兩者對於同一事物，即越南族譜的研究有著不同的切入點和研究視野，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這充分反映了人類學與歷史學兩個學科對文獻資料解讀方式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DoBang教授在文獻解讀的基礎上，發現了越南族譜字數少、以村為單位、祖先中心型等特點，而末成道男先生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現，除了以上一些特點外，越南族譜中還存在自我中心型的類型。同時末成道男先生通過他在越南的實地考察發現，人類學與歷史學在對客觀科學主義的信仰程度、與研究對像的接觸方式、文字資料的解讀方式、研究對像是物還是像征等方面存在著很大差異，如果漠視這些不同，歷史學與人類學隻能形成表面上的結合。為此，人類學家應該做出更多的努力來尋找符合歷史學之理解框架的研究方法，以期達到兩者的真正結合。

衝繩國際大學綜合文化學部社會文化學科的田名真之教授則根據自己的調查，闡述了琉球族譜的概況，指出琉球族譜編纂過程的嚴謹性和高度的可信性，認為其完全可以成為史學家眼中的歷史資料。

由於中國、日本、韓國、越南都普遍存在族譜，孔邁隆教授提出可以以族譜為切入點進行比較歷史人類學研究，這樣對於東亞人類學的貢獻應該會更大。何翠萍研究員就通過越南、中國壯族、日本家譜上記錄內容的延續性，肯定了孔邁隆教授的提議。

幾位學者又對其他學者的問題進行了精闢的回答。例如，歷史學家注意到，人類學家處理的文本多為族譜，針對其原因，嶋陸奧彥教授的回答是並非有意識的選擇，而是在田野中發現了這一問題，亦即田野調查成為研究的契機；末成道男先生則是因為興趣而開始研究，並認為人類學並不排斥對文本資料的分析，但是其研究方法、解讀方法與歷史學不同，這隻是田野調查的一個補充手段。族譜是相對容易獲得的文本，也是蘊涵很多信息的資料，文本分析畢竟不是人類學家的專長，與其很不熟練地大量分析各種性質的文本，不如精練地解讀族譜以獲取更多信息。

這一部分的內容線索非常清晰，主要是以族譜、宗族、地方文獻為切入點，討論從歷史看現在、從現在看歷史，結合文本看田野，在田野中分析文本等問題。

第二場：客家、水上居民、居民的形成與異化、宗教

第二場分會的主題是“客家、水上居民、居民的形成與異化、宗教”。族群、地方社會、宗教，三者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繫一直是人類學的重點研究對像。族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地方的社會大背景相關，而宗教或者成為其身份意識形成的構成要素，或者成為對外宣揚自己身份的標簽。在這一部分中，學者們就三者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繫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1.客家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河合洋尚博士以其在中國、馬來西亞等地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得出“客家”概念是一個（行政）空間（space）概念，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纔正式成立的一個概念的結論，並指出，“客家”與“客”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承接關繫。潘英海研究員通過其在臺灣水沙連地區的調查，采用歷史文獻解讀、人類學問卷訪問以及現場實地觀察記錄等研究方法，描繪水沙連地域客家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探討臺灣晚期拓墾社會的社會與文化形態，發現水沙連地域的人文生態呈現因環境生物多樣性的特性所導致的特殊經濟形態與生計、生產、生活方式混雜的人群關繫，該地區的客家社會依然依偎著原鄉，是客家社會的二次移民，這裡存在著多層次疊合的族群動態關繫。在兩個人的報告中，都提到了空間的概念，但是河合博士強調，他的空間概念與潘英海研究員的空間概念不同，前者是行政意義上的空間（space），即生活在被認定為客家地區之下的人們都認為自己是客家或被認定為客家。後者的空間更多的是指環境。

2.水上居民

劉志偉教授、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長沼爽博士、香港中文大學賀喜博士、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繫黃向春副教授，這四位學者又對另外一個族群—疍民進行了闡述。其中，劉志偉教授根據其對珠江口水上居民身份認同的研究指出，人類學的研究視角為歷史學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思路，在這種思路下，移民、開發、教化和文化傳播的歷史，不僅僅是文明擴張的歷史，更被理解為基於本地社會的動力去建立國家秩序的表述語言。從這樣一種視角來看，珠江口上的“疍民”，就不是一個古老族群的延續，而是在明清時期當地獨特的社會經濟結構在文化上的創造。在創造了這種文化符號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構成這種文化的“歷史”。所以，疍民的形成未必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極有可能是與現在正在發生著的歷史相連的，因政治、經濟、文化要素的變化而形成的族群，這不隻是一個簡單的生物方面的、血統方面的族群的延續，而是一個一直在變動的制度和禮儀所界定出來的概念。長沼爽博士通過對疍民歷史的梳理，思考何謂歷史，認為在漢文化周邊地帶的廣東，歷史就是通過敘述或建構來展示自己與漢文化的聯繫、表明自己漢人身份的手段。但是，針對長沼爽博士提出的“在廣東珠三角地帶，16世紀以後纔開始確立漢人統治”的說法，科大衛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因為16世紀，廣東並沒有漢人，明太祖來到這裡的時候，首先降服的恰恰就是這群水上居民，彼時沒有漢人的概念，隻有“明”的非族群概念。對此，日本武藏大學的西澤治彥教授認為，這恰恰體現了人類學與歷史學對於某一概念的定義的不同導致觀念不同的現像，從這個角度來講，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討論話題，因為它使得歷史學與人類學的不同凸顯出來、表面化了。賀喜博士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和豐富的圖片展示了廣東西南地區水上居民的形態，回答了弗裡德曼在其著作中提出但尚未解決的問題，即水上人與岸上人既不是被環境所區別，也不是被文化所隔離，沒有任何一個文化要素阻礙水上人與岸上人的融合，隻是水上居民對於文化有著自己的一套理想類型，為了實現這一理想類型，又有著自己的一套獨特的實現方式，而這也正是禮儀中國的魅力所在。另外，她還特別指出女性與神明（當地水上民的祖先）的關繫值得我們深入思考。這種女性與神明之關繫的討論，其實在東亞地區非常盛行，特別是在日本、韓國、越南以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這可以說是東亞地區的一個普遍現像，無論是民俗學還是人類學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累積。與前幾位學者不同，黃向春副教授則是通過水上疍民的事例來探討他者與自者的概念以及人類學家的歷史感，認為漢學人類學與傳統人類學的他者定義有很大不同。從Scott的Zomia概念角度來講，水上居民的長期存在正是一個逃離社會的結果。在黃教授的報告中，流動的他者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自他關繫的相對性，二是他者是一個變動不居的過程。其原因在於我們是在中國乃至東亞文化圈之內來研究他者的，這其中還有一個跨越時空的帝國形態和文明體繫的問題。從這一角度來講，文字歷史更加重要，不可或缺，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所體現的正是帝國形態和文明體繫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繫統中的面向，並成為其內在的組成部分。

幾位客家研究報告學者後指出，水上居民以集團為單位、以船為核心在水上生活，他們的繫譜意識並不濃厚，而是以親與不親進行區別，即以是否為近親來區別，他們對於自己的源頭多依靠口頭傳承來追溯，而口頭傳承在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看來都是貨真價實的重要歷史史料。

3.宗教

越南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大西和彥先生通過處理其對越南九天玄女信仰的研究資料的經驗，得出“在重構前近代歷史的時候，考察由大量人員在大範圍地域內進行認真調查和核對而獲得的文獻資料的方式，在獲得客觀的、高質量的、大量的信息方面更為有力。而文化人類學的訪談則容易成為歷史研究的動機。通過了解研究對像的現狀可以再次確認或者審視從文獻中獲得的過去的信息，可以激發我們繼續研究的欲望，成為研究思路誕生的契機”的結論。日本女子大學的人類學家、民俗學家中西裕二教授通過其20多年來對於日本民俗宗教的研究認為，日本民俗宗教源自日本中世佛教的說法更符合日本民俗宗教模式，並提出，日本中世早在四五百年前就已經結束，而其宗教卻流傳到現在，這其中的根本原因隻有人類學家而非歷史學家纔能夠解明。越南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ChuXu？nGiao先生認為，歷史人類學是一個從現在追溯過去，再從過去回到現在，探討社會文化發展過程的學問，其基本立場是“文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他通過對越南“盟誓”儀式的復蘇過程、原因的研究，從歷史人類學的視角得出了單純從歷史學或者人類學角度出發得出的不同的結論，強調人類學考察中文獻解讀的重要性，由此嘗試著進行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實質性的、生產性的結合。

有關宗教這一部分，各位與會學者通過日本民俗宗教研究的現狀—①古代宗教多由歷史學家研究，人類學家多研究現在的民俗宗教；②文獻雖多，人類學家較少參考—來探討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聯手通過田野調查解讀文獻的必要性。

4.居民的形成與異化

中國西南研究是中國人類學、日本人類學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中山大學人類學繫的張應強教授的田野點就在黔東南地帶，該地帶以苗嶺山脈為分界點，分為北部的清水江流域和南部的都柳江流域。北部有很多漢文文獻，且以木材貿易為主，南部卻鮮有漢文文獻，並受廣州影響而鹽貿易興盛。這意味著對於同一地區的研究必須結合實地調查與文獻解讀兩種方式，如此纔能明白同一地區的社會文化差異性所在，而這恰恰就是對末成道男先生所倡導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嘗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張教授指出，同一文獻對於不同地區的人也有著不同的意義。並且，該地區很多居民（侗族、瑤族人居多）並不會說漢語，說漢語的人被稱為“客”，但是漢文文獻卻能夠在這些人之間流傳，這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像。

華僑研究也是人類學研究的經典課題。日本名櫻大學李鎮榮教授將研究視角投向韓國華僑，認為歷史事實與人們的實際認知並非一致。例如，韓國華僑的身份定位就很難，既不是韓國人，也不是韓國華僑或者中國臺灣人、中國大陸人，在人們的認知中，他們隻是居住在韓國的華僑而已。1992年，由於中韓之間的一些政治問題，有關韓國華僑組織的功能基本喪失，現在能夠將韓國華僑聚集在一起的隻是事件，而不是機構或者領導人物。

香港中文大學的蔡志祥教授以“關繫”一詞為切入點，通過田野工作分析商業歷史中的人際關繫變遷，進而分析社會變遷，指出關繫是不斷變化的，時而增強，時而減弱，時而消失，僅僅分析歷史文獻是無法捕捉到這些動態關繫結構的，由此來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這一場分會的討論，重點在於通過案例強調人類學田野考察方法的重要性。隻有通過田野考察，纔能夠在事物動態變化過程中，不斷發現新的問題，找出表像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從而分析出其本質結構所在。

第三場：現代化與歷史、少數民族

第三場分會的主題是“現代化與歷史、少數民族”。在全球化、現代化的今天，少數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發生了劇烈變動。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少數民族如何定義自己的身份？如何塑造自己的形像？采取怎樣的策略在既符合大傳統、大的社會背景的社會需求的同時，又不喪失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面對這些少數民族的困境，人類學者、歷史學家又能做些什麼？

蔣斌教授通過對無文字民族—排灣族的研究，聚焦分析其撰寫鄉志的近期動向，認為歷史學家雖然也重視史料的寫作背景，但是原為通過口述方式傳承家族歷史的人們在面臨要將自己的歷史通過文字呈現於大眾之前時的那種焦慮感，這一過程中人們之間的感情和利益糾葛等，這些背景、過程、場景隻有強調實地觀察的人類學者纔能夠經歷。

中山大學歷史繫程美寶教授的觀點呼應了蔣斌教授的總結，程美寶教授通過其對臺灣泰雅族人的命名和墓葬習俗的研究，考察清代以來不同地區的土著居民如何被整合到由漢文化主導的統治秩序中去。通過這一考察，她認為，歷史學家也重視史料撰寫人的自我意識，人類學家也很重視史料的收集和解讀，人類學家重視結構，但結構也是歷史的產物，人類學家現在撰寫的東西很多都可以成為歷史學家的史料。

日本九州大學的長谷千代子講師對雲南德宏傣族進行研究，認為雲南德宏傣族的歷史觀具有四個特點：①強調認同感；②查明歷史為的是稱贊自身現在的文明程度高；③輝煌的過去與輝煌的將來緊密相連，所以要樹立一個輝煌的過去；④重視對旅遊業的影響和留給其他民族的印像。由此，她認為，近代歷史學強調客觀，但是通過田野過程發現，歷史已經成為一種資源，比起客觀的歷史，他們更重視受歡迎的歷史形像。科大衛教授質疑長谷千代子講師文中提出的“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可行性，認為這一概念蘊涵著一定的價值觀和歷史內涵，應該謹慎使用。而長谷講師認為，寫歷史應該有一個主體單位，或者是國家，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地方村落，地方知識分子也是其中之一。但科大衛教授指出這是人類學家寫歷史的方法。一個貌似簡單的概念也折射出了人類學與歷史學的不同點。

與此相對，麻國慶教授則提出了一個沒有文字的狩獵民族的歷史被外來者撰寫的案例。鄂倫春族是一個沒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他們的歷史分別在清王朝、俄國調查時期、日本殖民和新中國成立後這樣幾個歷史階段被“外人”書寫。麻國慶教授進行無文字被定居的少數民族的文化體繫與國家話語體繫的研究，關懷這樣的民族的社會問題和其自身文化消失的問題。以此為基礎探討人類學與歷史結合的可能性，並進一步思考到底何謂“進步”，薩林斯討論的原始富裕社會是否存在，精神與心靈的富裕是否更為重要，原始富裕社會向現代富裕社會的過渡是否也是一種進步，這些問題歸結一點就是：到底什麼是幸福？而回答這個問題正是人類學家的責任。崔吉城教授針對麻國慶教授的發言點評道，跨國遊牧社會的比較研究、殖民時期與現在的比較研究也很重要。

馬健雄助理教授以拉祜族的研究為例，認為明清以來中華帝國西南邊疆的建立及其近代化轉變，是與地方族群政治密切聯繫的。他指出，拉祜文化在以循環論的時間觀念來消解“線性的歷史”的同時，將過去發生的歷史性事件轉化為連接生活現實與命運的通道。民眾的這種時間觀、歷史觀與大傳統的線性時間歷史觀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一現像，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香港科技大學張兆和教授通過對黔東南少數民族的民族起源傳說的研究，提出任何一個族群都不是通過一個純粹的歷史認知和民族身份來作標簽的結論，因為兩者都是民族之間相互交流的產物。

這一場分會的討論，首先體現了人類學家的人文關懷和歷史責任感。其次，我們會發現對於無文字民族、族群而言，一則他們本身有著書寫自身歷史的強烈渴望；二則“外人”撰寫的歷史盡管因撰寫目的、主體、社會背景不同而未必完全客觀，但對於當地社會研究而言都是寶貴的歷史史料。再次，從各位學者的發言中我們也可以深刻體會到：①自他比較的重要性，②自他概念的相對性，③自他觀點的相對性乃至矛盾性等。後，從學者們的發言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一條隱線，即一個群體自身的自我定位與國家權力、地方權力、研究者對其定位的不一致性。

第四場：不同學科看待歷史的視角是否有差異

第四場分會的主題是“不同學科看待歷史的視角是否有差異”。這一部分主要是結合以上案例進行理論探討。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桐本東太教授以戶籍和族譜為切入點，探討人類學與史學相結合的可能性，同時向人類學家建言，在研究中不應該忽視國家視角。

日本武藏大學人文學部西澤治彥教授認為，不應該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硬性地融合在一起，也沒有必要進行嚴格區分，應該在保持各自特色、各自身份標簽的基礎上，互取所長，相互合作，進行研究。西澤治彥教授首先對人類學者主張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關繫進行整理，之後在對中國人類學的歷史進行回顧的同時，指出其在創始期時就已經融入了歷史的要素，提出未來的人類學研究應有效運用這一特性進而立足於歷史學研究的前沿。他認為，人類學與歷史學是“前沿與後方基地”的關繫，人類學以現代為舞臺開拓新的領域，而歷史學則將繼續對這一土地進行平整工作。伊籐亞人教授以韓國歷史的多樣性為例闡明這樣一個觀點，即構成歷史的社會文化脈絡極為復雜，除了官方歷史以外，還有民間的各種各樣的歷史觀，不同的主體、不同的訴求、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建構方式創造了不同的歷史觀，而觀察這些歷史觀的好方法就是人類學研究法，人類學就是要全面展示各種歷史觀的全貌。

日本東亞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的崔吉城教授以韓國人類學與韓國歷史的研究為例，探討人類學與歷史結合的可能性。歷史學家主要關注統治階級的王朝制度和政治制度，其中很難看到活生生的人。歷史學研究以文字記錄為前提，而人類學則起源於對“無文字”文化的研究，兩者在本質上有區別。然而人類學也研究有豐富文字記錄的復雜社會，因此其研究中必然包含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的歷史。尤其是在東亞的漢字文化圈，自古以來就留下許多文字記錄，以文字記錄為媒介進行歷史研究或者比較研究也就成為可能。因此有必要把人類學和歷史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在韓國也萌生了歷史學和民族學相互合作的意識。

雲南大學何明教授作為一個對各門學科融會貫通的學者，以幽默風趣的語言闡釋自己的觀點，以歷史的開放性和建構性為題，同與會學者一起分享近期在中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的研究成果。他在以傣族的竹文化、語言、家譜為對像進行研究時，發現了很多疑問，這促使其開始思考何謂歷史。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多通過口述歷史來建構自己的民族歷史，很多內容都還可以從民族傳統儀式中看出來。何明教授強調同一民族、族群內的人對其歷史有不同的敘述方式。另外還要注意不同族群的歷史觀的比較以及不同國家對於同一民族、族群的歷史的表述方式。歷史的建構往往是很多因素相互影響建構而成的。國家、學者、族群三者之間的關繫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相互影響的。何明教授在後又提出幾個問題：①歷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是否存在；②歷史解決的是復原歷史的問題，人類學重視的是人心中的歷史，兩者是否能夠調和。

何翠萍研究員以“JamesScott高地東南亞新命名的Zomia的意義與未來”為題展開論述，認為JamesScott對於歷史資料的解讀有些粗糙。指出他與利奇對高地社會的研究的不足。首先，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高地的居民是由想要逃避國家的人構成的；其次，簡化了文化和歷史在個人與集體的形塑上的意義；後，平等與不平等的二分法會帶來簡化和概化的危險，比如說對於高地社會的負面影響的簡化、將高地社會的階序關繫也視為虛假的階序關繫等。總結而言，負面理解較多，個人主體預設色彩濃厚。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繫主任科大衛教授的團隊於兩年前申請了“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項目”，提出了一個名詞“關鍵性的禮儀標簽”，這些標簽包括稱謂、拜祭核心、建築模式、宗教傳統、控產合股、非宗教性的社會組織等，並將這些標簽分時代、地點繪制到地圖上去。科大衛教授認為，這就是歷史對於人類學的貢獻。

香港科技大學的廖迪生教授以“田野中的歷史”為題展開討論，認為在很多偏遠地帶，在當地人的眼裡，歷史就是權力和地位的像征。所以，要慎重對待歷史和處理歷史資料。人類學家參與歷史的方法有兩種：一個是參與到當地的歷史創造中去；另一個是將口述歷史記載下來。但是當地民眾並不是很清楚對於歷史有貢獻的人類學。當地人並不反對國家的正統歷史，但是同時他們的地方認同會創造不同的地方歷史，關鍵報道人也在主觀篩選之後纔將材料提供給人類學者。但是人類學家相信，如果能夠有足夠的社會歷史脈絡資料背景，是可以理解這些地方歷史的。人類學家有時是歷史的見證人，有時是歷史的創造者，其目的是了解社會文化的復雜過程，接近事件發生的過程。但是每個人類學家有不同的記錄方法，應該將田野記錄認真地、分類別地記錄下來，讓記錄自身說話。

這一部分的討論，其話題如同主題設定一樣，更多地集中於人類學與歷史學對待歷史的不同態度、對歷史的不同關注重點以及人類學與歷史結合的可能性，進一步接觸到了人類學對於歷史學、歷史學對於人類學的可能性貢獻。

第五場：綜合討論

後進入綜合討論階段。末成道男先生建議將話題集中在幾個方面：①人類學的歷史與歷史學的歷史是否一致，是否存在“民眾歷史”；②自我與他者的關繫；③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關繫，即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是否一致，人類學做的工作是否歷史學的補充，人類學與歷史學協力對同一事情做研究的可能性。

孔邁隆教授認為，歷史學家要利用檔案、論證檔案，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時創造自己的檔案。故宮博物院的歷史檔案是學者研究的寶庫，而人類學家的檔案則鮮有人使用，因為與前者相比，後者是片段的、並非涵蓋所有內容的整體性的檔案，這些檔案與人類學家自身的經驗密切相關，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即使看也未必看得懂。但是，他相信，人類學家撰寫的是有歷史價值的資料，人類學家所撰寫的民族志可以成為以後的歷史史料。人類學家也會進行資料批判，所以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一樣具有史料批判能力。

科大衛教授認為人類學與歷史學有著相同的興趣點，研究方法一致，在他看來，人類學似乎面臨著某種危機，而歷史學沒有，這恐怕是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區別。歷史學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面臨嚴重的危機，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相撞擊時，學者們不知該如何去做。現在危機已經過去，歷史學對自己的學科非常有信心，所以，希望人類學在面對危機時，充分意識到歷史學是人類學的伙伴，一起戰鬥、一起研究、一起渡過難關。同時，科大衛教授認為，既然同一時期同一地點的研究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所以歷史學家不允許出現A村、B村這樣的替代名，因為這會讓人弄不清楚作者到底說的是哪裡。

對此，末成道男先生提出，人類學家撰寫的民族志反饋給當地人，當地人是很認真地以審視的眼光來閱讀的。而用假名來代替具體研究地點，這是人類學的宿命，否則難以與當地人建立信賴關繫。這是人類學與歷史學兩者之間方法上的區別。

西澤治彥教授認為人類學與歷史學的方法論基本一致，但是在具體操作上有所不同，沒必要硬性地把兩者融為一體。例如，近有很多年輕歷史學者開始做田野調查，但是不寫民族志；很多人類學家也收集資料，但是解讀文獻的方式和關注點卻不一樣，所以，應該在承認兩者之間的區別的基礎上再繼續討論。另外，提到人類學家的危機問題，他認為美國人類學也許有，但是中國並沒有。然而，正如劉志偉教授所說的那樣，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有不同，兩者的書寫方式、研究方法不同，是我們都承認的，更多的討論還是應該置於人類學與歷史的關繫方面。由此，崔吉城教授提出，我們應該認真區分歷史學與歷史兩個概念。

魏捷茲教授認為，人類學與歷史學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沒有必要各自舉例來評判對方，莫不如提出一個共同的範例進行探討，以尋求好的解決辦法。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應該正視歷史，要承擔起挖掘歷史真相、承認真實歷史的責任。

伊籐亞人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做田野調查時曾遇見很多問題，於是開始利用歷史學家有關族譜、墓碑的史料來進行研究。經過20多年的研究，終於明白了很多70年代不清楚的事情。如今，40多年過去了，該村落已經衰落，不知還能夠堅持多久，於是再次回到村落，與對方商量用實名來撰寫。對方不僅同意了，還把很多隱秘資料提供給他看，使之可以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村落百年歷史長河中進行研究。伊籐教授通過個人的田野經驗、文獻解讀經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人類學與歷史學相結合、人類學田野調查法與歷史學文獻解讀研究方法相結合的鮮活案例。這促使我們認真思考人類學家書寫歷史的方式。

DoBang教授認為人類學與歷史學都不是精準的科學，而是一個努力接近科學的學科。所以，兩者更應該結合起來，接近真相。

大西和彥教授提出每個人獲得的資料總是有限的，人們的歷史記憶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是錯誤的，所以要將很多資料進行比照研究去尋找真相。

田名真之教授認為，任何資料都不是完全客觀的，都是研究者帶著一定的目的、在一定的背景下撰寫的，所以即使是歷史資料也帶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們也並不完全相信歷史文獻，而是用批判的眼光來解讀。使用同樣的資料，每個使用者還有自己的歷史觀，對資料的解讀方式也會因人而異。他提出的疑問是：人類學家通過田野訪談獲得的資料應如何判斷其正確性和客觀性？雖然使用假名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但是人類學家到底應如何判斷田野中收集到的資料的價值？

在綜合性討論過程中，與會學者暢所欲言、積極探討，頻繁進行學術上的交鋒與溝通，與會聽眾也踊躍加入到討論之中。

東亞人類學論壇的閉幕式由末成道男先生、科大衛教授、麻國慶教授和劉志偉教授共同主持。在閉幕式上，論壇主席末成道男表示，對本次論壇的進行很滿意，有這樣一個能夠正面交鋒的平臺十分難得，大家獲益頗多。會議主持人麻國慶教授總結說，人類學與歷史學對待歷史的態度和解讀歷史的方式有所不同，我們應該在承認這一研究傳統的基礎上，尋求共同研究的路徑。本次論壇的意義在於，諸位參會學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東亞社會研究對於拓展全球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空間的可能性，尤其是本次論壇所涉及的超越民族文化主義、政治民族主義的問題，也是當今社會急需進行討論的課題。

後，在末成道男先生和劉志偉教授的主持下，本次東亞人類學論壇宣告圓滿結束。本次論壇的研討成果將以論文的形式加以總結，以中日兩種文字整理結集成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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