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像征。但魯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菊與刀》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
“刀”來像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
,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制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歷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歷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菊與刀》影響至今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