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人類學對民族的研究，實質上是跨語際的，是在多種文化和制度的接觸和踫撞中展開的。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意義，並非隻是為人們貯存下對那些已經消亡的、或者正在消亡的，以及實存的個別民族的記憶和知識，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也並非是要提出什麼“民族主義”的問題，囿於“民族”的框架，是無法表達出人類整體歷史的真實面貌的。人類學對文化民族性及其與實存發展關繫的強調，實際上是把其對“另一個”和“另一處”的探尋和研究終歸結到對人的類整體的全面理解上；而在其研究中“民族”一詞的歧義性使用，則表明它已對以往研究的舊有語境和客觀訴求提出了根本性的疑問，即：怎樣重新認識“學科行為”中的認識論機制？人們何以取得他們所取得的知識？這些知識背後的認識論前提是什麼？話語和知識怎樣參與歷史的真實創造？等等。
十分清楚，人類學正在重塑其研究的新基點，正在重新認識自己的研究範圍。民族的社會性存在既然包含著多重的發展的關繫，就必然的理解，纔能獲得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進行對話的廣泛基礎，也纔能把其研究真正擴展和貫穿到整個歷史過程中。
十分清楚，人類學正在重塑其研究的新基點，正在重新認識自己的研究範圍。民族的社會性存在既然包含著多重的發展的關繫，就必然的理解，纔能獲得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進行對話的廣泛基礎，也纔能把其研究真正擴展和貫穿到整個歷史過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