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者
貝爾納·斯蒂格勒     （1952—2020）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曾任法國蓬皮杜中心創新與研究所（IRI）主任，法國國立視聽研究院（INA）、法國聲學與音樂協調研究所（IRCAM）主任，蓬皮杜中心文化發展部主任。其主要代表作有《技術與時間》（1994—2001）、《像征的貧困》（2004—2005）、《懷疑和失信》（2004—2006）、《構成歐洲》（2005）、《新政治經濟學批判》（2009）等。

關於譯者

張新木   江蘇高淳人，南京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文科學術委員，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曾任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中國駐法國大使館一等秘書。2006年獲法國政府棕櫚教育勛章(騎士)， 2008年獲江蘇省第三屆紫金文學獎翻譯獎。研究領域為語言學、符號學與法國文學。出版譯著《巴黎聖母院》《遊蕩的影子》《論誘惑》《模糊性的道德》《文學的政治》《景觀社會》等50餘部，出版專著《法國小說符號學分析》與《普魯斯特的美學》。

龐茂森   人，南京大學法語繫博士研究生。

序  言

本書是我對原始自戀的毀滅進行思考的繼續。這種毀滅源於一種引流，即將消費者的力比多引向消費品。在《愛，自愛，互愛：從“9·11”到“4·21”》一書中，我已經就這一問題開啟了思考。

我們時代的特征就是工業技術對像征控制的把持，其中的美學既是經濟戰爭的武器，也是該戰爭的劇場。由此產生了一種貧困，其中的制約條件取代了人生經歷。

這種貧困是一種恥辱，哲學家面臨的這種恥辱，有時會感受為“一種哲學上為強勁的動機之一，必然使得哲學成為一種政治哲學”。“生為人的恥辱”，如今首先由 “控制社會”所生成的這種像征的貧困所引發。就這一點而言，這套兩卷本的書至少是對吉爾·德勒茲《關於控制社會的附言》所做的評論。為了更好地理解導致當下時代特異性的歷史趨勢，本書試圖草擬普通器官學（organologie général）和美學繫譜學的概念。

章先引入這一想法，然後重讀一篇初刊登在晚報《世界報》上的文章，並就此展開論述。

第二章將展開討論工業時代的物品，即電影和錄音歌曲，以對阿蘭·雷乃的電影《法國香頌》的分析為例。

第三章將深入討論個體化喪失的問題，試圖描繪出西方精神和集體個體化的一部小史。我們將采用西爾凡·奧魯（Sylvain Auroux）提出的語法化概念。語法化過程是西方個體化和像征控制戰爭的典型做法，這場戰爭也以像征控制為終目的。語法化過程經歷了不同的時代，其中後一個時代對應於數字化。數字化是控制社會的技術基礎，其重大意義將借助“蟻穴的寓意”進行分析，推論出由網絡承載的超共時化(hypersynchronisation)的趨勢，把它看作獨特事物的獨特化（正如其反面一樣），即看作歷時和共時的解體。這一章是全書的核心。

第四章受貝特朗·波尼洛的電影《忒瑞西阿斯》的啟發，力圖說明電影為何在時間戰爭中占據著一種非常特殊的地位，正是這場戰爭導致了當代像征的貧困：電影既是工業技術又是藝術，它也是審美體驗，能夠在自己的地盤上對抗美學的制約條件。

後記將回到像征的貧困，從純粹政治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三重性問題，即2002年4月21日的法國所面臨的問題。衝突作為任一政治生活的動力，也是當今友愛的動因。

試讀2：

消費時代的像征：一個世界性大貧困

人化過程，即通過生命之外的其他手段繼續生命，它是一種共同生命形式的出現，其中角色的分配不再取決於遺傳，而是歸咎於命運——存在的命運及其譜繫，也就是說取決於過去對其產生作用的東西——命運在人類歷史中構成，而人作為種類也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物種：人化是個體和獨特的經驗的功能性外化，並且同時傳遞給那些成為繼承者的人們，即後代。

我在這裡所說的既有鑿刻燧石的石匠動作的獨特性，隨後還有壁畫家作畫動作的獨特性：這種存在（ex-sistere，即站在自身之外）的獨特性，正是技術人造制品所保存和傳遞下來的東西，既包括繪畫也包括打磨過的工具，盡管這些制品的形式多樣，卻都首先是記憶的載體，至少是嚴格意義上的記憶技術（mnémo-techniques）（我在下文還會談到這個主題，這曾經也是尼采的主題）。

然而自人化的黎明起，由社會構成的集體個體化（individuation collective）似乎假定了一種參與，即所有人都參與對單個的生產，亦即對整體的生產，作為一種必需的幻像和虛構，安裝上一個假定的統一性的劇場，即人們所說的“社會”——總是通過某個社會維度的間接方法，比如語言、宗教、家庭結構、生產方式等，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結構或體繫，或裝置等，它們總是假定一種承載命運的原始外化（extériorisation originaire）。

這些將單個組成為整體幻像的方法，這些維度，就意味著這個固有的社會並不存在，因此共同體也就不存在，這個社會隻不過是一繫列裝置或體繫的整合，當然這種整合本身，為了組成單個，必須帶有一種民族語的獨特性，換言之它既是獨特的，也是共同的。

這些整合將由某種東西來承載，我稱之為後種繫生成(épiphylogénétique)，或第三持存(rétention tertiaire)，也就是說通過知識和權力在物品和裝置上的凝結來承載，物品和裝置則被當作遺留給人類的世界事物。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將包含一種記憶技術的維度，即使它們還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記憶技術亦然。好比我曾經使用過的泥刀或糞叉，它們並沒有記憶功能，然而它們承載著一種動作和功能的記憶，這些動作和功能自動把它們投影到充當世界事物的所有事物的記憶技術層上。

至於真正的記憶技術，它們出現於新石器時代之後，並且立刻成為政權的整合裝置。然而自希臘建立城邦以來，還有後來的基督教會，這些我所說的持存裝置，在當時卻把持在僧侶（法官和神父，政治家與教士）手中，由他們訂立選擇標準（經典法規、用語選擇、舉止規範、確定善舉、端正的習俗與程序等），這些裝置被設想為個體化的進程，假定由多個人去參與單個的生產，當然仍處於僧侶的權威之下。

不過到了19世紀，記憶技術工程(mnémotechnologies)首次亮相：技術工程不再是簡單的技術，而是工業產品和各類機器，它們開啟了一個視聽的時代（攝影術與留聲術、電影和廣播電視）。然後到20世紀是計算技術工程（繼承了霍爾瑞斯的數據處理），結果使得記憶技術工程成為十足的工業生活支柱，而且完全服從於勞動的全球性機械分工的迫切需求，服從於財富與角色分配的迫切需求——更不必說借助普及的數碼技術，信息技術工程和通信技術工程得以融為一體，這一語境如今被稱為“文化資本主義”或者“認知資本主義”。

但是在工業革命重新劃分的社會角色中，出現了一個直至當時還完全不為人知的迫切需求：讓工業產品流動的必要性。這些產品先是出自熱力學機器，然後是電力機器，繼而是電子機械，而且數量越來越大，種類越來越多，盡管它們同時也要標準化，但多樣化就這般改變了本質。

這個流動的角色自然就交給了市場營銷。從19世紀起，市場營銷就奪取了記憶技術工程（盡管它直到20世紀纔被真正定義為目前這樣的概念），以確保繫統的運作，也就說保障構成它的能量一直在加速流通（熵方式的流通：這正是問題所在）。

但是在這裡，能量不再是參與所包含的像征性流通，這種流通建立了像征（sym-bole），希臘語為sum-bolon，意為分享，即感性的分享，也是認知和精神的分享（所謂“精神的”，是指如同精神，通過重復的方式不斷返回、變化和持續）：在對情感和它所寄居與消費情感的身體進行控制的控制社會中，能量的功能性流動是組織產品流動的結果，也是對創新帶來的層出不窮的新品進行采納的組織。這種采納被稱為現代性，它會醞釀一種像征參與的喪失，這也是一種像征和情感的堵塞，亦即“蟻穴的寓意”，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個體化喪失，我會在第三章中再談這個問題，這也是我在《愛，自愛，互愛：從“9·11”到“4·21”》一書中開始分析的問題。這般毀滅的東西，換言之那個欲望的循環，我還將在《像征的貧困2》中再次談及。這般毀滅的東西，換言之就是欲望本身，它隻能是一個循環，一種贈予的循環。由此產生了一種普遍的潰敗之感，如今統治著四面八方——解放出死亡衝動的這些成果，還有這些成果給予的奇特樂趣，即憎恨自己和憎恨他人，繼而過渡到謀殺行為。這種情形在格斯·範·桑特的電影《大像》（2003年）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市場營銷與福特主義出現在同一時代，這時的問題就不再僅僅是對生產者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他們所需的能量的再生產、原材料的再生產等——馬克思所考慮到的一切），而是要對消費者的需求進行制造、再生產、多樣化和碎片化。

生存的能量（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生存），即確保繫統運作的能量，那都是欲望——力比多——的產物，一方面是生產者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消費者的欲望。勞動和消費一樣，都是經過截取和引流的力比多。勞動通常是對現實的升華，也是現實的原理——當然也包括藝術性勞動。但是無產階級的勞動，或者更普遍意義上的工業化勞動，就絲毫不具有藝術性，甚至都算不上手工藝：情況恰恰相反。而對於被截取了力比多的消費者來說，他們越來越少地體會到消費的快樂：在不斷重復的強迫下，消費者正在潰散，時而饑不擇食，時而倒胃厭食，這成了兩大奇怪的病例（在另一個場景裡，在希特勒時代，即那個既反常又工業老化的時代，這就像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中吐出的鰻魚）——當下開啟關於肥胖癥的討論並非巧合。肥胖癥是對身體、激情、沮喪和衝動進行開發的破壞性後果。

事情就是這樣，因為視聽和信息記憶工程的工業化，美學工業的戰爭成為可能，並且成為市場營銷的武器庫，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勞動和勞動外角色的工業分工，例如與“產品”的關繫，這裡可以說是與像征物的關繫，無論這種像征是認知的還是美學的，都會導致這些像征物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對立——而這種對立將扼殺他們的欲望。

也正是這樣，文化、信息或認知的資本主義會催生令人十分擔憂的工業生態問題：人類的心理能力、知識能力、情感能力和美學能力都遭受到巨大的威脅，這恰恰是在人類團體的行動威力擁有前所未有的摧毀手段之時。像征物的工業化生產所導致的生態危機，形成了世界性像征大貧困的時代，它同樣影響到（盡管方式不同）北方和南方，而如今還必須甄別出遠東。

所謂像征的貧困，是指個體化的喪失，這種喪失源自像征物生產中參與的喪失。這些像征物既包括知識活動的產物（概念、思想、定理、知識），也包括感性生活的產物（藝術、技能、風俗）。我認為，個體化普遍喪失的現狀，隻能導致一種像征的崩塌，也就是說欲望的崩塌——換言之，將導致真正的社會的解體：全面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