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亞基人，一群生活在巴拉圭密林中的印第安人。他們以打獵、采集為生，有自己的語言、風俗與社會制度。16世紀起，西方殖民者和當地居民一道，不斷占領、吞食他們生活的領地，他們躲避、抗爭、流亡、被“安置”……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這個部落的人口已不足三十。

1963年，本書作者、法國人類學家皮埃爾·克拉斯特在瓜亞基人被安置於定居點後進入了這個部落，與他們一同生活，從生育、死亡、飲食、求偶、部落管理、性向認同、勞動分工等方面進行了細致入微地觀察和書寫。

在書中，克拉斯特直面瓜亞基人的殘忍、習俗之狀況，以及他們緩慢的衰亡。這是一種充滿人情味的民族志書寫，情感充溢全篇：克拉斯特與瓜亞基人一同經歷了生育、成年、死亡與逃亡；它也是一種客觀的民族志，擯棄了一切道德偏見：面對瓜亞基人的喫人風俗，卡拉斯特並沒有止步於獵奇與驚嘆，而是給予他們程度的理解。

法國著名哲學家吉爾·德勒茲面對這部作品，感嘆道：“這本奇妙的著作標志了一種新型民族學的開端：它富於感性、積極於行動，又充滿政治性；它是‘種族大屠殺’一詞徹底的對立面。”

皮埃爾·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生於1934年。他起先在巴黎進修哲學，隨後轉攻民族學。他在巴拉圭形形色色的印第安部落中生活了數年，包括瓜亞基部落、瓜拉尼部落，以及大廈谷中的阿什盧斯萊部落。在聖保羅教了一段時間書後，他曾與委內瑞拉境內亞馬遜叢林中的亞諾馬米人共同生活。此後他返回法國，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擔任研究工作。此外，他也是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社會人類學實驗室的一員，接受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指導。

作為一名研究者，他致力於從政治人類學方向構建民族學。在與瓜亞基人共同生活後，他出版了《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1972）一書，以無與倫比的精確性觀察並描繪了瓜亞基人不起眼的習俗、語言和思想。他與瓜亞基人親密無間，在潛移默化中，部落中人在舉止、思想上與他互相影響，這本書就是為重要的見證。

在《編年史》外，他還著有《反國家的社會》（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1974）、《壯言》（Le Grand Parler, 1974）、《政治人類學研究》（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1980）等書。

皮埃爾·克拉斯特於1977年因車禍去世。

譯者：陸歸野，1992年生人，長於浙江。書多未曾經我讀，事少可以對人言。

英譯序

章 誕生

第二章 兩份和平條約

第三章 回溯

第四章 成年人

第五章 女人，蜂蜜，戰爭

第六章 殺戮

第七章 一個男同性戀的生與死

第八章 食人族

第九章 尾聲

關於轉寫的說明

討論與批評

克拉斯特思想初探

證詞

譯後記

我相信，你簡直無法不愛上這本書。

作者寫作時的慎重與耐心，觀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維之嚴謹與書中的悲憫——這些品質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這部重要又令人難忘的著作。這是一個人經歷的真實故事，提出的都是根本性的問題：一個人類學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兩種文化之間會進行什麼樣的交易，人們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保守秘密？

在為我們刻畫這個未知的文明時，克拉斯特的寫作帶著優秀小說家的狡黠。他對細節的關注一絲不苟、無比精確；而他那種將自己的思想融彙為膽大又自洽的論點的能力往往令人稱奇。他是那種極為少見的、毫不猶豫就采取人稱寫作的學者，而終的成果不僅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畫像。

——美國當代小說大師 保羅·奧斯特

這本書完美展現了一種“充滿人情味”的民族學，各種情感充溢全篇；這也是一種“客觀”的民族學，它摒棄了一切道德偏見。克拉斯特用他的纔華為我們帶來了一首獻給瓜亞基人的天鵝之歌，在書中，他並沒有對他們的殘忍、他們習俗之壯觀，或是對他們緩慢的滅亡避而不談。如今文明人早已不再書寫冒險小說，這樣一本民族志可以輕易地取代它們。

——安妮—布麗奇特·克恩（Anne-Brigitte Kern），《文學雜志》

這個文本樸素率直，盡可能做到透明坦誠，以求消解某種知識，並試著將自己呈現為對印第安人現實生活的直接陳述——即便這種陳述已經經過了作者的反復思考。在這現實中，死亡的陰影密布，使得《編年史》讀上去就像是為後的瓜亞基人而唱的一曲挽歌。

——羅歇·達東（Roger Dadoun），《文學半月談》

我們不該忘記這部作品政治性的，甚至激進的一面。因為它的作者從來不曾忽略過下面這一點：他的研究對像、他所講述的世界被這個文明判了死刑，而這個文明在輸出民族學家的同時，也輸出了商人、疾病、神父，有時還會輸出士兵。（……）但這部瓜亞基人編年史也是一曲挽歌，因為世上已再無瓜亞基人。他們後這群百人上下的族人像是一堆絕望的枯枝敗葉，在摒棄了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之後，湮滅在了文明世界的單調乏味之中。

——安德烈·阿孔（André Akoun），《心理學》

一時間，人類學家的事業，在不過分誇大自己的負罪感，同時又盡可能清晰的情況下突然有了意義。誠然，“手中笨拙地拿著鉛筆和本子”用各種問題騷擾印第安人，這確實是在“謀劃他們的死亡，突破他們冷漠的消極抵抗，侵擾他們的自由”，但作者之所以如此上下求索，是因為他的眼中隻有那宏大的目標：他要證明，他們也是人。因為印第安人是受害者，但人們卻以令人發指的方式拒絕授予他們正義和公道。

——米歇爾·伊扎爾（Michel Izard），《新觀察家》

克拉斯特的目標如下：他想建立起針對一個群體的具體理論，也即對這個群體的社會空間進行一點一點、一片一片的輻射狀重組。他沒有任何先決的整體性預設，也沒有根據任何假設進行材料上的編排、切割。他在真正意義上追隨著這些野蠻遊牧者的腳步。他更注重的是野蠻人究竟做了什麼，而不是任何結構或話語。言說、儀式和神話並不具備任何優先權，隻有在合流與分流的當口，與這個群體的勞作、嬉遊、行動與嗜欲相交彙時，它們纔變得重要起來。在某個儀式中，有個小女孩通過一個迅速的動作將一根木棍放入了一個容器中：“這個我若是稍有走神，就很有可能錯過了的動作……”這本奇妙的著作標志了一種新型民族學的開端；它富於感性、積極於行動，又充滿政治性，它是“種族大屠殺”一詞徹底的對立面。

——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世界報》

毋庸置疑，皮埃爾·克拉斯特著作的力量與風格，恰恰來源於以下這些時刻——當他開始細致地刻畫場景與行為，當他精心闡述人們受控的認知、還原所謂的真相時，他便將這一研究寫進了一項思想的偉業之中，而閱讀《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所產生的魔力便在於斯。

——弗朗索瓦·沙特萊（François Châtelet），《文學雜志》

克拉斯特的作品有一位盟友：時間。

——雅克·默尼耶（Jacques Meunier）